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旁听过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考证分析，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
　　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海因里希·吕德斯，国内只有陈师一人。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全应该的。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后来到德国，读了吕德斯教授的书，并且受到了他的嫡传弟子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教导和熏陶，可谓三生有幸。可惜自己的学殖瘠薄，又限于天賦，虽还不能论无所收获，然而犹如细流比沧海，空怀仰止之心，徒增效颦之恨。
　　总之，我在清华四年，读完了西洋文学系所有的必修课程，得到了个学士头衔。现在回想起来，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我从这些课程中收获不大。欧洲著名的作家，什么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莫里哀、但丁等等的著作都读过，《尤利西斯》和《追忆似水年华》也读过，然而大都是浮光掠影，并不深入。给我留下深远影响的课反而是一门旁听课和一门选修课。前者就是在上面谈到的寅恪师的“佛经翻译文学”；后者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也就是美学。
　　在清华时，除了上课以外，同陈师的接触并不太多。有时候在校内林阴道上，会见到陈师去上课。他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绝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在这一方面，他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
　　她从来不打骂我们。仅仅有一次，她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我用石板一迎，教鞭轻轻地敲在石板边上，大伙笑了，她也笑了。我用儿童的狡猾眼光察觉，她爱我们，并没有真正要打的意思。孩子们是多么善于观察这一点啊！
　　在课外的时候，她教我们跳舞，我现在还记得她把我打扮成女孩子表演跳舞的情景。在假日里，她把我们带到她的家里和她朋友的家里。在她朋友的园子里，她还让我们观察蜜蜂；也是在那时候，我认识了蜂王，并且平生第一次吃了蜂蜜。
　　她爱诗，也爱教我们读诗。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她教我们读诗的情景，还能背诵她教我们的诗：
　　圆天盖着大海，黑水托着孤舟，远看不见山，那天边只有云头，也看不见树，那水上只有海鸥……
　　今天想来，她对我的接近文学和爱好文学，有着多么有益的影响！像这样的老师，我们怎么会不喜欢她，怎么会不愿意和她接近呢？我们见了她就不由得围上去。即使她写字的时候，我们也默默地看着她，连她握笔的姿势都急于模仿。
　　沈先生的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前已说过，他大都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这些作业讲一些问题。他是经过一番思考的，但并不去翻阅很多参考书。沈先生读很多书，但从不引经据典，他总是凭自己的直觉说话，从来不说亚里士多德怎么说、福楼拜怎么说、托尔斯泰怎么说、高尔基怎么说。他的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什么。沈先生讲课非常谦抑，非常自制，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但是你要是真正听“懂”了他的话——听“懂”了他的话里并未发挥罄尽的余意，你会受益匪浅，而且会终生受用。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话一样，“举一隅而三隅反”。
　　沈先生讲课时所说的话我几乎全都忘了！我们有一个同学把闻一多先生讲唐诗课的笔记记得极详细，现已整理出版，书名就叫《闻一多论唐诗》，很有学术价值，就是不知道他把闻先生讲唐诗时的“神气”记下来了没有。我如果把沈先生讲课时的精辟见解记下来，也可以成为一本《沈从文论创作》，可惜我不是这样的有心人。
　　沈先生关于我的习作讲过的话我只记得一点，是关于人物对话的。我写了一篇小说，有许多对话，我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从此我知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这样才真实。
　　沈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同学不懂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
　　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
　　我以为沈先生这些话是浸透了淳朴的现实主义精神的。
　　他最不喜欢刻板的生活，常要做些很憨的动作和说许多趣话惹得大家捧腹大笑，如果不了解他的学问，谁也看不出他是教授。他对自己从来不讲究，但却极认真地办理别人托他的事。我几次在学校碰见一些请教学问的和办私事的人，在一旁的人就说：“你去找蒙老师！”蒙老师在中文系是最忙的人。
　　毕业之后，我练习创作，他已经是知名的文艺批评家。作协陕西分会在太白开会，会上大家对我的创作说了许多鼓励的话。那一个晚上，他却叫我一块儿去散步，严肃地指出我创作中的许多不足，要我冷静头脑，扎实创作。我们在一条窄窄的街道上走过去又走过来，一直到深夜。
　　他喜欢喝酒，甚至有些贪杯，为了他的身体，师母曾严厉限制过他，我们在一起时也劝他少喝。一次他到我家，我拿了酒敬他，炒几盘小菜，因为他喜欢吃辣，我的小女儿也喜欢吃辣，两个人很快吃完了那盘辣豆腐。他说：“这孩子有个性，和我这个客人抢吃哩！”因为高兴，他喝得多了点，我和他到学校，偏巧遇到师母，问他是不是喝酒了？他当时很尴尬。师母说：“你老师有胃病，以后不要让他喝酒。”从此和他在一起很少再敬他酒，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个朋友在酒桌上还提到他，说今后一定要多劝他少喝。
　　一个月前，我有事去找他，我们就蹲在校外的马路边上说话，他气色很不好。我说：“你近来身体不好吗？”他说：“是不好。”我说：“你要多保重才是。”他说：“我有个预感，可能随时就不行了。”我吃了一惊，劝他别这么想，不要太劳累。他又谈了许多他主管的作家班的一些事，还谈了他的小女儿，甚至谈到家里的那只猫。
　　现在蒙老师离我们而去了，我们做学生的一见面就提到他，眼里充满泪水，尘世真是好人难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