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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中断了阿来两次小说创作。一次是2008年，他正在写《格萨尔王》，成都的高层居所剧烈震动起来，他用了几秒钟反应过来，这并非书中神灵触怒，而是眼见之现实。另一次是2018年，他正在创作关于探险家的小说，“5·12”十周年纪念的警报声在成都上空响起，他瞬时落泪，开始动笔去写之前曾刻意避开的关于地震的小说。一年之后，有了《云中记》。新书用三页交代了创作的原因。其中一条让人感到有些意外：向莫扎特致敬。
阿来坐在我的对面，讲起莫扎特。
“5·12”地震之后，阿来和许多志愿者一样，去往灾区。某天晚上，在映秀跟汶川之间的一个地点，阿来一个人躺在他的车里。尽管很累，但他睡不着。离车不远处，一台挖掘机不舍昼夜，仍在工作。距离“5·12”已经四五天了，废墟下面没什么活人了。除了个别的生命奇迹。
阿来待在车里，感觉有些麻木。他在想，当人不再哭泣之时，似乎没有一个更好的对待死亡的方式。地震死去的人太多了，连充分释放痛苦的机会都没有。阿来想着车上应该有点声音，他看到有一盘莫扎特，就塞进了音响里。《安魂曲》响起，是悲伤的，又是庄重的，在音乐里头，他感知有生命在升华，并没有随着肉体的消逝而消逝。此后，这个声音常常环绕他周遭。“写作这本书（《云中记》）时，我心中总回响着《安魂曲》庄重而悲悯的吟唱。”
阿来会想到对《诗经》的言说——哀而不伤。节制是对生命的尊重。这些他都懂，但在映秀和汶川之间的那个晚上，他感到此说头一回那么真切。夜太静了。他心中并无恐惧。他躺下，看着满天星光，四下无灯火，只有挖掘机“咣咣”之声渗入《安魂曲》中。
十年前中断的《格萨尔王》，他此后用了九个月写完。一年前搁置下的探险家小说，他至今没有继续。他仍在《云中记》里。
《云中记》仿佛一本意外之书。震后十年间，他并没有想过要写一本关于地震的小说。
地震之后，阿来去了灾区，帮助救援。他還去了北京，和友人为灾区募款。阿来那时候的想法是，应该先忘掉作家的身份。他不想写关于地震的任何东西。媒体打电话约稿，他说不接受采访。“我既不告诉你我看见了什么，我也不会写。”他只是给关于地震的一些口述史写过序。当时谁想写东西，他会帮助他们。“灾民往往分两种情况，一种什么都不想说，一种特别愿意倾诉。我可以帮助那些特别愿意倾诉的人。倾诉对他们来说是某种心理治疗。” 这是他接受的文化人参与震后重建的方式。
2018年5月12日，情况发生了改变。他几乎是坐在家中和十年前同样的位置，警报响起时，对面的楼没动。阿来发现楼模糊了，一向克制的他，泪水流了下来。
地震后，阿来见过阿坝州一个副州长。他一见到阿来，就哭了起来。阿来问他为何？他说，这里的城镇、乡村、道路、房屋，各种基础设施，我们干了三十多年，一夜之间全都没了。他比阿来还大两岁。他说我们不可能再有个30年了。“这等于说是把他一生工作的意义全都取消了。”类似这样的情感，到10周年那天好像有了一个总爆发。“我突然想都没想，就开始写起来。”这是《云中记》的开端。
阿来来北京，是因为《云中记》的出版。他所住酒店房间的桌子上，还摆着一本书。他拿起来，给我看，是《苏词汇评》。这是苏轼三百多首词的全集，而且把历代对苏词的评价附于其后。“这书做得很好，不是流行的那种做法。”他每次出门带的书都不一样。大概每三年左右，他会把中国的诗歌、散文有选择地重温一遍。这是为了保持语言的感觉。语言的感觉不会凭空而来。在他看来，从网络上捡点儿新词，这些是可以的，但是那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他拿起手中的苏词，“他们才是非常讲究的。”
苏轼是阿来的第二爱，他的最爱是杜甫。在他眼中，这两位在书写领域当中，几乎无所不能。苏轼既能“大江东去浪淘尽”，也能“十年生死两茫茫”。杜甫能写忧国忧民之诗，也能写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他们不拒绝内心的各种感受，这是非常真实的全方位的生活。”
阿来的行李箱里有好酒好烟，身上衣服是奢侈品牌。他对生活品质有要求。他同样对此警觉，精神世界的探究不敢偏废。阿来的生活保持规律。他不像一些作家，要下午才起床。早上9点开始的采访对他并不构成问题。“我没有当过职业作家，我朝九晚五都要上班，每天7点之前肯定起床，没有早上睡觉的习惯。”
阿来认为，作为一个作家，会经常说“深入生活”，但如果没有一个确定的职业跟社会身份，其实“深入”可能就有问题。“那可能永远就是个旁观者，是吧？但是如果有一个职业，职业中遇到的事情就都是非常真切的，不管是好的坏的。”
一个人身处各种真实的人际关系中，就会面对各种利益纠葛。“在这个时候，你的合作伙伴也好，你管理的团队也好，他们会迅速把你是作家这件事忘记。”阿来笑了，“比如我跟我的合作伙伴签订合同，他不会说你是作家，我让你两个点。我的员工有什么要求，也不会因为我们老总是作家，就让步。”阿来曾为人瞩目的一个头衔是《科幻世界》社长和总编辑。1996年，他从阿坝文化局去往成都，接手《科幻世界》。彼时《科幻世界》状况并不好，快办不下去。在他接手后，许多杂志上的名字开始被关注，日后最有名的是当时初出茅庐的刘慈欣。“现在的人喜欢说我发现了谁。我不喜欢这样说。我不喜欢这样说别人，也不喜欢别人这样说我。”
最近，阿来还做了电影《攀登者》的编剧，为了体验生活，他登临喜马拉雅山脉六千多米处。他自己并非特别热爱登山，环保问题似乎更能激起他的关注之心。珠峰脚下一地的垃圾让他反思，“商业登山真是必须的吗？”这和《攀登者》里六七十年代的登山有了太大区别。 阿来始终是个反思者。他认为批判和反思是作家的基本责任。但在他眼里，丈量文学最好的尺度是情感。“有的人经常说深度。说你要说思想嘛。如果是说思想的深度，有哪一本小说能比哲学家的书有深度呢？甚至你也不及历史学，不及人类学，不及社会学，因为他们是用一种非常专业的分析方法来处理材料。小说是讲人的故事，而人是靠什么？情感。中国传统文学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抒情性。”阿来说。
阿来觉得通过熟悉的语言写熟悉的内容，才能避免误解和误读，才有助于抵达情感的深度。他有一部散文集叫《语自在》，那是一种自由的言说状态。
阿来写了几十年。我问阿来，你在“语自在”之中么？
阿来回答：我觉得是。
人物周刊：《云中记》的写作是从哪里入手的呢？
阿来：几年前，一位摄影师给我看了一张他拍的照片，他问我，你知道这个村吧？我说，这还用猜吗？这就是那个村。这个村跟我小说里写的村很像。这样的村很多。这样的村，在地震中，房子破坏很严重，重要的是，将来它还会再面临同样的问题。地震造成的次生灾害会不时发生，并不适合重建，更多的是采取移民的方式。给我看照片的人还拍了村里祭司的儿子在废墟里敲鼓。祭司的儿子说，现在活着的人有政府在管，但是我们都走了，村里的那些鬼魂谁管？作为祭司，他要回去，管这些鬼魂。这个形象触发了我的写作，我开始动笔。
人物周刊：这是一个藏族苯教的祭司，这和你是藏族有关系么？
阿来：汶川就有很多藏族。可能我写藏族更得心应手一些。真要懂的话，得懂语言。这里是万物有灵论，万物有灵论就有自然崇拜。我正好希望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物周刊：在你的小说里，有神灵，也有科学家，你似乎是在让大家做出自己的选择。
阿了：我们每个人都会站在自己的文化立场，或者在自己所受教育的背景下，接受不同的对于世界的解释。我自己是相信科学的解释。大地并非与人为敌。因为除了依附大地，人无处可去，这就是人的困境，根本的困境。
人物周刊：现在全国好像有一股科幻热，你怎么看？
阿来：我认为没有什么科幻热。现在有刘慈欣热，没有科幻热。科幻总体在下行，其實当年的那支科幻创作队伍，大部分都已经瓦解。
人物周刊：瓦解？
阿来：对啊，很多人不写了。还有很多在写的，已经不写科幻了。更容易写的是玄幻啊，诸如此类吧。写科幻是有难度的。
人物周刊：科幻要有科学基础。
阿来：要讲道理。
人物周刊：你在《科幻世界》这么多年，没有想过写科幻小说么？
阿来：没有想过。我去那里不是去写科幻小说的，把这个平台做好，这对一个做杂志的人来讲更重要。如果平台不够好，没有推广能力，发现了好作者好作品也白发现，也不能造成影响。
人物周刊：地震的时候，你原本没有写小说的想法，这十年中是怎么慢慢变化的？
阿来：地震的时候，我认识到，我们中国人好像对死亡，并没有一个更深的考究。一个人生命的失去就是悲痛，悲痛完之后，随着时间的消失，慢慢减轻这种创痛，最后遗忘。中国人是最善于这个的，当时是非常悲痛的，但是过后又是迅速遗忘的。这跟西方有点不一样。西方文学中，比如最典型的灾难就是战争，西方人在写战争、写死亡的时候，好像能写出一些对生命本体的哲理性的思考。恐怕我们要写灾难也要这样。
人物周刊：这是非常特别的对生命的体验。
阿来：我觉得，对我来说，除了爱情之外，这个经历恐怕是最重要的。都不需要自己想，那些场景都会经常下意识地出现。它慢慢地内化了，成了你的一个创伤。
人物周刊：你写《格萨尔王》，是要对这个经典重新做一个解释？
阿来：《格萨尔王》诞生时间很长了，但是越往后，文本被改造的东西越多。我其中写到格萨尔王战无不胜。反正最后他打不过就是神来帮忙，就像这《西游记》之无聊也是这样。反正他过不了关，就有人来帮忙，天兵天将就来了，或者哪个神仙就来了。这有点没劲。我是让格萨尔王自己觉得，他们天天打胜仗没意思，他甚至想失败一次。
人物周刊：我挺好奇，当初为什么许多家出版社都不敢出版《尘埃落定》？
阿来：我们的市场一直在呼唤创新，但真正当创新的东西出来之后，其实它有点儿陌生，不知道怎么评判，没见过它就没把握。当时文学的市场化刚开始，我们中国人一想到文化的市场化的时候，其实总是往低处想的。不要那么高雅，不要那么高深，通俗一点，刺激一点，诸如此类吧。他们觉得《尘埃落定》没法儿做，提出的意见就是——改啊。
人物周刊：你的态度是怎样的？
阿来：说实话，现在很多年轻人达不到我当年的那个定力。我的书拖了四年才出版，我当时的意见是，除了错别字，一个字不能改。那个时候，我也是寂寂无名啊，也没钱。我只是阿坝州文化局一个编内部杂志的编辑。我愿意等。现在很多年轻人，让他改东西，屁颠儿屁颠儿就改了，生怕改不好。有时候，往往一改，就把好东西改坏掉了。
阿来：我是要充分的表达。艺术这个东西是需要一点坚持。《尘埃落定》写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如果不是自己的小说，我都会说这是一本伟大的小说。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有这样的判断。
阿来：我们经常看见有些人狂妄，对自己判断是错的，但是我不会，为什么呢？我不是瞎说的。我读了那么多书，看到小说形式从两千年前一点一点发生变化，一直发展到当代。不光是看中国的，全世界翻译成中文的，我都看。我是把自己的书放在这样一个体系里头去考察、去比较，不是说除了自己别的都不知道，然后就觉得自己这个好。这是一个客观的判断，不是顾影自怜。你既要尊重自己，但又不能把自己无限放大。
人物周刊：《尘埃落定》后来所达到的成就，是你预料当中的吗？
阿来：应该是预料当中。我们在物质方面拼命想要好的东西，只要自己经济能力达得到，买得起八千块钱的衣服，绝不买一千的，是不是？能开得起宝马，绝不开大众。物质上我们都是这种追求。难道文化上，我们只要坏的、只要低俗的，不要好的？可能大众文化有这个趋势，但是我不相信这个社会一点儿有文化追求的人都没有，不可能吧？不要说什么雅俗共赏，即便是畅销书，你卖了一千万本，相对于十几亿人来讲，也很小众啊，是不是？
人物周刊：你会特别看重对藏族的书写么？只写藏族范围内的生活？
阿來：我写这些东西，因为我熟悉这些东西。我对自己没有限定。我也过了几十年城市生活，城市生活就几乎是脱离藏族社会的。我在《科幻世界》十年，没有藏族同事。我住的小区，没有藏族邻居。我自己做的工作也极少直接跟藏族社会发生交集。这是我一大部分生活经验。说不定哪一天，我写个城市小说，这是有可能的。
人物周刊：你如何认识“知识分子”这个概念？
阿来：我同意萨义德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萨义德说，知识分子是能够把个人或者某一族群的这些特殊的经历，跟整个人类的普遍性连接起来的。知识分子既是文化的人、地域的人、种族的人，同时是人类的人。
人物周刊：你每年的版税收入都相当丰厚，在严肃作家里是非常高的，这样的经济状态会对你的写作有影响么？
阿来：这也是个考验。经济状态改变了，吃得好一些，穿得好一些，我也愿意消费高一点，物欲有时候会损害人的内心世界，我对这个有警惕。不能因为多喝了几次茅台，就觉得我是多么高端的人。
人物周刊：更注重精神世界的东西？
阿来：对啊。尤其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不能切掉自己跟中国普通社会的联系，而且这个联系不是姿态性的。你真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真能大家坐在一起，还能互相倾听、互相懂得，不光是你倾听他，他也觉得你跟他是一样的。
人物周刊：你书写的对象基本是乡村，你如何看待当下的乡村？
阿来：我反对现在那种到处泛滥的所谓“乡愁”的书写。城乡的差距，出城十里就能看见。我们的乡村建设还很差。乡村的基本面貌、农民的受教育水平、农业生产能力，都是低水平的，同时是高成本的，这些必须通过乡村的重建来完成。而且这个重建不光是盖房子，还有乡村结构的重建。
人物周刊：你写了三十多年了，持续的动力是什么？
阿来：我觉得我没有动力。我倒是相信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可能都会有一个最适合他做的事情，如果他运气好。我就算运气好的，就干了自己最适合干的那个事情，所以在这当中也不累，永远新鲜，而且也不需要给自己打气，因为这就是一个自然而然随时会发生的事情。你跟世界和社会的关系，都是通过这个东西来最终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