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梦录》是何其芳的一本散文集，1936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列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二集第九册。共收何其芳1933年到1935年间所写散文17篇，作者通过散文诗般的优美文字，倾诉了在黑暗现实面前忧郁、苦闷和颓丧的情绪。由于文笔柔和，色彩浓丽，1937年曾获得《大公报》的文艺奖金。当时的评委会曾这样评价这部作品：“《画梦录》是一种艺术制作，有它超达深渊的情趣。”现代文字史上也评价何其芳的《画梦录》有点接近鲁迅的《野草》，用象征的手法，借助意象表达幻灭后哀伤、颓废、孤独的情绪。不管怎么说，《画梦录》通过依事托物、抒情寄兴的手法，拓宽了抒情散文的领域和特点。集子以精炼、优美的语言，描绘了作者在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感受，寄托了美妙而深邃的情思，文笔细腻，想象丰富，具有梦幻和绮丽的色彩，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当然，由于艺术天地不够宽广，不少地方还存在着生硬、晦涩的毛病。
　　著名诗人艾青在1939年6月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三卷四期上发表了《梦·幻想与现实———读〈画梦录〉》的长篇论文。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
　　只因为“没有谁爱过我，我都只在心里偷偷地爱着”。所以，何其芳是孤寄的，于是温柔的独语，悲哀的独语……何其芳这个美丽却又忧郁的集子几乎全部是他倔强的灵魂，温柔的、悲哀的，或是狂暴的独语的记录，梦的记录，幻想的记录。然而我却辜负了作者，我的耳边不停地传来人世的嚣喧，如生活不美丽的叫喊，为饥饿与战争而死亡的惊人数字。
　　艾青着重剖析和批评的是何其芳的那首散文诗《墓》。他写道：
　　何其芳有过刻骨的相思，留恋谁家少女裙一角的飘动，会撩乱他可怜的心，不消说他是属于我们旧传说中的所谓情种。他把糖果式的爱情看作生活的最高意义，他以白日的梦，璀璨的幻觉来维系自己认为是多余的生命，把自己紧闭在黑色的门里，听自己的那些独语赞美者，但我却不能轻易地唱和，这是一册“杰出的书”。
　　《墓》中那个农家女孩铃铃有着忧郁的眸子，是一位多愁善感的小姐，不知在她那秘密的希冀于谁的相思里，最终却玉殒香消了，但我们依然要为玲玲感到幸福，因为她死后，墓前尚有一个诗人———雪麟的影子踯躅在这儿的每一个黄昏里。这些离开我们的常识多远啊，我自己就是一个乡下农人的孩子，我生活的周围从来没有发觉过如此天仙般的铃铃，这样的少女该在上海圣玛利女校念书，在南京路沙利文吃西点，在南京大戏院看《罗米欧与朱丽叶》的影片。这些少女才会使诗人对世界厌倦，竟至把生命“轻轻一掷无从有温柔的回顾”，但是，农家的女孩们现在都在苦难中，不但不会向花草要求讲一个快乐的故事，而且要蓬发垢面，辗轧在凄楚的日常之轮下，发出冗长的呻吟，叹怨着好年成的不到来，她们之中更有不知多少临近了死亡，发出了最后的哀叫，我敢问何其芳能真的爱她们吗？
　　


　　紧接着，艾青又以深沉的话语批评道：
　　其次，我悲哀地发现了何其芳的同情心，对一面是过度的浪费，对另一面是可怕的吝啬。他能无休止地编织着他那些美丽得像湘绣一般的故事，但故事不外是“被遗忘的悲哀”，“对于出嫁了少女的系念”，“衰落与凋零所引起的伤感”，“不可挽回的眷恋”，“命运的哀诉”……等等，把艺术当作术士的语言，当作魔术，撇开事物本身的含义不管，要赞美的是它的表现。所以何其芳所采集的题材：一个是疯子，一个是美女子，并会织出天鹅绒一样柔软的故事。何其芳有太深的寂寞感，他企求自己的艺术能对寂寞有最高度的表现，例如在《独语》中“一个西晋人物他爱驱车独避”；《静静的日午》中“那位最年青的小姐哭了起来，因为她忘了意大利式的窗子”；《扇上的风云》里“我到哪里去，旅途的尽头等待我的是什么？”这一切都发源于个人幸福的不可企及。何其芳在他对艺术的态度正是自私得有点过分，对现实生活的态度上又胆怯得可怜。他没有把目光在血腥的人间滞留过片刻，他永远以迷惘的、含有太息的、无限哀怨的眼睛看着天上的浮云、海上远举的船帆、空中掠过的飞鸟。无疑的，他认为那些战斗的牺牲，那些挺进的勇士，那些把鲜血溅在正义与实理之争取的道上的殉难者，都是可笑的盲目者。何其芳有旧家庭的闺秀的无病呻吟的习惯，有顾影自怜的癖性，词藻并不怎样新鲜，感受兴趣都还保留着大观园小主人的血统，他之所以在今日还能引起热闹，很可以证明那些旧精灵的企图复活，旧美学新起的挣扎和新文学本质的一种反动。
　　艾青的文章发表后，1940年2月的《文艺阵地》上，何其芳以《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的形式，发表了他自己的答辩文章。
　　何其芳表示：对于艾青的那篇文章，以及许多读过《画梦录》的读者，他都有作一次自我解释或自我批评的责任。他首先指出：
　　艾青的那篇文章是个坏书评。对于《画梦录》作了不公平的判断。《画梦录》是我的文学发展上的一个纪程碑，可艾青却说他是“一片淤泥，一片没有希望走得通的污泥，那里不过是一片荒芜的，缺乏人迹的旷地”。《画梦录》是我从大学二年级到四年级中间所写的东西的一部分，它包含着我生活和思想的一个时期，我是一个充满了幼稚的伤感，寂寞的欢欣和辽远的幻想的人。在那以后，我却更感到了一种深沉的寂寞，一种更大的苦闷，更感到了现实与幻想之间的矛盾。我过着一种可怕的寂寞的生活，孤独使我开始了独语，这些篇章里我仍然找到了一些我当时的思想，一些现在仍然引起我的同情的思想、矛盾和苦闷，我的热情像火花一样从它里面又飞溅出来。然而，你却判断我在“掩饰自己对于这时代的过咎”，判断我不过是一个贾宝玉，你说了一些刻薄的话，武断的话，过火的话，你替我那些故事分类，却没有发现一个基本的共同点，由于一种被压抑的无处可以奔注的热情，你可怕的将我的原意解释成了完全的相反。你读不懂我不但对于理想主义者有着极大的同情，而且暗暗的把我自己也算作一个。你读不出我对于人生对于人的不幸，抱着多么热情的态度。
　　我承认我当时有一些虚假的悲观，当时为着创造一些境界，一些情感来抚慰自己，竟大胆地选取了一些衰颓的远离现实的题材，然而我的血统和大观园的小主人实在毫无关系。
　　写书评大概是一件困难的工作，刘西渭先生批评我的《画梦录》是那样认真，他说他读了三遍还不敢下笔，只看出我受了废名的影响。而你更奇特了，竟说我是个贾宝玉，所以《画梦录》虽然是一本可怜的书，但你对它的判断并不公平，虽然“寂寞使我变坏了”，但你并没有找出我当时真正的坏处，我的过错在于我抑制着热情，不积极地去从事工作，去爱人类。但当我和人群接触时，我却很快地很自然地投入到他们中间去，投入我渴望的温暖怀抱！
　　1936年，我到山东一个乡村师范去教书，在那里我找到了精神上的新大陆，得到了这样一些结论。第一：我感到人间充满了不幸。第二：我断定人的不幸多半是人的手造成的。第三：我相信能够用人的手去把这些不幸毁掉。
　　我开始从人群中得到温暖，那些来自农村的青年，却那样热心地追求着知识和进步，我不能忘记他们的友爱，他们教会了我许多从前在学校里没有得到的东西。
　　抗战发生了，它使我看见了我们这古老民族的新生的力量和进步，它使我再也不感到这人间我是孤单而寂寞。这就是我的道路，我并不愿意这样琐碎地谈说我的道路，中国有着成千上万的人在工作、在斗争、在牺牲，我又有什么理由来高谈阔论地叙述我的道路呢？然而当我读了你的文章，我感到了一种责任。感到了了解一个人判断一个人并不容易。肖乾曾说过：“假若要写抗战对作者们的影响，一定要举你为例子，你看《画梦录》的作者已写出这种文章来了。”
　　现在回顾这场争论，可以说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一方面艾青通过批判何其芳的《画梦录》，表达了自己对那些游离于现实生活的梦幻般的作品的不满和抨击，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当时很多与何其芳相近作家的转变和前进。艾青后来又说：我在1937年7月号的《文丛》上读到何其芳的《刻意集》时，我发现他寂寞的灵魂在摸索的中途找到了可喜的转机，现在他已能用“带着愤怒的眼睛注视这充满了不幸的人间，而且向这制造不幸的人类社会伸出了拳头”。
　　一个艺术家在这繁杂也是凄惨的现实面前能勇于正视的话，他将会感到自己的幻想枯窘而羞愧，他创作的意义不正忠实了艺术，忠实了生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