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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人藏在一个木头盒子后面，还用黑色的布蒙住头。那个木头盒子上有一个酒瓶底儿一样的东西幽幽地发着光，我们知道那个人就藏在黑布里面从那个瓶子底儿看我们。
之前我们按照那个人的吩咐坐好，头按照他的吩咐凑着，他不发话我们不敢动一下，于是觉得身体僵硬，不自在。终于，那个人从黑布里面钻出来，手里拿着一个东西，看起来像是量血压的，有一根电线连在那个黑盒子上。他说：看这里，看这儿，他竖着手指引导我们的视线，突然“哗”的一下巨亮的一闪，眼睛一下子找不着北了，就在一阵茫然中我们被告知拍完可以走了。
我们拿着一个小纸口袋，上面写着领取照片的日期。我们需要耐心等待，等待我们在那么巨亮的一闪中会是什么表情。那真是一个谜。
照相馆在一个小镇称得上一个科技部门，光是拍照的黑屋子就透着一股神秘的气息。那里迥于日常的大灯泡被摄影师抬起来或是低下去，好像在搞什么实验。他还得在那种小箱子里捣鼓，弄一个小板插来插去，我在旁边看他给别人拍的时候瞄过一眼，那个小板上的人影是倒着的。我就奇怪了，这么倒着看，怎么看得清人家呢？
我想起那时候有两个照相师傅，一个姓王，一个姓什么忘了，只记得他留着可笑的小胡子，他们的脸都是上扬着的，骄傲得不行，一点也没有为人民服务的热情。全镇就他们俩会照相，那得多金贵呢。其实后来想想，他们的技艺不过如此，只是无可替代，变得不可或缺。
那时候想要去照相，得下多大决心呢！必须穿最好的衣服，自己没有就借人家的。而且年轻人爱把当时的流行元素带进去，戴口罩流行就要把口罩夹在上衣第二个纽扣里，然后露出一点带子；穿军装流行，就人人戴个军帽。没有整件的衬衣，那时候流行假领子，有假领子照出来的照片很容易让人觉得这个人有很多衬衣，那是件奢侈的事情。
能去照相的人都是嘚瑟的人，有多少人从小就没照过相，以至于长大了根本不记得自己小时候长什么样。有工作的，需要一寸黑白照片，8角一份；结婚照2寸的1块2，3寸的1块4毛4。一般是合影，战友、朋友、闺密，或是全家照，一般布局是两人在下，一人在上，岁数相当的站成一排，要是能给拍个侧影那就是艺术照了，俗称“赶角儿的”。这里的“角”，念“jia”。
有的人会先拍个2寸的，觉得好就拿着底片放大到4寸，放到6寸那是极奢侈的行为。更奢侈一点的照片是带色的，这里的色念“shai”，三声。一直不知道怎么会变成彩色的，后来才听说是画上去的，这里的摄影师要兼任画师。涂色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据说要先在一张照片上练习调色，成功了再往正式的照片上涂。
那时候几乎每家都会用镜框把家人的零碎照片贴在里面挂在墙上，还得是对称的，在门的左右，或是主墙上一个很大的镜子，两边挂照片镜框。我姐差不多一年会换一下，怎么贴当时还很让她犯狐疑，差不多像报纸编辑一样花心思。
这样一展示，你家里都有什么人、什么亲戚，镇上相熟的人就都知道了，即便没有亲眼见过，见面的时候可以说，啊，照片上见过了！
小时候去过上海，那里的照相馆的确更专业，样片都放得很大，是明星照，彩色的。有最著名的明星照，什么王心刚、王晓棠、上官云珠、张瑞芳。那时候的彩色照片经过修饰，照片上的脸会很光润，没有皱纹。1976年的时候，上海就有带投影的风景照，三潭印月之类，我们还拍过所谓的立体照片，幽深的三维的感觉，很有趣。我们小镇都是很久以后才会做这样的投影，顶多找个画师画个粗糙的风景，亭台楼阁之类，或者一个小桌上摆个塑料花，实在没有其他的道具了。至于立体照则始终没有学会。
1979年的时候我姐陪我爸去上海治病，那时候刚改革开放，越剧《红楼梦》已经重新放映，各种思潮都在涌现，照相馆也开始有了新的方式招徕顾客。我姐照过一张古装扮相的照片，把我羨慕得一塌糊涂，不知道她现在还保留着那张照片不。
除了照相馆，能用室外拍照的相机留影的机会简直少之又少。我小时候有几张照片是偶然留下来的，那还是120相机，从上面取景，还是倒着的，对于拍照的水平要求很高，能不能拍好完全撞大运。但是就这样粗糙的影像，让我如今看起来还是充满了感动。看到我小时候那傻傻的样子就好像与自己的童年迎面相撞，那时候的气息一下子就回来了。
我和我家牛犊的合影让我想起我姐那个流浪艺术家男友，因为是他拍的。我还记得他的样子与众不同，衣服总是干净、合体、一丝不苟。和我们镇上酒气熏天，身上满是寄生虫的男人太不一样了。现在想想，应该是知识分子的样子，有书卷气。
他在我们家画玻璃画，我奶奶总是对他说：“猴子，猴子的画吧！”我奶奶是给我求画呢，因为我是属猴的。他总是不置可否，因为他是靠卖画为生的，给镇上稍有点审美要求的人家画玻璃画。我妈很豪迈地定制了一幅上山虎的玻璃画和好几幅风景画，导致她二女儿的初恋就此开始，轰轰烈烈的。还导致了她二女儿的工作受此牵连，遭受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甚至影响了以后的感情生活……人的生活好像都在各种起心动念之间。
我后来喜欢上了画画是不是受这个人的影响呢？至少在他身上我第一次看到了画笔和颜料，看到用那样简单的笔和颜料呈现出各种人间的样子，很神奇。
直到1980年代，玩135相机的才陆续开始。更专业的叫法不知道怎么说，一个胶卷可以拍36张，取景框里不再是倒影，从黑白过渡到彩色好像没有用很长时间。照相馆与时俱进开始拍纯彩照，可是需要等更长的时间，因为他们需要拍满一个胶卷然后送到像齐齐哈尔这样的大城市冲洗。我记得拍一张彩色照片很贵，一开始10元一份，加洗一张2元。1985年我姐带我去旅游，我们借了一个相机，奢侈地用柯达彩色胶卷拍了一路，回来后倒是都冲了，但是一直没有钱都洗出来，只选择性地洗了几张，让我们一直不太清楚我们旅游中的样子到底是怎样的。等我们有钱的时候，那些胶卷都不能洗了。
我在1990年代，偶尔拍照都是借人家的相机，那时候已经有傻瓜相机了，照相变得很容易，冲洗照片的费用也能承受。2003年，我的女儿出生了，我想随时留下她成长的足迹，狠狠心买了一个“理光”照相机。我女儿一百天的时候，少年时的情节作祟，我带孩子去了一个照相馆，想给她留个正式的百天照。看起来照相馆已经今非昔比，毫无神秘感，摄影师也很随意，都是拍证件照的。
不久，数码相机流行，相片就可以随便拍了，存在电脑里都没有什么热情去冲洗。照相馆及时调整方向，改拍婚纱照。后来甚至都不在摄影棚里拍，要到景区去拍，连旅游都有了。
因为数码摄影产品越来越精细，直接滋生出一个庞大的拍客群体，一边旅游一边拍照，贴在博客里自由自在，只为了眼前的那份感动。手机的拍照功能也越来越强大，人人都是自媒体，随时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上传网上，看谁还敢为所欲为？手机对于人们的意义越来越重要，不止是通信工具和照相机，简直就是武器，一部手机在握，可以对着全世界发声。
现在，除了结婚的没人再进照相馆了吧，于是照相馆的称谓也变作了影楼。
之前我们按照那个人的吩咐坐好，头按照他的吩咐凑着，他不发话我们不敢动一下，于是觉得身体僵硬，不自在。终于，那个人从黑布里面钻出来，手里拿着一个东西，看起来像是量血压的，有一根电线连在那个黑盒子上。他说：看这里，看这儿，他竖着手指引导我们的视线，突然“哗”的一下巨亮的一闪，眼睛一下子找不着北了，就在一阵茫然中我们被告知拍完可以走了。
我们拿着一个小纸口袋，上面写着领取照片的日期。我们需要耐心等待，等待我们在那么巨亮的一闪中会是什么表情。那真是一个谜。
照相馆在一个小镇称得上一个科技部门，光是拍照的黑屋子就透着一股神秘的气息。那里迥于日常的大灯泡被摄影师抬起来或是低下去，好像在搞什么实验。他还得在那种小箱子里捣鼓，弄一个小板插来插去，我在旁边看他给别人拍的时候瞄过一眼，那个小板上的人影是倒着的。我就奇怪了，这么倒着看，怎么看得清人家呢？
我想起那时候有两个照相师傅，一个姓王，一个姓什么忘了，只记得他留着可笑的小胡子，他们的脸都是上扬着的，骄傲得不行，一点也没有为人民服务的热情。全镇就他们俩会照相，那得多金贵呢。其实后来想想，他们的技艺不过如此，只是无可替代，变得不可或缺。
那时候想要去照相，得下多大决心呢！必须穿最好的衣服，自己没有就借人家的。而且年轻人爱把当时的流行元素带进去，戴口罩流行就要把口罩夹在上衣第二个纽扣里，然后露出一点带子；穿军装流行，就人人戴个军帽。没有整件的衬衣，那时候流行假领子，有假领子照出来的照片很容易让人觉得这个人有很多衬衣，那是件奢侈的事情。
能去照相的人都是嘚瑟的人，有多少人从小就没照过相，以至于长大了根本不记得自己小时候长什么样。有工作的，需要一寸黑白照片，8角一份；结婚照2寸的1块2，3寸的1块4毛4。一般是合影，战友、朋友、闺密，或是全家照，一般布局是两人在下，一人在上，岁数相当的站成一排，要是能给拍个侧影那就是艺术照了，俗称“赶角儿的”。这里的“角”，念“jia”。
有的人会先拍个2寸的，觉得好就拿着底片放大到4寸，放到6寸那是极奢侈的行为。更奢侈一点的照片是带色的，这里的色念“shai”，三声。一直不知道怎么会变成彩色的，后来才听说是画上去的，这里的摄影师要兼任画师。涂色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据说要先在一张照片上练习调色，成功了再往正式的照片上涂。
那时候几乎每家都会用镜框把家人的零碎照片贴在里面挂在墙上，还得是对称的，在门的左右，或是主墙上一个很大的镜子，两边挂照片镜框。我姐差不多一年会换一下，怎么贴当时还很让她犯狐疑，差不多像报纸编辑一样花心思。
这样一展示，你家里都有什么人、什么亲戚，镇上相熟的人就都知道了，即便没有亲眼见过，见面的时候可以说，啊，照片上见过了！
小时候去过上海，那里的照相馆的确更专业，样片都放得很大，是明星照，彩色的。有最著名的明星照，什么王心刚、王晓棠、上官云珠、张瑞芳。那时候的彩色照片经过修饰，照片上的脸会很光润，没有皱纹。1976年的时候，上海就有带投影的风景照，三潭印月之类，我们还拍过所谓的立体照片，幽深的三维的感觉，很有趣。我们小镇都是很久以后才会做这样的投影，顶多找个画师画个粗糙的风景，亭台楼阁之类，或者一个小桌上摆个塑料花，实在没有其他的道具了。至于立体照则始终没有学会。
1979年的时候我姐陪我爸去上海治病，那时候刚改革开放，越剧《红楼梦》已经重新放映，各种思潮都在涌现，照相馆也开始有了新的方式招徕顾客。我姐照过一张古装扮相的照片，把我羨慕得一塌糊涂，不知道她现在还保留着那张照片不。
除了照相馆，能用室外拍照的相机留影的机会简直少之又少。我小时候有几张照片是偶然留下来的，那还是120相机，从上面取景，还是倒着的，对于拍照的水平要求很高，能不能拍好完全撞大运。但是就这样粗糙的影像，让我如今看起来还是充满了感动。看到我小时候那傻傻的样子就好像与自己的童年迎面相撞，那时候的气息一下子就回来了。
我和我家牛犊的合影让我想起我姐那个流浪艺术家男友，因为是他拍的。我还记得他的样子与众不同，衣服总是干净、合体、一丝不苟。和我们镇上酒气熏天，身上满是寄生虫的男人太不一样了。现在想想，应该是知识分子的样子，有书卷气。
他在我们家画玻璃画，我奶奶总是对他说：“猴子，猴子的画吧！”我奶奶是给我求画呢，因为我是属猴的。他总是不置可否，因为他是靠卖画为生的，给镇上稍有点审美要求的人家画玻璃画。我妈很豪迈地定制了一幅上山虎的玻璃画和好几幅风景画，导致她二女儿的初恋就此开始，轰轰烈烈的。还导致了她二女儿的工作受此牵连，遭受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甚至影响了以后的感情生活……人的生活好像都在各种起心动念之间。
我后来喜欢上了画画是不是受这个人的影响呢？至少在他身上我第一次看到了画笔和颜料，看到用那样简单的笔和颜料呈现出各种人间的样子，很神奇。
直到1980年代，玩135相机的才陆续开始。更专业的叫法不知道怎么说，一个胶卷可以拍36张，取景框里不再是倒影，从黑白过渡到彩色好像没有用很长时间。照相馆与时俱进开始拍纯彩照，可是需要等更长的时间，因为他们需要拍满一个胶卷然后送到像齐齐哈尔这样的大城市冲洗。我记得拍一张彩色照片很贵，一开始10元一份，加洗一张2元。1985年我姐带我去旅游，我们借了一个相机，奢侈地用柯达彩色胶卷拍了一路，回来后倒是都冲了，但是一直没有钱都洗出来，只选择性地洗了几张，让我们一直不太清楚我们旅游中的样子到底是怎样的。等我们有钱的时候，那些胶卷都不能洗了。
我在1990年代，偶尔拍照都是借人家的相机，那时候已经有傻瓜相机了，照相变得很容易，冲洗照片的费用也能承受。2003年，我的女儿出生了，我想随时留下她成长的足迹，狠狠心买了一个“理光”照相机。我女儿一百天的时候，少年时的情节作祟，我带孩子去了一个照相馆，想给她留个正式的百天照。看起来照相馆已经今非昔比，毫无神秘感，摄影师也很随意，都是拍证件照的。
不久，数码相机流行，相片就可以随便拍了，存在电脑里都没有什么热情去冲洗。照相馆及时调整方向，改拍婚纱照。后来甚至都不在摄影棚里拍，要到景区去拍，连旅游都有了。
因为数码摄影产品越来越精细，直接滋生出一个庞大的拍客群体，一边旅游一边拍照，贴在博客里自由自在，只为了眼前的那份感动。手机的拍照功能也越来越强大，人人都是自媒体，随时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上传网上，看谁还敢为所欲为？手机对于人们的意义越来越重要，不止是通信工具和照相机，简直就是武器，一部手机在握，可以对着全世界发声。
现在，除了结婚的没人再进照相馆了吧，于是照相馆的称谓也变作了影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