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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任何课程都有其赖以建构的哲学基础，价值论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课程目标和价值取向，人性观和认识论则影响着课程的设计和实施。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前期在美国居主导地位，其先后受先验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课程在实践中被逐渐改造并加以运用，使得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逐渐从理念世界走向现实生活。通过先验主义哲学主导下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的兴起，新黑格尔主义指引下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的发展以及实用主义哲学影响下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的衰微等三方面的论述得出如下启示：移植课程需要有与其理念一致的哲学土壤，这样才能生根发芽；只有课程的实践者透彻而全面地理解了某种课程每个具体环节所蕴含的哲学精神，才能避免流于形式的机械学习。
【关键词】哲学视角；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
【中图分类号】G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17（2019）04-0044-04
【作者简介】孙贺群（1984-），女，河北平泉人，天津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委员。
任何课程都有其赖以建构的哲学基础，不论该课程的倡导者是否对其有明确的意识。“事实上，每一种学校课程都隐含着课程设计者的某些哲学思想和观念，只不过其表现形式有的明彰、有的隐晦罢了。”[1]其中，价值论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课程目标和价值取向，人性观和认识论则影响着课程的设计和实施。
理解和学习一种课程，必须将其哲学基础与具体的课程主张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真正把握这种课程的内在精髓。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以德国古典的理念主义哲学为基础，同时吸收了启蒙时期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既有保守的一面，又有进步的一面。福禄培尔所持的是一种唯心的理念主义神学价值观，其幼儿园课程的根本目标是保守的，他认为教育是实现宗教目的的手段，课程的价值取向是促进心灵的发展，追求理性的永恒。但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组织与实施的方法是进步的。在人性观方面，他挑战了传统宗教的性恶论，继承卢梭、裴斯泰洛齐等的性善论。他认为人与上帝是统一的，每个儿童与生俱来的内在天性是善良美好的。因此，福禄培尔主张课程的设计与实施要以儿童为中心，围绕儿童的天性和内部需要，把教育顺应自然作为课程的主要原则。在认识论方面，福禄培尔认为人的认识过程就是发展过程，一切事物都可以从外部加以认识，活动是认识的途径。福禄培尔设计的全部课程都是活动和游戏，它们代替了读、写、算。在那个时代，福禄培尔主张儿童在学校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进行操作活动和游戏，这在教育领域是一种全新的观点。
一、先验主义哲学主导下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的兴起
先验论是一种保守的主观唯心哲学思潮，来源于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康德哲学，19世纪上半叶流行于美国。19世纪中叶，美国幼儿教育运动的先驱者们被德国人带来的幼儿教育理念所唤起，把福禄培尔幼儿园及其课程正式引入美国。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一传入，皮博迪等幼儿教育家就对其产生兴趣，成了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的积极倡导者。皮博迪受很多先验主义者的影响，如爱默生、索罗、西奥多·帕克等。先验主义哲学认为，自然科学作用有限，宗教才能最终把人引向道德的王国。在价值论方面，先验论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民主哲学，强调个人的内在尊严和道德良心，崇尚个人自由。在先验主义哲学思想的主导下，追求理性永恒并且强调自由的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在美国受到热烈欢迎。这一时期强调课程在发展儿童道德方面的作用，看重它在宗教和精神方面的价值成为主流，课程取向是偏重个人本位的。在人性观方面，它摒弃了传统宗教的“性恶论”，认为人是善的，能享受永恒的幸福。因此，皮博迪认为，每个儿童都可能成为完美的人，美好的品质存在于每个儿童的体内，但需要培育和慢慢展开。幼儿园的任务是通过福禄培尔课程，温柔地、充满爱地来引导幼儿，而不是强迫他们。在认识论方面，这种哲学思想推崇直觉，贬低理智，认为知识来源于人的心灵直觉，重视自由思考。皮博迪由衷地赞同用内省的方法来理解儿童的天性，通过直觉的心理观察来认识儿童的思想。为此，教师应该组织儿童操作恩物和游戏并参与其中，允许甚至鼓励儿童大声喧闹和身体运动，支持儿童自发的和自然的活动。这种强调儿童个体自由的课程与坚决要求保持集体纪律的传统课程是一种根本性的背离。
二、新黑格尔主义指引下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的发展
19世纪下半叶，美国开始流行的新黑格尔主义哲学思潮，是继承和发展了黑格尔哲学的一种“思辨唯心主义哲学”。南北战争后，美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即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时期，开始从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由过去强调个人自由转到强调国家权力。这时期出现了一种从保守角度继承和发展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思潮，把黑格尔哲学进行改造，来迎合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被称为新黑格尔主义。
继皮博迪在新英格兰努力促进幼儿园事业之后，威廉·哈里斯和苏珊·布洛接过了福禄培尔主义的大旗，他们在圣路易斯一起合作，努力把幼儿园这种新的教育机构纳入到公立学校中去。威廉·哈里斯是教育史上的过渡人物，信奉黑格尔哲学。在价值论方面，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强调国家的权力和利益，认为国家就是道德意志的体现，服务国家是个人意义的完成，为了获得真我，就必须把自己纳入社会，融入集体之中。哈里斯强调个人对社会机构的从属关系，认为儿童在幼儿园里开始成为理智的社会成员，个人要想达到自我实现必须使自己从属于社会习俗，社会习俗体现了文明的成果，种族的智慧应该被传播[2]。这一时期，开始强调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在促进社会发展，为儿童将来做好准备等方面的巨大功效，课程取向偏重社会本位。
在人性观上，新黑格尔主义继承黑格尔的观点，认为人性本恶，人的第二本性是精神，是一种善源，通过教育使人获得重生，从第一本性到第二本性，也就是从自然属性到社会属性。哈里斯并没有分享皮博迪对童年期的浪漫主义敬畏，他认为每个个体生来都被赋予了高尚和不朽的命运，要实现这种命运需要调整自己适应社会，学校扮演着对儿童进行惩罚、训练的角色。哈里斯反对先验派福禄培尔主义者所持的幼儿园应该发展儿童与生俱来的完美天性这一观点。他批判了把幼儿园看作儿童的乐园的观点和认为儿童是“无意识成长”的理念，认为儿童不等同于动物，动物才缺乏理智控制，而为了使儿童成为合格的公民则必须控制其天性。关于教育的过程，哈里斯在文章中写道：“心灵的教育？品格的教育？這些的确是教育的主要目的，但是没有能直接对这些进行教育的方法，只能通过两种训练来实现，就是习惯训练和世界观的训练。”[3] 而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正好适合训练儿童良好的习惯，同时哈里斯还指出，生命的最初阶段应培养儿童的动手操作技能，恩物和作业是对儿童进行工业化训练的最理想材料。1879年，哈里斯在美国福禄培尔协会做报告时说：“福禄培尔的恩物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为未来工业生活做准备，幼儿园是公立学校系统中最有价值的一环。”[4] 在认识论方面，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反对先验论的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倡导绝对理性，认为理性思辨是比直觉和悟性更重要的能力。哈里斯把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当作一种工具，想通过该课程把儿童有步骤地培养成“理性人”和“社会人”。他指出：“福禄培尔的课程体系恰好是适用于这个年龄阶段儿童的成长，这时的儿童正需要将温柔的养护和学校的理性管理相结合。”[5] 哈里斯希望，系统的教育可以使公民变得独立，能够帮助公民自发地自我活动和自我控制。因此，强调发展自我活动能力的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被信奉黑格尔哲学的哈里斯所接受。哈里斯坚决反对卢梭的自然主义，认为那是一种“个人本位”的教育学说，他崇尚教育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的巨大效能和重要作用。美国教育家克雷明曾经这样评价：“哈里斯的教育学特征显然是保守的，他的重点是在秩序上，而不是自由上；是在学习上，而不是游戏上……是在有条不紊、缄默和勤奋学习中以保存和拯救我们的文明社会上。”[6]
三、实用主义哲学影响下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的衰微
19世纪八九十年代，来自哲学思想的巨大转变，积极推动了对幼儿园课程的修正，实用主义哲学开始渗透到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之中。实用主义哲学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期间一直在美国的哲学舞台上居于主导地位，受到经验论、进化论、自然主义以及实验心理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实用主义尽管也受到欧洲某些哲学思想的影响，但它基本上是美国本土生长出来的思潮，充分体现了美国精神。相应地，幼儿教育工作者也不再完全依靠欧洲的理论，开始把目光投向美国本土的哲学思想。敢于创新的幼儿园工作者积极寻找新理念来指导教育实践，把新的哲学思想带入幼儿园课程中，使自己与那些和福禄培尔理念主义相对立的实用哲学和心理学结盟。
实用主义哲学强调的是行为、行动和实践，认为哲学应立足于现实生活之上，并为现实生活服务。它坚持存在即有用，有用即真理的价值论。在认识论方面，实用主义哲学摒弃了真理是永恒的，知识是通过直觉觉察或心灵反思而获得的这种观念，认为知识的获得是通过科学的观察，真理是实践检验的结果。受进化论的影响，在人性观上，信奉实用主义哲学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人是一个生物进化的有机体，即不善也不恶，是中性的。如果教育为其提供适宜的环境，就会向好的方向发展。这一时期的幼儿园课程在实用主义哲学影响下，试图兼顾个人与社会两端，既关注儿童自身的需求，又为促进社会的进步打下基础。
幼儿教育工作者安娜·E·布赖恩反对对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的普遍运用。她攻击了当时幼儿园刻板僵化地照搬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的做法以及福禄培尔晦涩、神秘的象征主义本身，指出球对儿童来说象征的是运动而不是统一。布赖恩还批判了严格按顺序操作恩物，指出福禄培尔课程中“按事先规定好的顺序强迫儿童操作材料的做法，使儿童成为材料的附庸”[7]。儿童只是用自己的身体游戏，而没有心灵的参与，这是一种无结果、无教育意义的游戏。在布赖恩的抗议声中，反映了福禄培尔课程存在的三个主要问题：晦涩的象征主义；刻板的逻辑顺序；缺乏实际目的的游戏。一些受布赖恩影响的学者，开始对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进行重构，影响较大的是帕蒂·史密斯·希尔。希尔给儿童创设一些情境，促进他们去解决实际的问题，例如给儿童一些纸偶，让他们利用恩物中的积木为纸偶搭一张床。当儿童用恩物做游戏时，可以真实再现现实中的事情，如可以用积木搭建桌子、椅子、茶几等，而不是规定好的物品。新的材料和游戏方式促进了儿童自由的社会交往，这种交往在传统的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中受到了限制。另外，芝加哥福禄培尔幼儿园协会的领导者爱丽丝·帕特南在幼儿园课程方面一直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她受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很深，试图开辟幼儿园课程的新领域，反对对福禄培尔材料的过分依赖。她曾经说：“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幼儿园，在草坪上有一群孩子，只有花、草、土地和我们的两只手。”[8]在新课程中，教师的角色是引导者和帮助者，通过给儿童提建议来支持和引导他们的各种创造行为。杜威曾指出：“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愚蠢了——那就是在毫无指导地放任儿童凭自己的想象活动与通过一系列常规化的细致指导来控制儿童的活动时间而没有一个中间过渡。”[9]教师为儿童提供足够的机会来实现自己的创意，儿童自发而独立的活动，主体性充分凸显。在实用主义哲学影响下，传统福禄培尔课程在与进步主义课程的斗争中渐渐失去了其主流的地位，日渐衰微。
四、启示
首先，从国外移植课程需要有与其理念相一致的哲学土壤，这样才能生根发芽。福禄培尔的课程理论源于德国神秘的哲学和宗教传统，他用了很多隐喻来说明自己的教育思想，理解起来很困难。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在美国能够被广泛接受，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国当时流行的先验主义哲学与福禄培尔课程理念相一致，它们都源自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可以说，福禄培尔课程顺应了当时美国社会的哲学背景，与时代主导思想相契合。
其次，借鉴和移植别国的课程需要领会其蕴涵的哲学思想。如果不深刻理解课程蕴涵的哲学思想，从国外移植的课程会变成“没有灵魂的空壳”。正如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一样，其具体程序很容易模仿，但背后深层次的哲学精神却很难被领会吸收。德国移民在建立幼儿园之初，必定分享了福禄培尔重点强调的“统一法则”和社会和谐，但美国幼儿园运动中的新一代教师在日常具体实践中，丢掉了这种教育原则和理念。此外，对福禄培尔材料的机械运用，使美国的福禄培尔课程成为神秘象征主义的空壳；对恩物和作业材料运用过程的精确指导，使教师忽视游戏最初的精神意义。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课程的研究和探索需要哲学理念的支撑。这种支撑不仅体现在理论层面上的一种导向，而且更应体现在实践中，诸如课程组织、课程实施等具体环节中。应该说，宏观哲学理念向微观教育活动的转化是真正实现哲学内在价值之所在。
【参考文献】
[1] 施良方.课程理论： 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2] Chung S，Walsh D J.Unpacking child-centredness：A history of meanings[J].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2000，32（2）：215-234.
[3][4] Weber E. The kindergarten： Its encounter with education thought in America[M].New York：Teachers College Press.1969.
[5] Barnard H. Kindergarten and Child Culture Papers[M]. Hartford： Office of Barnard’s Ame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1890.
[6] [美]劳伦斯·阿瑟·克雷明著.学校的变革[M].单中惠，马晓斌，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
[7] Beatty B. Preschool education in America： The culture of young children from the colonial era to the present[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
[8] Committee of Nineteen. Pioneers of the kindergarten in America[M]. New York： Century Company，1924.
[9] [美]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M].赵祥麟，任钟印，吴志宏，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早期教育机构课程质量监督与保障机制研究”（课题批准号：15YJC880066）、天津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天津市幼儿园教育质量监督与保障机制研究”（课题批准号：BEYP5063）的研究成果之一。
通讯作者：孙贺群，510743832@qq.com
（助理编辑 姬小园）
【关键词】哲学视角；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
【中图分类号】G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17（2019）04-0044-04
【作者简介】孙贺群（1984-），女，河北平泉人，天津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委员。
任何课程都有其赖以建构的哲学基础，不论该课程的倡导者是否对其有明确的意识。“事实上，每一种学校课程都隐含着课程设计者的某些哲学思想和观念，只不过其表现形式有的明彰、有的隐晦罢了。”[1]其中，价值论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课程目标和价值取向，人性观和认识论则影响着课程的设计和实施。
理解和学习一种课程，必须将其哲学基础与具体的课程主张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真正把握这种课程的内在精髓。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以德国古典的理念主义哲学为基础，同时吸收了启蒙时期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既有保守的一面，又有进步的一面。福禄培尔所持的是一种唯心的理念主义神学价值观，其幼儿园课程的根本目标是保守的，他认为教育是实现宗教目的的手段，课程的价值取向是促进心灵的发展，追求理性的永恒。但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组织与实施的方法是进步的。在人性观方面，他挑战了传统宗教的性恶论，继承卢梭、裴斯泰洛齐等的性善论。他认为人与上帝是统一的，每个儿童与生俱来的内在天性是善良美好的。因此，福禄培尔主张课程的设计与实施要以儿童为中心，围绕儿童的天性和内部需要，把教育顺应自然作为课程的主要原则。在认识论方面，福禄培尔认为人的认识过程就是发展过程，一切事物都可以从外部加以认识，活动是认识的途径。福禄培尔设计的全部课程都是活动和游戏，它们代替了读、写、算。在那个时代，福禄培尔主张儿童在学校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进行操作活动和游戏，这在教育领域是一种全新的观点。
一、先验主义哲学主导下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的兴起
先验论是一种保守的主观唯心哲学思潮，来源于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康德哲学，19世纪上半叶流行于美国。19世纪中叶，美国幼儿教育运动的先驱者们被德国人带来的幼儿教育理念所唤起，把福禄培尔幼儿园及其课程正式引入美国。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一传入，皮博迪等幼儿教育家就对其产生兴趣，成了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的积极倡导者。皮博迪受很多先验主义者的影响，如爱默生、索罗、西奥多·帕克等。先验主义哲学认为，自然科学作用有限，宗教才能最终把人引向道德的王国。在价值论方面，先验论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民主哲学，强调个人的内在尊严和道德良心，崇尚个人自由。在先验主义哲学思想的主导下，追求理性永恒并且强调自由的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在美国受到热烈欢迎。这一时期强调课程在发展儿童道德方面的作用，看重它在宗教和精神方面的价值成为主流，课程取向是偏重个人本位的。在人性观方面，它摒弃了传统宗教的“性恶论”，认为人是善的，能享受永恒的幸福。因此，皮博迪认为，每个儿童都可能成为完美的人，美好的品质存在于每个儿童的体内，但需要培育和慢慢展开。幼儿园的任务是通过福禄培尔课程，温柔地、充满爱地来引导幼儿，而不是强迫他们。在认识论方面，这种哲学思想推崇直觉，贬低理智，认为知识来源于人的心灵直觉，重视自由思考。皮博迪由衷地赞同用内省的方法来理解儿童的天性，通过直觉的心理观察来认识儿童的思想。为此，教师应该组织儿童操作恩物和游戏并参与其中，允许甚至鼓励儿童大声喧闹和身体运动，支持儿童自发的和自然的活动。这种强调儿童个体自由的课程与坚决要求保持集体纪律的传统课程是一种根本性的背离。
二、新黑格尔主义指引下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的发展
19世纪下半叶，美国开始流行的新黑格尔主义哲学思潮，是继承和发展了黑格尔哲学的一种“思辨唯心主义哲学”。南北战争后，美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即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时期，开始从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由过去强调个人自由转到强调国家权力。这时期出现了一种从保守角度继承和发展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思潮，把黑格尔哲学进行改造，来迎合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被称为新黑格尔主义。
继皮博迪在新英格兰努力促进幼儿园事业之后，威廉·哈里斯和苏珊·布洛接过了福禄培尔主义的大旗，他们在圣路易斯一起合作，努力把幼儿园这种新的教育机构纳入到公立学校中去。威廉·哈里斯是教育史上的过渡人物，信奉黑格尔哲学。在价值论方面，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强调国家的权力和利益，认为国家就是道德意志的体现，服务国家是个人意义的完成，为了获得真我，就必须把自己纳入社会，融入集体之中。哈里斯强调个人对社会机构的从属关系，认为儿童在幼儿园里开始成为理智的社会成员，个人要想达到自我实现必须使自己从属于社会习俗，社会习俗体现了文明的成果，种族的智慧应该被传播[2]。这一时期，开始强调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在促进社会发展，为儿童将来做好准备等方面的巨大功效，课程取向偏重社会本位。
在人性观上，新黑格尔主义继承黑格尔的观点，认为人性本恶，人的第二本性是精神，是一种善源，通过教育使人获得重生，从第一本性到第二本性，也就是从自然属性到社会属性。哈里斯并没有分享皮博迪对童年期的浪漫主义敬畏，他认为每个个体生来都被赋予了高尚和不朽的命运，要实现这种命运需要调整自己适应社会，学校扮演着对儿童进行惩罚、训练的角色。哈里斯反对先验派福禄培尔主义者所持的幼儿园应该发展儿童与生俱来的完美天性这一观点。他批判了把幼儿园看作儿童的乐园的观点和认为儿童是“无意识成长”的理念，认为儿童不等同于动物，动物才缺乏理智控制，而为了使儿童成为合格的公民则必须控制其天性。关于教育的过程，哈里斯在文章中写道：“心灵的教育？品格的教育？這些的确是教育的主要目的，但是没有能直接对这些进行教育的方法，只能通过两种训练来实现，就是习惯训练和世界观的训练。”[3] 而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正好适合训练儿童良好的习惯，同时哈里斯还指出，生命的最初阶段应培养儿童的动手操作技能，恩物和作业是对儿童进行工业化训练的最理想材料。1879年，哈里斯在美国福禄培尔协会做报告时说：“福禄培尔的恩物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为未来工业生活做准备，幼儿园是公立学校系统中最有价值的一环。”[4] 在认识论方面，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反对先验论的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倡导绝对理性，认为理性思辨是比直觉和悟性更重要的能力。哈里斯把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当作一种工具，想通过该课程把儿童有步骤地培养成“理性人”和“社会人”。他指出：“福禄培尔的课程体系恰好是适用于这个年龄阶段儿童的成长，这时的儿童正需要将温柔的养护和学校的理性管理相结合。”[5] 哈里斯希望，系统的教育可以使公民变得独立，能够帮助公民自发地自我活动和自我控制。因此，强调发展自我活动能力的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被信奉黑格尔哲学的哈里斯所接受。哈里斯坚决反对卢梭的自然主义，认为那是一种“个人本位”的教育学说，他崇尚教育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的巨大效能和重要作用。美国教育家克雷明曾经这样评价：“哈里斯的教育学特征显然是保守的，他的重点是在秩序上，而不是自由上；是在学习上，而不是游戏上……是在有条不紊、缄默和勤奋学习中以保存和拯救我们的文明社会上。”[6]
三、实用主义哲学影响下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的衰微
19世纪八九十年代，来自哲学思想的巨大转变，积极推动了对幼儿园课程的修正，实用主义哲学开始渗透到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之中。实用主义哲学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期间一直在美国的哲学舞台上居于主导地位，受到经验论、进化论、自然主义以及实验心理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实用主义尽管也受到欧洲某些哲学思想的影响，但它基本上是美国本土生长出来的思潮，充分体现了美国精神。相应地，幼儿教育工作者也不再完全依靠欧洲的理论，开始把目光投向美国本土的哲学思想。敢于创新的幼儿园工作者积极寻找新理念来指导教育实践，把新的哲学思想带入幼儿园课程中，使自己与那些和福禄培尔理念主义相对立的实用哲学和心理学结盟。
实用主义哲学强调的是行为、行动和实践，认为哲学应立足于现实生活之上，并为现实生活服务。它坚持存在即有用，有用即真理的价值论。在认识论方面，实用主义哲学摒弃了真理是永恒的，知识是通过直觉觉察或心灵反思而获得的这种观念，认为知识的获得是通过科学的观察，真理是实践检验的结果。受进化论的影响，在人性观上，信奉实用主义哲学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人是一个生物进化的有机体，即不善也不恶，是中性的。如果教育为其提供适宜的环境，就会向好的方向发展。这一时期的幼儿园课程在实用主义哲学影响下，试图兼顾个人与社会两端，既关注儿童自身的需求，又为促进社会的进步打下基础。
幼儿教育工作者安娜·E·布赖恩反对对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的普遍运用。她攻击了当时幼儿园刻板僵化地照搬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的做法以及福禄培尔晦涩、神秘的象征主义本身，指出球对儿童来说象征的是运动而不是统一。布赖恩还批判了严格按顺序操作恩物，指出福禄培尔课程中“按事先规定好的顺序强迫儿童操作材料的做法，使儿童成为材料的附庸”[7]。儿童只是用自己的身体游戏，而没有心灵的参与，这是一种无结果、无教育意义的游戏。在布赖恩的抗议声中，反映了福禄培尔课程存在的三个主要问题：晦涩的象征主义；刻板的逻辑顺序；缺乏实际目的的游戏。一些受布赖恩影响的学者，开始对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进行重构，影响较大的是帕蒂·史密斯·希尔。希尔给儿童创设一些情境，促进他们去解决实际的问题，例如给儿童一些纸偶，让他们利用恩物中的积木为纸偶搭一张床。当儿童用恩物做游戏时，可以真实再现现实中的事情，如可以用积木搭建桌子、椅子、茶几等，而不是规定好的物品。新的材料和游戏方式促进了儿童自由的社会交往，这种交往在传统的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中受到了限制。另外，芝加哥福禄培尔幼儿园协会的领导者爱丽丝·帕特南在幼儿园课程方面一直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她受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很深，试图开辟幼儿园课程的新领域，反对对福禄培尔材料的过分依赖。她曾经说：“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幼儿园，在草坪上有一群孩子，只有花、草、土地和我们的两只手。”[8]在新课程中，教师的角色是引导者和帮助者，通过给儿童提建议来支持和引导他们的各种创造行为。杜威曾指出：“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愚蠢了——那就是在毫无指导地放任儿童凭自己的想象活动与通过一系列常规化的细致指导来控制儿童的活动时间而没有一个中间过渡。”[9]教师为儿童提供足够的机会来实现自己的创意，儿童自发而独立的活动，主体性充分凸显。在实用主义哲学影响下，传统福禄培尔课程在与进步主义课程的斗争中渐渐失去了其主流的地位，日渐衰微。
四、启示
首先，从国外移植课程需要有与其理念相一致的哲学土壤，这样才能生根发芽。福禄培尔的课程理论源于德国神秘的哲学和宗教传统，他用了很多隐喻来说明自己的教育思想，理解起来很困难。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在美国能够被广泛接受，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国当时流行的先验主义哲学与福禄培尔课程理念相一致，它们都源自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可以说，福禄培尔课程顺应了当时美国社会的哲学背景，与时代主导思想相契合。
其次，借鉴和移植别国的课程需要领会其蕴涵的哲学思想。如果不深刻理解课程蕴涵的哲学思想，从国外移植的课程会变成“没有灵魂的空壳”。正如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一样，其具体程序很容易模仿，但背后深层次的哲学精神却很难被领会吸收。德国移民在建立幼儿园之初，必定分享了福禄培尔重点强调的“统一法则”和社会和谐，但美国幼儿园运动中的新一代教师在日常具体实践中，丢掉了这种教育原则和理念。此外，对福禄培尔材料的机械运用，使美国的福禄培尔课程成为神秘象征主义的空壳；对恩物和作业材料运用过程的精确指导，使教师忽视游戏最初的精神意义。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课程的研究和探索需要哲学理念的支撑。这种支撑不仅体现在理论层面上的一种导向，而且更应体现在实践中，诸如课程组织、课程实施等具体环节中。应该说，宏观哲学理念向微观教育活动的转化是真正实现哲学内在价值之所在。
【参考文献】
[1] 施良方.课程理论： 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2] Chung S，Walsh D J.Unpacking child-centredness：A history of meanings[J].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2000，32（2）：215-234.
[3][4] Weber E. The kindergarten： Its encounter with education thought in America[M].New York：Teachers College Press.1969.
[5] Barnard H. Kindergarten and Child Culture Papers[M]. Hartford： Office of Barnard’s Ame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1890.
[6] [美]劳伦斯·阿瑟·克雷明著.学校的变革[M].单中惠，马晓斌，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
[7] Beatty B. Preschool education in America： The culture of young children from the colonial era to the present[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
[8] Committee of Nineteen. Pioneers of the kindergarten in America[M]. New York： Century Company，1924.
[9] [美]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M].赵祥麟，任钟印，吴志宏，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早期教育机构课程质量监督与保障机制研究”（课题批准号：15YJC880066）、天津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天津市幼儿园教育质量监督与保障机制研究”（课题批准号：BEYP5063）的研究成果之一。
通讯作者：孙贺群，510743832@qq.com
（助理编辑 姬小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