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21—22日在福州福建师大举办了一个独特的学术研讨会——“多元文化视角的音乐研究学术研讨会暨王耀华教授从教45周年庆祝会”。来自海内外的百余学者云集榕城，在主题范围内认真进行学术交流，达到了会议主办者的预期效果，也达到了与会者们的期待值。由于王耀华本身符合“多元文化”特点（他既是多元音乐文化的研究者，又是它的体现者或典型个例），会议的两个主题交相辉映，在既有探究基础上，又有新的学术生成，充分体现了现场学术交流的特点和独有价值。会议文集收录了47篇论文，现场又发放了若干单篇文章。在三个分会场另有一些与会者做有讲稿或没有讲稿的即席发言，这样，参会文论至少有60余篇。每人发言之后都有答辩或对话，于是产生了更多的知识和思想，使在场的每个人都受益。本文仅就王耀华从教45周年发表个人的一点感想。
　　 王耀华1942年出生于福建长汀，1956—1961年就读于福建师范学院艺术系音乐科，毕业后留校任教。1970年调福建省京剧团担任作曲指挥。1978年又调回福建师大任教至今。2001年获日本琉球大学名誉博士称号。曾任系副主任、师大副校长，现任教授（博导），兼任全国政协常委、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福建省民盟主委、福建省文联副主席和音协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体卫美育学科组成员、中国音协理事，还兼任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执行委员兼中国委员会主席、亚太地区民族音乐学会会长、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副会长、世界民族音乐学会副会长，以及日本法政大学冲绳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央音乐学院、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客座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校外考试委员等。20世纪80年代至2006年期间主要学术和教学活动及成果有：从事各级研究课题16项；出版著作27部，发表论文112篇；与日本交流21项，与其他国家交流12项；获奖20项；指导硕士论文27篇、博士论文25部。
　　 作为耀华老师的学生，在先生从教45周年之际，笔者有太多感触，浮想联翩，内心充满恩情、友情和亲情。自1980年始，笔者就沐浴先生师恩，从老师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学问和为人。
　　 迄今依然有很多东西没有学到手，还要继续学习。也许有些东西是学不来的，但是依然要努力！
　　 笔者觉得耀华老师的业绩可以用三个“同心圆”加一个“同兴苑”来概括或形容。
　　
　　 其一，学问的“同心圆”。耀华老师做学问的范围呈现一个明晰的同心圆样式：从福建乡土音乐做起，逐步扩展到全国，最后遍及全世界。其发表的成果从福建民间音乐概论，到中国传统音乐概论，再到世界民族音乐概论，范围越做越大。这体现出“立足本土，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学术胸襟。令人钦佩的是，先生并非仅仅扩大研究面，而且取点深做，取得瞩目成就，典型者即对日本琉球音乐的研究及中日音乐的比较研究。有趣的是，在点的研究上，耀华老师也常常采取同心圆模式：先是具体音乐事项研究，然后扩展到音乐整体研究，再扩展到音乐文化研究。如此有点有面的同心圆模式研究，需要宽阔的学术视野、坚实的知识基础、坚韧的意志毅力、长久的奔波磨砺、精细的笔墨耕耘。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用来作为耀华老师学术工作及其成就的刻画，是再贴切不过的了。关于学术积累，他说自己采取的是“笨鸟先飞”的办法，比别人多花力气和时间学习、思考和写作。他身边的人们都知道，在最初的“资本积累”阶段，他总是花光微薄的工资到全省各地采风；经费不够，他就让妻子去借。这种为了学术四处奔波的状态从未间断，持续至今。这几年音乐界流传一句“美语”：“某某人的嘴，王耀华的腿。”说的是某某很擅长语言表述，而耀华先生则勤于四处跑动。根据他自己的不完全统计，他每年平均累计有3个月时间在北京，如果加上国内外其他地区，那就有更多时间在东奔西走。哪怕他主办或承办国际国内学术会议期间，他也是马不停蹄地由此及彼两头或多头兼顾，在一天之内“脚踩两只船”甚至“脚踩多只船”。笔者想，他一定是当代对分身无术之苦体验最深的学者之一。
　　 其二，为人的“同心圆”。这个同心圆体现的另一种意义，即先生周围的人们，出自内心敬佩他，体现了他的凝聚力：以他为核心，团结了众多的志同道合者在学术道路上前行。这种意义的同心圆也是日积月累形成的。首先是在福建本土，在耀华老师身边逐渐形成一个学术圈子：既有学生，也有同行，甚至有他的长辈。然后是全国各地的师生和学术共同体成员，对他的学问和为人的认同，具有很大的普遍性。最后是全球范围的学界学者对他的教学、研究和卓越的工作，给予好评或赞赏。曾几何时，处于已经取得一定成就、正值上升时期的耀华老师，私下感叹自己所处文化地理位置不够理想。但是事实证明他的忧思其实是严于律己的学者急切希望做更多的工作而产生的焦虑；如今他的影响已从本土走向全国和世界，相信他不必再有如此感叹。他的为人一以贯之，总是那样谦逊。在他担任重要职务以来，这种品质依然不变。记得他刚上任省政协领导的第一个春节，大家都以为他忙于应酬，因此不便去拜年甚至不给他打电话。没想到他一一给同事和学生打电话问候，令大家体验到亲情的同时也感慨万千。
　　
　　 其三，心态的“同心圆”。同心圆的第三种含义，涉及耀华老师的各类活动。众所周知，先生除了忙音乐教育和学术研究的大量工作之外，还从事重大的政治活动，特别是省政协、民盟等工作。在搞好各类工作的前提下，在无论做哪一项工作都全身心投入的情况下，耀华老师内心有一个明确的同心圆，其核心不是“官本位”而是“学本位”——以学术、学问、教学为圆心。他曾和笔者笑谈过自己的一次内心文化身份认同的悄悄转变：曾经认为应以福建省政协副主席为主，以福建省民盟主委为次，以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为最次，后来很快就意识到应该颠倒过来。他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位教书先生，是一个音乐学研究者；由于国家的需要，才参与民盟的工作和政协的工作。可见，这种转变是自觉的。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对我国传统音乐文化具有很深的感情，因此他的“学本位”是“血液里流淌的”东西，是一种自觉自律，甚至是一种宿命。他曾多次谈到自己生活中的种种“偶然”，比如因为变声期前“超高音”特点，加上师范大学是“吃饭大学”（无须交费还有饭吃），因此他从农村穷苦的家庭走向城市，到福建师大读音乐专业，从此走上音乐的“不归路”。当然，“偶然”仅仅是一种说法，其中蕴涵的是必然，那就是他与生俱来和民族音乐结下的不解之缘。
　　 其四，理想的“同兴苑”。音乐学研究和教育的全面繁荣，是先生活动的最终目的。北京南边有个同兴苑，耀华老师对它情有独钟。这个地名暗合他以上三种同心圆含义基础上的目标，即支持、扶持他人他方的学术研究和音乐教育。他内心真正建立了最大范围同生共荣的音乐文化生态观，真心希望中国和世界音乐学研究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人和相关单位的工作。例如北京大学建立艺术学院，耀华老师被聘为客座教授，尽管他非常繁忙，但是依然为该学院构建音乐学教学和科研的规划。 他还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对相关单位或部门提供大力支持。至于关心同行、学生的学术学业发展，那更是有口皆碑。笔者就经常看到他来北京买一大堆书，其中多有重复者，曰：是送给学生的参考书。谁听了都会觉得做耀华老师的学生真幸福。
　　
　　笔者内心还储存着一些相关记忆，也许有助于说明以上的“3 1”模型。
　　 笔者上大学时，有几门重要课程的任课老师就是耀华先生。这些课即中国音乐史、中国民族民间音乐、音乐欣赏等。这些课的教材都是先生编写的，学生人手一本油印资料。笔者最有感触的是民族民间音乐课。先生讲课神采奕奕，声情并茂，左右逢源，可以见出他对民族音乐文化的热爱、对音乐教育事业的热忱、对学生们的热情。例如他在教福建民间音乐时，除了对地方文化、风土人情的详细介绍之外，还尽量用不同方言范唱各地民歌，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笔者感佩他的语言能力，也感佩他的教学热情。更重要的是，他之所以能够用方言范唱、一定程度唱出原滋原味，是因为他多年深入民间进行田野工作，投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学习、研究民间音乐，对民间音乐产生深厚的情感。福建呈丘陵地貌，方言种类繁多，几乎翻过一座山就变一种语言或语音。因此以方言为基础的民歌也种类繁多，同一首民歌在分布上往往由于语言语音的不同而呈现多种变形。笔者没有全面考察过福建各地民歌，但曾考察过闽东一首四句头民歌的分布情况，发现它随区域语言语音的变化而呈现多种变体。仅此一例就可以体味到全面掌握全省民歌的巨大困难，也感悟到王耀华“十年磨一剑”的艰辛和可贵。正因为以科研促进、带动教学，以教学需要推动、引领科研，如此良性循环所以才取得科研和教学双赢的效益。从学生的角度说，也因此而得到高质量的传统音乐文化的教育。不仅如此，先生还明确要求学生背记民歌。初时大家觉得有负担，但随着背记的曲目多了，对民歌的感情也深了，逐渐体验到民歌的魅力，品尝到它的韵味。笔者记忆中的地方民歌小曲，多半都是在先生课堂学的。
　　 王耀华勤于笔耕是有目共睹的。早期编教材，先生就写了好几本。改革开放以来，他更是将多年积累的知识倾心竭力写成专著和论文。笔者经常看到他来京城开会，晚间别人出去游玩或休息，他却抓紧时间伏案写作。令人叹服的是，他总能即刻接续前面的思路，进入写作状态。据先生透露，他的“秘诀”是准备好充分的资料，深思熟虑后列出细纲，再抽空一点一点“蚕食”。笔者认为，他之所以能即刻进入写作状态，是因为他一直保持“学本位”心态，加上学术思维的成熟，文论写作轻车熟路。就好比成熟的作曲家内心具有作品全貌，或具有意向性的完整思路，能够将成竹于胸的乐思“描绘”到乐谱上，不受外界干扰。其实，写作已经是最后的工作阶段；写作之前所要做的工作更多。首先需要确定有价值的选题，同时要搜寻充分的资料，并进行缜密的思考和构思。王耀华在这几个方面所做的工作都非常充分。在选题上，他总能抓住具有创新性的课题，如福建民族民间音乐、日本琉球音乐文化、中日音乐比较、客家音乐文化、世界民族音乐等等。在资料的准备上，他更是一丝不苟，竭尽全力。像琉球音乐研究这样的课题，需要跨国查找资料，他充分利用改革开放的好时机，多次赴日采集。个中艰辛，先生偶尔在私下场合谈及，却从没有大事张扬。这种品质是专业音乐学人所必备的。
　　 如同研究福建民族民间音乐，王耀华在对日本三味线的研究过程中，力求做到学理的知和亲历的知相结合。这一点是所有音乐学研究者和学习者需要特别加以重视的。所谓学理的知，就是书本知识、间接知识的掌握；所谓亲历的知，则是体验的知识、直接的知识的拥有。要了解一种音乐，不能只停留在书本、间接知识上，还必须贴近它，“零距离接触”，体验、感受到它的神韵。毛泽东《实践论》中关于品尝梨子滋味的论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搜集了许多资料之后，为了获得亲历的知，王耀华积极投入到三味线的学习之中。他严格遵循日本教师的训示，坚持长时间演练，并努力捕捉三味线音乐的韵味。正因为如此，他才可能写出一系列言之有物的高质量的相关文论，赢得中日两国学界的肯定和赞赏。
　　
　　于润洋教授请笔者在这次会议上转达他对王耀华两个方面的工作的高度评价：一是学术研究，二是学科建设。上文谈及他的教学与科研的点滴事例，在学科建设方面，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会议闭幕式上福建师大音乐学院院长叶松荣教授所言，由于王耀华先生的卓越贡献，福建音乐教育事业得到空前的发展，福建师大音乐学院相继被批准设立了硕士点和博士点，成为全国第一个拥有音乐学博士点的师范院校音乐专业（它是继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之后第4个拥有博士点的单位）；他通过个人的影响和资源，不断将亚洲乃至世界传统音乐学研讨会拉到福建召开，其结果不仅顺利举办了所承接的重要学术会议，而且促进了地方音乐研究和教育的提升，也对全国音乐界产生有力辐射。
　　 帮助他人是先生的日常惯举。记得笔者刚大学毕业，由于毕业分配工作事情不顺，身体欠佳，有3年之久时而上班，时而养病。当时王耀华正赴日考察，却四处打听笔者下落，欲帮助笔者东渡日本继续深造。朋友们都知道，为了田野采风，耀华老师多年来负债累累。他得到日本学界的基金赞助，自己省吃俭用，刚还了债，就马上考虑帮助他人。尽管阴错阳差他和笔者失之交臂，没有实现援助笔者的愿望，但事后笔者得悉先生的苦心，依然非常感动。无论问及哪位耀华先生身边的人，都能听到许多这样的故事。在人际关系方面，先生总是谦卑待人。甚至在受他人误解时，他也不改委曲求全的一贯作风。给笔者的印象是，他总是以大局为重，避免因小失大。他曾和笔者说，误解总会消除，因此不必在意，何况人们并没有恶意。在他尚未发达的时期，他倾心学术，从不纠缠于非学术的人际关系。在他发达之后，也一如既往，从没有居高临下俯视他人，依然坚守君子风范，坚守学术阵地。他总说，人一生没有多少时间，只够老老实实做一件事，因此无暇顾及那么多琐碎的杂事。
　　 在笔者问及王耀华关于举办这次活动的思路时，他说学术研讨是主要的，“纪念”仅仅是一种形式，目的还是为了学术的持续发展。他希望通过个人学术历史的回顾，能将个人的得失化作一种“养料”，供学人借鉴吸取。另外，他在会上再三指出，自己的作为，都离不开国家、人民、亲朋好友的支持，因此举办这样的活动也为了谢恩，并激励自己继续努力，以更大的成绩报效国家，答谢众人。
　　 可以期待的是，王耀华的“同心圆”将不断扩展。
　　
　　宋 瑾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副所长，音乐学系教授、博导
　　
　　（责任编辑 于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