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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满是“国内已知被關最久的冤狱犯”，陈满案多年后能引起转折希望，是全国多名律师合力的结果。其中“功劳最大者”是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机数学研究所的退休职工程世蓉。从2004年受陈满父母委托，帮助陈满案申诉，历经11年。她的坚持及寻求各界的帮助，是一个关键。
自学法律、拥有律师资格证的程世蓉为陈满案奔走，所接触的人、案件进程，填满一张大表格。这张手写的表格铺开，可占半张床。每一个姓名，每一个时间点，都灌注着她的信念和艰辛。为此，她的头发白了一大半，同时，她感受到“有一种看不见的正负能量，在纠缠与对撞”。
“半路出家”的律师
程世蓉是四川绵竹人。上世纪60年代，陈满的父亲陈元成在绵竹市人民委员会下属的民政科工作，小姑娘程世蓉在财政科。两个单位一起开会办公，下乡搞“春种夏收”，但比起一般同事，程世蓉和陈元成家更多了一层书友关系——陈元成和妻子都是建国前的高中生，在小地方就是不多见的知识分子，家里订了《人民文学》杂志，程世蓉常去借来看。
上世纪80年代，程世蓉去了北京，调入其丈夫所在的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机数学研究所，从事行政工作。她最骄傲的事是——北京市住房管理的第一套软件系统，就是她组织人开发的。
她后来答应陈满父母帮助翻案，既出于同情，也因为她有一点侠义心肠，还有一点律师情结。
1988年，43岁的程世蓉参加了中国政法大学开办的“律师实务培训班”，同年9月参加全国律师资格统考，成绩为345分，比分数线高出一百多分。1999年，她通过考试，从北京市司法局领到律师资格证书。
离开家乡，程世蓉和陈家再无交集，直到2004年退休了，回老家和老同事聚会，路上碰到陈满父母。陈父花白了头发，原来干练的陈母比她高一截，现在却只到她耳朵高，缩成了一团。客气寒喧之后，陈母就哭了，说起儿子的冤情。
1988年，25岁的陈满辞去公职，与朋友结伴到海南发展。1992年6月，他开办了“冬雨装修公司”，承包到一些工程，雇了几名工人。他整天忙于采购材料、收账、谈项目，对未来充满信心。
没想到才过半年，1992年12月25日晚上7点多，海口市上坡下村发生杀人放火焚尸大案。被害人钟作宽46岁，是四川省广元市轻化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留守海口经管109号房屋。案发两天后，陈满在距案发地步行仅几分钟路程的麻将桌旁被抓走。
1994年3月23日，海口市中院一审开庭。除了陈满的两份“认罪口供”，此案严重缺乏物证和鉴定资料，也没有一份证明陈满犯罪的证人证言。陈满陈述公安机关人员对其刑讯逼供，律师作无罪辩护。
11月9日，海口市中院判处陈满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1月13日，海口市检察院抗诉，认为应判处陈满死刑。陈满本想上诉，但不懂法律，又无法见到自己的律师，错过了提起上诉的期限。
自陈满入狱后，父母千里迢迢，几次下海南，上北京，喊冤，申诉，求人。他们给报社写信，给知名教授写信，也给央视主持人写信，无一不是石沉大海。现在，他们跑不动了，只能在老家每月寄着申诉信。
他们求程世蓉帮忙，更像是溺水之人抓住稻草，总觉得她在北京，也许有什么能量。
见他们如此痛苦，程世蓉没想很多就答应了，她当时不知道申诉之路有着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
艰难寻求翻案的杀手锏
2004年5月，研究所安排退休职工程世蓉夫妇去海南旅游，他们没去海边，却去了郊区监狱探望陈满，了解案情。程世蓉是坐着“蹦蹦”车去的，一路颠到了监狱。
为了打掩护，程世蓉自称“表嬢”。但由于双方交谈全程监听，以及不允许谈案情，而一无所获。
按卷宗记录，警方在被害人口袋里发现了陈满的工作证，但这件证物从未出现在一审或二审的法庭上，警方称证物弄丢了。
钟作宽原先是陈满的房东，前者被害前，陈满还欠着千把元房租，这成了警方认定的陈满杀人的动机。
申诉材料中，陈满写下了警方获得认罪口供的过程，“他们抓住我的头发用力往上提，抓住头发用力拉，我的身体随着被动移动，然后又用力往下压，松开手，使我重重摔倒在地上……又用电警棍电我，有时几人同时把几根电棍放在我身上电我……我的头脑一片空白，精神处于一种极度的恐怖之中……他们把已写好的笔录让我签字。”
当年陈满案二审的辩护律师林义全教授从法院复印出三本案卷，程世蓉拿到了。这三本案卷，最终成为拯救陈满的“杀手锏”。程世蓉经过对案卷材料仔细研读、分析、摘录、列表对比、建电子文档后，确认此案证据不能成立。随即，她着手整理备用资料。
2004年，程世蓉60岁，被返聘到中关村的科技公司做管理，工作里见着的都是商界精英。然而，得空她就跑去最高法院递申诉材料，生平头一次汇入上访者大军。
从早上排队等到下午，她厕所也不敢去。最终，当天下午接待室下班前，她成功递交了材料。
程世蓉没想到翻案如此难，就像一只脚踩进网里，整个人也身不由己地往前扑了。
她给海口龙华检察院打电话，对方说，案子很难办，他们办不动。
她给海南省检察院打电话，对方说，请体谅他们也难，劝她息诉。
她给海南省高院打电话，法官第一个问题问她，是人大代表吗？然后问，陈满自己都认罪了，她怎么翻案？
她一边帮陈满父母寻找律师，同时帮他们书写和寄发申诉材料，得到的还是一份份“驳回”“不复查”“不立案”“不提审”的各种通知书。
就这样，折腾了11年……
从找存在感到不忍放下
经过程世蓉多方努力，陈满案最后成为李金星律师发起的“拯救无辜者洗冤行动”援助的第一起案件。李金星和程世蓉商量，律师可以做免费的法律援助，但差旅费还需家属筹集。
陈家没钱了，程世蓉就去和姚军商量。姚军是陈满的高中同学，当年一起闯的海南。到了最后一搏的时候了，程世蓉和姚军发动陈满的老同学、老同事参与筹款。
那段时间，程世蓉成了让律师们隐隐头疼的人物。她总是不厌其烦地给律师打电话、发微信，询问案件进展，恨不得推着每个人走。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教授徐昕曾写了一个关于陈满案的微博，每天转一次，有几天没转。程世蓉就给他打电话，问怎么不转了。徐教授有点生气，觉得她怎么这么倔。也有律师找李金星抱怨，说被烦透了，“这案子不敢做了，本来就没收钱，最后还落了不是。”
可程世蓉也有苦衷。陈满母亲隔不久就打个电话，不谈案子，只问身体可好、北京气温多少度。逢年过节，也来电话祝福。“比我年长的老人，这样嘘寒问暖，情何以堪？”虽然不说，但她知道他们心里的焦急。
还好，所有人终于赢得了一次好运。随着案件影响越来越大，2015年初，最高检察院决定向最高法院提起抗诉。徐昕教授表示，陈满案是1979年刑诉法实施以来，最高检直接向最高院提起无罪抗诉的首例案件。
陈满案一年后再审，2016年2月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陈满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裁判，宣告陈满无罪。钟作宽家属接受了这一判决，目前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真凶，让故去的亲人在九泉之下得以安息。
2016年3月30日，陈满申请国家赔偿，索赔966万。2016年5月13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陈满达成协议，向陈满支付国家赔偿金275万余元。
这些年，不少人问程世蓉为什么要帮陈满，而且坚持这么多年。她诚实地说：“退休了，想找一点存在感吧——我不认为这是贬义。”没想到的是，这成了她有生之年深入参与的大事件。
经历了许多，抗争了很久，大部分时间都陷在泥沼里，“但很难说我有多么愤怒。仇恨入心的感觉，我没有。”她相信司法进步，人心向善，陈满的平反证明了这一点。
女儿的评价最让程世蓉欣慰，“我妈十几年的努力，不光在拯救一个人和一个家庭，也是用行动在说：一个普通人如何不成为庸碌之辈。”
（编辑 赵莹zhaoyingno.1@163.com）
自学法律、拥有律师资格证的程世蓉为陈满案奔走，所接触的人、案件进程，填满一张大表格。这张手写的表格铺开，可占半张床。每一个姓名，每一个时间点，都灌注着她的信念和艰辛。为此，她的头发白了一大半，同时，她感受到“有一种看不见的正负能量，在纠缠与对撞”。
“半路出家”的律师
程世蓉是四川绵竹人。上世纪60年代，陈满的父亲陈元成在绵竹市人民委员会下属的民政科工作，小姑娘程世蓉在财政科。两个单位一起开会办公，下乡搞“春种夏收”，但比起一般同事，程世蓉和陈元成家更多了一层书友关系——陈元成和妻子都是建国前的高中生，在小地方就是不多见的知识分子，家里订了《人民文学》杂志，程世蓉常去借来看。
上世纪80年代，程世蓉去了北京，调入其丈夫所在的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机数学研究所，从事行政工作。她最骄傲的事是——北京市住房管理的第一套软件系统，就是她组织人开发的。
她后来答应陈满父母帮助翻案，既出于同情，也因为她有一点侠义心肠，还有一点律师情结。
1988年，43岁的程世蓉参加了中国政法大学开办的“律师实务培训班”，同年9月参加全国律师资格统考，成绩为345分，比分数线高出一百多分。1999年，她通过考试，从北京市司法局领到律师资格证书。
离开家乡，程世蓉和陈家再无交集，直到2004年退休了，回老家和老同事聚会，路上碰到陈满父母。陈父花白了头发，原来干练的陈母比她高一截，现在却只到她耳朵高，缩成了一团。客气寒喧之后，陈母就哭了，说起儿子的冤情。
1988年，25岁的陈满辞去公职，与朋友结伴到海南发展。1992年6月，他开办了“冬雨装修公司”，承包到一些工程，雇了几名工人。他整天忙于采购材料、收账、谈项目，对未来充满信心。
没想到才过半年，1992年12月25日晚上7点多，海口市上坡下村发生杀人放火焚尸大案。被害人钟作宽46岁，是四川省广元市轻化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留守海口经管109号房屋。案发两天后，陈满在距案发地步行仅几分钟路程的麻将桌旁被抓走。
1994年3月23日，海口市中院一审开庭。除了陈满的两份“认罪口供”，此案严重缺乏物证和鉴定资料，也没有一份证明陈满犯罪的证人证言。陈满陈述公安机关人员对其刑讯逼供，律师作无罪辩护。
11月9日，海口市中院判处陈满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1月13日，海口市检察院抗诉，认为应判处陈满死刑。陈满本想上诉，但不懂法律，又无法见到自己的律师，错过了提起上诉的期限。
自陈满入狱后，父母千里迢迢，几次下海南，上北京，喊冤，申诉，求人。他们给报社写信，给知名教授写信，也给央视主持人写信，无一不是石沉大海。现在，他们跑不动了，只能在老家每月寄着申诉信。
他们求程世蓉帮忙，更像是溺水之人抓住稻草，总觉得她在北京，也许有什么能量。
见他们如此痛苦，程世蓉没想很多就答应了，她当时不知道申诉之路有着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
艰难寻求翻案的杀手锏
2004年5月，研究所安排退休职工程世蓉夫妇去海南旅游，他们没去海边，却去了郊区监狱探望陈满，了解案情。程世蓉是坐着“蹦蹦”车去的，一路颠到了监狱。
为了打掩护，程世蓉自称“表嬢”。但由于双方交谈全程监听，以及不允许谈案情，而一无所获。
按卷宗记录，警方在被害人口袋里发现了陈满的工作证，但这件证物从未出现在一审或二审的法庭上，警方称证物弄丢了。
钟作宽原先是陈满的房东，前者被害前，陈满还欠着千把元房租，这成了警方认定的陈满杀人的动机。
申诉材料中，陈满写下了警方获得认罪口供的过程，“他们抓住我的头发用力往上提，抓住头发用力拉，我的身体随着被动移动，然后又用力往下压，松开手，使我重重摔倒在地上……又用电警棍电我，有时几人同时把几根电棍放在我身上电我……我的头脑一片空白，精神处于一种极度的恐怖之中……他们把已写好的笔录让我签字。”
当年陈满案二审的辩护律师林义全教授从法院复印出三本案卷，程世蓉拿到了。这三本案卷，最终成为拯救陈满的“杀手锏”。程世蓉经过对案卷材料仔细研读、分析、摘录、列表对比、建电子文档后，确认此案证据不能成立。随即，她着手整理备用资料。
2004年，程世蓉60岁，被返聘到中关村的科技公司做管理，工作里见着的都是商界精英。然而，得空她就跑去最高法院递申诉材料，生平头一次汇入上访者大军。
从早上排队等到下午，她厕所也不敢去。最终，当天下午接待室下班前，她成功递交了材料。
程世蓉没想到翻案如此难，就像一只脚踩进网里，整个人也身不由己地往前扑了。
她给海口龙华检察院打电话，对方说，案子很难办，他们办不动。
她给海南省检察院打电话，对方说，请体谅他们也难，劝她息诉。
她给海南省高院打电话，法官第一个问题问她，是人大代表吗？然后问，陈满自己都认罪了，她怎么翻案？
她一边帮陈满父母寻找律师，同时帮他们书写和寄发申诉材料，得到的还是一份份“驳回”“不复查”“不立案”“不提审”的各种通知书。
就这样，折腾了11年……
从找存在感到不忍放下
经过程世蓉多方努力，陈满案最后成为李金星律师发起的“拯救无辜者洗冤行动”援助的第一起案件。李金星和程世蓉商量，律师可以做免费的法律援助，但差旅费还需家属筹集。
陈家没钱了，程世蓉就去和姚军商量。姚军是陈满的高中同学，当年一起闯的海南。到了最后一搏的时候了，程世蓉和姚军发动陈满的老同学、老同事参与筹款。
那段时间，程世蓉成了让律师们隐隐头疼的人物。她总是不厌其烦地给律师打电话、发微信，询问案件进展，恨不得推着每个人走。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教授徐昕曾写了一个关于陈满案的微博，每天转一次，有几天没转。程世蓉就给他打电话，问怎么不转了。徐教授有点生气，觉得她怎么这么倔。也有律师找李金星抱怨，说被烦透了，“这案子不敢做了，本来就没收钱，最后还落了不是。”
可程世蓉也有苦衷。陈满母亲隔不久就打个电话，不谈案子，只问身体可好、北京气温多少度。逢年过节，也来电话祝福。“比我年长的老人，这样嘘寒问暖，情何以堪？”虽然不说，但她知道他们心里的焦急。
还好，所有人终于赢得了一次好运。随着案件影响越来越大，2015年初，最高检察院决定向最高法院提起抗诉。徐昕教授表示，陈满案是1979年刑诉法实施以来，最高检直接向最高院提起无罪抗诉的首例案件。
陈满案一年后再审，2016年2月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陈满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裁判，宣告陈满无罪。钟作宽家属接受了这一判决，目前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真凶，让故去的亲人在九泉之下得以安息。
2016年3月30日，陈满申请国家赔偿，索赔966万。2016年5月13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陈满达成协议，向陈满支付国家赔偿金275万余元。
这些年，不少人问程世蓉为什么要帮陈满，而且坚持这么多年。她诚实地说：“退休了，想找一点存在感吧——我不认为这是贬义。”没想到的是，这成了她有生之年深入参与的大事件。
经历了许多，抗争了很久，大部分时间都陷在泥沼里，“但很难说我有多么愤怒。仇恨入心的感觉，我没有。”她相信司法进步，人心向善，陈满的平反证明了这一点。
女儿的评价最让程世蓉欣慰，“我妈十几年的努力，不光在拯救一个人和一个家庭，也是用行动在说：一个普通人如何不成为庸碌之辈。”
（编辑 赵莹zhaoyingno.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