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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王小波的《青铜时代》小说三部曲里，都出现了“城”或与“城”近似的意象。而在王小波的创造性写作中，“城”的意象已经不再仅仅单纯作为人物活动的地点，而是具有更深层次的象征和隐喻的意味，寄寓了王小波作为小说作者的艺术理想。本文通过分析小说《万寿寺》中“城”的意象，解答以下三个问题：“城”在小说文本层面内的隐喻、“城”意象的现实指涉，以及“城”的意象与王小波的艺术理想之关系。
关键词：王小波 万寿寺 城 隐喻 象征
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大陆文学圈中，以“文坛外高手”称号而闻名的王小波，其小说风格与同时期的先锋作家有许多相似之处。自国门打开，在新时期文学的历史潮流中，王小波同其他先锋小说家都共同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巨大影响，而他的小说在叙事风格、情节结构等方面也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色彩：包括元小说的结构，荒诞不经的情节，以及繁复的隐喻与象征手法等。作为对唐传奇故事后现代性的戏拟与改造实验，王小波的《青铜时代》小说三部曲中，都具有共同的地域存在，那就是“长安城”或者“洛阳城”。而这三部小说的主要人物，也都曾经在“共同的”地点留下过印迹：《万寿寺》中，“我”的手稿上，薛嵩的故事从长安城开始；在《红拂夜奔》中，“风尘三侠”李靖、红拂、虬髯公都在洛阳城里住过；而《寻找无双》的开头则直接交代了“建元年间，王仙客到长安城里寻找无双。”样貌相似的地点出现在同一系列小说中，不可不谓巧合。尽管这三部小说的人物形象与情节结构等诸多方面都不尽相同，但是可以看到，在这三部小说中，“长安城”或是“洛阳城”的意象已经不再单纯是小说人物进行活动的地点，而是被赋予了独特的精神内涵，具有了象征的意味。本文重点对小说《万寿寺》中“城”这一意象的内涵及象征意义进行解读。
一.“城”的文本层隐喻
《万寿寺》中“城”的第一层隐喻功能，指的是“城”这一意象的象征义并非单一，而是明显存在着“阴阳两界”的分野：消极、单调与丰满、充盈。在《万寿寺》的开头部分，小说中的“长安城”甫一出现，给小说读者带来的主观情感印象就是消极的：“长安城是一座大得不得了的城市，周围围着灰色的砖墙。……一早一晚，城市上空笼罩着灰色的雾，在这个地方买不到漂白布，最白的布买到手里，凑到眼前一看，就会发现它是灰的。”可以说，在小说人物薛嵩的记忆中，长安城最初是作为一个单色调的地域而存在的；而“单色调”这类词，在王小波的许多小说作品中，本就具有强烈的隐喻意味。这一段的后半部分这样写道：“在中古时，人们用灶灰来染布，妇女用草灰当粉来用，所以到处都是灰色的。薛嵩总想做点不同凡响的事情。”在这里，“灰色的”或者“单色调的”构成了与“不同凡响的”反义的词汇，代表着单调与平庸；而长安城也是一片茫茫灰色，薛嵩的心灵世界与这座“长安城”站在了对立面上。作为与薛嵩同时异处而存在的叙述者“我”，则以直接的议论告诉读者：“我坐在这里怀念眼前这座灰色的北京城，并且总不能忘记自己建功立业的决心——这样想并非无理。但假如我真的这样想过，就是个蠢东西。”直露地否定了这座灰色长安城之于“我”存在的意义，也借叙述者“我”之口说出了薛嵩内心曾经有过的真实想法。这是“城”意象所表达的负面隐喻，即象征着单调、乏味与枯燥。
而随着情节的推进，当手稿主人“我”的想象更多地照进历史里的长安城中，它就不再是单调乏味的灰色“围城”，而变得丰富多姿起来。这里有“精致的城墙”、“常青的藤萝”、“散发着花香的鹅毛大雪”、“小巧的池塘”、“交织的水路”、“画舫上长发披肩的美人”，与小说开头处的灰色长安城有着天壤之别。在这里王小波想表达的是：只有在自由的想象世界中，现实的困境才能被超越、被打破，从而获得美的享受。
在小说情节铺展的过程中，薛嵩居住的凤凰寨也显现出同“长安城”相似的气息：“如果用灰色的眼光来看凤凰寨，它应该是座死气沉沉的兵营。在寨栅后面，是死气沉沉的寨墙，在寨墙后面，是棋盘似的道路和四四方方的帐篷，里面住着雇佣兵。在营盘的正中，住着那个老妓女……这位营妓从来不剪头发，也不到外面去。由于她的努力，整个凤凰寨变成了长安城一样的灰色。”此时的凤凰寨是一座形式规整、秩序井然的营寨，寨中的气氛接近薛嵩过去生活的灰色长安城。而与红线相遇后，薛嵩成了一名“自由派的能工巧匠”，将凤凰寨中的院子设计成了一座精致复杂的迷宫，而薛嵩与红线就住在迷宫的空中花园里。這个迷宫不仅设计精妙，穷尽创意，而且在“我”手稿的叙述中帮助薛嵩和红线击败了前来行刺的刺客们。凤凰寨也由原本充满了单调气氛的化外野地变成了一个丰富的所在。
第二个层面的隐喻，是指小说中或显或隐的“城”无往而不在，并非只有长安城和凤凰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通过阅读可以发现：在“我”的手稿里薛嵩为抢红线为妻而精心打造的囚车也是一座隐形的“城”。薛嵩打造这辆囚车原本的目的是将红线关起来运进凤凰寨，但在制作的过程中红线本人却莫名其妙地参与进来，她不仅不对这辆囚车即将发挥的功能感到恐惧，还兴致满满地对囚车的制作提供建议和品评，于是这辆囚车由一件刑具最终变成了两人增进感情的性玩具和有美感的艺术品，这辆囚车的故事也因此充满了荒诞与魔幻的色彩。
另外，手稿的作者“我”的工作地点万寿寺，同样是一座隐藏的“围城”：在万寿寺与领导之间工作上的龃龉，与“白衣女人”关系的纠缠不清，与暴发户表弟的来回交锋都令“我”头疼不已。最后“我”选择跳出现实世界的万寿寺，进入“我”自己手稿的故事中与薛嵩合为一体：“现在我终于明白，在长安城里我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薛嵩。”这样，“我”通过规避现实，寄身于虚构的世界中从而获得了精神的自由，紧紧困缚住“我”的万寿寺也就被甩在了身后。
对于以上几个地点（长安城、凤凰寨、万寿寺）的相同特征与关联性，也曾有相关论文进行过分析：“对于整部小说的空间转换方式，可以作这样的比喻：将小说中的三个地点看做是三个并排连在一起的房间，万寿寺居中，凤凰寨和长安城分别在它的两边，三个房间由两扇门相连，这两扇门就是“我”的手稿。”[1]这段论述从侧面阐释了小说中三座“城”的平等地位，证明了凤凰寨、万寿寺在隐喻功能上同长安城是等价的。 二.逃离与反逃离力量互搏的现实启示
在《万寿寺》小说中出现的几处场景：从长安城到凤凰寨，从医院病房到万寿寺的办公室，还有那座充满神秘氛围的“金色宝塔”，无不同时充斥着强大的 “离心力”和“向心力”：“离心力”是指被困在围城中的人们总有一种想要试图逃离城内生活的趋势，而“向心力”指的是：人们经过一番“所谓的”努力后，看似逃脱了被规训的社会，却又不自知不自觉地被吸向又一个庞大的漩涡之中，进行着无休无止的轮回。
这种向心力与离心力之间的悖反矛盾，表述了小说里人们的逃离与反逃离之间的力量博弈。薛嵩到湘西凤凰寨买得了一个节度使的官职后走马上任，可以视为其意图逃离长安城的尝试之举。可以说，湘西凤凰军这个化外之地一度成为薛嵩内心苦苦追寻的“伊甸园”，但他所追求的“建功立业”的非凡理想最终还是未能变成现实。当他满以为在这蛮荒之地能树立起自己的威权时，无论是他聘请来的雇佣兵还是营中的老妓女都在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来破坏他苦心经营、力图维系的权力体系。可以看出薛嵩想要“逃离”的原始目的其实并不复杂，无非是想离开被威权统领的长安城而进入这湘西的“桃源世界”中，在这里他能够转换被统领的角色，从而成为一个新的权力拥有者。在薛嵩与雇佣兵及老妓女的斗争失败后，凤凰寨俨然便成为了另一座长安城，薛嵩依然处于被束缚、被人压制的地位。小说中多处可以看到此类情形：
1.薛嵩发现军吏贪污，想要处罚却遭遇下级的消极抵抗而未能成功，最后将怒气发在小妓女的身上。
2.老妓女在凤凰寨中掌握着隐形的威权，薛嵩对老妓女心怀不满却又不敢进行正面的反抗。
3.薛嵩与红线两人被刺客追杀，手下的雇佣兵隔岸观火看热闹。
4.征讨苗人时，薛嵩对雇佣兵完全失去指挥权，出征仪式变成一场闹剧。
虽然小说中并未直接提到薛嵩本人过去在长安城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上述几个在凤凰寨时的景象得出这样的结论：薛嵩在长安城时发下的“建功立业”之宏愿仍然未能实现，薛嵩内心深处所认同的“建功立业=不同凡响”的理想在凤凰寨再次遭遇了失败。
而作为薛嵩与红线故事叙述人的“我”，与所叙述的薛嵩形象存在着相似性。“我”的经历类似“我”在医院住院时阅读过的莫迪亚诺小说《暗店街》中的主人公居伊·罗朗，自从失忆醒来后就完全失却了自我，一直在努力寻找自己的过去，想要确认自己在现实中的真正身份却屡遭挫折。万寿寺的办公室于“我”而言，也同样象征着现实世界带来的困境：
1.“我”违心地放弃自己感兴趣的历史研究题目而被迫迎合领导上的要求，为此感到恶心倒胃；
2.“我”嘲笑“学院派”同事的呆板，先后两次想要自己动手找工具修理万寿寺坏了的热水锅炉和化粪池，却又因为“出洋相”被人拦住而感到迷惑不解；
3.“我”虽然内心十分反感，但仍然不得不与庸俗势利，“招人讨厌”的暴发户表弟打交道。
在小说手稿中薛嵩遇到的困境，与“我”在现世所遇到的困境是呈镜面式反映的。研究所的领导经常到“我”的办公室来监督“我”的工作，对“我”展示出的奇思异想表示出绝对的否定，并教育“我”应当如何去选择研究题目，再辅以威胁和恐吓逼迫“我”屈服。这样的人间情态在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中有所解释：“在规训中，这些对象必须是可见的。他们的可见性确保了权力对他们的统治。正是被规训的人经常被看见和能够随时被看见这一事实，使他们总是处于受支配地位。”[2]当“我”从医院出院并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后，就成为了被规训的人、处在受支配地位的人，与手稿中薛嵩在凤凰寨中受到束缚的地位基本一致，“我”也因努力想要挣脱这张大网而饱受着精神上的无限折磨。在现实的生活中，“我”需要面对如此多的难题和困境。只有在自己的小说手稿幻化出的想象世界中，“我”才能够获得自由。
三.有关小说艺术与美的“无限可能性”
小说中还提到了薛嵩过去某些“傻呵呵的劲头”：“在旅途中，他一直在设计未来的凤凰城，做了很多模型。”从这一段文字中可以明显看出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的小说《看不见的城市》留下的痕迹，王小波用这种方式向他崇拜的这位意大利作家致敬。王小波在《卡尔维诺与未来的一千年》一文中写道：“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是这么个故事：马可·波罗站在蒙古大汗面前，讲述他东来旅途中所见到的城市，每一座城市都是一种象征，而且全部清晰可见。看完那本书我做了一夜的梦，只见一座座城市就如奇怪形状的孔明灯浮在一片虚空之中。”[3]这样的阐释，说明了在卡尔维诺这部小说中次第出现的“迪奥米拉”、“伊西多拉”以及“艾尔西里亞”等不尽相同的虚构城市，其实都是作者无穷想象力的美妙化身。可以说马可·波罗之所以不进入“城中”，不去讲述些城里发生的故事而仅仅专注于描摹城市的样貌，就是为了留住读者的丰富想象力而作的努力。也许一旦真正踏入城中，完满的想象图景就消失殆尽了。王小波正是受到了卡尔维诺这种主张和写法的影响，在小说中创造出了“长安城”的多种样貌。可以这样说，不管是卡尔维诺小说里马可·波罗讲述的每一座不同的城市，还是《万寿寺》中同一座“城”的不同模型，都是小说背后的创作者丰富想象力的结晶。
一批西方后现代主义作家同样热衷于思索“艺术想象的无限可能性”，并试图将思索的结果放置于作品的情节结构中。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就提到了这样的看法：“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检验哪种抉择是好的，因为不存在任何比较。一切都是马上经历，仅此一次，不能准备。好像一个演员没有排练就上了舞台。”[4]小说的情节就实践了这个观点：七年前的六次“偶然”发生的小事件，对本来毫无交集的托马斯与特蕾莎两人产生了巨大影响，就此彻底改变了二人彼此的生活轨迹。这样的情节安排令读者产生思考：已知的是，我们的生活只有唯一的选择机会，生活的导向也是唯一的；但在想象的世界中，我们是不是能拥有做出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无数次选择的机会呢？同样的艺术判断也出现在王小波的作品中。有论者看到了王小波对昆德拉的这种艺术判断的继承性：“在前者（王小波）对后者（昆德拉）的阅读中，后者在相同的艺术观念上对前者的强化、深化、更加自觉化却是肯定的。这些艺术观念包括幽默与讽刺（喜剧性）、虚构与想象（假定性）、形式与技巧的创造性与尽可能的完美（实验性与艺术性）等。”[5]引文中提到的“虚构与想象”的假定性，就是前文所介绍的所谓“艺术想象的无限可能性”，足以证明王小波的这种艺术观点并非是天生而独一的，而是确有其思想源头。 艾晓明在其论文《穷尽想象——谈王小波的<万寿寺>》中如是说：“他（王小波）不厌其烦地追索和设想，还有哪一种可能性我没有穷尽呢？……唯有在想象的领域，他有不可思议、无法被剥夺的自由。”[6]在小说故事的开头，长安城作为“单调”的代名词而出现在薛嵩和读者的视野中。随着小说情节的反复重新开始，长安城的样貌也产生了变化，从原本的“灰色”变成了薛嵩对红线叙述出来的样子：它开始拥有“精致的城墙、纵横的水道、美丽的水榭”，是“一片白茫茫的雪地，在雪地上纵横着黑色的河岸”，“河水蒸腾着热气，五彩的画舫静止在河中，船上佳丽如云”。这里薛嵩口中的长安城与小说开头描绘的长安城已经完全不同。在《万寿寺》第八章的开头部分，当“我”的故事再一次开始时，此时的“我”在千年前的长安城中追随着一个“白衣女人”。这一节文字将长安城写得极美、富于诗意情调，将其写成了一件精致而又丰富的艺术作品。“我”莫名地想去跟隨神秘的白衣女人，而白衣女人就是这件精美庞大的艺术品的添花点缀。这里，王小波对《看不见的城市》中“城市与欲望之五”一章的“佐贝伊德城”进行了摹仿：佐贝伊德城同样是由那些追逐梦中的女子而不得的男人们建造出来的城市。卡尔维诺小说中的马可·波罗在评价这些城市时也这样说：“城市也认为自己是心思和机缘的产物。”[7]从这里也就不难看出，此处的长安城或许是历史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当然也可能会是从“我”的梦境臆想中创造出来的虚幻城市。这样虚幻而绮丽的文学想象表达出的是存在于“我”内心深处的诗意的精神世界，是作家本人对艺术与美的无限可能的孜孜追索。
注 释
[1]李明刚.自由思想的艺术表达——王小波《万寿寺》的叙事学解读[J].文教资料，2012.11月号下旬，99.
[2]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等译.规训与惩罚[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211.
[3]王小波.卡尔维诺与未来的一千年[M].载韩袁红编.王小波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52.
[4]捷克]米兰·昆德拉.许钧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M].2010，9.
[5]仵从巨.中国作家王小波的西方资源[J].文史哲，2005.4，74.
[6]艾晓明.穷尽想象——谈王小波的《万寿寺》[M].载韩袁红编.王小波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440.
[7][意]伊塔洛·卡尔维诺著.张宓译.看不见的城市[M].译林出版社，2006，44.
（作者介绍：卞佳欣，扬州大学文学院学生）
关键词：王小波 万寿寺 城 隐喻 象征
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大陆文学圈中，以“文坛外高手”称号而闻名的王小波，其小说风格与同时期的先锋作家有许多相似之处。自国门打开，在新时期文学的历史潮流中，王小波同其他先锋小说家都共同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巨大影响，而他的小说在叙事风格、情节结构等方面也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色彩：包括元小说的结构，荒诞不经的情节，以及繁复的隐喻与象征手法等。作为对唐传奇故事后现代性的戏拟与改造实验，王小波的《青铜时代》小说三部曲中，都具有共同的地域存在，那就是“长安城”或者“洛阳城”。而这三部小说的主要人物，也都曾经在“共同的”地点留下过印迹：《万寿寺》中，“我”的手稿上，薛嵩的故事从长安城开始；在《红拂夜奔》中，“风尘三侠”李靖、红拂、虬髯公都在洛阳城里住过；而《寻找无双》的开头则直接交代了“建元年间，王仙客到长安城里寻找无双。”样貌相似的地点出现在同一系列小说中，不可不谓巧合。尽管这三部小说的人物形象与情节结构等诸多方面都不尽相同，但是可以看到，在这三部小说中，“长安城”或是“洛阳城”的意象已经不再单纯是小说人物进行活动的地点，而是被赋予了独特的精神内涵，具有了象征的意味。本文重点对小说《万寿寺》中“城”这一意象的内涵及象征意义进行解读。
一.“城”的文本层隐喻
《万寿寺》中“城”的第一层隐喻功能，指的是“城”这一意象的象征义并非单一，而是明显存在着“阴阳两界”的分野：消极、单调与丰满、充盈。在《万寿寺》的开头部分，小说中的“长安城”甫一出现，给小说读者带来的主观情感印象就是消极的：“长安城是一座大得不得了的城市，周围围着灰色的砖墙。……一早一晚，城市上空笼罩着灰色的雾，在这个地方买不到漂白布，最白的布买到手里，凑到眼前一看，就会发现它是灰的。”可以说，在小说人物薛嵩的记忆中，长安城最初是作为一个单色调的地域而存在的；而“单色调”这类词，在王小波的许多小说作品中，本就具有强烈的隐喻意味。这一段的后半部分这样写道：“在中古时，人们用灶灰来染布，妇女用草灰当粉来用，所以到处都是灰色的。薛嵩总想做点不同凡响的事情。”在这里，“灰色的”或者“单色调的”构成了与“不同凡响的”反义的词汇，代表着单调与平庸；而长安城也是一片茫茫灰色，薛嵩的心灵世界与这座“长安城”站在了对立面上。作为与薛嵩同时异处而存在的叙述者“我”，则以直接的议论告诉读者：“我坐在这里怀念眼前这座灰色的北京城，并且总不能忘记自己建功立业的决心——这样想并非无理。但假如我真的这样想过，就是个蠢东西。”直露地否定了这座灰色长安城之于“我”存在的意义，也借叙述者“我”之口说出了薛嵩内心曾经有过的真实想法。这是“城”意象所表达的负面隐喻，即象征着单调、乏味与枯燥。
而随着情节的推进，当手稿主人“我”的想象更多地照进历史里的长安城中，它就不再是单调乏味的灰色“围城”，而变得丰富多姿起来。这里有“精致的城墙”、“常青的藤萝”、“散发着花香的鹅毛大雪”、“小巧的池塘”、“交织的水路”、“画舫上长发披肩的美人”，与小说开头处的灰色长安城有着天壤之别。在这里王小波想表达的是：只有在自由的想象世界中，现实的困境才能被超越、被打破，从而获得美的享受。
在小说情节铺展的过程中，薛嵩居住的凤凰寨也显现出同“长安城”相似的气息：“如果用灰色的眼光来看凤凰寨，它应该是座死气沉沉的兵营。在寨栅后面，是死气沉沉的寨墙，在寨墙后面，是棋盘似的道路和四四方方的帐篷，里面住着雇佣兵。在营盘的正中，住着那个老妓女……这位营妓从来不剪头发，也不到外面去。由于她的努力，整个凤凰寨变成了长安城一样的灰色。”此时的凤凰寨是一座形式规整、秩序井然的营寨，寨中的气氛接近薛嵩过去生活的灰色长安城。而与红线相遇后，薛嵩成了一名“自由派的能工巧匠”，将凤凰寨中的院子设计成了一座精致复杂的迷宫，而薛嵩与红线就住在迷宫的空中花园里。這个迷宫不仅设计精妙，穷尽创意，而且在“我”手稿的叙述中帮助薛嵩和红线击败了前来行刺的刺客们。凤凰寨也由原本充满了单调气氛的化外野地变成了一个丰富的所在。
第二个层面的隐喻，是指小说中或显或隐的“城”无往而不在，并非只有长安城和凤凰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通过阅读可以发现：在“我”的手稿里薛嵩为抢红线为妻而精心打造的囚车也是一座隐形的“城”。薛嵩打造这辆囚车原本的目的是将红线关起来运进凤凰寨，但在制作的过程中红线本人却莫名其妙地参与进来，她不仅不对这辆囚车即将发挥的功能感到恐惧，还兴致满满地对囚车的制作提供建议和品评，于是这辆囚车由一件刑具最终变成了两人增进感情的性玩具和有美感的艺术品，这辆囚车的故事也因此充满了荒诞与魔幻的色彩。
另外，手稿的作者“我”的工作地点万寿寺，同样是一座隐藏的“围城”：在万寿寺与领导之间工作上的龃龉，与“白衣女人”关系的纠缠不清，与暴发户表弟的来回交锋都令“我”头疼不已。最后“我”选择跳出现实世界的万寿寺，进入“我”自己手稿的故事中与薛嵩合为一体：“现在我终于明白，在长安城里我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薛嵩。”这样，“我”通过规避现实，寄身于虚构的世界中从而获得了精神的自由，紧紧困缚住“我”的万寿寺也就被甩在了身后。
对于以上几个地点（长安城、凤凰寨、万寿寺）的相同特征与关联性，也曾有相关论文进行过分析：“对于整部小说的空间转换方式，可以作这样的比喻：将小说中的三个地点看做是三个并排连在一起的房间，万寿寺居中，凤凰寨和长安城分别在它的两边，三个房间由两扇门相连，这两扇门就是“我”的手稿。”[1]这段论述从侧面阐释了小说中三座“城”的平等地位，证明了凤凰寨、万寿寺在隐喻功能上同长安城是等价的。 二.逃离与反逃离力量互搏的现实启示
在《万寿寺》小说中出现的几处场景：从长安城到凤凰寨，从医院病房到万寿寺的办公室，还有那座充满神秘氛围的“金色宝塔”，无不同时充斥着强大的 “离心力”和“向心力”：“离心力”是指被困在围城中的人们总有一种想要试图逃离城内生活的趋势，而“向心力”指的是：人们经过一番“所谓的”努力后，看似逃脱了被规训的社会，却又不自知不自觉地被吸向又一个庞大的漩涡之中，进行着无休无止的轮回。
这种向心力与离心力之间的悖反矛盾，表述了小说里人们的逃离与反逃离之间的力量博弈。薛嵩到湘西凤凰寨买得了一个节度使的官职后走马上任，可以视为其意图逃离长安城的尝试之举。可以说，湘西凤凰军这个化外之地一度成为薛嵩内心苦苦追寻的“伊甸园”，但他所追求的“建功立业”的非凡理想最终还是未能变成现实。当他满以为在这蛮荒之地能树立起自己的威权时，无论是他聘请来的雇佣兵还是营中的老妓女都在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来破坏他苦心经营、力图维系的权力体系。可以看出薛嵩想要“逃离”的原始目的其实并不复杂，无非是想离开被威权统领的长安城而进入这湘西的“桃源世界”中，在这里他能够转换被统领的角色，从而成为一个新的权力拥有者。在薛嵩与雇佣兵及老妓女的斗争失败后，凤凰寨俨然便成为了另一座长安城，薛嵩依然处于被束缚、被人压制的地位。小说中多处可以看到此类情形：
1.薛嵩发现军吏贪污，想要处罚却遭遇下级的消极抵抗而未能成功，最后将怒气发在小妓女的身上。
2.老妓女在凤凰寨中掌握着隐形的威权，薛嵩对老妓女心怀不满却又不敢进行正面的反抗。
3.薛嵩与红线两人被刺客追杀，手下的雇佣兵隔岸观火看热闹。
4.征讨苗人时，薛嵩对雇佣兵完全失去指挥权，出征仪式变成一场闹剧。
虽然小说中并未直接提到薛嵩本人过去在长安城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上述几个在凤凰寨时的景象得出这样的结论：薛嵩在长安城时发下的“建功立业”之宏愿仍然未能实现，薛嵩内心深处所认同的“建功立业=不同凡响”的理想在凤凰寨再次遭遇了失败。
而作为薛嵩与红线故事叙述人的“我”，与所叙述的薛嵩形象存在着相似性。“我”的经历类似“我”在医院住院时阅读过的莫迪亚诺小说《暗店街》中的主人公居伊·罗朗，自从失忆醒来后就完全失却了自我，一直在努力寻找自己的过去，想要确认自己在现实中的真正身份却屡遭挫折。万寿寺的办公室于“我”而言，也同样象征着现实世界带来的困境：
1.“我”违心地放弃自己感兴趣的历史研究题目而被迫迎合领导上的要求，为此感到恶心倒胃；
2.“我”嘲笑“学院派”同事的呆板，先后两次想要自己动手找工具修理万寿寺坏了的热水锅炉和化粪池，却又因为“出洋相”被人拦住而感到迷惑不解；
3.“我”虽然内心十分反感，但仍然不得不与庸俗势利，“招人讨厌”的暴发户表弟打交道。
在小说手稿中薛嵩遇到的困境，与“我”在现世所遇到的困境是呈镜面式反映的。研究所的领导经常到“我”的办公室来监督“我”的工作，对“我”展示出的奇思异想表示出绝对的否定，并教育“我”应当如何去选择研究题目，再辅以威胁和恐吓逼迫“我”屈服。这样的人间情态在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中有所解释：“在规训中，这些对象必须是可见的。他们的可见性确保了权力对他们的统治。正是被规训的人经常被看见和能够随时被看见这一事实，使他们总是处于受支配地位。”[2]当“我”从医院出院并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后，就成为了被规训的人、处在受支配地位的人，与手稿中薛嵩在凤凰寨中受到束缚的地位基本一致，“我”也因努力想要挣脱这张大网而饱受着精神上的无限折磨。在现实的生活中，“我”需要面对如此多的难题和困境。只有在自己的小说手稿幻化出的想象世界中，“我”才能够获得自由。
三.有关小说艺术与美的“无限可能性”
小说中还提到了薛嵩过去某些“傻呵呵的劲头”：“在旅途中，他一直在设计未来的凤凰城，做了很多模型。”从这一段文字中可以明显看出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的小说《看不见的城市》留下的痕迹，王小波用这种方式向他崇拜的这位意大利作家致敬。王小波在《卡尔维诺与未来的一千年》一文中写道：“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是这么个故事：马可·波罗站在蒙古大汗面前，讲述他东来旅途中所见到的城市，每一座城市都是一种象征，而且全部清晰可见。看完那本书我做了一夜的梦，只见一座座城市就如奇怪形状的孔明灯浮在一片虚空之中。”[3]这样的阐释，说明了在卡尔维诺这部小说中次第出现的“迪奥米拉”、“伊西多拉”以及“艾尔西里亞”等不尽相同的虚构城市，其实都是作者无穷想象力的美妙化身。可以说马可·波罗之所以不进入“城中”，不去讲述些城里发生的故事而仅仅专注于描摹城市的样貌，就是为了留住读者的丰富想象力而作的努力。也许一旦真正踏入城中，完满的想象图景就消失殆尽了。王小波正是受到了卡尔维诺这种主张和写法的影响，在小说中创造出了“长安城”的多种样貌。可以这样说，不管是卡尔维诺小说里马可·波罗讲述的每一座不同的城市，还是《万寿寺》中同一座“城”的不同模型，都是小说背后的创作者丰富想象力的结晶。
一批西方后现代主义作家同样热衷于思索“艺术想象的无限可能性”，并试图将思索的结果放置于作品的情节结构中。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就提到了这样的看法：“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检验哪种抉择是好的，因为不存在任何比较。一切都是马上经历，仅此一次，不能准备。好像一个演员没有排练就上了舞台。”[4]小说的情节就实践了这个观点：七年前的六次“偶然”发生的小事件，对本来毫无交集的托马斯与特蕾莎两人产生了巨大影响，就此彻底改变了二人彼此的生活轨迹。这样的情节安排令读者产生思考：已知的是，我们的生活只有唯一的选择机会，生活的导向也是唯一的；但在想象的世界中，我们是不是能拥有做出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无数次选择的机会呢？同样的艺术判断也出现在王小波的作品中。有论者看到了王小波对昆德拉的这种艺术判断的继承性：“在前者（王小波）对后者（昆德拉）的阅读中，后者在相同的艺术观念上对前者的强化、深化、更加自觉化却是肯定的。这些艺术观念包括幽默与讽刺（喜剧性）、虚构与想象（假定性）、形式与技巧的创造性与尽可能的完美（实验性与艺术性）等。”[5]引文中提到的“虚构与想象”的假定性，就是前文所介绍的所谓“艺术想象的无限可能性”，足以证明王小波的这种艺术观点并非是天生而独一的，而是确有其思想源头。 艾晓明在其论文《穷尽想象——谈王小波的<万寿寺>》中如是说：“他（王小波）不厌其烦地追索和设想，还有哪一种可能性我没有穷尽呢？……唯有在想象的领域，他有不可思议、无法被剥夺的自由。”[6]在小说故事的开头，长安城作为“单调”的代名词而出现在薛嵩和读者的视野中。随着小说情节的反复重新开始，长安城的样貌也产生了变化，从原本的“灰色”变成了薛嵩对红线叙述出来的样子：它开始拥有“精致的城墙、纵横的水道、美丽的水榭”，是“一片白茫茫的雪地，在雪地上纵横着黑色的河岸”，“河水蒸腾着热气，五彩的画舫静止在河中，船上佳丽如云”。这里薛嵩口中的长安城与小说开头描绘的长安城已经完全不同。在《万寿寺》第八章的开头部分，当“我”的故事再一次开始时，此时的“我”在千年前的长安城中追随着一个“白衣女人”。这一节文字将长安城写得极美、富于诗意情调，将其写成了一件精致而又丰富的艺术作品。“我”莫名地想去跟隨神秘的白衣女人，而白衣女人就是这件精美庞大的艺术品的添花点缀。这里，王小波对《看不见的城市》中“城市与欲望之五”一章的“佐贝伊德城”进行了摹仿：佐贝伊德城同样是由那些追逐梦中的女子而不得的男人们建造出来的城市。卡尔维诺小说中的马可·波罗在评价这些城市时也这样说：“城市也认为自己是心思和机缘的产物。”[7]从这里也就不难看出，此处的长安城或许是历史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当然也可能会是从“我”的梦境臆想中创造出来的虚幻城市。这样虚幻而绮丽的文学想象表达出的是存在于“我”内心深处的诗意的精神世界，是作家本人对艺术与美的无限可能的孜孜追索。
注 释
[1]李明刚.自由思想的艺术表达——王小波《万寿寺》的叙事学解读[J].文教资料，2012.11月号下旬，99.
[2]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等译.规训与惩罚[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211.
[3]王小波.卡尔维诺与未来的一千年[M].载韩袁红编.王小波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52.
[4]捷克]米兰·昆德拉.许钧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M].2010，9.
[5]仵从巨.中国作家王小波的西方资源[J].文史哲，2005.4，74.
[6]艾晓明.穷尽想象——谈王小波的《万寿寺》[M].载韩袁红编.王小波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440.
[7][意]伊塔洛·卡尔维诺著.张宓译.看不见的城市[M].译林出版社，2006，44.
（作者介绍：卞佳欣，扬州大学文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