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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唐山博物馆征集到一件伪满时期的老支票，通过查阅它的历史，发现它不仅见证了唐山乐亭一个家族的兴衰，更是当年日本侵略者通过伪满洲国掠夺东三省资源的见证。
支票为纸质，保存完好，长14.9厘米，宽10.6 厘米（图一）。票面正中及左侧骑缝处隐约可见“益发银行”四字篆书行标。支票文字竖排，从左至右为：
支 票
国币壹仟伍佰圆整」
右开金额务希与此支票交换」支付与持到人是荷」
康德11年1月9日」
发出地：哈尔滨」
哈尔滨市西传家区南四道街三一号」永盛东监理王方来」
支付地：哈尔滨」
益发银行」哈尔滨支店台照
其中币值“壹仟伍佰圆整”、时间“11”“1”“9”为黑色钢笔手写，发出地、支付地及落款支店等处所填内容用紫色戳印。
支票最右侧竖排五个紫色小方框，除第二个方框外，内各有一枚印章，应该是经办人名章。右上角印有支票编号“A 0080390”，编号下印有蓝色数字“0507”和紫色数字“37”。右下端有“my 1.500.00”标明金额数，金额上方有手写草书“王”字。“永盛东监理”处盖有“滨江永盛东记”红色椭圆大印章，其下盖“王方来”圆形小印章。“康德”处印“入金”红色圆形章。左侧骑缝处横印蓝色骑缝章，现余三字，从右至左为“银行广……”。
支票背面空白，仅右侧盖“滨江永盛东记”椭圆大印章一枚。
由票面可知，这张支票是伪满洲国“康德”十一年即1944年从益发银行哈尔滨支店开出的（图一）。
作为日本帝国主义扶持下的殖民政权，伪满洲国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向日本提供了大量的矿产资源、农产品和金钱，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物资供应基地，而日本侵略者对伪满洲国的疯狂掠夺给中国东北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老支票上的益发银行就是例证之一。
益发银行是由河北乐亭县汀流河镇刘石各庄的刘家创办经营的。刘家经商发轫于清代乾隆晚期，历经百余年的经营发展，拥有“合”字号、“发”字号商铺110多处，遍及京津、冀东、东北三省及青岛、上海等地，与当时著名巨富山西豫家、吉林牛家、沈阳郎家合称“中国北方四大家”，因富冠京东，故有“京东第一家”之称[1]。
刘家的第一代拓荒人是刘新亭。他头脑灵活，不怕吃苦，善于买卖余缺，逐渐有了些积蓄。当时，东北各地经济落后，物资缺乏，又恰逢朝廷下令拓垦开荒，急需大量农具及生活用品，刘新亭抓住时机，将家乡收购的锄板子、土布、棉花等商品运往东北，运回当地特产关东烟、麻、兰靛和大豆，再转道京畿出售，苦心经营十多年，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其子刘如峨继承父业，发展规模商业，成就了刘家富甲一方的局面。清末光绪年间，刘新亭的三个孙子分家，刘家商号一分为三：长房合德堂，二房合义堂，三房保合堂。1920年，由于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结怨，刘家在东北的所有企业被查封。此后合德堂、保合堂迅速衰败，只有合义堂独存，并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益发合”商号是合义堂在长春开设的一个企业，也是刘家最主要的产业，后来几乎成了刘家的代名词。它最早是清光绪十八年（1892）开的一个大车店，兼有货栈的性质，主要业务是代购代销，服务对象是各地客商。不久又增加了钱粮方面的经营，买卖逐渐做大，光绪三十年（1904）在长春西三道街开设益发钱庄，后来陆续外设3个分柜、6处分庄。其中在老家乐亭县设立的分柜专门负责办理在东北经商的乐亭人向家乡的汇款业务，每年汇款累计数额可达几百万元。
益发钱庄的建立，是益发合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长春金融市场发展的必然结果。长春地处东三省的中心，在日俄两大势力范围的连接点上，因此既是外币的交易市场，又是东三省内币交易的中心，各种货币杂聚，货币兑换业非常繁荣。20世纪初，随着东北地区金融体系的迅速发展，旧式钱庄开始经营新业务，同时涌现了许多新式银行，益发钱庄瞄准市场，抓住机遇革新应变，1926年改为益发银行，以存放款项与汇兑为主。
正当益发合兴旺发达的时候，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一夜之间，东北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益发合也与东北人民一起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伪满洲国的金融体系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下建立的，目的是筹集军费，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服务。1932年6月，伪满洲国组建中央银行，在关东军的掌控下建立了符合日本长远利益的货币制度[2]。在初步完成货币统一任务后，为了达到限制民族资本的目的，1933年，伪满中央银行开始整顿金融机构，“九·一八事变”前的数百家金融机构不断被限制、解散、吞并，到1945年8月，全东北只剩下16家行庄，而民族资本的银行只剩下益发银行、功成玉银行、惠华银行等几家[3]。
日本侵略者为了他们的殖民统治，是不允许中国的民族资本自由发展的。具体到益发银行，首先是针对益发合商业、金融、产业资本三结合的特点，迫使益发银行和益发合分家，实行经济分立，单独核算。分家之后，割断了益发合商业资本、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联系，使益发合失去了大量流动资金的来源，而不得不依靠日伪银行的贷款，同时益发银行也失去了益发合的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的有力后盾，其流动资金大量减少，银行本身的活动能力也逐步降低。第二，根据伪满的法令，益发银行在关内的众多分行支号成了“国外”的分支机构，资金和商品来往都要按外汇处理。当时日伪又严格控制资本出“国”，不许益发银行向关内分行大批汇款，致使关内各号运转困难，营业受到限制，银行的活动范围逐步缩小。第三，益发银行的业务历来有三大支柱，即钱钞投机、汇兑、存放款。由于统一了货币，取缔了钱钞交易所，益发银行在伪满初期的钱钞投机化为乌有；由于加强了汇兑管理，向关内汇兑的业务也被伪中央银行独家经营，使益发银行失去了巨大的营业额，切断了其主要的利润来源，使其业务范围逐步萎缩[4]。1941年，伪满政权发布“七·二五”停止令，全面实行配给制度，从此物价冻结，货源断绝，民族资本受到重创，益发银行更是一步步走向衰落。至开出本文所见这张支票时，益发银行已经深陷困境，举步维艰了。
一张小小的支票，承载着十分重要的历史信息，见证着益发银行在伪满时期所受到的压榨和盘剥，讲述着民族资本在日寇铁蹄下的悲惨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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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李荣亭：《 京东第一家》，载《 乐亭文史资料》第六辑，1996年。
[2]许斌：《 伪满洲国的金融中枢》，《 银行博物》2011年8期。
[3]付丽颖：《伪满洲国的金融统治》，《外国问题研究》2010年3期。
〔责任编辑：成彩虹〕
支票为纸质，保存完好，长14.9厘米，宽10.6 厘米（图一）。票面正中及左侧骑缝处隐约可见“益发银行”四字篆书行标。支票文字竖排，从左至右为：
支 票
国币壹仟伍佰圆整」
右开金额务希与此支票交换」支付与持到人是荷」
康德11年1月9日」
发出地：哈尔滨」
哈尔滨市西传家区南四道街三一号」永盛东监理王方来」
支付地：哈尔滨」
益发银行」哈尔滨支店台照
其中币值“壹仟伍佰圆整”、时间“11”“1”“9”为黑色钢笔手写，发出地、支付地及落款支店等处所填内容用紫色戳印。
支票最右侧竖排五个紫色小方框，除第二个方框外，内各有一枚印章，应该是经办人名章。右上角印有支票编号“A 0080390”，编号下印有蓝色数字“0507”和紫色数字“37”。右下端有“my 1.500.00”标明金额数，金额上方有手写草书“王”字。“永盛东监理”处盖有“滨江永盛东记”红色椭圆大印章，其下盖“王方来”圆形小印章。“康德”处印“入金”红色圆形章。左侧骑缝处横印蓝色骑缝章，现余三字，从右至左为“银行广……”。
支票背面空白，仅右侧盖“滨江永盛东记”椭圆大印章一枚。
由票面可知，这张支票是伪满洲国“康德”十一年即1944年从益发银行哈尔滨支店开出的（图一）。
作为日本帝国主义扶持下的殖民政权，伪满洲国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向日本提供了大量的矿产资源、农产品和金钱，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物资供应基地，而日本侵略者对伪满洲国的疯狂掠夺给中国东北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老支票上的益发银行就是例证之一。
益发银行是由河北乐亭县汀流河镇刘石各庄的刘家创办经营的。刘家经商发轫于清代乾隆晚期，历经百余年的经营发展，拥有“合”字号、“发”字号商铺110多处，遍及京津、冀东、东北三省及青岛、上海等地，与当时著名巨富山西豫家、吉林牛家、沈阳郎家合称“中国北方四大家”，因富冠京东，故有“京东第一家”之称[1]。
刘家的第一代拓荒人是刘新亭。他头脑灵活，不怕吃苦，善于买卖余缺，逐渐有了些积蓄。当时，东北各地经济落后，物资缺乏，又恰逢朝廷下令拓垦开荒，急需大量农具及生活用品，刘新亭抓住时机，将家乡收购的锄板子、土布、棉花等商品运往东北，运回当地特产关东烟、麻、兰靛和大豆，再转道京畿出售，苦心经营十多年，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其子刘如峨继承父业，发展规模商业，成就了刘家富甲一方的局面。清末光绪年间，刘新亭的三个孙子分家，刘家商号一分为三：长房合德堂，二房合义堂，三房保合堂。1920年，由于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结怨，刘家在东北的所有企业被查封。此后合德堂、保合堂迅速衰败，只有合义堂独存，并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益发合”商号是合义堂在长春开设的一个企业，也是刘家最主要的产业，后来几乎成了刘家的代名词。它最早是清光绪十八年（1892）开的一个大车店，兼有货栈的性质，主要业务是代购代销，服务对象是各地客商。不久又增加了钱粮方面的经营，买卖逐渐做大，光绪三十年（1904）在长春西三道街开设益发钱庄，后来陆续外设3个分柜、6处分庄。其中在老家乐亭县设立的分柜专门负责办理在东北经商的乐亭人向家乡的汇款业务，每年汇款累计数额可达几百万元。
益发钱庄的建立，是益发合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长春金融市场发展的必然结果。长春地处东三省的中心，在日俄两大势力范围的连接点上，因此既是外币的交易市场，又是东三省内币交易的中心，各种货币杂聚，货币兑换业非常繁荣。20世纪初，随着东北地区金融体系的迅速发展，旧式钱庄开始经营新业务，同时涌现了许多新式银行，益发钱庄瞄准市场，抓住机遇革新应变，1926年改为益发银行，以存放款项与汇兑为主。
正当益发合兴旺发达的时候，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一夜之间，东北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益发合也与东北人民一起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伪满洲国的金融体系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下建立的，目的是筹集军费，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服务。1932年6月，伪满洲国组建中央银行，在关东军的掌控下建立了符合日本长远利益的货币制度[2]。在初步完成货币统一任务后，为了达到限制民族资本的目的，1933年，伪满中央银行开始整顿金融机构，“九·一八事变”前的数百家金融机构不断被限制、解散、吞并，到1945年8月，全东北只剩下16家行庄，而民族资本的银行只剩下益发银行、功成玉银行、惠华银行等几家[3]。
日本侵略者为了他们的殖民统治，是不允许中国的民族资本自由发展的。具体到益发银行，首先是针对益发合商业、金融、产业资本三结合的特点，迫使益发银行和益发合分家，实行经济分立，单独核算。分家之后，割断了益发合商业资本、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联系，使益发合失去了大量流动资金的来源，而不得不依靠日伪银行的贷款，同时益发银行也失去了益发合的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的有力后盾，其流动资金大量减少，银行本身的活动能力也逐步降低。第二，根据伪满的法令，益发银行在关内的众多分行支号成了“国外”的分支机构，资金和商品来往都要按外汇处理。当时日伪又严格控制资本出“国”，不许益发银行向关内分行大批汇款，致使关内各号运转困难，营业受到限制，银行的活动范围逐步缩小。第三，益发银行的业务历来有三大支柱，即钱钞投机、汇兑、存放款。由于统一了货币，取缔了钱钞交易所，益发银行在伪满初期的钱钞投机化为乌有；由于加强了汇兑管理，向关内汇兑的业务也被伪中央银行独家经营，使益发银行失去了巨大的营业额，切断了其主要的利润来源，使其业务范围逐步萎缩[4]。1941年，伪满政权发布“七·二五”停止令，全面实行配给制度，从此物价冻结，货源断绝，民族资本受到重创，益发银行更是一步步走向衰落。至开出本文所见这张支票时，益发银行已经深陷困境，举步维艰了。
一张小小的支票，承载着十分重要的历史信息，见证着益发银行在伪满时期所受到的压榨和盘剥，讲述着民族资本在日寇铁蹄下的悲惨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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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李荣亭：《 京东第一家》，载《 乐亭文史资料》第六辑，1996年。
[2]许斌：《 伪满洲国的金融中枢》，《 银行博物》2011年8期。
[3]付丽颖：《伪满洲国的金融统治》，《外国问题研究》2010年3期。
〔责任编辑：成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