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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他穿上了哈利波特的隐形衣，穿梭于城市的每个角落；
有人说他插上了隐形的翅膀，飞行至铁道边、广告牌上、废旧的工厂里；
他就是“隐形人”——刘勃麟。
2005年11月之前，他只是一名普通的艺术家，和大多数艺术工作者一样，为了自己的艺术理想，天天在自己的工作室埋头苦干。
当他第一次推出自己的“隐形人”作品“城市迷彩”系列，一张张隐藏于任何背景下而不显形的照片，让大家认识了“隐形人”刘勃麟。第一次做“隐形人”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委实出乎了刘勃麟的意料。“我做‘隐形人’不是为了‘红’，最初，它只是我释放精神压力的一种方式”，刘勃麟说。
国产“隐形人”
其实早在做隐形人之前，刘勃麟就已经开始考虑“隐形人”的构想。“当时，我感觉自己对于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多余的人，没有感情，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来源，作为一个30来岁的人，什么都没有，非常的失败。之后我才开始觉得做这个‘都市隐形人’有一定的可行性，这算是我个人情感的积淀。”
第一次“隐形人”的尝试，刘勃麟买到了几米便宜的遮光布，做了3套衣服。“当这个衣服做完之后，我的工作室就拆了，这是真正让我下定决心要把‘都市隐形人’做出来的一个原因”，刘勃麟笑着说。出于对这种不文明的强拆行为的抗议，刘勃麟的“隐形人”应运而生。“第一幅作品其实就是一个命题创作，我想表达艺术家对这种拆迁行为的愤慨，因为‘隐形人’的创作时间短，周期短，不像雕塑作品，通常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出炉，于是就在2005年11月18日这天，在刚刚拆完的满目疮痍的现场，做出了第一张“隐形人”作品。很多人都说我是‘一拆出名’，其实不是这样的，我最开始的想法只是抗议。”
每一幅“隐形人”作品的出炉，都要经历前期准备，中期构图和美术，后期拍摄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背景的选材。“因为我的‘隐形人’是要表达出我的思想，我必须要能融入到这个背景里去，所以我都会选择一些比较有现实意义、象征意义的背景，要展现我需要表达的东西。比如‘文革’时期的一些大字、标语等等，让人一看就明白我是在表达对‘文革’的反思。”
选好了背景，“隐形人”的制作同样不能含糊。制作的关键在于构图和美术，“我大学和研究生学的都是雕塑，在某种程度上说，雕塑的构图、美术和‘隐形人’是相通的，不管是雕塑还是照片，这都是一个媒介。”
每一次做完“隐形人”，刘勃麟都要好几天的时间才能缓过劲来。“长时间的站立，对人的体力是很大的考验，通常我站了一天下来，手脚都是肿的，腿酸的根本不能走路，只能在地上躺一会；夏天要忍受酷热，冬天要饱经严寒，这些都是要克服的困难。最难的是清洗颜料，每次我都会在澡堂里洗很长时间，脸上的颜料还稍微好洗一点，头发上的颜料清洗是最痛苦的。我先用那种间隔最宽的梳子去梳，梳开了之后再洗，为了让颜料软化，需要温度很高的水去清洗，一不小心就会烫到头，而且颜料会渗透到脑子里，会感觉头晕，恶心。通常洗一次我都会掉很多眉毛和头发。”
“可能我的行为会带给一些人快乐，大家会觉得‘都市隐形人’很有趣，很好玩，但是这些有趣的事情都是大众眼里所看到的，在我的眼里，远远不止这些。我就是想通过我的方式，来唤醒更多的人对过去反思，唤醒人们的社会意识和社会责任，让更多的人来关注弱势群体。”
“可能会有一些人说我这样做是哗众取宠之类的话，但是别人怎么说和我没有关系，他不会为我而活，我也不会为他而活。”
“隐形人”不是行为艺术
有人将刘勃麟的“都市隐形人”归为行为艺术，但对此他并不认同。
“我不认为‘都市隐形人’是行为艺术，虽然在作品中运用了我的身体。行为艺术一般来讲是你的身体参与你的艺术作品，从这个意义上来界定是不是行为艺术。但是我的行为本身并没有美的感觉，我的作品准确来说应该叫摆拍，摆拍形容的更贴切一些，如果把我的‘都市隐形人’定义为行为艺术，我觉得会把行为艺术的概念泛化。行为艺术是很崇高的一件事情，我还到不了那个高度。”
刘勃麟说，任何一个艺术品都有它的中心思想，行为艺术也不例外。行为艺术最终是靠身体来传达艺术作品的中心思想，而且行为艺术是用了艺术的形式来传递美，而自己的行为就不是，“我站在一个背景前，本身是不产生美感的。我拍的这些作品，照片更能说清楚这是什么，而不是靠我的身体。但是，我觉得如果我能让这种比较温和的方式让大家接受行为艺术，改变一直以来行为艺术在人们心目中是一种半疯狂行为的形象，行为艺术家们并不是都是青面獠牙，他们还是有自己的人生观，有自己的思考。如果真能让大众换一种眼光去看行为艺术，我也会很高兴。”
而对于自己的“出名”，刘勃麟也很清醒。“我的作品从出现到被大家接受，这是有一个时间段的。这个接受过程或许是社会在进步，或许是靠我自己的推广。艺术家的创作最终还是一个方法的问题，大家可以通过方法来看出我刘勃麟的作品，但是人的情感是没法总结的。”
“都市隐形人”是我的终生目标
2007年2月，刘勃麟作品展（巴黎）。
2008年2月，罗马国际当代艺术展。
2008年5月，刘勃麟个展（上海）。
面对接连而来的荣誉，刘勃麟表现的很淡然。“我不是为了金钱、为了名誉而做‘都市隐形人’，钱是次要的，没有钱，没有名我也要做艺术。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就不要考虑太多，这就是一条不归路。我有我自己的艺术理想，而且正在为这个理想而奋斗。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很多人为了钱和权迷失自己，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理想。但是一个人最需要明白的就是你需要什么，然后为了这个去奋斗。”
每当看到有人在网上关注“都市隐形人”，他既无奈又欣慰，无奈是因为很多人都觉得“都市隐形人”就像一个猜谜游戏一样，开心，有趣，好玩。欣慰是因为“都市隐形人”起码还有人在看，在想，在思考，有一些和他有同样想法的人会产生共鸣。“如果我做的‘都市隐形人’没有人关注了，那就说明它是一个失败的艺术品，一个缺乏艺术内涵的艺术品。”
2006年5月13日，在798艺术区“兵临城下”的展览上，刘勃麟展示了他的“隐形人”作品“下岗”。“这个展览号称2006年6大艺术展览之一，属于密集创作类型，我是作为一个新面孔参加这个展览，我很想把我“隐身”的作品展示出来。为了这一副作品，刘勃麟颇费苦功。“我想找到几位曾经在这个环境里工作的工人来参与这幅作品，现在看到的画面中的6个人，是曾经在这里参加工作，后来下岗的人。他们都有50多岁了，从开始工作就在这个空间，经历了分流，改制，下岗，他们这一批人，文化程度不高，学的技术也落后了，他们遇到了下岗，孩子上学自费，买房，一年200、300元的医疗费，所有的问题，他们这一代人全赶上了。为了找这些人，我通过798艺术区的离退休下岗办公室，找到了一份下岗人员的名册，一连半个月，我都在外面找，每天起早贪黑，有时候饭都顾不上吃。我一共找到了十几个人，但是他们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参与，有的是因为无法接受在他身上写写画画这种方式；有的是因为不愿意再次提起这件事情，怕影响到自己已经平静的生活。只有这6个人，我通过和他们聊天、沟通，把我的想法、我的思考说给他们听，让他们接受我的观点并支持我的创作，最后他们全都参与了，我非常感谢他们。这部作品很有力量，它的力量在于素材的真实性，它并不华丽，但能引起人的反思，对社会的思考。”
刘勃麟希望他的每一幅作品都能唤醒一些人，唤醒人们去反思，为什么人作为社会主体，在当前的情况下反而被弱化，为什么人不是在主导社会，而是社会在主导人，为什么会在社会中“隐形”。
“国外的‘隐形人’都属于艺术家个体的，大多数可能只是为了好玩，为了完成自己儿时的梦想。而我的‘隐形人’和国外的不一样，它不是我单纯的为了好玩、有趣，不是我为了寄托自己梦想的产物，它有我对我们中国特殊国情的思考。我们既有儒家文化，也有新文化运动，民主思潮的传承，还有新中国目前的繁荣景象，我相信未来还会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处在一个变异的过程中。我们很多人在精神上都不是独立的，都不自知，看到钱就要钱，都不知道这个钱是不是该赚，是不是可以赚。我就是想通过我的方式，来唤醒人的独立思考意识，让更多的人去反思过去，反思不公平现象，反思为什么会对这些现象麻木不仁。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终身的事业，或许会做的非常好。”
责任编辑 陈晰
有人说他插上了隐形的翅膀，飞行至铁道边、广告牌上、废旧的工厂里；
他就是“隐形人”——刘勃麟。
2005年11月之前，他只是一名普通的艺术家，和大多数艺术工作者一样，为了自己的艺术理想，天天在自己的工作室埋头苦干。
当他第一次推出自己的“隐形人”作品“城市迷彩”系列，一张张隐藏于任何背景下而不显形的照片，让大家认识了“隐形人”刘勃麟。第一次做“隐形人”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委实出乎了刘勃麟的意料。“我做‘隐形人’不是为了‘红’，最初，它只是我释放精神压力的一种方式”，刘勃麟说。
国产“隐形人”
其实早在做隐形人之前，刘勃麟就已经开始考虑“隐形人”的构想。“当时，我感觉自己对于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多余的人，没有感情，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来源，作为一个30来岁的人，什么都没有，非常的失败。之后我才开始觉得做这个‘都市隐形人’有一定的可行性，这算是我个人情感的积淀。”
第一次“隐形人”的尝试，刘勃麟买到了几米便宜的遮光布，做了3套衣服。“当这个衣服做完之后，我的工作室就拆了，这是真正让我下定决心要把‘都市隐形人’做出来的一个原因”，刘勃麟笑着说。出于对这种不文明的强拆行为的抗议，刘勃麟的“隐形人”应运而生。“第一幅作品其实就是一个命题创作，我想表达艺术家对这种拆迁行为的愤慨，因为‘隐形人’的创作时间短，周期短，不像雕塑作品，通常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出炉，于是就在2005年11月18日这天，在刚刚拆完的满目疮痍的现场，做出了第一张“隐形人”作品。很多人都说我是‘一拆出名’，其实不是这样的，我最开始的想法只是抗议。”
每一幅“隐形人”作品的出炉，都要经历前期准备，中期构图和美术，后期拍摄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背景的选材。“因为我的‘隐形人’是要表达出我的思想，我必须要能融入到这个背景里去，所以我都会选择一些比较有现实意义、象征意义的背景，要展现我需要表达的东西。比如‘文革’时期的一些大字、标语等等，让人一看就明白我是在表达对‘文革’的反思。”
选好了背景，“隐形人”的制作同样不能含糊。制作的关键在于构图和美术，“我大学和研究生学的都是雕塑，在某种程度上说，雕塑的构图、美术和‘隐形人’是相通的，不管是雕塑还是照片，这都是一个媒介。”
每一次做完“隐形人”，刘勃麟都要好几天的时间才能缓过劲来。“长时间的站立，对人的体力是很大的考验，通常我站了一天下来，手脚都是肿的，腿酸的根本不能走路，只能在地上躺一会；夏天要忍受酷热，冬天要饱经严寒，这些都是要克服的困难。最难的是清洗颜料，每次我都会在澡堂里洗很长时间，脸上的颜料还稍微好洗一点，头发上的颜料清洗是最痛苦的。我先用那种间隔最宽的梳子去梳，梳开了之后再洗，为了让颜料软化，需要温度很高的水去清洗，一不小心就会烫到头，而且颜料会渗透到脑子里，会感觉头晕，恶心。通常洗一次我都会掉很多眉毛和头发。”
“可能我的行为会带给一些人快乐，大家会觉得‘都市隐形人’很有趣，很好玩，但是这些有趣的事情都是大众眼里所看到的，在我的眼里，远远不止这些。我就是想通过我的方式，来唤醒更多的人对过去反思，唤醒人们的社会意识和社会责任，让更多的人来关注弱势群体。”
“可能会有一些人说我这样做是哗众取宠之类的话，但是别人怎么说和我没有关系，他不会为我而活，我也不会为他而活。”
“隐形人”不是行为艺术
有人将刘勃麟的“都市隐形人”归为行为艺术，但对此他并不认同。
“我不认为‘都市隐形人’是行为艺术，虽然在作品中运用了我的身体。行为艺术一般来讲是你的身体参与你的艺术作品，从这个意义上来界定是不是行为艺术。但是我的行为本身并没有美的感觉，我的作品准确来说应该叫摆拍，摆拍形容的更贴切一些，如果把我的‘都市隐形人’定义为行为艺术，我觉得会把行为艺术的概念泛化。行为艺术是很崇高的一件事情，我还到不了那个高度。”
刘勃麟说，任何一个艺术品都有它的中心思想，行为艺术也不例外。行为艺术最终是靠身体来传达艺术作品的中心思想，而且行为艺术是用了艺术的形式来传递美，而自己的行为就不是，“我站在一个背景前，本身是不产生美感的。我拍的这些作品，照片更能说清楚这是什么，而不是靠我的身体。但是，我觉得如果我能让这种比较温和的方式让大家接受行为艺术，改变一直以来行为艺术在人们心目中是一种半疯狂行为的形象，行为艺术家们并不是都是青面獠牙，他们还是有自己的人生观，有自己的思考。如果真能让大众换一种眼光去看行为艺术，我也会很高兴。”
而对于自己的“出名”，刘勃麟也很清醒。“我的作品从出现到被大家接受，这是有一个时间段的。这个接受过程或许是社会在进步，或许是靠我自己的推广。艺术家的创作最终还是一个方法的问题，大家可以通过方法来看出我刘勃麟的作品，但是人的情感是没法总结的。”
“都市隐形人”是我的终生目标
2007年2月，刘勃麟作品展（巴黎）。
2008年2月，罗马国际当代艺术展。
2008年5月，刘勃麟个展（上海）。
面对接连而来的荣誉，刘勃麟表现的很淡然。“我不是为了金钱、为了名誉而做‘都市隐形人’，钱是次要的，没有钱，没有名我也要做艺术。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就不要考虑太多，这就是一条不归路。我有我自己的艺术理想，而且正在为这个理想而奋斗。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很多人为了钱和权迷失自己，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理想。但是一个人最需要明白的就是你需要什么，然后为了这个去奋斗。”
每当看到有人在网上关注“都市隐形人”，他既无奈又欣慰，无奈是因为很多人都觉得“都市隐形人”就像一个猜谜游戏一样，开心，有趣，好玩。欣慰是因为“都市隐形人”起码还有人在看，在想，在思考，有一些和他有同样想法的人会产生共鸣。“如果我做的‘都市隐形人’没有人关注了，那就说明它是一个失败的艺术品，一个缺乏艺术内涵的艺术品。”
2006年5月13日，在798艺术区“兵临城下”的展览上，刘勃麟展示了他的“隐形人”作品“下岗”。“这个展览号称2006年6大艺术展览之一，属于密集创作类型，我是作为一个新面孔参加这个展览，我很想把我“隐身”的作品展示出来。为了这一副作品，刘勃麟颇费苦功。“我想找到几位曾经在这个环境里工作的工人来参与这幅作品，现在看到的画面中的6个人，是曾经在这里参加工作，后来下岗的人。他们都有50多岁了，从开始工作就在这个空间，经历了分流，改制，下岗，他们这一批人，文化程度不高，学的技术也落后了，他们遇到了下岗，孩子上学自费，买房，一年200、300元的医疗费，所有的问题，他们这一代人全赶上了。为了找这些人，我通过798艺术区的离退休下岗办公室，找到了一份下岗人员的名册，一连半个月，我都在外面找，每天起早贪黑，有时候饭都顾不上吃。我一共找到了十几个人，但是他们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参与，有的是因为无法接受在他身上写写画画这种方式；有的是因为不愿意再次提起这件事情，怕影响到自己已经平静的生活。只有这6个人，我通过和他们聊天、沟通，把我的想法、我的思考说给他们听，让他们接受我的观点并支持我的创作，最后他们全都参与了，我非常感谢他们。这部作品很有力量，它的力量在于素材的真实性，它并不华丽，但能引起人的反思，对社会的思考。”
刘勃麟希望他的每一幅作品都能唤醒一些人，唤醒人们去反思，为什么人作为社会主体，在当前的情况下反而被弱化，为什么人不是在主导社会，而是社会在主导人，为什么会在社会中“隐形”。
“国外的‘隐形人’都属于艺术家个体的，大多数可能只是为了好玩，为了完成自己儿时的梦想。而我的‘隐形人’和国外的不一样，它不是我单纯的为了好玩、有趣，不是我为了寄托自己梦想的产物，它有我对我们中国特殊国情的思考。我们既有儒家文化，也有新文化运动，民主思潮的传承，还有新中国目前的繁荣景象，我相信未来还会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处在一个变异的过程中。我们很多人在精神上都不是独立的，都不自知，看到钱就要钱，都不知道这个钱是不是该赚，是不是可以赚。我就是想通过我的方式，来唤醒人的独立思考意识，让更多的人去反思过去，反思不公平现象，反思为什么会对这些现象麻木不仁。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终身的事业，或许会做的非常好。”
责任编辑 陈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