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辆三轮车，不蹬不走的三轮车。旧得不能再旧，放在门口不用锁，小偷也懒得多看一眼。
　　就是这样不起眼的我，有一天走进了中央电视台演播大厅，更想不到的是，最后还住进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收藏馆。我从此不再风吹雨淋，不用穿大街钻小巷，我在一间宽大的房子里享受柔和的灯光。
　　我把青春交给了一位老人，刚出厂就被他骑回家。那时他的胡子都白了，本来可以下下棋遛遛狗打打太极拳，背着手到儿子或者女儿家中转一转，可他偏要骑上我走街串巷，一条旧毛巾搭在肩上，有擦不完的汗。他蹬着我，两只脚一上一下，很用力，蹬老远才挣一两块钱。老人把钱揣进衣兜，钱很快就尝到了汗的味道。
　　与其说他是一个蹬三轮车的，还不如说他是一个要饭的，自从我来到老人家里，就没见他买过一件新衣服，没见他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好多衣物是捡来的。两只鞋子都不一样，今天捡一只，明天捡一只，捡多了就配出一双来穿。吃的也像乞丐，两个馒头一碟咸菜就是一顿饭，随身带的饮料瓶子里灌的是白开水，喝光了再去灌。中午不回家时，一张报纸往地上一铺，一块方砖往脑后一垫，一顶草帽往脸上一遮，很快就响起欢快的鼾声。
　　晚上，老人仔细盘点一天的收入。一张一张皱皱巴巴的纸币舒展平坦，一元的，两元的，整整齐齐叠在一起，然后用手指蘸着唾沫一张一张地数，数完一遍再数一遍，才把钱放进一个纸盒子。等小票变成了大票，他就把大票锁进抽屉。
　　老人蹬着我，穿行在熟悉的街道上，花开了又落了，雪来了又走了。
　　我看见他在灯下数着厚厚的一摞錢，眼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我想，他有了这么多钱，总该买件新衣服了吧，那些捡来的破烂儿恐怕要下岗了。但我完全猜错了！第二天，他蹬上我，把这么多钱一分不差送到一所学校，说是给穷孩子念书用。
　　天啊，还有比他更穷的人吗？
　　他对学校的领导说：“我大字识不了几个，吃过没文化的苦，不能眼见着今天的孩子上不起学念不成书。”
　　我细细打量这位老人，突然不认识了似的，黑黑的，瘦瘦的，破衣烂衫。要不是听人说，打死我也不相信他是一名退休工人。我一时半会儿无法把他跟乞丐区分开来。
　　我见过他捡起地上的一个馒头，擦去泥土就往嘴里送。一个熟人劝他：“人家掉的东西，你至于吗？”老人不紧不慢地嚼着馒头：“农民种粮不容易，糟践了可惜！”
　　女儿看见他一边擦汗一边蹬车，心里打翻了五味瓶，握住车把央求：“爸，咱不蹬这个了行吗？别人还以为没人养你呢……”
　　老人推开女儿的手：“我自个儿乐意，谁爱说谁说！”
　　他没白天没黑夜地拉活儿，一分钱舍不得花，一股脑捐给了学校。家里人不是没意见，可根本拗不过他。他把钱交到学校，从来不问受助学生的名字。“我都这把年纪了，不图回报，入土之前能做点对社会有用的事，就没白活。”
　　报纸和电视都报道过，老人十几年风里来雨里去，省吃俭用，累计捐出35万元，圆了300多个孩子的上学梦。别人捐款，捐的是零花钱，他是从牙缝里挤，捐的是家当。别人去捐款，不是开奔驰就是开宝马，只有他一个人是蹬着三轮车去的。
　　89岁那年，老人蹬不动了，就在车站附近给人看车，看一辆车几毛钱。一个早晨，他迎着漫天飞舞的雪花来到天津耀华中学，颤颤巍巍从怀里掏出带着体温的五百元钱：“我干不动了，这是我最后的一笔钱了……”在场的师生全哭了。
　　四年后的秋天，老人安详地离开了，离开了那些让他牵肠挂肚的学生，离开了我——一辆破旧不堪的三轮车。遗体火化那天，灵车没有直接从医院开往殡仪馆，而是在市区绕了一圈。司机说，让老人再看一眼他蹬着三轮车走过的大街小巷吧。
　　整理老人遗物时，从柜子里翻出许多荣誉证书，鲜红的封面烫着金字，可以装我半车厢。我突然明白，这才是老人一生的底色，被他锁在柜子里，从不炫耀。生活中的他永远是那个三轮车夫，像乞丐一样的三轮车夫。
　　老人去世七年后的2012年，我被推上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颁奖大会的领奖台，老人的照片出现在大屏幕上，主持人把一朵大红花戴在我的头上。老人没有等到的时刻，我替他等到了。大屏幕播放着老人生病住院的视频，他对来看他的学生说：“谢谢孩子们惦记着，等我出院了，还去蹬三轮车挣钱……”
　　我虽然已经哽咽，但还是要说出老人的名字，他就是一位死后七年仍然可以“感动中国”的老人——白方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