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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网络监管立法现状
自1994年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以来，为适应网络健康快速发展，我国逐步制定出台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有与网络息息相关的具体法律法规，也有专门的规范性文件和自律公约，它们在我國网络管理、域名管理和网络安全监管上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因我国网络立法存在较大局限性，导致网络监管不力，一定程度地影响到社会经济秩序。近年来频发的网络事件不胜枚举，这些事件引发了社会对网民权益保护、隐私权立法等的强烈呼吁和热烈讨论，虽然类似事件数不胜数，但其暴露出来的本质问题却是相同的，那就是我国网络监管立法主体多元，立法层级不高，立法程序的公众参与程度有限，对网络主体权利保护的关注不够，网络规制文件缺乏对政府违法监管行为的救济规定等等，这必然要求政府加强网络监管立法。
二、行政立法是加强网络监管的首选
何种立法能够及时有效加强网络监管呢？互联网具有某些特质，这决定在当前情况下，通过行政立法加强网络监管是历史的必然性。
目前我国实行既统一又分层次的立法权限划分体制。其中全国人大立法要经过提案程序、审议程序、表决程序和公布程序，这种严格又复杂性的程序有效保证了人大立法的完备合理性，但也确实存在效率不高的问题，人大立法的稳定性难以适应网络千变万化的新形势。
相较而言，行政立法则更具优势。行政立法是行政机关作为立法主体的一种立法模式，行政立法主体是一定范围的行政机关，它能对调整对象的变化做出更为及时地回应，而且行政立法主体数量较多，在上位法允许范围内能够针对具体实践做出更为适宜的安排。行政立法自身所具备的特点使其能够较好地兼顾法律规范的稳定性和规制对象的易变性，确保网络监管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另外，网络监管人大立法和网络监管行政立法两者并不冲突，当人大立法条件未成熟时，网络监管可以行政立法予以规制，当人大立法条件成熟并制定了相关法律时，行政立法可以予以补充。
三、对网络监管行政立法的观点
随着网络事件频发，对网络立法的看法，见仁见智。有观点认为，在网络立法时间上要适时跟进，在具体立法上要注意准确性、针对性、整体协调性以及与国际接轨等等。有观点认为，1994年中国教育科研网与美国NCFnet直接联网，国际上才承认中国开始拥有网际网路(internet)，从某种角度看中国网络历史是短暂的，也许立法者还在摸索中前进，立法时机并不成熟。通过网络自身业已存在的特性、社会力量以及主流价值观舆论影响，让网络主体加强道德自律与急于立法相比，往往更加有效。但也有观点认为，通过行政立法加强网络监管已是当务之急。
四、网络监管行政立法的必要性
（一）规范网民行为。目前，中国宽带用户数量已跃居世界第一，中国网民增速也是非常迅猛。网络已切切实实融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网络已经切切实实影响着每个人的衣食住行，倘若虚拟空间不尽早尽快成为一个真正的法制空间，网络失序将进一步加剧，网民合格权益维护将变得举步维艰。通过行政立法明确政府网络监管实体和程序，明确网络监管的范围、对象、手段和法律后果，既是保证政府有法可依的必然要求，也是保护网民合法权益、维护网络自由、构建和谐网络秩序的必然要求。
（二）网络主体自律不强。继互联网技术革新、网络技术推广应用等受到社会高度关注后，政府网络监管问题，成为当今时代人们日益热议的焦点。网络发展初期，网络主体道德自律在维护网络秩序方面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目前解决网络失序问题、构建和谐有序的网络环境是离不开网络主体自觉性的，这不仅与网络自由发展精神相契合，也有助于形成和谐的网络伦理关系，但网络主体道德自律已不足以维护网络秩序了。
（三）维护网络自由。网络主体滥用网络自由是造成网络失序的直接原因。传统上，个体或者组织对外界的信息发布和获取是通过电视、报刊、广播等形式，但因受覆盖范围、表现形式、限时播放以及昂贵制作费用等各方面因素的约束，已经逐渐失去了往日的风采。网络失序除了网络主体道德水平、认知程度等主观因素外，更多的在于网络缺乏有效的外部干预。网络监管行政立法具有明确告诉网络主体行为的模式和标准，可以对网民的行为起到指引、评价、教育、预测和强制作用，达到限制网络自由过度泛滥的目的。
（四）保护网民权利。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公权力与私权利资源在不同阶层按不同方位排列组合的历史，与此同时，不同时期的思想家基于自己的立场对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目前我国的权利（力）状况是公权力强、私权利弱、公权力经常侵犯私权利，这种现象在政府网络监管职责履行过程中表现得也很突出。因网络监管对象、监管内容、法律后果和网络监管时间、步骤、方式没有以成文形式确立下来，一方面网络主体权益受到其他网络主体侵害，难以有效救济，一方面政府行使监管职权因无法可依即便执法不当，也难以追究其法律责任，使得网络主体私权利被任意侵害或侵害后难以获得救济。
可见，行政立法是政府加强网络监管的必然要求。
（作者单位：民航广西机场公安局）
自1994年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以来，为适应网络健康快速发展，我国逐步制定出台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有与网络息息相关的具体法律法规，也有专门的规范性文件和自律公约，它们在我國网络管理、域名管理和网络安全监管上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因我国网络立法存在较大局限性，导致网络监管不力，一定程度地影响到社会经济秩序。近年来频发的网络事件不胜枚举，这些事件引发了社会对网民权益保护、隐私权立法等的强烈呼吁和热烈讨论，虽然类似事件数不胜数，但其暴露出来的本质问题却是相同的，那就是我国网络监管立法主体多元，立法层级不高，立法程序的公众参与程度有限，对网络主体权利保护的关注不够，网络规制文件缺乏对政府违法监管行为的救济规定等等，这必然要求政府加强网络监管立法。
二、行政立法是加强网络监管的首选
何种立法能够及时有效加强网络监管呢？互联网具有某些特质，这决定在当前情况下，通过行政立法加强网络监管是历史的必然性。
目前我国实行既统一又分层次的立法权限划分体制。其中全国人大立法要经过提案程序、审议程序、表决程序和公布程序，这种严格又复杂性的程序有效保证了人大立法的完备合理性，但也确实存在效率不高的问题，人大立法的稳定性难以适应网络千变万化的新形势。
相较而言，行政立法则更具优势。行政立法是行政机关作为立法主体的一种立法模式，行政立法主体是一定范围的行政机关，它能对调整对象的变化做出更为及时地回应，而且行政立法主体数量较多，在上位法允许范围内能够针对具体实践做出更为适宜的安排。行政立法自身所具备的特点使其能够较好地兼顾法律规范的稳定性和规制对象的易变性，确保网络监管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另外，网络监管人大立法和网络监管行政立法两者并不冲突，当人大立法条件未成熟时，网络监管可以行政立法予以规制，当人大立法条件成熟并制定了相关法律时，行政立法可以予以补充。
三、对网络监管行政立法的观点
随着网络事件频发，对网络立法的看法，见仁见智。有观点认为，在网络立法时间上要适时跟进，在具体立法上要注意准确性、针对性、整体协调性以及与国际接轨等等。有观点认为，1994年中国教育科研网与美国NCFnet直接联网，国际上才承认中国开始拥有网际网路(internet)，从某种角度看中国网络历史是短暂的，也许立法者还在摸索中前进，立法时机并不成熟。通过网络自身业已存在的特性、社会力量以及主流价值观舆论影响，让网络主体加强道德自律与急于立法相比，往往更加有效。但也有观点认为，通过行政立法加强网络监管已是当务之急。
四、网络监管行政立法的必要性
（一）规范网民行为。目前，中国宽带用户数量已跃居世界第一，中国网民增速也是非常迅猛。网络已切切实实融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网络已经切切实实影响着每个人的衣食住行，倘若虚拟空间不尽早尽快成为一个真正的法制空间，网络失序将进一步加剧，网民合格权益维护将变得举步维艰。通过行政立法明确政府网络监管实体和程序，明确网络监管的范围、对象、手段和法律后果，既是保证政府有法可依的必然要求，也是保护网民合法权益、维护网络自由、构建和谐网络秩序的必然要求。
（二）网络主体自律不强。继互联网技术革新、网络技术推广应用等受到社会高度关注后，政府网络监管问题，成为当今时代人们日益热议的焦点。网络发展初期，网络主体道德自律在维护网络秩序方面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目前解决网络失序问题、构建和谐有序的网络环境是离不开网络主体自觉性的，这不仅与网络自由发展精神相契合，也有助于形成和谐的网络伦理关系，但网络主体道德自律已不足以维护网络秩序了。
（三）维护网络自由。网络主体滥用网络自由是造成网络失序的直接原因。传统上，个体或者组织对外界的信息发布和获取是通过电视、报刊、广播等形式，但因受覆盖范围、表现形式、限时播放以及昂贵制作费用等各方面因素的约束，已经逐渐失去了往日的风采。网络失序除了网络主体道德水平、认知程度等主观因素外，更多的在于网络缺乏有效的外部干预。网络监管行政立法具有明确告诉网络主体行为的模式和标准，可以对网民的行为起到指引、评价、教育、预测和强制作用，达到限制网络自由过度泛滥的目的。
（四）保护网民权利。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公权力与私权利资源在不同阶层按不同方位排列组合的历史，与此同时，不同时期的思想家基于自己的立场对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目前我国的权利（力）状况是公权力强、私权利弱、公权力经常侵犯私权利，这种现象在政府网络监管职责履行过程中表现得也很突出。因网络监管对象、监管内容、法律后果和网络监管时间、步骤、方式没有以成文形式确立下来，一方面网络主体权益受到其他网络主体侵害，难以有效救济，一方面政府行使监管职权因无法可依即便执法不当，也难以追究其法律责任，使得网络主体私权利被任意侵害或侵害后难以获得救济。
可见，行政立法是政府加强网络监管的必然要求。
（作者单位：民航广西机场公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