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李宏伟多年来创作节奏缓慢,却始终在价值观念和风格技艺方面有其个人坚持.《引路人》借助类型文学的手段,试图摆脱既往“纯文学”的限制,重构宏大叙事,重返以总体性认知世界的伟大传统.然而,信奉存在主义哲学的李宏伟始终无法摆脱积极的现实关切,小说中处处可供解读的细节与隐喻也不断提示着对“纯文学”风格逻辑的回归,他的类型文学写作手法因此不断遭遇想象力的边界,无法将宏大的结构性难题以自洽的方式进行清理和呈现.李宏伟同时是人文主义的忠实信徒,始终坚持维护“人”的尊严,也就难免深陷“最后的人”的窠臼,无法真正突出重围进入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李宏伟多年来创作节奏缓慢,却始终在价值观念和风格技艺方面有其个人坚持.《引路人》借助类型文学的手段,试图摆脱既往“纯文学”的限制,重构宏大叙事,重返以总体性认知世界的伟大传统.然而,信奉存在主义哲学的李宏伟始终无法摆脱积极的现实关切,小说中处处可供解读的细节与隐喻也不断提示着对“纯文学”风格逻辑的回归,他的类型文学写作手法因此不断遭遇想象力的边界,无法将宏大的结构性难题以自洽的方式进行清理和呈现.李宏伟同时是人文主义的忠实信徒,始终坚持维护“人”的尊严,也就难免深陷“最后的人”的窠臼,无法真正突出重围进入科幻文学更为广阔的宇宙空间.李宏伟似乎是站在未来的时间坐标回望现在,却没有携带真正的先进经验,而是只身返回.李宏伟出走的勇气与实践的局限或许恰是一代甚至几代科幻写作者共享的创作姿态与写作限度.
其他文献
百年中国文学思想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它既是对古代文学思想的承续和发展,也是对西方文学思想的转化和创新,更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它以百年作家作品、文学理论和批评为中心,同时兼顾社会思想、文化思潮和文学体制,讨论文学体制、文学观念和语言形式的思想与审美的融合,呈现文学思想史的场域、内涵、结构和形式的复杂性与独特性,确立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史的总体特征及其历史嬗变.
现实.必须承认,从罗列的角度,实有是无法穷尽乃至无法把握的,一如1:1的地图无法绘就.或者,受限于感官与认知的边界,实有根本拒绝被人如其所是地把握.反之,把握实有也不是人之必须,只需假定足够的条件,即可呈现出确定的样貌.思想由此生发,在此假定下,艺术实为思想之分蘖.若假说纷纭,各自为政,则假说之真假无以立足,更无足轻重.
小说家叶兆言《南京传》的魅力在于它没有以小说家言将“传记”写成“传奇”,而是谨守历史叙事的法度,勘探朝代更替和南北交互之流动的政治和文化中南京的城市疆界和文化性格.在历史学家和小说家,“大时代”和“小故事”之间选择,当《南京传》写遥远的六朝、南唐和晚明往事,迹近小说家叶兆言的“小故事”;而当《南京传》写现代,历史学家则出场讲述这个“大时代”.叶兆言的文化趣味决定了他的价值判断和文化倾向,他的《南京传》是“有情”和“我在”的文学城市传记.
本文探勘当“地方路径”作为一种视角和方法时,现代中国的文学和思想现场会经历何种“再现”与“重释”,从而使过去存而未论的文本和思想再次浮出历史地表,并因而重塑“文学中国”的地貌,这一部分将以地方的“五四”现场作为切入点;此外,通过本土语境中的“地方路径”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多样性,“地方”的提法也将与“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碰撞出对话的空间,在华文文学更廓大的版图上表呈出更多层次的意义与维度.
自“夜泊秦淮”系列小说开始,现代南京就一直是叶兆言反复书写的对象之一.近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刻骨铭心》,不仅延续了叶兆言此前小说的创作模式,而且还从个人叙述与历史叙述两个维度展开了对于现代南京的文学书写,两种叙述模式在小说中充满张力又浑然一体.现代南京是《刻骨铭心》真正的“主人公”,小说对于动荡历史中小人物的个人叙述是现代南京城市历史的缩影.通过重复叙述和史料入文这两种叙述方法,叶兆言将“夜泊秦淮”系列中处于远景位置的现代南京转变为小说的主体,以此探索了历史叙述的新路径,同时也昭示了当代城市题材小说发展的新
以“言文一致”为核心的中国现代白话文观念,是在参照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语言文字变革之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晚清白话文运动虽然倡导“言文合一”,但并不主张废除文言,体现出较为温和的改良色彩.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人则主张废除文言而以白话代之,主张创立一种以言文一致的白话为载体的全新的文学文体、认识范畴和语言制度,体现出较为激进的革命色彩.以胡先骕为代表的保守派知识者则立足于欧洲语言与中国文字发展的不同历史情形,强调创造新文学不能割断以文言古籍为载体的文学传统.虽然在致思理路上有“意欲向前”和“意欲向后”的差
最近一两年,“地方路径”的研究视角频频出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之中,这给创新乏力的该学科研究带来了新鲜的气息.以李怡、李永东等为代表提出的地方路径的研究视角,不仅具有理论价值,更具有实践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生面,具有理论的创新性和实践的操作性.地方路径的研究视角与以往的地域文化、地方文学研究既有联系更有区别,区别在于其视角、路径、方法、目标的不同,是对以往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覆盖和超越.同时,地方路径的研究视角必然以地方性文学史料为支撑,因此也将开启地方性文学史料的抢救、发掘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转型中,《走向未来》丛书充当并占据了独特的位置,其独特性表现在问题意识、现实针对性和过渡性的结合,这使得这一丛书更多具有思想史的价值.其试图在思想解放的层面上沟通文学和社会科学,并通过建构知识的崇高主体,以把启蒙的主体从作家身上转移到社会科学家身上.但也正是这种问题意识,使得《走向未来》丛书所开启的科学启蒙有被窄化的倾向.当启蒙在某种程度上被等同于问题提出的时候,这时的启蒙往往就会成为某种策略性的设计和考虑.问题意识的凸显某种程度上促成了这一套丛书在1980年代的极盛局面,但同时
叶兆言擅长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书写中,描摹普通人的世俗日常和传奇人生,并在此间不断探索新的叙事可能.研究者常将现代或通俗作为进入叶兆言历史小说的入口,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文字中浓郁的文人气质和古典意味.因此,本文将立足叶兆言的历史小说,探察其作品所呈现的古典气韵与风神,探析潜藏其后的中国式人文情怀与哲学思索,进而考察叶兆言独特艺术个性的当代价值.
《激流三部曲》在场域空间与线性叙述间的游移,揭示出作者的史观与叙事追求及目的的变化和歧义.作品本被设想为中国青年的成长小说,而在近十年的写作中,巴金的写作动机与作品观照点均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小说叙事在空间与线性前进叙事间的游移.《激流》虽然以主人公的觉醒、“搏斗”和出走勾勒了“五四”后青年一代成长的可能轨迹,但作者不断将叙事的焦点回落到高家深院之内,最终形成了一个以空间场域结构为主的、循环往复的空间叙事.小说为我们展示了“地方”作为空间性的叙事场域在现代中国小说传统形成中的重要性,“地方”作为空间结构和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