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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四川省富顺县某镇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一个13岁的女孩小英，在无人事先知情的情况下生下了一个孩子。据女孩堂伯刘某交代，从2003年3月起，他趁小英无人看护，利用给糖果和钱的方式多次诱奸小英。据小英的父亲说，他和妻子4年前就到成都打工，两人一般都是过春节时才回家一趟。每次过年回家时，父女间往往是还没说上几句话，就又要踏上返程的路。
江油市云集乡年近七旬的梁婆婆在家中受伤，次日死亡。公安机关调查结论令人震惊：梁婆婆是被15岁的少年小刚（化名）杀害的，小刚是一名留守儿童。
广东惠州博罗的林就万夫妇长年在深圳打工，由80多岁的奶奶照顾三个女儿。7年之内，姐姐林文婷因蜡烛引燃大火烧成双脚残疾；小妹林文思在帮奶奶提开水时被严重烫伤；二妹林文容6岁在家用柴火烧水时引起大火严重烧伤，脸跟胸连在一起，眼睛因拉扯而闭合不上，双手双脚畸形程度严重，被别人称为“鬼孩”，她4年没有出过家门一步，更没有上过一天学。
这些触目惊心、匪夷所思的报道背后都是一个个孤单的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处境堪忧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入城市，在广大农村也随之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未成年人群体——农村留守儿童。因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打工而形成的由母亲或父亲一人抚养的家庭和由祖父母或亲戚代为抚养的孩子被称为留守儿童。这些留守儿童现状堪忧，应当引起社会及广大家长的广泛关注。
据统计，中国1.2亿农民常年于城市务工经商，产生了近2千万留守儿童。88.2%的留守儿童只能通过打电话与父母联系，其中53.5%的人通话时间在3分钟以内，并且64.8%的留守儿童是一周以上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与外出的父母联系一次，有8.7%的儿童甚至与父母没有联系。49.7%的孩子表示想和外出打工的父母在城市生活，但也有44.1%的被调查对象明确表示不想和外出打工的父母在城市生活。有24.2%的留守儿童与照顾他们的成人很少或从不聊天。
当我们为农民工的生存状况而深鞠热泪时，却往往忽略了他们背后孤苦伶仃的子女；当我们为城市孩子的权益奔走呼告时，却不經意间疏远了农村中的留守儿童。农村留守儿童多达2000万，数字可谓惊人，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表面上看，这是留守孩子家庭环节的缺失，实际上则是“三农”问题的另一种显象。
“留守儿童”被监护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隔代监护型；二是亲朋监护型；三是单亲监护型。这些临时监护人一般受教育的程度不高，往往是把被监护人的人身安全和“吃饱穿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认为只要孩子平安就可以向孩子的父母有所交代了，而对于孩子的学习成绩好坏、行为习惯养成、心理和精神上的需要却很少关注，任其发展。
在媒体报道中，经常能看到留守儿童的内容，差不多都与伤害和盗窃有关。中江县9名辍学的留守儿童为找上网费，半年盗窃22起，大到摩托车，小到口香糖，偷来的东西又低价转卖给网吧。调查中，警方揪心地发现，这个团伙全是一群娃娃，年龄在13岁～17岁之间，最小的年仅13岁，本应该坐在课堂里，然而他们全都辍学了，落网7人中有5人是“留守儿童”。这些娃娃在网吧中结识，长时间离家出走，流浪在网吧与街头之间，最后铤而走险成为犯罪嫌疑人。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红十字会曲阜医院院长姜健认为，留守儿童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心理健康问题、教育处境较为不利、监护人监护不周导致意外事故等。
姜健告诉记者，留守儿童由于与父母长期没有情感沟通，曾有的依恋、亲情与体谅逐渐淡漠，容易将主要精力转移到上网、交朋友等方面，有的出现心理问题和行为偏差，产生焦虑、恐惧等心理障碍；或是受到周围因素的影响，有早恋倾向，甚至产生问题行为、犯罪行为等。自我控制能力不强，生活习惯不良，表现在不讲卫生、不换衣服、在家里不听代养人教导，顶撞祖辈、不服管理、我行我素等。
姜健指出，留守儿童自我保护意识差，受侵害的危险系数相对更大。大多数留守儿童缺乏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对突发性事件也缺乏应变和自救能力，没有父母的直接监护，容易受到不法分子的侵害和利用，加上不少留守儿童上学路途较远，人身安全也存在危险隐患。近年来，留守女童受性侵害案件也时有发生，一些女童缺乏相关知识，自我保护能力较差，可能会遭受身边邻居、熟人的蒙蔽而受到性侵害。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教育问题。外出打工或者经商的父母对赚钱的关注远远多于对孩子的关注，那些寄养在家乡亲戚家中的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除了寄回少部分生活费外，更是极少问候和探望，只能孤独地学习、生活着。在这方面，留守女童所处的教育环境比男童更为艰难。
农村留守儿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与农民工流动相伴生的一个特殊现象，也是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新挑战。我们必须直面留守儿童问题，因为救一个孩子就等于救了一个家庭，帮他走过最关键的一步，就等于帮了他一生。
关爱留守儿童要全社会形成合力
未成年人肩负着国家、民族的希望，承载着千千万万个家庭期盼。充分关注并妥善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是关系到我国未来人口素质的重大战略。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存在影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留守儿童表现的各种问题和他们的社会福利的损失，也是对他们权益缺乏有力保护的不公正社会现象。相关研究指出了其中的原因。
家庭关爱的缺位。一些打工的父母在外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子女，平时与子女缺少沟通，疏于管教，较少关心孩子的思想和心理健康，造成亲情淡漠，孩子缺乏安全感；有的存在用钱补感情的心理；有的祖辈隔代抚养大多偏于溺爱，以生活照顾为主，且知识、能力上也承担不了对孩子品德的培养、学习辅导的任务，使家庭道德教育处于真空状态。
政策贯彻落实不够。《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提出了“两为主”（以流人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政策，《义务教育法》（修订案）规定了把接纳非户籍居住地上学的少儿纳入政府管理范畴。但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下，这种政策的落实却不尽如人意，成为留守儿童难以随父母进城读书的重要原因之一。 传统观念的误区。长期形成的重男轻女观念在这一代农村父母身上并没有根除，大部分农村家庭仍然把儿子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在很多农村，外出打工的父母只要有条件带孩子进城或出国，最先考虑的一般是男孩，对于女童的成长问题，这些家庭大部分无暇顾及。这种家庭的女童往往成为家庭中男孩利益的牺牲者，在兄弟需要升学时、在家庭需要劳动助手时、在家庭经济遇到危机时，女童就可能被留守，造成留守女童比男童更为困难的局面。
社会管理弱化。社区和学校是儿童社会化的一个重要场所。随着留守儿童父母的外出，家庭结构变得不完整， 而基层政府在社区层面没有对留守儿童和他们的家庭采取任何措施或执行过任何措施，对儿童社会化承载的功能弱化。此外，学校由于无法与留守儿童的父母沟通，对留守儿童放松了教育和管理，留守的儿童长期处于无人管教的状态，容易造成不良心理状态，自成群体后不愿意与外界接触，反而更愿意长期“享受”这种留守状态。
哪家父母不喜欢儿女绕膝？哪个孩子不渴望父母施爱？但是，农民在城镇务工时却不得不抛妻离子。原因自然简单，农民工在城里打工，只能扮演“外乡人”的角色，他们始终难以成为市民一族，因为壁垒森严的户籍制度横亘在面前，这是一道深不可测的鸿沟，只能仰望却无法跨越。尽管目前已经有30个省份出台户籍制度改革方案，普遍提出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但是户籍制度改革并不只是换个户口本那么简单。虽然表面上的二元户籍没有了，但实质上的城乡差别依旧存在。
针对以上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辜胜阻认为需要多管齐下，将减少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与缓解留守儿童学习、心理、行为、安全等方面的问题结合起来。具体来讲，当前应从以下六个方面采取相关举措：第一，要将农民工就地就近转移与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结合起来，有效控制留守儿童数量的快速增长。依托县城建设一批中小城市，让农民工实现就地转移进而在新兴城市安居乐业，为农民工市民化和实現创业梦想创造机会。第二，改善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就学条件，改革现行的教育制度，落实“两为主”的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加大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扶持力度，降低入学门槛，鼓励家长携带孩子去打工。第三，充分利用学校教育的优势，发挥学校在农村留守儿童管理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给予留守儿童更多的关爱和帮助，让他们学会自我管理、自我保护。第四，创新留守儿童的管理模式，有针对性地搭建各种平台，通过多种途径弥补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缺失，创建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第五，对留守儿童的监护人进行指导和培训，改变监护人“重养轻教”的现象。第六，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支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改变留守儿童失学、失管、失业的局面。
姜健认为，今后农村劳动力转移还将不断加大，留守儿童和流动子女教育问题将更加凸显，建议国家从制度上整体地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总目标中加以解决。把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工作作为促进城乡统筹、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以政府为主导，动员社会力量，确保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学业有教、亲情有护、安全有保。
姜健特别强调，要集合全社会力量，为留守儿童创造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妇联可以广泛开展家庭教育活动，组织留守儿童家长接受文化教育，更好地承担起对子女的抚养和教育的责任；共青团可以组织城市儿童和留守儿童开展手拉手、献爱心等交流活动。各有关部门要强化济困助学服务，通过“春蕾计划”、“希望工程”、民政救助等扶助资金，帮助贫困留守儿童完成学业。要发挥社会化协调机制、法制服务机构的作用，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和自护教育，在女童合法权益遭受侵犯时，及时伸出援手。乡镇要结合各地情况，采取建立留守儿童档案、提高家庭教育水平、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开展“结对子”活动、完善学校联系制度等措施，帮助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江油市云集乡年近七旬的梁婆婆在家中受伤，次日死亡。公安机关调查结论令人震惊：梁婆婆是被15岁的少年小刚（化名）杀害的，小刚是一名留守儿童。
广东惠州博罗的林就万夫妇长年在深圳打工，由80多岁的奶奶照顾三个女儿。7年之内，姐姐林文婷因蜡烛引燃大火烧成双脚残疾；小妹林文思在帮奶奶提开水时被严重烫伤；二妹林文容6岁在家用柴火烧水时引起大火严重烧伤，脸跟胸连在一起，眼睛因拉扯而闭合不上，双手双脚畸形程度严重，被别人称为“鬼孩”，她4年没有出过家门一步，更没有上过一天学。
这些触目惊心、匪夷所思的报道背后都是一个个孤单的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处境堪忧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入城市，在广大农村也随之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未成年人群体——农村留守儿童。因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打工而形成的由母亲或父亲一人抚养的家庭和由祖父母或亲戚代为抚养的孩子被称为留守儿童。这些留守儿童现状堪忧，应当引起社会及广大家长的广泛关注。
据统计，中国1.2亿农民常年于城市务工经商，产生了近2千万留守儿童。88.2%的留守儿童只能通过打电话与父母联系，其中53.5%的人通话时间在3分钟以内，并且64.8%的留守儿童是一周以上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与外出的父母联系一次，有8.7%的儿童甚至与父母没有联系。49.7%的孩子表示想和外出打工的父母在城市生活，但也有44.1%的被调查对象明确表示不想和外出打工的父母在城市生活。有24.2%的留守儿童与照顾他们的成人很少或从不聊天。
当我们为农民工的生存状况而深鞠热泪时，却往往忽略了他们背后孤苦伶仃的子女；当我们为城市孩子的权益奔走呼告时，却不經意间疏远了农村中的留守儿童。农村留守儿童多达2000万，数字可谓惊人，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表面上看，这是留守孩子家庭环节的缺失，实际上则是“三农”问题的另一种显象。
“留守儿童”被监护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隔代监护型；二是亲朋监护型；三是单亲监护型。这些临时监护人一般受教育的程度不高，往往是把被监护人的人身安全和“吃饱穿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认为只要孩子平安就可以向孩子的父母有所交代了，而对于孩子的学习成绩好坏、行为习惯养成、心理和精神上的需要却很少关注，任其发展。
在媒体报道中，经常能看到留守儿童的内容，差不多都与伤害和盗窃有关。中江县9名辍学的留守儿童为找上网费，半年盗窃22起，大到摩托车，小到口香糖，偷来的东西又低价转卖给网吧。调查中，警方揪心地发现，这个团伙全是一群娃娃，年龄在13岁～17岁之间，最小的年仅13岁，本应该坐在课堂里，然而他们全都辍学了，落网7人中有5人是“留守儿童”。这些娃娃在网吧中结识，长时间离家出走，流浪在网吧与街头之间，最后铤而走险成为犯罪嫌疑人。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红十字会曲阜医院院长姜健认为，留守儿童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心理健康问题、教育处境较为不利、监护人监护不周导致意外事故等。
姜健告诉记者，留守儿童由于与父母长期没有情感沟通，曾有的依恋、亲情与体谅逐渐淡漠，容易将主要精力转移到上网、交朋友等方面，有的出现心理问题和行为偏差，产生焦虑、恐惧等心理障碍；或是受到周围因素的影响，有早恋倾向，甚至产生问题行为、犯罪行为等。自我控制能力不强，生活习惯不良，表现在不讲卫生、不换衣服、在家里不听代养人教导，顶撞祖辈、不服管理、我行我素等。
姜健指出，留守儿童自我保护意识差，受侵害的危险系数相对更大。大多数留守儿童缺乏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对突发性事件也缺乏应变和自救能力，没有父母的直接监护，容易受到不法分子的侵害和利用，加上不少留守儿童上学路途较远，人身安全也存在危险隐患。近年来，留守女童受性侵害案件也时有发生，一些女童缺乏相关知识，自我保护能力较差，可能会遭受身边邻居、熟人的蒙蔽而受到性侵害。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教育问题。外出打工或者经商的父母对赚钱的关注远远多于对孩子的关注，那些寄养在家乡亲戚家中的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除了寄回少部分生活费外，更是极少问候和探望，只能孤独地学习、生活着。在这方面，留守女童所处的教育环境比男童更为艰难。
农村留守儿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与农民工流动相伴生的一个特殊现象，也是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新挑战。我们必须直面留守儿童问题，因为救一个孩子就等于救了一个家庭，帮他走过最关键的一步，就等于帮了他一生。
关爱留守儿童要全社会形成合力
未成年人肩负着国家、民族的希望，承载着千千万万个家庭期盼。充分关注并妥善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是关系到我国未来人口素质的重大战略。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存在影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留守儿童表现的各种问题和他们的社会福利的损失，也是对他们权益缺乏有力保护的不公正社会现象。相关研究指出了其中的原因。
家庭关爱的缺位。一些打工的父母在外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子女，平时与子女缺少沟通，疏于管教，较少关心孩子的思想和心理健康，造成亲情淡漠，孩子缺乏安全感；有的存在用钱补感情的心理；有的祖辈隔代抚养大多偏于溺爱，以生活照顾为主，且知识、能力上也承担不了对孩子品德的培养、学习辅导的任务，使家庭道德教育处于真空状态。
政策贯彻落实不够。《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提出了“两为主”（以流人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政策，《义务教育法》（修订案）规定了把接纳非户籍居住地上学的少儿纳入政府管理范畴。但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下，这种政策的落实却不尽如人意，成为留守儿童难以随父母进城读书的重要原因之一。 传统观念的误区。长期形成的重男轻女观念在这一代农村父母身上并没有根除，大部分农村家庭仍然把儿子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在很多农村，外出打工的父母只要有条件带孩子进城或出国，最先考虑的一般是男孩，对于女童的成长问题，这些家庭大部分无暇顾及。这种家庭的女童往往成为家庭中男孩利益的牺牲者，在兄弟需要升学时、在家庭需要劳动助手时、在家庭经济遇到危机时，女童就可能被留守，造成留守女童比男童更为困难的局面。
社会管理弱化。社区和学校是儿童社会化的一个重要场所。随着留守儿童父母的外出，家庭结构变得不完整， 而基层政府在社区层面没有对留守儿童和他们的家庭采取任何措施或执行过任何措施，对儿童社会化承载的功能弱化。此外，学校由于无法与留守儿童的父母沟通，对留守儿童放松了教育和管理，留守的儿童长期处于无人管教的状态，容易造成不良心理状态，自成群体后不愿意与外界接触，反而更愿意长期“享受”这种留守状态。
哪家父母不喜欢儿女绕膝？哪个孩子不渴望父母施爱？但是，农民在城镇务工时却不得不抛妻离子。原因自然简单，农民工在城里打工，只能扮演“外乡人”的角色，他们始终难以成为市民一族，因为壁垒森严的户籍制度横亘在面前，这是一道深不可测的鸿沟，只能仰望却无法跨越。尽管目前已经有30个省份出台户籍制度改革方案，普遍提出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但是户籍制度改革并不只是换个户口本那么简单。虽然表面上的二元户籍没有了，但实质上的城乡差别依旧存在。
针对以上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辜胜阻认为需要多管齐下，将减少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与缓解留守儿童学习、心理、行为、安全等方面的问题结合起来。具体来讲，当前应从以下六个方面采取相关举措：第一，要将农民工就地就近转移与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结合起来，有效控制留守儿童数量的快速增长。依托县城建设一批中小城市，让农民工实现就地转移进而在新兴城市安居乐业，为农民工市民化和实現创业梦想创造机会。第二，改善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就学条件，改革现行的教育制度，落实“两为主”的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加大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扶持力度，降低入学门槛，鼓励家长携带孩子去打工。第三，充分利用学校教育的优势，发挥学校在农村留守儿童管理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给予留守儿童更多的关爱和帮助，让他们学会自我管理、自我保护。第四，创新留守儿童的管理模式，有针对性地搭建各种平台，通过多种途径弥补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缺失，创建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第五，对留守儿童的监护人进行指导和培训，改变监护人“重养轻教”的现象。第六，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支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改变留守儿童失学、失管、失业的局面。
姜健认为，今后农村劳动力转移还将不断加大，留守儿童和流动子女教育问题将更加凸显，建议国家从制度上整体地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总目标中加以解决。把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工作作为促进城乡统筹、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以政府为主导，动员社会力量，确保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学业有教、亲情有护、安全有保。
姜健特别强调，要集合全社会力量，为留守儿童创造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妇联可以广泛开展家庭教育活动，组织留守儿童家长接受文化教育，更好地承担起对子女的抚养和教育的责任；共青团可以组织城市儿童和留守儿童开展手拉手、献爱心等交流活动。各有关部门要强化济困助学服务，通过“春蕾计划”、“希望工程”、民政救助等扶助资金，帮助贫困留守儿童完成学业。要发挥社会化协调机制、法制服务机构的作用，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和自护教育，在女童合法权益遭受侵犯时，及时伸出援手。乡镇要结合各地情况，采取建立留守儿童档案、提高家庭教育水平、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开展“结对子”活动、完善学校联系制度等措施，帮助留守儿童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