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8月7日零时，美国正式重启对伊朗的经济制裁，首批制裁措施主要集中在金融、汽车、飞机等非能源领域，对伊朗经济至关重要的石油业的制裁将于11月4日生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8月5日威胁称，要让“伊朗政权做出巨大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警告，与伊朗做生意的公司都会被美国封杀。
　　与此同时，伊朗革命卫队100多艘舰船以及导弹部队，正在霍尔木兹海峡举行大规模海上军演。伊朗总统鲁哈尼7月份曾表示，如果美国企图减少伊朗的石油出口，伊朗可能会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对此，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都警告称，若伊朗封锁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将进行军事干预。
　　尽管伊朗最高领袖也在不同场合强硬表态不惧美国的制裁压力，但是伊朗手中的反制措施能否有效实施，能否真正地“反制”美国，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制衡伊朗的扩张

　　特朗普政府之所以退出伊朗核协议，主要目的在于制衡伊朗在中东的影响力扩张。尽管伊朗在经济总量上弱于土耳其和沙特，但已明显超越以色列、巴基斯坦和埃及，且通过联合各地亲伊朗势力耀武扬威，成为中东一霸。在以色列和沙特等国看来，伊朗在中东做大做强，需要外部力量予以制约。
　　历史上，从小亚细亚半岛、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伊朗高原直到中亚地区，一直是群雄并争的地域。二战结束后，伊朗小心翼翼地在苏联与美国之间维持平衡。但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教士政权高呼“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引爆了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于是在1981年，伊拉克之外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共同成立了“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制衡来自伊朗和伊拉克的军事压力。
　　1991年的海湾战争，使得伊拉克实力大大受挫；而饱受西方制裁的伊朗，其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也面临诸多困境；另外，在1990年代的阿富汗内战中，塔利班最终掌权，一个秉持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地区力量在伊朗东部崛起。伊朗-伊拉克-阿富汗之间的相互制衡，很大程度上构建了当时中东世界的地缘战略基础。
　　但是2001年美国入侵阿富汗和2003年入侵伊拉克，使得伊朗东西两边的两个重要地缘对手先后倒台，阿富汗和伊拉克新政府孱弱无力，无法再形成强大的力量来制衡伊朗。而2011年中东动荡爆发之后，传统的阿拉伯军事强国，如埃及和叙利亚实力大大削弱；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缺少军事力量的支撑，伊朗成为了地区动荡的最大赢家。
　　从黎巴嫩到伊拉克，从也门到叙利亚，伊朗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压过了其他地区国家。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人民动员军”、也门“胡塞武装”、叙利亚政府军、加沙地区的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都受到来自伊朗的支持和帮助。据称，伊朗在叙利亚有8万人的武装力量，其主力是来自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更别说伊朗通过伊拉克领土向叙利亚输送了大量武器弹药，尤其是射程足够覆盖以色列的短程弹道导弹。

伊朗国内对于欧洲国家逐渐失望，认为欧洲公司纷纷撤离伊朗，使得欧洲国家单纯提出“留在核协议框架内”的承诺，已经事实上失去效力。

　　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对于奥巴马政府来说是制约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协议，但在特朗普政府看来，它只是在伊朗核技术发展方面提出了约束措施，而且这些措施并不完善。一方面，当前的伊朗核协议只是一个临时协议，美国及其中东盟国希望通过进一步的措施，永远限制伊朗核能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伊朗核协议并没有限制伊朗发展导弹技术和地区扩张。在此背景下，美国希望通过退出伊核协议，推出新的制裁伊朗议案，来遏制伊朗的地区影响力。

艰难的伊朗經济

　　美国针对伊朗的新制裁，扩大了2015年之前针对伊朗的制裁范围和制裁力度。从2018年8月7日开始，美国将制裁与伊朗有关的美元交易、重金属交易、工业原料、主权期货、汽车制造等交易；而从11月4日开始，与伊朗合作的海运、航空、石油产品、保险业务和自然资源等领域，也将受到美国的制裁。美国制裁的目的，不仅试图打击伊朗与外界的能源和金融合作，还力图打击其他国家与伊朗合作的意愿与渠道。
　　美国制裁还未完全实施，伊朗国内就已遭遇巨大的经济困难。从2018年3月开始，伊朗国内通胀率持续攀升，导致民众不满情绪增加。据悉，到目前为止，已有44万多阿富汗人自愿离开或被驱逐出伊朗，这与白宫不断放风将会退出伊核协议且重启制裁有直接关系。制裁的威胁对伊朗货币造成巨大冲击，引发大规模通胀，不仅直接影响了伊朗家庭的储蓄，还摧毁了当地阿富汗移民的收入。
　　2018年7月底，在伊朗黑市上，1美元已经可以兑换11万里亚尔，里亚尔币值较4月份暴跌了50%，导致伊朗国内物价飞涨。在此背景下，伊朗国内的保守派和强硬派开始发声，将罪责归咎于伊朗总统鲁哈尼。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贾法里在近期发表了写给鲁哈尼的公开信，提出“您得到了巨大的支持，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您对于物价飞涨无动于衷的理由”。
　　将伊朗国内经济困局归咎于鲁哈尼代表的中间派政府，似乎有失公允。事实上从1979年革命以来，伊朗国内的通胀率就长期以两位数递增，在2005年强硬派总统内贾德时期，伊朗经济不仅保持高速的通胀增长率，而且经济陷入巨大困境，可以用“滞胀”来形容。当时，伊朗的失业率高达20%到30%，很多伊朗大学生、硕士生因为找不到好工作，不得不从事服务员、出租车司机和建筑工人等职业来解决生计。
　　2013年上台的鲁哈尼，试图通过牺牲伊朗发展核能力的计划，换取国际社会对于伊朗制裁的“松绑”，最终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在伊核协议签订之初，伊朗国内普遍非常乐观，认为伊朗经济将会因此迎来转机，外国投资将会蜂拥而入。但是鲁哈尼和伊朗社会的乐观情绪并没有持续太久，奥巴马任期即将结束，新的美国总统大选在即，使得国际社会和国际资本对于进入伊朗市场仍然犹豫不决；而在特朗普赢得大选之后，其在伊核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以及对于伊核协议的“抨击”，都使得国际资本对于进入伊朗市场的疑虑加深。 　　尽管伊核协议的缔约方除了美国外，都没有退出协议，欧盟还发誓要保护欧盟公司免受制裁影响，但是迄今为止，只有道达尔和空客等少数欧洲大企业投资伊朗。而且在2018年5月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议之后，欧洲中小企业纷纷撤离伊朗市场，伊朗通过“对外开放”提振经济的雄心彻底落空。

孱弱的反制措施

　　从当前看，伊朗想要反制美国的制裁，似乎困难重重。
　　首先，伊朗仍然寄望于通过斡旋欧洲、俄罗斯和中国来凝聚外交压力，逼迫美国放弃针对伊朗的制裁方案。但是从当前看，伊朗的外交斡旋仅仅在欧盟方面获取了一定程度的积极回应。欧委会外交委员莫盖里尼和德英法三国外长近日宣布，将致力于与伊朗保持一条融资渠道，并继续从伊朗进口油气，以换取伊朗领导人也继续恪守该协议，放弃研制核武器。
　　根据美国的制裁令，美方禁止欧洲汽车制造商、银行和能源企业与伊朗做生意，否则它们在美财产就将被没收；与在伊朗活动的欧洲企业有商务关系的美国企业也将被罚。而欧盟最新版“阻断法令”于8月7日生效，该法律保护与伊朗进行合法交易的欧洲企业不受美国制裁的影响。
　　不过，美国对德黑兰重启制裁，已造成世界各地银行与许多公司缩减与伊朗的经贸往来。随着美国制裁力度加大，无论是欧盟国家还是俄罗斯，都事实上无力承受美国制裁下继续与伊朗维系经贸往来的风险；另一方面，伊朗国内对于欧洲国家逐渐失望，认为欧洲公司纷纷撤离伊朗，使得欧洲国家单纯提出“留在核协议框架内”的承诺，已经事实上失去效力。

伊朗的第二大石油出口目的地印度，已在近期宣布将会全面暂停与伊朗的能源进出口合作，以免被美国制裁决议波及。

　　其次，伊朗试图通过威胁重启核能力研发进程，来作为反制美国制裁的“砝码”。但是如果伊朗重启核能力研发项目，必将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在核协议问题上受到“委屈”，并不代表伊朗在“后核协议时代”就能为所欲为。如果伊朗执意在“后核协议时代”重启核武器研发，同时不断高调地试射各类导弹，不仅会进一步孤立自己，还可能促使地区其他国家同样谋求发展核能力。
　　伊朗也可以通过鼓动自己所支持的中东地区武装派别，在也门、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地发动新一轮的攻势和扩张，向沙特和以色列施压。但是伊朗当前这样做，无异于“大出血”，因为伊朗自身经济不景气，加上这些年对外的巨额军事和经济援助，已经引发了一系列国内的经济社会问题。比如在2017年底和2018年6月，伊朗一些城市就爆发了民众示威游行。不久前，伊朗停止了对伊拉克南部的供电，表面上由于伊拉克方面未能支付账单，背后则是伊朗自身财政吃紧，而且伊拉克5月大选后反伊朗的政治势力有所抬头。伊朗需要更加专注于自己的社会和经济“造血”能力，而不是再向其他国家的军事政治派别“输血”。
　　伊朗高层近期威胁，将会加大伊朗石油出口，扰乱国际油价，进而打击美国盟友沙特稳定油价的企图。但是面对美国的制裁压力，实际上任何有兴趣与伊朗开展能源合作的外国公司，都必须三思而后行。伊朗的第二大石油出口目的地印度，已在近期宣布将会全面暂停与伊朗的能源进出口合作，以免被美国制裁决议波及。在此背景下，伊朗石油和天然气面临着“缺乏买家”的困境，因此伊朗也难以通过手中的能源来给美国及其中东盟国施加压力。
　　外交斡旋无力改变现状，重启核能力建设很可能会遭到国际社会的声讨和制裁，加大地区干预力度难以为继，而增加能源出口又无法实现，面临美国的严厉制裁，伊朗实际上缺少有效的反制手段。而特朗普似乎在封鎖伊朗之时，又给伊朗“留了窗户”。特朗普多次强调了与伊朗总统鲁哈尼直接对话的意愿，但被伊朗方面当作是“另一个宣传噱头”。鲁哈尼日前表示，美国应该停止威胁，如果要与伊朗谈判，应拿出诚意，“首先把举起的刀放下来”。而在动荡的局势下，如何重启新的谈判进程，似乎才是解决美国制裁下伊朗困局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