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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藏书不多，但至今珍藏着《航海》创刊初期数十本杂志，几度搬家都得到了很好的保存。闲时翻阅，有一种别样的情感，仿佛又回到了特殊的年代。上海市航海学会建会四十周年，《航海》走过39个春秋，几乎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年轮相吻合，顺着杂志栏目、题材、文风嬗变脉络，寻觅我国航运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足迹，期刊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印痕。重读《航海》早期的文章，回想当年作者的思考和读者的喜好，以及这些作品的影响力，在将近40年后的今天显得格外有趣，回味无穷。
1979年1月，《航海》杂志创刊，我已经在上海海运局油轮船舶整整干了6年水手活了，查阅当年船员动态卡片，记录着那年我从“大庆53”轮调往“胜利1”号任职。经历了“文革”，人心思定，当时的科普出版业还一片荒芜，百业待兴。《航海》杂志的创刊，就像荒山野地上破土而出的一株春笋，以强劲的生长力迅速成林。与我差不多的这些因“文革”而荒废学业的船舶青工们从中吸收了养分，开拓了视野，对职业生涯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航海》创刊之初，编译的航运“科技动态”和航海“俱乐部”栏目对青年船员很有吸引力，什么美国的AN/AQS-13A改进型声呐、日本的玻璃钢船艇材料，还有自由下落式救生系统等等，一切觉得那么新鲜和奇特，令人目不暇接。航海“俱乐部”摘录的豆腐干大小文章，如哥伦布与香烟、鲸和海豚的声呐系统、漫话船舶消防、海参预报大风等等，趣味横生。每期杂志送到船上，年轻的水手和机工们都争先阅读，形成了船舶文化生活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航运动态”栏目有关全局性的宏观报道，令读者震撼，譬如美苏航运界削价揽载、日本油轮出口淡水去中东、香港跃居亚洲最大集装箱港等信息，之前闻所未闻，激发我辈勤学敏思，以弥补荒芜十年学识之欠账。
传颂航海英才，记述涉海趣闻是当年《航海》杂志的又一个看点，这种风格一直延续至今，现在的“约见航海界”栏目与其一脉相承。《回忆先父马家骏船长》一文是马船长的三儿子马涤凡所作，记述了轮船招商局第一位中国籍船长献身祖国航海事业，忠心耿耿的一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马家骏船长的沉稳指挥下，两次轰动全国的海上遇险转危为安。《“新铭”轮遇险记》被编入了当时的小学教科书，海员的勇敢和顽强精神激励了一代学子。《一个值得怀念的船长——张丕烈》记述了为新中国诞生而英勇捐躯的海员英烈事迹，毛主席签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张丕烈船长是海员群体的骄傲，永远值得大家怀念。还有《航海家萨镇冰的性格和作风》《世界船王包玉刚》《江海骁将陶勇》《江河大海哺育了高尔基》《容闳及其环球航海轶事》《鲁迅曾有过的海军生活》等好文章在青年学生心目中，架构起一座座从课堂通向海洋的桥梁。
不拘泥于形式和体裁，围绕“航海”主题百花齐放式地鸣放，则是《航海》拉近与读者距离的又一特点。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为字数所累。不少小微作品就二三百字，读来也蛮有收获。“大咖”是网络用语，指在这方面值得称道和尊敬的人物。当年有众多航运界的“大咖”为刊物撰文，杂志增添了浓厚的色彩。我国现代航海技术领域翘楚，时年90高龄的黄慕宗老先生，为1983年第2期《航海》撰文《我是怎样当上天津港第一个中国引水员的》。回想解放前坎坷航海路，看到新中国航海事业发生的巨变，黄老感慨万千，说出了发自肺腑的心里话“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才能够真正显示出自己的尊严、力量和智慧”。黄老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给读者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胡时渊先生堪称民国后期中国航运界大名鼎鼎的人物，曾担任招商局总经理。《航海》1981年第3期，胡老撰文《我所知道的“江亚”轮沉没真相》，还原了我国现代航运史上发生的震惊世界的惨案，揭露了反动腐朽的国民党军政当局掩盖事实、嫁祸于人、草菅人命的恶毒手段。上海海运局科技领军人物陆熹，在《航海》1984年第1期撰文介绍了《我国第一艘化学品液货专用船》。陆老早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曾担任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负责人，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时期，为航运科技和管理的正本清源做出贡献。那时，海军军官和交通部司局领导也常常在百忙中拨冗为航海科学普及撰文。航运界“大咖”的风范和留存在《航海》杂志的好文章已成为永久的印记。
《航海》杂志伴行近四十载，我既是她忠实的读者，更有幸在刊物上陆续发表了一些随感和科普文章，颇感自豪，可以说《航海》是我的良师益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经历了从舱面水手到远洋大副的长进，并奉调至上海海运学校任教员。因教学缘故，时常在海运局内刊《海运科技》上发表短文，能在《航海》上刊发文章一直是我的愿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从新加坡SAMATA船务公司外派回沪后，总想写一点异国他乡的所见所闻。曾在缅甸仰光港呆了近两个月，印象深刻，也颇有好感，写就一篇《仰光随感》寄给了编辑部，编辑的青睐使我受宠若惊，逐渐加深与《航海》的友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日本商船三井的杂货船上担任了一年多的大副，职业学校毕业的日籍船长与轮机长处惊不乱和极强的动手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校后，我给《航海》编辑部寄去了《海运学校提升学生认知实践》一文，并应用于学生培养实践中。
当我获得甲类船长资格后，学校航海系的管理和人才培育都要求我以更高格局思考问题。那段时间，我还带领数批船员先后从日本成功接回7艘老旧船，暑期还担任长江油轮公司的引水，在积累经验的同时，依然笔耕不缀。
《航海》陪伴我成長。我和众多船员青年一样，如同聚集在常春藤下沐浴春风。数十年后的《航海》仍然是我们自己的刊物，我认定了只要刊物授道的价值尚存，我们这代航海人就有责任加以呵护，使其以独特的魅力凝聚读者。为此，我继续为《航海》撰文。《15世纪中国科技对郑和航海的影响》《探索航运新能源》《黄浦江游艇操纵技术特性与艇员适任能力提高》《大型船舶脱险操作对策》《沙船昌盛时期航海技术之应用略考》等文章相继刊发。2005年，在上海市航海学会的推荐下，我撰写了面向中小学生的科普作品《驾驭海上浮动城市——万吨巨轮》，经市科协汇编后，科普资料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印发。
当我从学校教师岗位上退休后，对《航海》依然难弃难舍。以杂志为平台，我先后与志同道合的张兴芝轮机长和胡月祥船长等同仁谋划编辑两期《航海》增刊，使百余位在生产一线的船长和轮机长们刊发论文的愿望成为现实。2016年和2017年，我们这些已经赋闲的船员聚集一起，在学会的协调下，连续两次圆满完成了市科协交办的中小学生航海科普知识竞赛命题和解答任务。为了贯彻落实中国科协九大精神，并完成筹办中国青少年科学素质大会的任务，我受学会之邀，为中国青少年科学素质云课程录制开设了讲堂。
信手翻阅各期《航海》杂志，刊物的特色可以概括为“平凡至真”，从文章中可以感悟到编辑、作者对船员和青少年的真诚，也能领略到撰文者热情挥洒的文采。如果说创刊之初，杂志还像一珠幼苗，如今幼苗已长成大树。“约见航海界”“业界看点”“环球搜索”“海事法苑”“航海档案”等新栏目，在读者与作者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一批又一批航海人在平台上继续作文论道。
1979年1月，《航海》杂志创刊，我已经在上海海运局油轮船舶整整干了6年水手活了，查阅当年船员动态卡片，记录着那年我从“大庆53”轮调往“胜利1”号任职。经历了“文革”，人心思定，当时的科普出版业还一片荒芜，百业待兴。《航海》杂志的创刊，就像荒山野地上破土而出的一株春笋，以强劲的生长力迅速成林。与我差不多的这些因“文革”而荒废学业的船舶青工们从中吸收了养分，开拓了视野，对职业生涯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航海》创刊之初，编译的航运“科技动态”和航海“俱乐部”栏目对青年船员很有吸引力，什么美国的AN/AQS-13A改进型声呐、日本的玻璃钢船艇材料，还有自由下落式救生系统等等，一切觉得那么新鲜和奇特，令人目不暇接。航海“俱乐部”摘录的豆腐干大小文章，如哥伦布与香烟、鲸和海豚的声呐系统、漫话船舶消防、海参预报大风等等，趣味横生。每期杂志送到船上，年轻的水手和机工们都争先阅读，形成了船舶文化生活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航运动态”栏目有关全局性的宏观报道，令读者震撼，譬如美苏航运界削价揽载、日本油轮出口淡水去中东、香港跃居亚洲最大集装箱港等信息，之前闻所未闻，激发我辈勤学敏思，以弥补荒芜十年学识之欠账。
传颂航海英才，记述涉海趣闻是当年《航海》杂志的又一个看点，这种风格一直延续至今，现在的“约见航海界”栏目与其一脉相承。《回忆先父马家骏船长》一文是马船长的三儿子马涤凡所作，记述了轮船招商局第一位中国籍船长献身祖国航海事业，忠心耿耿的一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马家骏船长的沉稳指挥下，两次轰动全国的海上遇险转危为安。《“新铭”轮遇险记》被编入了当时的小学教科书，海员的勇敢和顽强精神激励了一代学子。《一个值得怀念的船长——张丕烈》记述了为新中国诞生而英勇捐躯的海员英烈事迹，毛主席签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张丕烈船长是海员群体的骄傲，永远值得大家怀念。还有《航海家萨镇冰的性格和作风》《世界船王包玉刚》《江海骁将陶勇》《江河大海哺育了高尔基》《容闳及其环球航海轶事》《鲁迅曾有过的海军生活》等好文章在青年学生心目中，架构起一座座从课堂通向海洋的桥梁。
不拘泥于形式和体裁，围绕“航海”主题百花齐放式地鸣放，则是《航海》拉近与读者距离的又一特点。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为字数所累。不少小微作品就二三百字，读来也蛮有收获。“大咖”是网络用语，指在这方面值得称道和尊敬的人物。当年有众多航运界的“大咖”为刊物撰文，杂志增添了浓厚的色彩。我国现代航海技术领域翘楚，时年90高龄的黄慕宗老先生，为1983年第2期《航海》撰文《我是怎样当上天津港第一个中国引水员的》。回想解放前坎坷航海路，看到新中国航海事业发生的巨变，黄老感慨万千，说出了发自肺腑的心里话“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才能够真正显示出自己的尊严、力量和智慧”。黄老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给读者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胡时渊先生堪称民国后期中国航运界大名鼎鼎的人物，曾担任招商局总经理。《航海》1981年第3期，胡老撰文《我所知道的“江亚”轮沉没真相》，还原了我国现代航运史上发生的震惊世界的惨案，揭露了反动腐朽的国民党军政当局掩盖事实、嫁祸于人、草菅人命的恶毒手段。上海海运局科技领军人物陆熹，在《航海》1984年第1期撰文介绍了《我国第一艘化学品液货专用船》。陆老早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曾担任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负责人，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时期，为航运科技和管理的正本清源做出贡献。那时，海军军官和交通部司局领导也常常在百忙中拨冗为航海科学普及撰文。航运界“大咖”的风范和留存在《航海》杂志的好文章已成为永久的印记。
《航海》杂志伴行近四十载，我既是她忠实的读者，更有幸在刊物上陆续发表了一些随感和科普文章，颇感自豪，可以说《航海》是我的良师益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经历了从舱面水手到远洋大副的长进，并奉调至上海海运学校任教员。因教学缘故，时常在海运局内刊《海运科技》上发表短文，能在《航海》上刊发文章一直是我的愿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从新加坡SAMATA船务公司外派回沪后，总想写一点异国他乡的所见所闻。曾在缅甸仰光港呆了近两个月，印象深刻，也颇有好感，写就一篇《仰光随感》寄给了编辑部，编辑的青睐使我受宠若惊，逐渐加深与《航海》的友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日本商船三井的杂货船上担任了一年多的大副，职业学校毕业的日籍船长与轮机长处惊不乱和极强的动手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校后，我给《航海》编辑部寄去了《海运学校提升学生认知实践》一文，并应用于学生培养实践中。
当我获得甲类船长资格后，学校航海系的管理和人才培育都要求我以更高格局思考问题。那段时间，我还带领数批船员先后从日本成功接回7艘老旧船，暑期还担任长江油轮公司的引水，在积累经验的同时，依然笔耕不缀。
《航海》陪伴我成長。我和众多船员青年一样，如同聚集在常春藤下沐浴春风。数十年后的《航海》仍然是我们自己的刊物，我认定了只要刊物授道的价值尚存，我们这代航海人就有责任加以呵护，使其以独特的魅力凝聚读者。为此，我继续为《航海》撰文。《15世纪中国科技对郑和航海的影响》《探索航运新能源》《黄浦江游艇操纵技术特性与艇员适任能力提高》《大型船舶脱险操作对策》《沙船昌盛时期航海技术之应用略考》等文章相继刊发。2005年，在上海市航海学会的推荐下，我撰写了面向中小学生的科普作品《驾驭海上浮动城市——万吨巨轮》，经市科协汇编后，科普资料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印发。
当我从学校教师岗位上退休后，对《航海》依然难弃难舍。以杂志为平台，我先后与志同道合的张兴芝轮机长和胡月祥船长等同仁谋划编辑两期《航海》增刊，使百余位在生产一线的船长和轮机长们刊发论文的愿望成为现实。2016年和2017年，我们这些已经赋闲的船员聚集一起，在学会的协调下，连续两次圆满完成了市科协交办的中小学生航海科普知识竞赛命题和解答任务。为了贯彻落实中国科协九大精神，并完成筹办中国青少年科学素质大会的任务，我受学会之邀，为中国青少年科学素质云课程录制开设了讲堂。
信手翻阅各期《航海》杂志，刊物的特色可以概括为“平凡至真”，从文章中可以感悟到编辑、作者对船员和青少年的真诚，也能领略到撰文者热情挥洒的文采。如果说创刊之初，杂志还像一珠幼苗，如今幼苗已长成大树。“约见航海界”“业界看点”“环球搜索”“海事法苑”“航海档案”等新栏目，在读者与作者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一批又一批航海人在平台上继续作文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