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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人藏在一个木头盒子后面,还用黑色的布蒙住头。那个木头盒子上有一个酒瓶底儿一样的东西幽幽地发着光,我们知道那个人就藏在黑布里面从那个瓶子底儿看我们。
之前我们按照那个人的吩咐坐好,头按照他的吩咐凑着,他不发话我们不敢动一下,于是觉得身体僵硬,不自在。终于,那个人从黑布里面钻出来,手里拿着一个东西,看起来像是量血压的,有一根电线连在那个黑盒子上。他说:看这里,看这儿,他竖着手指引导我们的视线,突然“哗”的一下巨亮的一闪,眼睛一下子找不着北了,就在一阵茫然中我们被告知拍完可以走了。
我们拿着一个小纸口袋,上面写着领取照片的日期。我们需要耐心等待,等待我们在那么巨亮的一闪中会是什么表情。那真是一个谜。
照相馆在一个小镇称得上一个科技部门,光是拍照的黑屋子就透着一股神秘的气息。那里迥于日常的大灯泡被摄影师抬起来或是低下去,好像在搞什么实验。他还得在那种小箱子里捣鼓,弄一个小板插来插去,我在旁边看他给别人拍的时候瞄过一眼,那个小板上的人影是倒着的。我就奇怪了,这么倒着看,怎么看得清人家呢?
我想起那时候有两个照相师傅,一个姓王,一个姓什么忘了,只记得他留着可笑的小胡子,他们的脸都是上扬着的,骄傲得不行,一点也没有为人民服务的热情。全镇就他们俩会照相,那得多金贵呢。其实后来想想,他们的技艺不过如此,只是无可替代,变得不可或缺。
那时候想要去照相,得下多大决心呢!必须穿最好的衣服,自己没有就借人家的。而且年轻人爱把当时的流行元素带进去,戴口罩流行就要把口罩夹在上衣第二个纽扣里,然后露出一点带子;穿军装流行,就人人戴个军帽。没有整件的衬衣,那时候流行假领子,有假领子照出来的照片很容易让人觉得这个人有很多衬衣,那是件奢侈的事情。
能去照相的人都是嘚瑟的人,有多少人从小就没照过相,以至于长大了根本不记得自己小时候长什么样。有工作的,需要一寸黑白照片,8角一份;结婚照2寸的1块2,3寸的1块4毛4。一般是合影,战友、朋友、闺密,或是全家照,一般布局是两人在下,一人在上,岁数相当的站成一排,要是能给拍个侧影那就是艺术照了,俗称“赶角儿的”。这里的“角”,念“jia”。
有的人会先拍个2寸的,觉得好就拿着底片放大到4寸,放到6寸那是极奢侈的行为。更奢侈一点的照片是带色的,这里的色念“shai”,三声。一直不知道怎么会变成彩色的,后来才听说是画上去的,这里的摄影师要兼任画师。涂色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据说要先在一张照片上练习调色,成功了再往正式的照片上涂。
那时候几乎每家都会用镜框把家人的零碎照片贴在里面挂在墙上,还得是对称的,在门的左右,或是主墙上一个很大的镜子,两边挂照片镜框。我姐差不多一年会换一下,怎么贴当时还很让她犯狐疑,差不多像报纸编辑一样花心思。
这样一展示,你家里都有什么人、什么亲戚,镇上相熟的人就都知道了,即便没有亲眼见过,见面的时候可以说,啊,照片上见过了!
小时候去过上海,那里的照相馆的确更专业,样片都放得很大,是明星照,彩色的。有最著名的明星照,什么王心刚、王晓棠、上官云珠、张瑞芳。那时候的彩色照片经过修饰,照片上的脸会很光润,没有皱纹。1976年的时候,上海就有带投影的风景照,三潭印月之类,我们还拍过所谓的立体照片,幽深的三维的感觉,很有趣。我们小镇都是很久以后才会做这样的投影,顶多找个画师画个粗糙的风景,亭台楼阁之类,或者一个小桌上摆个塑料花,实在没有其他的道具了。至于立体照则始终没有学会。
1979年的时候我姐陪我爸去上海治病,那时候刚改革开放,越剧《红楼梦》已经重新放映,各种思潮都在涌现,照相馆也开始有了新的方式招徕顾客。我姐照过一张古装扮相的照片,把我羨慕得一塌糊涂,不知道她现在还保留着那张照片不。
除了照相馆,能用室外拍照的相机留影的机会简直少之又少。我小时候有几张照片是偶然留下来的,那还是120相机,从上面取景,还是倒着的,对于拍照的水平要求很高,能不能拍好完全撞大运。但是就这样粗糙的影像,让我如今看起来还是充满了感动。看到我小时候那傻傻的样子就好像与自己的童年迎面相撞,那时候的气息一下子就回来了。
我和我家牛犊的合影让我想起我姐那个流浪艺术家男友,因为是他拍的。我还记得他的样子与众不同,衣服总是干净、合体、一丝不苟。和我们镇上酒气熏天,身上满是寄生虫的男人太不一样了。现在想想,应该是知识分子的样子,有书卷气。
他在我们家画玻璃画,我奶奶总是对他说:“猴子,猴子的画吧!”我奶奶是给我求画呢,因为我是属猴的。他总是不置可否,因为他是靠卖画为生的,给镇上稍有点审美要求的人家画玻璃画。我妈很豪迈地定制了一幅上山虎的玻璃画和好几幅风景画,导致她二女儿的初恋就此开始,轰轰烈烈的。还导致了她二女儿的工作受此牵连,遭受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甚至影响了以后的感情生活……人的生活好像都在各种起心动念之间。
我后来喜欢上了画画是不是受这个人的影响呢?至少在他身上我第一次看到了画笔和颜料,看到用那样简单的笔和颜料呈现出各种人间的样子,很神奇。
直到1980年代,玩135相机的才陆续开始。更专业的叫法不知道怎么说,一个胶卷可以拍36张,取景框里不再是倒影,从黑白过渡到彩色好像没有用很长时间。照相馆与时俱进开始拍纯彩照,可是需要等更长的时间,因为他们需要拍满一个胶卷然后送到像齐齐哈尔这样的大城市冲洗。我记得拍一张彩色照片很贵,一开始10元一份,加洗一张2元。1985年我姐带我去旅游,我们借了一个相机,奢侈地用柯达彩色胶卷拍了一路,回来后倒是都冲了,但是一直没有钱都洗出来,只选择性地洗了几张,让我们一直不太清楚我们旅游中的样子到底是怎样的。等我们有钱的时候,那些胶卷都不能洗了。
我在1990年代,偶尔拍照都是借人家的相机,那时候已经有傻瓜相机了,照相变得很容易,冲洗照片的费用也能承受。2003年,我的女儿出生了,我想随时留下她成长的足迹,狠狠心买了一个“理光”照相机。我女儿一百天的时候,少年时的情节作祟,我带孩子去了一个照相馆,想给她留个正式的百天照。看起来照相馆已经今非昔比,毫无神秘感,摄影师也很随意,都是拍证件照的。
不久,数码相机流行,相片就可以随便拍了,存在电脑里都没有什么热情去冲洗。照相馆及时调整方向,改拍婚纱照。后来甚至都不在摄影棚里拍,要到景区去拍,连旅游都有了。
因为数码摄影产品越来越精细,直接滋生出一个庞大的拍客群体,一边旅游一边拍照,贴在博客里自由自在,只为了眼前的那份感动。手机的拍照功能也越来越强大,人人都是自媒体,随时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上传网上,看谁还敢为所欲为?手机对于人们的意义越来越重要,不止是通信工具和照相机,简直就是武器,一部手机在握,可以对着全世界发声。
现在,除了结婚的没人再进照相馆了吧,于是照相馆的称谓也变作了影楼。
之前我们按照那个人的吩咐坐好,头按照他的吩咐凑着,他不发话我们不敢动一下,于是觉得身体僵硬,不自在。终于,那个人从黑布里面钻出来,手里拿着一个东西,看起来像是量血压的,有一根电线连在那个黑盒子上。他说:看这里,看这儿,他竖着手指引导我们的视线,突然“哗”的一下巨亮的一闪,眼睛一下子找不着北了,就在一阵茫然中我们被告知拍完可以走了。
我们拿着一个小纸口袋,上面写着领取照片的日期。我们需要耐心等待,等待我们在那么巨亮的一闪中会是什么表情。那真是一个谜。
照相馆在一个小镇称得上一个科技部门,光是拍照的黑屋子就透着一股神秘的气息。那里迥于日常的大灯泡被摄影师抬起来或是低下去,好像在搞什么实验。他还得在那种小箱子里捣鼓,弄一个小板插来插去,我在旁边看他给别人拍的时候瞄过一眼,那个小板上的人影是倒着的。我就奇怪了,这么倒着看,怎么看得清人家呢?
我想起那时候有两个照相师傅,一个姓王,一个姓什么忘了,只记得他留着可笑的小胡子,他们的脸都是上扬着的,骄傲得不行,一点也没有为人民服务的热情。全镇就他们俩会照相,那得多金贵呢。其实后来想想,他们的技艺不过如此,只是无可替代,变得不可或缺。
那时候想要去照相,得下多大决心呢!必须穿最好的衣服,自己没有就借人家的。而且年轻人爱把当时的流行元素带进去,戴口罩流行就要把口罩夹在上衣第二个纽扣里,然后露出一点带子;穿军装流行,就人人戴个军帽。没有整件的衬衣,那时候流行假领子,有假领子照出来的照片很容易让人觉得这个人有很多衬衣,那是件奢侈的事情。
能去照相的人都是嘚瑟的人,有多少人从小就没照过相,以至于长大了根本不记得自己小时候长什么样。有工作的,需要一寸黑白照片,8角一份;结婚照2寸的1块2,3寸的1块4毛4。一般是合影,战友、朋友、闺密,或是全家照,一般布局是两人在下,一人在上,岁数相当的站成一排,要是能给拍个侧影那就是艺术照了,俗称“赶角儿的”。这里的“角”,念“jia”。
有的人会先拍个2寸的,觉得好就拿着底片放大到4寸,放到6寸那是极奢侈的行为。更奢侈一点的照片是带色的,这里的色念“shai”,三声。一直不知道怎么会变成彩色的,后来才听说是画上去的,这里的摄影师要兼任画师。涂色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据说要先在一张照片上练习调色,成功了再往正式的照片上涂。
那时候几乎每家都会用镜框把家人的零碎照片贴在里面挂在墙上,还得是对称的,在门的左右,或是主墙上一个很大的镜子,两边挂照片镜框。我姐差不多一年会换一下,怎么贴当时还很让她犯狐疑,差不多像报纸编辑一样花心思。
这样一展示,你家里都有什么人、什么亲戚,镇上相熟的人就都知道了,即便没有亲眼见过,见面的时候可以说,啊,照片上见过了!
小时候去过上海,那里的照相馆的确更专业,样片都放得很大,是明星照,彩色的。有最著名的明星照,什么王心刚、王晓棠、上官云珠、张瑞芳。那时候的彩色照片经过修饰,照片上的脸会很光润,没有皱纹。1976年的时候,上海就有带投影的风景照,三潭印月之类,我们还拍过所谓的立体照片,幽深的三维的感觉,很有趣。我们小镇都是很久以后才会做这样的投影,顶多找个画师画个粗糙的风景,亭台楼阁之类,或者一个小桌上摆个塑料花,实在没有其他的道具了。至于立体照则始终没有学会。
1979年的时候我姐陪我爸去上海治病,那时候刚改革开放,越剧《红楼梦》已经重新放映,各种思潮都在涌现,照相馆也开始有了新的方式招徕顾客。我姐照过一张古装扮相的照片,把我羨慕得一塌糊涂,不知道她现在还保留着那张照片不。
除了照相馆,能用室外拍照的相机留影的机会简直少之又少。我小时候有几张照片是偶然留下来的,那还是120相机,从上面取景,还是倒着的,对于拍照的水平要求很高,能不能拍好完全撞大运。但是就这样粗糙的影像,让我如今看起来还是充满了感动。看到我小时候那傻傻的样子就好像与自己的童年迎面相撞,那时候的气息一下子就回来了。
我和我家牛犊的合影让我想起我姐那个流浪艺术家男友,因为是他拍的。我还记得他的样子与众不同,衣服总是干净、合体、一丝不苟。和我们镇上酒气熏天,身上满是寄生虫的男人太不一样了。现在想想,应该是知识分子的样子,有书卷气。
他在我们家画玻璃画,我奶奶总是对他说:“猴子,猴子的画吧!”我奶奶是给我求画呢,因为我是属猴的。他总是不置可否,因为他是靠卖画为生的,给镇上稍有点审美要求的人家画玻璃画。我妈很豪迈地定制了一幅上山虎的玻璃画和好几幅风景画,导致她二女儿的初恋就此开始,轰轰烈烈的。还导致了她二女儿的工作受此牵连,遭受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甚至影响了以后的感情生活……人的生活好像都在各种起心动念之间。
我后来喜欢上了画画是不是受这个人的影响呢?至少在他身上我第一次看到了画笔和颜料,看到用那样简单的笔和颜料呈现出各种人间的样子,很神奇。
直到1980年代,玩135相机的才陆续开始。更专业的叫法不知道怎么说,一个胶卷可以拍36张,取景框里不再是倒影,从黑白过渡到彩色好像没有用很长时间。照相馆与时俱进开始拍纯彩照,可是需要等更长的时间,因为他们需要拍满一个胶卷然后送到像齐齐哈尔这样的大城市冲洗。我记得拍一张彩色照片很贵,一开始10元一份,加洗一张2元。1985年我姐带我去旅游,我们借了一个相机,奢侈地用柯达彩色胶卷拍了一路,回来后倒是都冲了,但是一直没有钱都洗出来,只选择性地洗了几张,让我们一直不太清楚我们旅游中的样子到底是怎样的。等我们有钱的时候,那些胶卷都不能洗了。
我在1990年代,偶尔拍照都是借人家的相机,那时候已经有傻瓜相机了,照相变得很容易,冲洗照片的费用也能承受。2003年,我的女儿出生了,我想随时留下她成长的足迹,狠狠心买了一个“理光”照相机。我女儿一百天的时候,少年时的情节作祟,我带孩子去了一个照相馆,想给她留个正式的百天照。看起来照相馆已经今非昔比,毫无神秘感,摄影师也很随意,都是拍证件照的。
不久,数码相机流行,相片就可以随便拍了,存在电脑里都没有什么热情去冲洗。照相馆及时调整方向,改拍婚纱照。后来甚至都不在摄影棚里拍,要到景区去拍,连旅游都有了。
因为数码摄影产品越来越精细,直接滋生出一个庞大的拍客群体,一边旅游一边拍照,贴在博客里自由自在,只为了眼前的那份感动。手机的拍照功能也越来越强大,人人都是自媒体,随时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上传网上,看谁还敢为所欲为?手机对于人们的意义越来越重要,不止是通信工具和照相机,简直就是武器,一部手机在握,可以对着全世界发声。
现在,除了结婚的没人再进照相馆了吧,于是照相馆的称谓也变作了影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