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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论述唐代军事体育中马球等项目的发展,并从唐代多战、帝王的重视与参与、时代风尚等角度对唐代军事体育大力发展的原因作了简要分析。
关键词:唐代 军事 体育 发展
唐代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是少有的兴盛、开明的年代,在这个致力于发展与统一的时代,军事的地位不可小觑,统治者对军事和科举(包括武举)制度的重视,有力地促进了军事体育活动的全面发展。
一 唐代主要军事体育项目的发展
1、马球的发展
马球的流行是军事体育得到大力发展的重要例证,为了增强军事实力,唐朝初期就很重视对士兵的军事训练,马术作为基本军事技能显得尤为重要。唐代为了争取战争的主动权,也采取了大力发展骑兵的作战方式,骑兵在唐代达到极盛。从太宗贞观年间到中宗麟德年间的短短40年,马从3000匹增加到70万6千匹。“唐军的骑兵一反此前南北朝时的重装化,其士兵的保护很好,但战马却甲片很少,只是护住前胸和脸部!唐骑兵是有完善的战甲保护的,其战甲与步兵甲型制类似。早期的玄甲也被逐渐淘汰,代之明光甲。但骑兵甲的裙甲,膀甲明显比步兵的断,这是为了方便在马上的运动。为了弥补,唐骑兵使用皮带在腿和手膀上固定上甲片。唐骑兵每人身背长枪一条,配圆盾一面,弓一把、箭30,长短唐样刀(横刀)各一把。战备相当完善!”唐代快速灵活机动的轻骑兵的建立和使用为马球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打马球又反过来有效地提高了唐代轻骑兵的骑术,成为重要的军训手段。唐玄宗在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就曾下令全国军队开展马球运动(《全唐文》卷三七五),于是马球一下子风行起来的。
当时,唐朝各地军队驻地,大都有马球场,而且很多马球场由于面积大,容纳性强,还具有综合功能,经常有地方节度使利用球场招待客人,安排军队住宿等。
2、武术角抵等项目的发展
在战场上与马术技艺配合最紧密的是“射”的技艺。唐代很重视使用弓箭,也有不少善射的帝王和将军。唐高宗时,天山九姓部族叛乱,派遣大将薛仁贵率兵征讨,在未战之前九姓部族兵马早已列阵以待,唐军处于被动局面,薛仁贵布阵应敌,单骑出战,一连三箭射杀三名敌将,遂使敌人丧胆,不战自溃,唐军胜利而归,兵士高唱:“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人汉关”(《新唐书·薛仁贵传》)。只以三箭便平定了一场叛乱,骑射发挥了无比的威力。
在唐代军队中,除了大力发展的轻骑兵外,步兵也是作战的主要力量,对步兵的装备和训练也促进了唐代军事体育中武术、角抵等项目的发展。
当时常用的兵器有马上长枪、拍刀、巨、铁锤、陌刀等。据李筌《太白阴经》卷四《器械篇》说,在一军一万二千五百名士兵中,装备有佩刀八分,一万口,陌刀二分,二千五百口,可见军中大量使用的是佩刀和陌刀。
唐代曾以角抵为军队习练项目。左右神策军中多擅角抵,故皇帝每每赴神策军中观角抵。《唐语林》记有“李相绅督大梁,间镇海军进健卒四人……悉能拔撅、角抵之戏。”又“光启年中,左神策军四军军使王卞出镇振武。置宴,乐戏既毕,乃命角抵。有一夫甚魁岸,自邻州来此较力。军中十数辈躯貌替力,悉不能敌。主帅亦壮之,遂选三人,相次而敌之,魁岸者俱胜。帅及座客,称善久之。”角抵在军中是经常举行的娱乐活动之一。
二 唐代军事体育大力发展的原因
1、唐代多战的历史原因
唐代虽然是我国封建王朝中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最好的时期,但是战争始终没有停止,从唐初的抵御外族侵略到主动的开疆扩土再到形成唐代转折点的安史之乱和晚唐各种军事冲突,整个唐朝始终未见休兵。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唐代军事体育的发展。
2、帝王的重视与参与
唐朝皇帝多数弓马娴熟,而打下江山的唐太宗等更是能征善战。《旧唐书·本纪第二·太宗上》记载:“及高祖之守太原,太宗时年十八。有高阳贼帅魏刀,自号历山飞。来攻太原,高祖击之,深入贼阵。太宗以轻骑突围而进,射之,所向皆披靡,拔高祖于万众之中。适会步兵至,高祖与太宗又奋击,大破之。”
马球这种军事体育运动项目的风行也是从上到下的,这一项目本身为多位唐朝皇帝所喜爱。唐太宗首开皇室打马球之风,之后,高宗、中宗、玄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等也都爱好此项活动,并且其中不乏击鞠高手。《资治通鉴》载:“上(玄宗)好击,由是风俗相尚。”
3、渴望建功立业的时代风尚
唐代皇帝多精于马术弓箭,社会上也出现尚武之风,人们渴望军功建业,赞美英雄豪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独立扬新令,千营共一呼”(卢纶《塞下曲·其一》);“野幕蔽琼筵,羌戎贺劳旋。醉和金甲舞,雷鼓动山川。”(卢纶《塞下曲·其四》);“男儿事长征,少小幽燕客。赌胜马蹄下,由来轻七尺。杀人莫敢前,须如猬毛磔。”(李颀《古意》);“敦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王维《少年行》);“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王昌龄《从军行》)……因为重视军功,因为崇慕英雄,初唐及盛唐的审美中充满了青春气息、进取精神,呈现出文人崇武、儒生慕侠的社会风尚。“从高门到寒士,从上层到市井,在初唐东征西讨、大破突厥、战败吐蕃、招安回纥的‘天可汗’(太宗)时代里,一种为国立功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弥漫在社会氛围中。文人也出入边塞,习武知兵。初、盛唐的著名诗人们很少没有亲历过大漠苦寒、兵刀弓马的生涯。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文武全才、生活浪漫的巨人们相似,直到玄宗时的李白,依然是‘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于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上韩荆州书》)一副强横乱闯甚至带点无赖气的豪迈风度,仍跃然纸上,这决不是宋代以后那种文弱书生或谦谦君子。”
关键词:唐代 军事 体育 发展
唐代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是少有的兴盛、开明的年代,在这个致力于发展与统一的时代,军事的地位不可小觑,统治者对军事和科举(包括武举)制度的重视,有力地促进了军事体育活动的全面发展。
一 唐代主要军事体育项目的发展
1、马球的发展
马球的流行是军事体育得到大力发展的重要例证,为了增强军事实力,唐朝初期就很重视对士兵的军事训练,马术作为基本军事技能显得尤为重要。唐代为了争取战争的主动权,也采取了大力发展骑兵的作战方式,骑兵在唐代达到极盛。从太宗贞观年间到中宗麟德年间的短短40年,马从3000匹增加到70万6千匹。“唐军的骑兵一反此前南北朝时的重装化,其士兵的保护很好,但战马却甲片很少,只是护住前胸和脸部!唐骑兵是有完善的战甲保护的,其战甲与步兵甲型制类似。早期的玄甲也被逐渐淘汰,代之明光甲。但骑兵甲的裙甲,膀甲明显比步兵的断,这是为了方便在马上的运动。为了弥补,唐骑兵使用皮带在腿和手膀上固定上甲片。唐骑兵每人身背长枪一条,配圆盾一面,弓一把、箭30,长短唐样刀(横刀)各一把。战备相当完善!”唐代快速灵活机动的轻骑兵的建立和使用为马球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打马球又反过来有效地提高了唐代轻骑兵的骑术,成为重要的军训手段。唐玄宗在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就曾下令全国军队开展马球运动(《全唐文》卷三七五),于是马球一下子风行起来的。
当时,唐朝各地军队驻地,大都有马球场,而且很多马球场由于面积大,容纳性强,还具有综合功能,经常有地方节度使利用球场招待客人,安排军队住宿等。
2、武术角抵等项目的发展
在战场上与马术技艺配合最紧密的是“射”的技艺。唐代很重视使用弓箭,也有不少善射的帝王和将军。唐高宗时,天山九姓部族叛乱,派遣大将薛仁贵率兵征讨,在未战之前九姓部族兵马早已列阵以待,唐军处于被动局面,薛仁贵布阵应敌,单骑出战,一连三箭射杀三名敌将,遂使敌人丧胆,不战自溃,唐军胜利而归,兵士高唱:“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人汉关”(《新唐书·薛仁贵传》)。只以三箭便平定了一场叛乱,骑射发挥了无比的威力。
在唐代军队中,除了大力发展的轻骑兵外,步兵也是作战的主要力量,对步兵的装备和训练也促进了唐代军事体育中武术、角抵等项目的发展。
当时常用的兵器有马上长枪、拍刀、巨、铁锤、陌刀等。据李筌《太白阴经》卷四《器械篇》说,在一军一万二千五百名士兵中,装备有佩刀八分,一万口,陌刀二分,二千五百口,可见军中大量使用的是佩刀和陌刀。
唐代曾以角抵为军队习练项目。左右神策军中多擅角抵,故皇帝每每赴神策军中观角抵。《唐语林》记有“李相绅督大梁,间镇海军进健卒四人……悉能拔撅、角抵之戏。”又“光启年中,左神策军四军军使王卞出镇振武。置宴,乐戏既毕,乃命角抵。有一夫甚魁岸,自邻州来此较力。军中十数辈躯貌替力,悉不能敌。主帅亦壮之,遂选三人,相次而敌之,魁岸者俱胜。帅及座客,称善久之。”角抵在军中是经常举行的娱乐活动之一。
二 唐代军事体育大力发展的原因
1、唐代多战的历史原因
唐代虽然是我国封建王朝中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最好的时期,但是战争始终没有停止,从唐初的抵御外族侵略到主动的开疆扩土再到形成唐代转折点的安史之乱和晚唐各种军事冲突,整个唐朝始终未见休兵。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唐代军事体育的发展。
2、帝王的重视与参与
唐朝皇帝多数弓马娴熟,而打下江山的唐太宗等更是能征善战。《旧唐书·本纪第二·太宗上》记载:“及高祖之守太原,太宗时年十八。有高阳贼帅魏刀,自号历山飞。来攻太原,高祖击之,深入贼阵。太宗以轻骑突围而进,射之,所向皆披靡,拔高祖于万众之中。适会步兵至,高祖与太宗又奋击,大破之。”
马球这种军事体育运动项目的风行也是从上到下的,这一项目本身为多位唐朝皇帝所喜爱。唐太宗首开皇室打马球之风,之后,高宗、中宗、玄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等也都爱好此项活动,并且其中不乏击鞠高手。《资治通鉴》载:“上(玄宗)好击,由是风俗相尚。”
3、渴望建功立业的时代风尚
唐代皇帝多精于马术弓箭,社会上也出现尚武之风,人们渴望军功建业,赞美英雄豪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独立扬新令,千营共一呼”(卢纶《塞下曲·其一》);“野幕蔽琼筵,羌戎贺劳旋。醉和金甲舞,雷鼓动山川。”(卢纶《塞下曲·其四》);“男儿事长征,少小幽燕客。赌胜马蹄下,由来轻七尺。杀人莫敢前,须如猬毛磔。”(李颀《古意》);“敦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王维《少年行》);“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王昌龄《从军行》)……因为重视军功,因为崇慕英雄,初唐及盛唐的审美中充满了青春气息、进取精神,呈现出文人崇武、儒生慕侠的社会风尚。“从高门到寒士,从上层到市井,在初唐东征西讨、大破突厥、战败吐蕃、招安回纥的‘天可汗’(太宗)时代里,一种为国立功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弥漫在社会氛围中。文人也出入边塞,习武知兵。初、盛唐的著名诗人们很少没有亲历过大漠苦寒、兵刀弓马的生涯。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文武全才、生活浪漫的巨人们相似,直到玄宗时的李白,依然是‘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于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上韩荆州书》)一副强横乱闯甚至带点无赖气的豪迈风度,仍跃然纸上,这决不是宋代以后那种文弱书生或谦谦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