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开启，发生在一个多重矛盾趋势并存的历史节点上。这样的历史节点，即使在百年世纪的时间尺度中也并不多见。2008年金融危机的震荡余波，并未拖慢互联网经济的迅速深化，全球产业转移的步伐也没有任何有所停止的迹象。而与经济领域的南北大转移相呼应的，则是整个世界的再政治化趋势。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能强烈感受到在世界政治版图的地层之下，正孕育着不同板块之间相互碰撞与磨合的不安力量。这与1980年代以后由美国所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形成了一种相互并行的发展趋势。
　　这个依托于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海洋贸易-投资-金融秩序体系，形塑了一个持续将近三十年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潮流，并且支撑了一个与此相配套的全球治理和地缘军事政治格局。它结合了工业主义和信息主义的双重动力，借助于旧的有形产权和新的知识产权体系，通过全球经济空间的中心-边缘再配置以及世界政治空间的统一化塑造，奠定了自19世纪晚期以来又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和平时代。
　　与一个世纪之前的最大不同在于，在这样一个历史力量重新变动的时代，中国不再是百年之前那个刚刚经历了革命解体，面对一个新生世界之时充满恐慌和混乱的古老帝国。迅速膨胀的中国体量，正在欧亚大陆的东岸搅动着这个世界过去三十年所形成的平衡。中国一方面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最大的受益者和利益攸关者，但另一方面，它仍然难以摆脱冷战时期所形成的“挑战者”身份。相反，经济领域上出乎意料的成功，更进一步引发了对其政治意图的恐惧和怀疑。而这一切，又是发生在短短三十年时间的历史周期里，中国内政经历了从革命政治到改革政治再到利益政治的深刻变迁。无疑，这一切的迅速发展，超出了中国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预想，人们并没有真正做好思想上的准备。
　　可以说，自19世纪以来，当代中国的内政和外交从未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世纪的全球化终止于一战，一战孕育了现代中国，现代中国的诞生又同时预示了一个新世界时代的到来。而我们当前正在经历的新世界体系演化，则将前所未有地考验中国人的政治意志和政治智慧。“丝绸之路”的再造，不应当被狭义理解为中国与美国两种世界贸易秩序体系的竞争，也不应该将此简單定义为对抗性或对冲性的制衡战略。如果从现代中国与世界体系相互塑造的历史视野出发，“一带一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新世界图景中重新理解自我和改造自我的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