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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友开，福州闽侯人，高级编辑、导演、词作家，先后担任中国中央电视台文艺部主任、文艺中心主任、台编委等职。他参与了十多届春晚的主创、策划，开创了《综艺大观》、青歌赛等深受观众喜爱的电视文艺节目，被称为“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音乐发展的重要人物之一”，创作了《为了谁》《好大一棵树》《我心飞翔》等众多耳熟能详的作品，参与策划和编创的节目、MTV等，获得国际和国内重要奖项200多个。
起春节联欢晚会，恐怕每个中国人都不陌生。大年三十晚上，这场无论演出规模、演员阵容还是播出时长都数一数二的晚会，堪称家家户户精神上的“年夜饭”。
而对于工作人员来说，筹备春晚，未必是件吃力就能讨好的事情。高处不胜寒，观众期待值高，就意味着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从1986年开始，邹友开以主创、策划、剧组总负责人等身份，前前后后参加了十多届春晚，要说见过的大阵仗，没几个人能比得过他。不过俗话说得好，众口难调，这个“大厨”还真不好当。
有原则的“调和剂”
一个节目是好是坏，说什么的人都有，想让一台晚会得到所有人的掌声，更是难上加难。况且就算观众基本满意了，还得不犯错误，让领导也满意。
从1983年开始到现在，春晚已经办了30年有余。按邹友开的说法，“办春晚绝对是为了老百姓在做事”。不过为老百姓做事，老百姓还不大买账，特别是近几年，关于春晚的吐槽越来越多。
网友“爱吃饭不做事”的评论就代表了一部分观众的想法：“春晚看来看去，越看越没有意思，模式化的东西是好做，谁看呀！”
“现在恰恰是一个问题，技术的创新、舞美的创新，就像百米速度一样，往前跑得快。而节目内容创新呢？它没有以百米速度往前跑，距离越拉越大，长时间下去，就产生形式与内容的脱节。”邹友开说。
但是邹友开参与了这么多届春晚，也知道“历届春晚的编导都尽力了，没有哪位春晚总导演和编导组在磨洋工”。在他看来，办好春晚只有一个办法：几分汗水几分收获。“如果春晚编导心浮气躁，不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不认真刻苦地对待节目，就不可能办好春晚。观众又不是傻子，你没有用心去做，是能看出来的。”
还有人觉得，不是筹备春晚的人不用心，而是上头的审查太多了，审来审去，把一些亮点的地方给审没了。邹友开认为，个别节目也许有，但我们不能把个别当作普遍。
邹友开说了他的切身体会：“职位越高的领导，对春晚审查越是宽松。记得有一年春晚，中央分管宣传的李瑞环来审看，前面好多人七嘴八舌提了好多意见，最后他总结说：‘我看就这样吧，不要大改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而遇到需要修改的情况，只要条件允许，作为总负责人的邹友开，都会以节目效果为首要，尽力修改，不能修改的，也得慢慢想办法化解。总之，得有准确的判断力。
1993年春晚，按原定计划，毛宁唱的是《蓝蓝的夜，蓝蓝的梦》，但是领导看了以后说，这首歌“有些消极，不能上”。这时候除了再找一首，没有别的办法。
“我们就给广州新时代老板打电话，问有没有合适的歌，他说有啊，三年前的作品盒带寄来给我，我在里面挑，挑到一首《涛声依旧》。拿去给领导看，他说友开啊，‘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这句歌词要改啊。我是搞歌词创作的，当时就在心里想，这两句在歌里是最精彩的，怎么能改？只好试试。”邹友开回忆说。
遇到这情况，邹友开的做法就是先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慢慢做领导的工作;其次还得采用迂回战术：领导问他，他就说在改，改老半天了，但太难了，改不出更好的来。在邹友开的软磨硬泡下，最后领导终于同意了，直播时还是“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
在邹友开看来，只要不触及原则问题，就可以协调，但凡事都要掌握一个底线，邹友开的底线就是：一台节目的量变可以，不能影响质变。
“导演要适当地保护演员，掌握好自己的底线，分清什么该坚持，什么该灵活。”邹友开说。
春晚这么大的一个舞台，批条子是有的，“照顾”的情况也是有的。邹友开的手段比较灵活，有的他会解释为什么上不了，毕竟多数人是通情达理的，有的就“消化”进节目里。
就拿联唱节目来说，有的演员是节目的需要，当然也有“照顾”的。遇上这种情况，邹友开用5分钟的节目就把七八个人“消化”了。“有什么影响呢，再说这些被‘照顾’的演员条件也都不错，不会影响到整个节目的质量。人是有感情的，要允许情感的存在。”
有一年春晚的一个联唱节目，涉及近10个演员，却在领导审查时给否决了。邹友开就站在演员这边，去做领导工作。他说：“这个节目是照顾性的，第二天就直播了，有的演员说，我们老家没有电话，之前跟奶奶说了今年春晚有我的节目，请她年三十晚上在电视机前面看，现在毙了，我这一年都不好过。”
邹友开向领导做了解释，并保证节目再作压缩，安排在零点以后。“领导也特别通人情，明白了之后就说，你们就这样弄吧。回来之后，我说这个节目照上，有的演员哭着感谢。”
“歌手的水平说穿了相差不大，就是知名度的差异，而且演唱风格本应多种多样。”不过遇上语言类的节目，邹友开却绝不“照顾”。
“如果说在一台晚会里，歌手做适当‘照顾’对节目水平影响不大的话，语言类节目可不行。这个节目适合这个演员，如果换了另外一个演员，有可能水平一下子掉下来，所以在语言类节目上要铁面无私。”邹友开的态度很坚定。
创新也是一种冒险
春晚自1983年举办起，创新就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不管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历届都有新的变化。可是，这创新，有实现的，也有没实现的;最终的效果，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
1985年的春晚，一直被称作是“最失败的一届春晚”。当时为了创新，整个春晚舞台移到了工人体育馆，节目质量虽然没问题，却由于室外办晚会的条件很不成熟，最终以搞砸告终。几天时间里，央视收到了一麻袋又一麻袋的批评信，甚至不得不在1985年3月2日的《新闻联播》里向全国观众道歉，紧接着又在全国会议上向同行做了一次检讨。 春晚审查的严厉，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类似观众点歌、点节目的形式，一去不复返。
1986年，领导让邹友开负责春晚剧组的具体编创工作。建组没多久，邹友开就在剧组会上对大家说：“我们要吸取去年失控的失败教训，今年晚会在工作上要体现以我为主，我这里所说‘我’，不是我个人，而是代表中央电视台，希望剧组做到，演员一样也要做到……”
这一年的春晚，在一个600平方米的茶座式的演播现场举办，还诞生了“歌曲联唱”这种新形式，最终晚会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总导演黄一鹤打了个翻身仗。
很多人觉得，春晚这么大的排场，肯定什么设想都能实现。事实却并非如此。
1989年，春晚产生了主舞台和副舞台。按照邹友开当时的设想，要设一个主舞台，两个副舞台，主舞台在央视演播厅，两个副舞台分别在中国剧院和海军游泳池。不过因为在海军游泳池的节目总共才三分多钟时间，花这么大力气去做有点不值得，所以台领导把海军游泳池的舞台取消了。
实际上，海军游泳池的副舞台设计非常巧妙。邹友开描述道：“我的创意是这样的，把游泳池两边搭两个台子，中间两根线，一根线低，一根线高，走钢丝演员走到中间时跳到空中，跳下来时观众以为肯定进入水里面，但出乎观众意料的是，落下来以后会落在矮一点的线上继续表演，再次跳起来观众以为该跳到高一点的绳子上，结果不，‘啪’一下就落到水里面去，观众以为从水里出来的一定是杂技演员，不，从水里面出来的是水上花样表演。意料之外，又在情里之中，可惜没实现。”
一个好的创意出来，总是要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折腾。
慧眼识“英雄”
多数观众可能不知道，邹友开还是位独具慧眼的伯乐，好几个明星、名主持人和知名导演，都是他一手捧红的。
1995年，倪萍主持《综艺大观》正火时，邹友开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让周涛替下了倪萍。
邹友开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有着深层次的考虑：“做电视，不管主持人还是导演、演员，你不要等到他不行的时候再考虑，你要有前瞻性。这个前瞻性，就是让队伍能够不断接上，不要让队伍断层，这样才能一代一代往下传，电视文艺才能繁荣起来。”
在中国，怕是没几个人不知道宋祖英，可是若没有邹友开的慧眼，恐怕这颗明珠得蒙尘许久。
邹友开记得：“大约是在1989年秋天，当时我除了主抓春晚工作，还抓了文艺栏目《中国风》。”栏目定位前卫、时尚的《中国风》，有段时间一直在找歌唱得好、长相又靓丽的女歌手。“一天中午，剧组的张凯华向我推荐说，湖南湘西农村来了一位歌手，叫宋祖英，20多岁，不错。我们喊她来试试看。第二天上午，宋祖英来了，她看上去很羞涩、朴实，头上扎着两根小辫，说话不多，完全是一个农村女学生的样子。宋祖英试唱了《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没想到，她镜头感很好，音色甜美，台风也不错，一次性过了关。”
可惜节目播出后，却没有起到多大的效果。即便这样，邹友开并不打算轻易放弃宋祖英。1990年的春晚，他和总导演黄一鹤商定，让宋祖英独唱《小背篓》。
“彩排时，宋祖英很努力。那时，她没有汽车，没有手机，住地离中央电视台很远。她天天坐地铁、乘公交车，从不迟到。结果宋祖英不负重望，《小背篓》一夜走红。”邹友开回忆说。
同样因春晚一夜走红的，还有赵本山。如果不是关键时刻，邹友开拉了他一把，赵本山的命运可能因此而改写。
1990年春晚，赵本山表演的喜剧小品《相亲》让他火遍全国，然而在此之前，这个节目曾经三次审查没有通过。原因是旧节目已经在央视的《艺苑之花》播过了，更主要的是赵本山在表演中所塑造的农民形象不好。但邹友开认为，这个小品“梁子很好”，他先后三次找王锋台长，说保证能改好。接着邹友开又找剧组主创、著名喜剧演员王景愚，让他把赵本山在表演上不好的地方给改过来。赵本山也很聪明，在一个半小时内，整个表演就变了样，第二天审查时一次性通过了。
1989年，邹友开一手提拔了迄今为止最年轻的春晚导演——当时年仅29岁的张晓海和30岁的赵安。虽然这一年的春晚，实际上也还是邹友开“把握”的。
“那一年冬天，我心脏受不了，住进了医院。到了春晚直播前，我还真是从医院爬出来的，到现场指挥。”邹友开记得很清楚，“春晚直播完，我已经走不动了，这4个多小时是很辛苦的，什么都要考虑。”
邹友开对电视文艺编导的用人标准有着严格的限定：从1984开始，他希望新进来的编导必须得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文艺部原有的工作人员有实践经验，但相对文化和理论水平比较低，邹友开也希望他们提高文化修养，提高电视文艺编导队伍的门槛。
当时央视内部甚至有一个说法：邹友开手下有“五虎上将”，赵安、张晓海，还有和他们俩同时期的导演郎昆、张子扬和孟欣。这些人后来都做出了一番成绩。在邹友开看来，培养团队人才和团队精神非常重要，其他行业如此，年轻的电视文艺事业更是如此。“再到后来，何止是‘五虎上将’！文艺中心形成一个精兵强将的团队，拉出一个是一个，能打仗，打胜仗。”
那些年，在中国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开幕式晚会、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大型晚会、香港回归大型晚会等国家级的大型文艺活动，都是由央视文艺中心派出编导，不折不扣地完成了国家交办的任务。在邹友开看来，国家级电视台的电视文艺编导队伍应该是创作型的，而不应该是转播型的，因为电视文艺是不同于其他艺术的艺术形式，有其自身的属性和规律。
“30多年春晚收获喜悦，也收获泪花。”虽然已经退休多年，但邹友开对春晚的感情，仍旧丝毫不减。很多事通过录像带记录了下来，也有很多，随岁月流逝了。“我的合作者当中，有的现在都不在了，2003年走了多少人呐，赵丽蓉、侯耀文，这都是非常好的朋友啊！人呢，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在工作中结下深厚的感情。”
起春节联欢晚会，恐怕每个中国人都不陌生。大年三十晚上，这场无论演出规模、演员阵容还是播出时长都数一数二的晚会，堪称家家户户精神上的“年夜饭”。
而对于工作人员来说，筹备春晚，未必是件吃力就能讨好的事情。高处不胜寒，观众期待值高，就意味着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从1986年开始，邹友开以主创、策划、剧组总负责人等身份，前前后后参加了十多届春晚，要说见过的大阵仗，没几个人能比得过他。不过俗话说得好，众口难调，这个“大厨”还真不好当。
有原则的“调和剂”
一个节目是好是坏，说什么的人都有，想让一台晚会得到所有人的掌声，更是难上加难。况且就算观众基本满意了，还得不犯错误，让领导也满意。
从1983年开始到现在，春晚已经办了30年有余。按邹友开的说法，“办春晚绝对是为了老百姓在做事”。不过为老百姓做事，老百姓还不大买账，特别是近几年，关于春晚的吐槽越来越多。
网友“爱吃饭不做事”的评论就代表了一部分观众的想法：“春晚看来看去，越看越没有意思，模式化的东西是好做，谁看呀！”
“现在恰恰是一个问题，技术的创新、舞美的创新，就像百米速度一样，往前跑得快。而节目内容创新呢？它没有以百米速度往前跑，距离越拉越大，长时间下去，就产生形式与内容的脱节。”邹友开说。
但是邹友开参与了这么多届春晚，也知道“历届春晚的编导都尽力了，没有哪位春晚总导演和编导组在磨洋工”。在他看来，办好春晚只有一个办法：几分汗水几分收获。“如果春晚编导心浮气躁，不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不认真刻苦地对待节目，就不可能办好春晚。观众又不是傻子，你没有用心去做，是能看出来的。”
还有人觉得，不是筹备春晚的人不用心，而是上头的审查太多了，审来审去，把一些亮点的地方给审没了。邹友开认为，个别节目也许有，但我们不能把个别当作普遍。
邹友开说了他的切身体会：“职位越高的领导，对春晚审查越是宽松。记得有一年春晚，中央分管宣传的李瑞环来审看，前面好多人七嘴八舌提了好多意见，最后他总结说：‘我看就这样吧，不要大改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而遇到需要修改的情况，只要条件允许，作为总负责人的邹友开，都会以节目效果为首要，尽力修改，不能修改的，也得慢慢想办法化解。总之，得有准确的判断力。
1993年春晚，按原定计划，毛宁唱的是《蓝蓝的夜，蓝蓝的梦》，但是领导看了以后说，这首歌“有些消极，不能上”。这时候除了再找一首，没有别的办法。
“我们就给广州新时代老板打电话，问有没有合适的歌，他说有啊，三年前的作品盒带寄来给我，我在里面挑，挑到一首《涛声依旧》。拿去给领导看，他说友开啊，‘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这句歌词要改啊。我是搞歌词创作的，当时就在心里想，这两句在歌里是最精彩的，怎么能改？只好试试。”邹友开回忆说。
遇到这情况，邹友开的做法就是先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慢慢做领导的工作;其次还得采用迂回战术：领导问他，他就说在改，改老半天了，但太难了，改不出更好的来。在邹友开的软磨硬泡下，最后领导终于同意了，直播时还是“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
在邹友开看来，只要不触及原则问题，就可以协调，但凡事都要掌握一个底线，邹友开的底线就是：一台节目的量变可以，不能影响质变。
“导演要适当地保护演员，掌握好自己的底线，分清什么该坚持，什么该灵活。”邹友开说。
春晚这么大的一个舞台，批条子是有的，“照顾”的情况也是有的。邹友开的手段比较灵活，有的他会解释为什么上不了，毕竟多数人是通情达理的，有的就“消化”进节目里。
就拿联唱节目来说，有的演员是节目的需要，当然也有“照顾”的。遇上这种情况，邹友开用5分钟的节目就把七八个人“消化”了。“有什么影响呢，再说这些被‘照顾’的演员条件也都不错，不会影响到整个节目的质量。人是有感情的，要允许情感的存在。”
有一年春晚的一个联唱节目，涉及近10个演员，却在领导审查时给否决了。邹友开就站在演员这边，去做领导工作。他说：“这个节目是照顾性的，第二天就直播了，有的演员说，我们老家没有电话，之前跟奶奶说了今年春晚有我的节目，请她年三十晚上在电视机前面看，现在毙了，我这一年都不好过。”
邹友开向领导做了解释，并保证节目再作压缩，安排在零点以后。“领导也特别通人情，明白了之后就说，你们就这样弄吧。回来之后，我说这个节目照上，有的演员哭着感谢。”
“歌手的水平说穿了相差不大，就是知名度的差异，而且演唱风格本应多种多样。”不过遇上语言类的节目，邹友开却绝不“照顾”。
“如果说在一台晚会里，歌手做适当‘照顾’对节目水平影响不大的话，语言类节目可不行。这个节目适合这个演员，如果换了另外一个演员，有可能水平一下子掉下来，所以在语言类节目上要铁面无私。”邹友开的态度很坚定。
创新也是一种冒险
春晚自1983年举办起，创新就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不管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历届都有新的变化。可是，这创新，有实现的，也有没实现的;最终的效果，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
1985年的春晚，一直被称作是“最失败的一届春晚”。当时为了创新，整个春晚舞台移到了工人体育馆，节目质量虽然没问题，却由于室外办晚会的条件很不成熟，最终以搞砸告终。几天时间里，央视收到了一麻袋又一麻袋的批评信，甚至不得不在1985年3月2日的《新闻联播》里向全国观众道歉，紧接着又在全国会议上向同行做了一次检讨。 春晚审查的严厉，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类似观众点歌、点节目的形式，一去不复返。
1986年，领导让邹友开负责春晚剧组的具体编创工作。建组没多久，邹友开就在剧组会上对大家说：“我们要吸取去年失控的失败教训，今年晚会在工作上要体现以我为主，我这里所说‘我’，不是我个人，而是代表中央电视台，希望剧组做到，演员一样也要做到……”
这一年的春晚，在一个600平方米的茶座式的演播现场举办，还诞生了“歌曲联唱”这种新形式，最终晚会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总导演黄一鹤打了个翻身仗。
很多人觉得，春晚这么大的排场，肯定什么设想都能实现。事实却并非如此。
1989年，春晚产生了主舞台和副舞台。按照邹友开当时的设想，要设一个主舞台，两个副舞台，主舞台在央视演播厅，两个副舞台分别在中国剧院和海军游泳池。不过因为在海军游泳池的节目总共才三分多钟时间，花这么大力气去做有点不值得，所以台领导把海军游泳池的舞台取消了。
实际上，海军游泳池的副舞台设计非常巧妙。邹友开描述道：“我的创意是这样的，把游泳池两边搭两个台子，中间两根线，一根线低，一根线高，走钢丝演员走到中间时跳到空中，跳下来时观众以为肯定进入水里面，但出乎观众意料的是，落下来以后会落在矮一点的线上继续表演，再次跳起来观众以为该跳到高一点的绳子上，结果不，‘啪’一下就落到水里面去，观众以为从水里出来的一定是杂技演员，不，从水里面出来的是水上花样表演。意料之外，又在情里之中，可惜没实现。”
一个好的创意出来，总是要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折腾。
慧眼识“英雄”
多数观众可能不知道，邹友开还是位独具慧眼的伯乐，好几个明星、名主持人和知名导演，都是他一手捧红的。
1995年，倪萍主持《综艺大观》正火时，邹友开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让周涛替下了倪萍。
邹友开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有着深层次的考虑：“做电视，不管主持人还是导演、演员，你不要等到他不行的时候再考虑，你要有前瞻性。这个前瞻性，就是让队伍能够不断接上，不要让队伍断层，这样才能一代一代往下传，电视文艺才能繁荣起来。”
在中国，怕是没几个人不知道宋祖英，可是若没有邹友开的慧眼，恐怕这颗明珠得蒙尘许久。
邹友开记得：“大约是在1989年秋天，当时我除了主抓春晚工作，还抓了文艺栏目《中国风》。”栏目定位前卫、时尚的《中国风》，有段时间一直在找歌唱得好、长相又靓丽的女歌手。“一天中午，剧组的张凯华向我推荐说，湖南湘西农村来了一位歌手，叫宋祖英，20多岁，不错。我们喊她来试试看。第二天上午，宋祖英来了，她看上去很羞涩、朴实，头上扎着两根小辫，说话不多，完全是一个农村女学生的样子。宋祖英试唱了《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没想到，她镜头感很好，音色甜美，台风也不错，一次性过了关。”
可惜节目播出后，却没有起到多大的效果。即便这样，邹友开并不打算轻易放弃宋祖英。1990年的春晚，他和总导演黄一鹤商定，让宋祖英独唱《小背篓》。
“彩排时，宋祖英很努力。那时，她没有汽车，没有手机，住地离中央电视台很远。她天天坐地铁、乘公交车，从不迟到。结果宋祖英不负重望，《小背篓》一夜走红。”邹友开回忆说。
同样因春晚一夜走红的，还有赵本山。如果不是关键时刻，邹友开拉了他一把，赵本山的命运可能因此而改写。
1990年春晚，赵本山表演的喜剧小品《相亲》让他火遍全国，然而在此之前，这个节目曾经三次审查没有通过。原因是旧节目已经在央视的《艺苑之花》播过了，更主要的是赵本山在表演中所塑造的农民形象不好。但邹友开认为，这个小品“梁子很好”，他先后三次找王锋台长，说保证能改好。接着邹友开又找剧组主创、著名喜剧演员王景愚，让他把赵本山在表演上不好的地方给改过来。赵本山也很聪明，在一个半小时内，整个表演就变了样，第二天审查时一次性通过了。
1989年，邹友开一手提拔了迄今为止最年轻的春晚导演——当时年仅29岁的张晓海和30岁的赵安。虽然这一年的春晚，实际上也还是邹友开“把握”的。
“那一年冬天，我心脏受不了，住进了医院。到了春晚直播前，我还真是从医院爬出来的，到现场指挥。”邹友开记得很清楚，“春晚直播完，我已经走不动了，这4个多小时是很辛苦的，什么都要考虑。”
邹友开对电视文艺编导的用人标准有着严格的限定：从1984开始，他希望新进来的编导必须得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文艺部原有的工作人员有实践经验，但相对文化和理论水平比较低，邹友开也希望他们提高文化修养，提高电视文艺编导队伍的门槛。
当时央视内部甚至有一个说法：邹友开手下有“五虎上将”，赵安、张晓海，还有和他们俩同时期的导演郎昆、张子扬和孟欣。这些人后来都做出了一番成绩。在邹友开看来，培养团队人才和团队精神非常重要，其他行业如此，年轻的电视文艺事业更是如此。“再到后来，何止是‘五虎上将’！文艺中心形成一个精兵强将的团队，拉出一个是一个，能打仗，打胜仗。”
那些年，在中国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开幕式晚会、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大型晚会、香港回归大型晚会等国家级的大型文艺活动，都是由央视文艺中心派出编导，不折不扣地完成了国家交办的任务。在邹友开看来，国家级电视台的电视文艺编导队伍应该是创作型的，而不应该是转播型的，因为电视文艺是不同于其他艺术的艺术形式，有其自身的属性和规律。
“30多年春晚收获喜悦，也收获泪花。”虽然已经退休多年，但邹友开对春晚的感情，仍旧丝毫不减。很多事通过录像带记录了下来，也有很多，随岁月流逝了。“我的合作者当中，有的现在都不在了，2003年走了多少人呐，赵丽蓉、侯耀文，这都是非常好的朋友啊！人呢，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在工作中结下深厚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