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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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就中国而言,学术研究即做学问无非源于两个理由:一个是遭受磨难后的寄托.此类情形在古代中国甚多,如“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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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就中国而言,学术研究即做学问无非源于两个理由:一个是遭受磨难后的寄托.此类情形在古代中国甚多,如“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司马迁也是因“李陵案”遭受宫刑退而作《史记》.乃至到近现代,冯友兰在他的《中国哲学史》中也曾指出:“中国人著书一般都是倒霉之事.”确切地说是人生倒霉之后才把著书立说作为一种寄托.另一个理由则是寻找乐趣,即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也就是说,读书、做学问就是在书中自娱自乐、自我陶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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