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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穆圣的一句圣训中说‘信仰的本质就是正行’。”
在键盘上敲下这句话时，身在乌鲁木齐的阿不都热西提.日介甫不知道，他的“正行”，将成为媒介追逐的焦点。
这封最终由11名维吾尔族青年联名的公开信，谴责4月30日晚乌鲁木齐市火车南站发生的暴恐袭击，被认为是“影响最大、最能打动人心的民众声音”。
这些在5月1日凌晨开始动笔的青年——买尔旦.外力、胡尔西旦.阿尔肯、忙丽尼莎 ……身份各异，而大多都切实接触过内地的生活。
根据“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以下简称“少干计划”），他们与汉族以及其他民族同学一起学习和生活，认知星星峡之外的广大祖国。
他们的故事告诉所有人：无论来自哪个民族，了解，才能解决冲突。
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于2014年5月28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会议上的一个比喻被媒体突出强调：“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习近平说：“要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进‘双语’教育，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有序扩大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到内地接受教育、就业、居住的规模，促进各族群众在共同生产生活和工作学习中加深了解、增进感情。”
少数民族学生中最有影响力的人
据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向《瞭望东方周刊》提供的信息显示：按照教育部等五部委的相关通知，该校于2008年10月被列为“少干计划”硕士研究生培养单位，并于次年招生。来自近20个民族、18个省区的学生，来到这所始建于1951年的大学就读。
目前，已有近90名少数民族学生从这所学校毕业，均按协议返回生源地省区工作。
与位于河南郑州的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一同列入培养目标学校的100余所大学，多为国家“211工程”高校，它们期待“以科教兴国战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为西部培养一批少数民族高学历专业人才”。
在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邻近教学主楼的宣传栏上，贴着该校2012年度“文明学生名单”。第一个就是曾在水利学院就读的阿不都热西提.日介甫。
水利部水务研究培训中心副主任、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水利学院原副院长康迎宾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个被他们称作“阿不”的青年很直率，“有问题直接提”。尽管在单亲家庭中长大——阿不的父亲去世较早，但“这个孩子性格比较好”。
阿不自新疆当地大学本科毕业后，在网上看到了“少干计划”。在此之前，因为家庭困难，阿不的深造计划看起来根本无法实现。但这个计划“学费免交，成绩好的还有助学金嘛”。
阿不给当地教育局打电话，他的信息被拿到教育厅完成报名，但母亲反对——考虑到家中的现实困难，她希望儿子工作一两年后再读研。
尽管“少干计划”由国家负担学费，但生活费、住宿费、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所幸，母亲最终支持了儿子的想法。
在老师的描述中，阿不还有很强的领导能力，“可以统领低年级学生”。阿不曾对来自故乡的低年级学生说：没有共产党提供条件，你们能来内地读书？
这种能力也体现在他帮学生与学校沟通，解决一些生活、学习问题。时间长了，阿不成为少数民族学生中最有影响力的人。康迎宾说，只要是新疆过来的学生，都会找他。
康迎宾记得，阿不自己找了勤工助学岗位，在家属区值夜班，帮送水师傅送水，帮人看场地。
此事被远在新疆的阿不证实——他告诉本刊记者，当时由于家庭困难，只能勤工俭学，“老师也特别照顾我，有时候康老师给我买回家的票，还有一次我打球受伤以后，他给我买了往返机票。”
寒假时，康迎宾把家里的钥匙给了没有回家的阿不。
从2013年5月开始，这个老师们眼中“很帅、话不多”但是“谁见谁喜欢”的学生，成为位于乌鲁木齐的新疆农业大学的一名教师。
多一份了解，多一份敬重
阿不的哥哥在和田从警，阿不的母亲是退休教师，她自己守在民丰县的家里。
阿不离开和田到乌鲁木齐，也是听从了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老师的建议，“他们说，阿不你去大一点的城市，平台比较高，可能发展很快。”如今，阿不打算在大城市发展，把妈妈接来一块儿生活。
母亲对于阿不很重要。他原本有个女朋友，“她家是阿克苏的，我是和田的，妈妈觉得两亲家不方便，就分手了。”
之所以从内地回到新疆，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母亲。
“少干计划”在阿不看来是改变命运的契机，“如果没有这个政策，我研究生上不了。”他说，“农村孩子想着家人，还是回老家。正好国家政策也是这样，国家培养了你，新疆培养了你，你必须回到新疆做贡献。”
2009年启动招生的“少干计划”属于国家定向培养专业招生计划。被录取的硕士研究生，先在高校基础培训基地集中进行一年的基础强化培训，博士研究生则直接入学。各高校也会对家庭困难学生予以资助。
阿不就是先在北京读了一年书，“大城市嘛，看的东西多，接触的也多。”参加“少干计划”的少数民族学生在一起读预科，“你就了解了各个民族的生活习惯。”
深入其中的阿不感觉，“民族大团结特别的好”。
在北京的日子里，同宿舍的其他3名同学分别来自羌族、汉族、壮族，“一块儿学习，一块儿玩，一块儿吃，感觉特别融洽。”
正在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少干计划”就读的土家族学生覃霄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他在京就读的预科学校是北京邮电大学，这个班“有一百多个同学”。
2013年，维吾尔族女生米合古丽.玉素甫从库尔勒来到北京。因为她没有报考新疆的大学，父亲一度很生气，并怀疑：在内地能很方便地吃到民族食堂吗？事实上，米合古丽后来就读的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两个校区都建有民族餐厅。 而现在，连米合古丽的妹妹也从“内高班”毕业，在武汉的一所大学读书。
米合古丽告诉本刊记者，内地“拼搏、有压力”的学习生活，让自己变得独立而勇敢。
阿不对于自己的维吾尔族身份很骄傲，但有时也觉得这个身份“有点影响”。他所学的是比较艰苦的专业，去野外，不可能对单位提“我必须吃清真的”，单位也没那个条件。所以有些用人单位考虑到这一点，“会委婉拒绝你。”
他对本刊记者说：“我们与内地的汉族有好多不同的生活习惯，优点我们有，他们也有，缺点也是，这样才能成为一个中华民族，是不是？”
当然，他觉得，在内地“做坏事的那些人”使内地人对维吾尔族的印象“比较坏”，影响了自己的生活，“坐公交车，可能别人觉得要离新疆人远一点。”
阿不觉得，对于自己的民族，内地人了解得还不够充分，所以有些人难免有片面的想法，他相信接触多了，这些误解都会消除，“应该多一份了解，多一份敬重”。
至于以后的发展，他还是想去读博，如果可能也想出国留学，“多看看外面的世界”。
90多人的微信群
公开信的主笔库尔班江.外力，也来自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的“少干计划”。
本科毕业后，库尔班江本想留在内地工作，“后来想着新疆那边缺少人才，回来了，就是为了新疆的发展。”
现在他是新疆工程学院的教师。他能感觉到，新疆当地老师与他们这些从外面回去的人有些不同，“思维方式、想法不一样”。
库尔班江希望“把新疆发展得像内地一样”。但是当地学生们觉得“现在就可以了，有些则根本没有想过发展问题”。
“少干计划”对库尔班江的吸引力是，“第一国家学费全免，第二我们反正要回新疆发展。”
在内地读书的日子，库尔班江有时也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同宿舍有个汉族学生，“开始他就有些害怕。因为我是从新疆过来的。”
但是库尔班江有办法，“平时叫他吃个饭，每天起来打扫卫生，后来我们关系就好了。”
写完那封公开信，他发现，“不光是我的朋友，连身边思想有些偏向的那些人都觉得好。”
他说：“因为这封信写的就是一个事实。”
有一个小插曲，信中提到的很多宗教知识，库尔班江原本了解不多，家人为他提供了支持，“我妈说要是这么写的话，这封信必须写。”
“少干计划”的学生毕业时，康迎宾与同事曾动用了自己在水利系统的关系，帮助他们就业。在这个过程中，他也了解到很多情况。 “为什么他们要发那篇文章？这批孩子受苦了！”他说。
从内地回到新疆的学生，也会遭遇环境的某种抵制。康迎宾说出了心里话——“孩子们被逼急了”。
2013年，曾经在内地读书的维吾尔族青年开了一个微信群，从十几个人发展到90多人。最终动笔的11个人中，至少有3人来自“少干计划”。
“大家的想法都不一样了”
“少干计划”在新疆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库尔班江说，很多人希望借助这个机会去上海、北京比较好的学校深造。
其实，即使对于这些来自遥远边疆的孩子们，参与计划的学校老师也曾经犹豫。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院长张玉祥，第一次见到库尔班江时有些忐忑。“这孩子是怎么想的呢？”这位从事思想教育的资深教师心里没底。
在观察库尔班江的同时，张玉祥不断“凑近乎”，“每周跟他们看电影，下课以后打篮球。”后来他发现，这个学生“很正常”。
“少干计划”实施几年来，老师们曾经最担心的“心理偏激”情况始终没有发生。
张玉祥曾问库尔班江将来要干什么，维吾尔族青年回答说“还想上学”。可惜，他最后没能考上博士。
如今，在学校担当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学的库尔班江也颇有感慨。他带的一个班级学生全部来自南疆，“我讲时政他们不愿意听”。
库尔班江煞费苦心，每天给学生讲汉语课，穿插一些历史文化。“上次给他们讲四大发明过程中的中国历史”，“多种方式、多种知识结合在一起，吸引力比较强，他们也会不断去思考。”
他坦陈，当地思想政治教育课与内地不一样，还承担着“思想开化”的功能。大多农村偏远地方的学生来自农牧民家庭，从没有出过和田，“有些东西比较单一化，宗教思想的影响比较大。”
库尔班江会告诉学生们：好好学习，回去发展得好了，就能改变当地现状。否则“只能过现在这样的日子”。
在他的母校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已经毕业了三届“少干计划”研究生。一位来自穆斯林家庭的小伙子告诉本刊记者，而今回到老家，儿时的玩伴们大多在务农，狭小的村庄远没有外面的现代社会有意思。更为重要的是，“大家的想法都不一样了”。
在键盘上敲下这句话时，身在乌鲁木齐的阿不都热西提.日介甫不知道，他的“正行”，将成为媒介追逐的焦点。
这封最终由11名维吾尔族青年联名的公开信，谴责4月30日晚乌鲁木齐市火车南站发生的暴恐袭击，被认为是“影响最大、最能打动人心的民众声音”。
这些在5月1日凌晨开始动笔的青年——买尔旦.外力、胡尔西旦.阿尔肯、忙丽尼莎 ……身份各异，而大多都切实接触过内地的生活。
根据“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以下简称“少干计划”），他们与汉族以及其他民族同学一起学习和生活，认知星星峡之外的广大祖国。
他们的故事告诉所有人：无论来自哪个民族，了解，才能解决冲突。
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于2014年5月28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会议上的一个比喻被媒体突出强调：“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习近平说：“要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进‘双语’教育，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有序扩大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到内地接受教育、就业、居住的规模，促进各族群众在共同生产生活和工作学习中加深了解、增进感情。”
少数民族学生中最有影响力的人
据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向《瞭望东方周刊》提供的信息显示：按照教育部等五部委的相关通知，该校于2008年10月被列为“少干计划”硕士研究生培养单位，并于次年招生。来自近20个民族、18个省区的学生，来到这所始建于1951年的大学就读。
目前，已有近90名少数民族学生从这所学校毕业，均按协议返回生源地省区工作。
与位于河南郑州的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一同列入培养目标学校的100余所大学，多为国家“211工程”高校，它们期待“以科教兴国战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为西部培养一批少数民族高学历专业人才”。
在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邻近教学主楼的宣传栏上，贴着该校2012年度“文明学生名单”。第一个就是曾在水利学院就读的阿不都热西提.日介甫。
水利部水务研究培训中心副主任、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水利学院原副院长康迎宾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个被他们称作“阿不”的青年很直率，“有问题直接提”。尽管在单亲家庭中长大——阿不的父亲去世较早，但“这个孩子性格比较好”。
阿不自新疆当地大学本科毕业后，在网上看到了“少干计划”。在此之前，因为家庭困难，阿不的深造计划看起来根本无法实现。但这个计划“学费免交，成绩好的还有助学金嘛”。
阿不给当地教育局打电话，他的信息被拿到教育厅完成报名，但母亲反对——考虑到家中的现实困难，她希望儿子工作一两年后再读研。
尽管“少干计划”由国家负担学费，但生活费、住宿费、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所幸，母亲最终支持了儿子的想法。
在老师的描述中，阿不还有很强的领导能力，“可以统领低年级学生”。阿不曾对来自故乡的低年级学生说：没有共产党提供条件，你们能来内地读书？
这种能力也体现在他帮学生与学校沟通，解决一些生活、学习问题。时间长了，阿不成为少数民族学生中最有影响力的人。康迎宾说，只要是新疆过来的学生，都会找他。
康迎宾记得，阿不自己找了勤工助学岗位，在家属区值夜班，帮送水师傅送水，帮人看场地。
此事被远在新疆的阿不证实——他告诉本刊记者，当时由于家庭困难，只能勤工俭学，“老师也特别照顾我，有时候康老师给我买回家的票，还有一次我打球受伤以后，他给我买了往返机票。”
寒假时，康迎宾把家里的钥匙给了没有回家的阿不。
从2013年5月开始，这个老师们眼中“很帅、话不多”但是“谁见谁喜欢”的学生，成为位于乌鲁木齐的新疆农业大学的一名教师。
多一份了解，多一份敬重
阿不的哥哥在和田从警，阿不的母亲是退休教师，她自己守在民丰县的家里。
阿不离开和田到乌鲁木齐，也是听从了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老师的建议，“他们说，阿不你去大一点的城市，平台比较高，可能发展很快。”如今，阿不打算在大城市发展，把妈妈接来一块儿生活。
母亲对于阿不很重要。他原本有个女朋友，“她家是阿克苏的，我是和田的，妈妈觉得两亲家不方便，就分手了。”
之所以从内地回到新疆，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母亲。
“少干计划”在阿不看来是改变命运的契机，“如果没有这个政策，我研究生上不了。”他说，“农村孩子想着家人，还是回老家。正好国家政策也是这样，国家培养了你，新疆培养了你，你必须回到新疆做贡献。”
2009年启动招生的“少干计划”属于国家定向培养专业招生计划。被录取的硕士研究生，先在高校基础培训基地集中进行一年的基础强化培训，博士研究生则直接入学。各高校也会对家庭困难学生予以资助。
阿不就是先在北京读了一年书，“大城市嘛，看的东西多，接触的也多。”参加“少干计划”的少数民族学生在一起读预科，“你就了解了各个民族的生活习惯。”
深入其中的阿不感觉，“民族大团结特别的好”。
在北京的日子里，同宿舍的其他3名同学分别来自羌族、汉族、壮族，“一块儿学习，一块儿玩，一块儿吃，感觉特别融洽。”
正在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少干计划”就读的土家族学生覃霄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他在京就读的预科学校是北京邮电大学，这个班“有一百多个同学”。
2013年，维吾尔族女生米合古丽.玉素甫从库尔勒来到北京。因为她没有报考新疆的大学，父亲一度很生气，并怀疑：在内地能很方便地吃到民族食堂吗？事实上，米合古丽后来就读的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两个校区都建有民族餐厅。 而现在，连米合古丽的妹妹也从“内高班”毕业，在武汉的一所大学读书。
米合古丽告诉本刊记者，内地“拼搏、有压力”的学习生活，让自己变得独立而勇敢。
阿不对于自己的维吾尔族身份很骄傲，但有时也觉得这个身份“有点影响”。他所学的是比较艰苦的专业，去野外，不可能对单位提“我必须吃清真的”，单位也没那个条件。所以有些用人单位考虑到这一点，“会委婉拒绝你。”
他对本刊记者说：“我们与内地的汉族有好多不同的生活习惯，优点我们有，他们也有，缺点也是，这样才能成为一个中华民族，是不是？”
当然，他觉得，在内地“做坏事的那些人”使内地人对维吾尔族的印象“比较坏”，影响了自己的生活，“坐公交车，可能别人觉得要离新疆人远一点。”
阿不觉得，对于自己的民族，内地人了解得还不够充分，所以有些人难免有片面的想法，他相信接触多了，这些误解都会消除，“应该多一份了解，多一份敬重”。
至于以后的发展，他还是想去读博，如果可能也想出国留学，“多看看外面的世界”。
90多人的微信群
公开信的主笔库尔班江.外力，也来自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的“少干计划”。
本科毕业后，库尔班江本想留在内地工作，“后来想着新疆那边缺少人才，回来了，就是为了新疆的发展。”
现在他是新疆工程学院的教师。他能感觉到，新疆当地老师与他们这些从外面回去的人有些不同，“思维方式、想法不一样”。
库尔班江希望“把新疆发展得像内地一样”。但是当地学生们觉得“现在就可以了，有些则根本没有想过发展问题”。
“少干计划”对库尔班江的吸引力是，“第一国家学费全免，第二我们反正要回新疆发展。”
在内地读书的日子，库尔班江有时也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同宿舍有个汉族学生，“开始他就有些害怕。因为我是从新疆过来的。”
但是库尔班江有办法，“平时叫他吃个饭，每天起来打扫卫生，后来我们关系就好了。”
写完那封公开信，他发现，“不光是我的朋友，连身边思想有些偏向的那些人都觉得好。”
他说：“因为这封信写的就是一个事实。”
有一个小插曲，信中提到的很多宗教知识，库尔班江原本了解不多，家人为他提供了支持，“我妈说要是这么写的话，这封信必须写。”
“少干计划”的学生毕业时，康迎宾与同事曾动用了自己在水利系统的关系，帮助他们就业。在这个过程中，他也了解到很多情况。 “为什么他们要发那篇文章？这批孩子受苦了！”他说。
从内地回到新疆的学生，也会遭遇环境的某种抵制。康迎宾说出了心里话——“孩子们被逼急了”。
2013年，曾经在内地读书的维吾尔族青年开了一个微信群，从十几个人发展到90多人。最终动笔的11个人中，至少有3人来自“少干计划”。
“大家的想法都不一样了”
“少干计划”在新疆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库尔班江说，很多人希望借助这个机会去上海、北京比较好的学校深造。
其实，即使对于这些来自遥远边疆的孩子们，参与计划的学校老师也曾经犹豫。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院长张玉祥，第一次见到库尔班江时有些忐忑。“这孩子是怎么想的呢？”这位从事思想教育的资深教师心里没底。
在观察库尔班江的同时，张玉祥不断“凑近乎”，“每周跟他们看电影，下课以后打篮球。”后来他发现，这个学生“很正常”。
“少干计划”实施几年来，老师们曾经最担心的“心理偏激”情况始终没有发生。
张玉祥曾问库尔班江将来要干什么，维吾尔族青年回答说“还想上学”。可惜，他最后没能考上博士。
如今，在学校担当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学的库尔班江也颇有感慨。他带的一个班级学生全部来自南疆，“我讲时政他们不愿意听”。
库尔班江煞费苦心，每天给学生讲汉语课，穿插一些历史文化。“上次给他们讲四大发明过程中的中国历史”，“多种方式、多种知识结合在一起，吸引力比较强，他们也会不断去思考。”
他坦陈，当地思想政治教育课与内地不一样，还承担着“思想开化”的功能。大多农村偏远地方的学生来自农牧民家庭，从没有出过和田，“有些东西比较单一化，宗教思想的影响比较大。”
库尔班江会告诉学生们：好好学习，回去发展得好了，就能改变当地现状。否则“只能过现在这样的日子”。
在他的母校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已经毕业了三届“少干计划”研究生。一位来自穆斯林家庭的小伙子告诉本刊记者，而今回到老家，儿时的玩伴们大多在务农，狭小的村庄远没有外面的现代社会有意思。更为重要的是，“大家的想法都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