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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不仅事关本地区本民族的长远发展，也是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与社会整体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实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需要充分重视并发掘社会资本的价值，社会资本对社会秩序有重大影响，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才能实现社会稳定。社会资本的构建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政府信用是社会信任系统的关键组成，而干部队伍建设是政府公信力提升的根本。
关键词：边疆民族地区；干部队伍；社会稳定 ；社会资本 ；社会秩序
干部队伍建设与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的稳定高度相关，通过加强干部队伍内部稳定与外部稳定实现。内部稳定表现为干部队伍的自信力和自制力，前者取决于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与能力，后者取决于干部队伍对功利化倾向的自我克制。外部稳定主要表现为干部队伍的公信力状况：民众对其成员执政能力、信任程度、与之合作的意愿大小。组织是社会关系的有机集合，是信任与秩序的产物和放大器，干部队伍作为组织的活的体现，是实现权力与繁荣的保障。通过干部队伍建设，能够提高执政绩效，建设维护社会稳定和创造社会繁荣的强化市场型政府。[1]
一、干部队伍建设的社会稳定取向分析
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依靠人的发展，人的发展既是个体的发展也是群体的发展，个体的发展能更有效地推动群体的发展，群体的发展则能为个体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提供更多发展的资源。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2]城邦国家已不复存在，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穿透历史。今天的社会先于个人而存在。“以身体为例，如全身毁伤，则手足也就不成其为手足，脱离了身体的手足同石制的手足无异，这些手足也就无从发挥其手足的实用，只在含糊的名义上大家仍旧称之为手足而已。”[2]个体必须结成生活的共同体，彼此信赖、合作、生产、交换以获得社会给予的便利，来满足自身多元化的需求，并且贡献自我价值，实现个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同理，作为社会重要组成的民族，它与社会的关系也是相辅相成。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族群间的频繁交往与共同生活成为不争的事实。它们的和谐共处是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的基础。这一基础的构建依靠两种支撑力量：一是自下而上的各族群众长期杂居形成的社会传统；二是自上而下的社会领导力量在价值观引导、行为控制、资源配置过程中形成的社会规范。本文讨论的重点是第二股社会稳定发展的支撑力量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作用。干部队伍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社会文明、经济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领导力量，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的骨干力量，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的支撑力量。
社会稳定需要经济发展提供物质保障，需要政治稳定提供权利保障，需要文化包容提供精神保障。这样一个大环境的营造需要一支在思想上、政治上、专业上过硬的干部队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方面都面临巨大的变革，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社会矛盾也日益复杂化。利益格局的加速分化加剧了社会矛盾，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突出表现为民族保护主义和民族分裂势力的抬头。解决这些矛盾、维护社会稳定，需要善于处理社会突发性公共事件、善于驾驭各种矛盾的干部队伍。干部队伍中的少数民族干部和领导干部，在少数民族群众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力，关键时刻表明立场、旗帜鲜明地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坚定有力地回击分裂势力，才能使少数民族群众明辨是非、做出正确的政治选择，积极参与到反对民族保护主义和民族分裂势力中去，维护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正如胡锦涛在1993年6月出席全国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工作座谈会时指出的：“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能够实现的大局，事关民族问题能否正确解决的大局，事关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大局。”[3]
二、干部队伍建设的社会秩序取向分析
良好的社会秩序是维持社会稳定的核心机制，强制性权力、互惠行动、习俗共同构建了社会秩序。强制性权力单独即可造就一种社会秩序。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计划经济体制为主导的社会就是由单一力量维持秩序的社会，社会由全权制政府控制。它铲除了民间的信任，造成了社会成员高度的原子化，消解着社会的凝聚力，人通过服从和压抑个性来换取由政府垄断的各种生存资源。但这种依赖和信任建立的社会关系并不稳定，关系链条被剪除得只剩下强弱对比悬殊的政府和彼此鼓励的民众两端。这种失衡使政府失去了了解民意、体恤民情、为民谋利的外部动力。同时，民间互助与互惠合作也遭到遏制，丧失了及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多元渠道，导致政府信用和社会信用的双重损失，使社会稳定面临威胁。
当前，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已进入一个崭新时期，建立服务型、强化市场型政府的执政理念持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秩序模式日趋形成，民族关系、利益关系都发生了巨变。这两对关系是社会秩序的重要脉络，是维护地区社会稳定的关键。如何处理好新时期的民族关系、利益关系的关键是理顺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本地群众的关系。这就需要建立有效的沟通媒介，使中央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全面贯彻和执行，地方民众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护，群众的合理需求得到及时尊重，社会分配在公开、公平、公正的环境下实施。因此，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必须要拥有一支具备坚定政治信念、高尚道德情操、敏锐问题意识、高超沟通艺术、精湛专业技能的干部队伍。他们是民意的直接传达者，也是民众的重要服务者。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需要干部队伍去深入民心、体察民情，使政府成为民心所向的政府。而干部队伍为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是否符合民众需求，直接影响政府的公信力水平。因此，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必须高度重视干部队伍中少数民族干部的作用。因为这部分干部在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方面具备“习俗”的优势，他们出生土长，来自本民族群众，熟悉本民族历史和现状，通晓本民族语言，懂得本民族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易于了解本民族人民的情感、心理和功利性需求。习俗是建立社会秩序最古老的力量，具有教化的巨大作用。通过习俗的力量，不仅可以节约政府对内管理干部和对外治理社会的交易成本，还可以通过人对声誉的看重、社会对违约和失信者施加的压力，约束干部的行为。地区干部为赢得更好的声誉、更高的信用、更多的执政业绩，则会更愿意采取互惠行动，而非单纯使用强制性权力。 强制性权力、互惠行动和习俗共同构建了社会秩序，而干部队伍是社会秩序的驾御力量。互惠与习俗的初衷是寻求满意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其导致的秩序是从生产与生活中流淌出来的，其建立秩序的方式是自然繁衍，自下而上。[4]强制性权力是群体性的硬约束，在一定程度上为互惠性合作提供了强大稳定高效的交易环境；单纯依靠习俗的约束或者将强制性权力分散到社会各集团，将导致社会冲突升级乃至分裂和战争。[4]但强制性权力的稳定性和有效性需要有能力制衡政治参与和推进政治制度化的政府。政治制度化就是政治组织和实证程序获得公认价值内容和稳定性质的过程。[5]来自于经济发展和世界性的民主化潮流的压力将扩大社会的政治参与水平，如果让政治参与跑到政治制度化的前面，会导致社会动荡。强制性权力和习俗共同形成了虚拟的“领地”，“领地”是人类渴求生存安全的原始情结。干部队伍则是这一“符号性领地”的护卫者，运用法定权力捍卫民众合法权益、惩罚违规越界者，维护领地内与领地之间的交往安全，扩大“互惠性合作”。“互惠性合作”的收益最终有赖于契约的执行，而“契约如果没有剑作保证则等于一纸空文”（霍布斯语）。[1]
三、干部队伍建设的社会资本取向分析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干部队伍建设依靠制度改革，同时也推动制度改革的深化和完善。制度改革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模式的重新选择，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制度成本和收益，以及社会整体交易状况。从实际运作的效应看，每项制度改革又受到特定社会资本的重大影响。任何一种关于社会关系的制度安排的成功，都最终取决于与此相关的社会资本的建立。[6]社会资本的形成是基于社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人的交往中积累而成。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流动构成了交往的网络。人力资本强调人的生活和生产技能，社会资本强调个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人与人的合作能力。合作源于信任，信任是规则和秩序的结果。现代社会中的合作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也就是依靠习俗和法律构建的秩序运作，依靠城市化生存方式的不断拓展。法制化和城市化的生存方式事实上都是信息和信任的载体，二者使信任超越个体以系统的方式存在，超越血亲范畴在陌生人之间传播，传播的条件：一是产权制度的完善，也就是尊重个体需求、准确界定权利、维护规则的正义和秩序的稳定；二是信息的流动性和真实性，这受制于信息生产、传递的制度与技术，政府是制度和信息的供给者，如负责强制性信息的收集和公布——身份证——使用人通过纳税支付信息成本[7]，同时信息的流动效率和质量还受制于专家系统——专家的能力和信用；三是政府信用，也就是政府行为的规范程度，它体现为权力制衡机制的建立，对公民权利的尊重，政府活动的非营利性；四是民间信用，体现为社会中介组织的发育程度，社会中介组织使社会关系更加交错、交易更加发达、信息供给更加专业。信任通过社会信用系统传递，传递个人信用信息、专家信用信息和政府信用信息，这是一个凭借“熟悉”、“信誉”，也就是通过交往的历史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简化的机制，使人不至因恐惧未来丰富的变换性和让人望洋兴叹的海量信息而放弃生存必须的行动与合作。[4]信息、信任和信用共同促成了合作，合作衍生了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个网络承载着社会全部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决定着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的稳定和繁荣。维护地区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必须注重社会资本的维护和积累。干部队伍是社会资本的重要载体，是庞大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重要节点，是政府与群众之间信息沟通的重要媒介，是实现和加强政府信用与权威的重要途径。干部队伍的观念、思维和行为通过关系网络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受到社会评价的监督，也受到社会大众的模仿。模仿有时是直接的，有时会通过传播负面舆论和实施破坏性抗争行为这种间接模仿冲击健康的社会关系模式。两种模仿方式都影响着地方社会公共道德水平：包括政府诚信、商业诚信、社会诚信，社会普遍的交往方式，社会对多元文化的宽容程度，社会冲突的处理方式。由此可见，干部队伍建设是一项重要课题，事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繁荣与发展。面对崭新的时代环境、更富挑战性的历史契机，作为社会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人更要继往开来，在前人创造的历史高度上进一步开拓新的局面，实现全国各民族的平等友爱、融洽相处，构建共同繁荣富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美]曼瑟·奥尔森，苏长和.权力与繁荣[M].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3]金炳镐，青觉，张谋.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 的民族理论[J].民族问题研究，2001，（11）.
[4]郑也夫.信任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
[5][美]塞缪尔·亨廷顿，王冠华.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 序[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
[6]时和兴.关系、限度、制度：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国家 与社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7]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M].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2.
[责任编辑：褚永慧]
关键词：边疆民族地区；干部队伍；社会稳定 ；社会资本 ；社会秩序
干部队伍建设与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的稳定高度相关，通过加强干部队伍内部稳定与外部稳定实现。内部稳定表现为干部队伍的自信力和自制力，前者取决于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与能力，后者取决于干部队伍对功利化倾向的自我克制。外部稳定主要表现为干部队伍的公信力状况：民众对其成员执政能力、信任程度、与之合作的意愿大小。组织是社会关系的有机集合，是信任与秩序的产物和放大器，干部队伍作为组织的活的体现，是实现权力与繁荣的保障。通过干部队伍建设，能够提高执政绩效，建设维护社会稳定和创造社会繁荣的强化市场型政府。[1]
一、干部队伍建设的社会稳定取向分析
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依靠人的发展，人的发展既是个体的发展也是群体的发展，个体的发展能更有效地推动群体的发展，群体的发展则能为个体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提供更多发展的资源。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2]城邦国家已不复存在，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穿透历史。今天的社会先于个人而存在。“以身体为例，如全身毁伤，则手足也就不成其为手足，脱离了身体的手足同石制的手足无异，这些手足也就无从发挥其手足的实用，只在含糊的名义上大家仍旧称之为手足而已。”[2]个体必须结成生活的共同体，彼此信赖、合作、生产、交换以获得社会给予的便利，来满足自身多元化的需求，并且贡献自我价值，实现个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同理，作为社会重要组成的民族，它与社会的关系也是相辅相成。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族群间的频繁交往与共同生活成为不争的事实。它们的和谐共处是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的基础。这一基础的构建依靠两种支撑力量：一是自下而上的各族群众长期杂居形成的社会传统；二是自上而下的社会领导力量在价值观引导、行为控制、资源配置过程中形成的社会规范。本文讨论的重点是第二股社会稳定发展的支撑力量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作用。干部队伍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社会文明、经济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领导力量，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的骨干力量，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的支撑力量。
社会稳定需要经济发展提供物质保障，需要政治稳定提供权利保障，需要文化包容提供精神保障。这样一个大环境的营造需要一支在思想上、政治上、专业上过硬的干部队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方面都面临巨大的变革，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社会矛盾也日益复杂化。利益格局的加速分化加剧了社会矛盾，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突出表现为民族保护主义和民族分裂势力的抬头。解决这些矛盾、维护社会稳定，需要善于处理社会突发性公共事件、善于驾驭各种矛盾的干部队伍。干部队伍中的少数民族干部和领导干部，在少数民族群众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力，关键时刻表明立场、旗帜鲜明地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坚定有力地回击分裂势力，才能使少数民族群众明辨是非、做出正确的政治选择，积极参与到反对民族保护主义和民族分裂势力中去，维护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正如胡锦涛在1993年6月出席全国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工作座谈会时指出的：“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能够实现的大局，事关民族问题能否正确解决的大局，事关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大局。”[3]
二、干部队伍建设的社会秩序取向分析
良好的社会秩序是维持社会稳定的核心机制，强制性权力、互惠行动、习俗共同构建了社会秩序。强制性权力单独即可造就一种社会秩序。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计划经济体制为主导的社会就是由单一力量维持秩序的社会，社会由全权制政府控制。它铲除了民间的信任，造成了社会成员高度的原子化，消解着社会的凝聚力，人通过服从和压抑个性来换取由政府垄断的各种生存资源。但这种依赖和信任建立的社会关系并不稳定，关系链条被剪除得只剩下强弱对比悬殊的政府和彼此鼓励的民众两端。这种失衡使政府失去了了解民意、体恤民情、为民谋利的外部动力。同时，民间互助与互惠合作也遭到遏制，丧失了及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多元渠道，导致政府信用和社会信用的双重损失，使社会稳定面临威胁。
当前，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已进入一个崭新时期，建立服务型、强化市场型政府的执政理念持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秩序模式日趋形成，民族关系、利益关系都发生了巨变。这两对关系是社会秩序的重要脉络，是维护地区社会稳定的关键。如何处理好新时期的民族关系、利益关系的关键是理顺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本地群众的关系。这就需要建立有效的沟通媒介，使中央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全面贯彻和执行，地方民众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护，群众的合理需求得到及时尊重，社会分配在公开、公平、公正的环境下实施。因此，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必须要拥有一支具备坚定政治信念、高尚道德情操、敏锐问题意识、高超沟通艺术、精湛专业技能的干部队伍。他们是民意的直接传达者，也是民众的重要服务者。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需要干部队伍去深入民心、体察民情，使政府成为民心所向的政府。而干部队伍为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是否符合民众需求，直接影响政府的公信力水平。因此，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必须高度重视干部队伍中少数民族干部的作用。因为这部分干部在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方面具备“习俗”的优势，他们出生土长，来自本民族群众，熟悉本民族历史和现状，通晓本民族语言，懂得本民族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易于了解本民族人民的情感、心理和功利性需求。习俗是建立社会秩序最古老的力量，具有教化的巨大作用。通过习俗的力量，不仅可以节约政府对内管理干部和对外治理社会的交易成本，还可以通过人对声誉的看重、社会对违约和失信者施加的压力，约束干部的行为。地区干部为赢得更好的声誉、更高的信用、更多的执政业绩，则会更愿意采取互惠行动，而非单纯使用强制性权力。 强制性权力、互惠行动和习俗共同构建了社会秩序，而干部队伍是社会秩序的驾御力量。互惠与习俗的初衷是寻求满意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其导致的秩序是从生产与生活中流淌出来的，其建立秩序的方式是自然繁衍，自下而上。[4]强制性权力是群体性的硬约束，在一定程度上为互惠性合作提供了强大稳定高效的交易环境；单纯依靠习俗的约束或者将强制性权力分散到社会各集团，将导致社会冲突升级乃至分裂和战争。[4]但强制性权力的稳定性和有效性需要有能力制衡政治参与和推进政治制度化的政府。政治制度化就是政治组织和实证程序获得公认价值内容和稳定性质的过程。[5]来自于经济发展和世界性的民主化潮流的压力将扩大社会的政治参与水平，如果让政治参与跑到政治制度化的前面，会导致社会动荡。强制性权力和习俗共同形成了虚拟的“领地”，“领地”是人类渴求生存安全的原始情结。干部队伍则是这一“符号性领地”的护卫者，运用法定权力捍卫民众合法权益、惩罚违规越界者，维护领地内与领地之间的交往安全，扩大“互惠性合作”。“互惠性合作”的收益最终有赖于契约的执行，而“契约如果没有剑作保证则等于一纸空文”（霍布斯语）。[1]
三、干部队伍建设的社会资本取向分析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干部队伍建设依靠制度改革，同时也推动制度改革的深化和完善。制度改革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模式的重新选择，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制度成本和收益，以及社会整体交易状况。从实际运作的效应看，每项制度改革又受到特定社会资本的重大影响。任何一种关于社会关系的制度安排的成功，都最终取决于与此相关的社会资本的建立。[6]社会资本的形成是基于社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人的交往中积累而成。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流动构成了交往的网络。人力资本强调人的生活和生产技能，社会资本强调个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人与人的合作能力。合作源于信任，信任是规则和秩序的结果。现代社会中的合作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也就是依靠习俗和法律构建的秩序运作，依靠城市化生存方式的不断拓展。法制化和城市化的生存方式事实上都是信息和信任的载体，二者使信任超越个体以系统的方式存在，超越血亲范畴在陌生人之间传播，传播的条件：一是产权制度的完善，也就是尊重个体需求、准确界定权利、维护规则的正义和秩序的稳定；二是信息的流动性和真实性，这受制于信息生产、传递的制度与技术，政府是制度和信息的供给者，如负责强制性信息的收集和公布——身份证——使用人通过纳税支付信息成本[7]，同时信息的流动效率和质量还受制于专家系统——专家的能力和信用；三是政府信用，也就是政府行为的规范程度，它体现为权力制衡机制的建立，对公民权利的尊重，政府活动的非营利性；四是民间信用，体现为社会中介组织的发育程度，社会中介组织使社会关系更加交错、交易更加发达、信息供给更加专业。信任通过社会信用系统传递，传递个人信用信息、专家信用信息和政府信用信息，这是一个凭借“熟悉”、“信誉”，也就是通过交往的历史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简化的机制，使人不至因恐惧未来丰富的变换性和让人望洋兴叹的海量信息而放弃生存必须的行动与合作。[4]信息、信任和信用共同促成了合作，合作衍生了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个网络承载着社会全部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决定着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的稳定和繁荣。维护地区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必须注重社会资本的维护和积累。干部队伍是社会资本的重要载体，是庞大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重要节点，是政府与群众之间信息沟通的重要媒介，是实现和加强政府信用与权威的重要途径。干部队伍的观念、思维和行为通过关系网络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受到社会评价的监督，也受到社会大众的模仿。模仿有时是直接的，有时会通过传播负面舆论和实施破坏性抗争行为这种间接模仿冲击健康的社会关系模式。两种模仿方式都影响着地方社会公共道德水平：包括政府诚信、商业诚信、社会诚信，社会普遍的交往方式，社会对多元文化的宽容程度，社会冲突的处理方式。由此可见，干部队伍建设是一项重要课题，事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繁荣与发展。面对崭新的时代环境、更富挑战性的历史契机，作为社会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人更要继往开来，在前人创造的历史高度上进一步开拓新的局面，实现全国各民族的平等友爱、融洽相处，构建共同繁荣富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美]曼瑟·奥尔森，苏长和.权力与繁荣[M].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3]金炳镐，青觉，张谋.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 的民族理论[J].民族问题研究，2001，（11）.
[4]郑也夫.信任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
[5][美]塞缪尔·亨廷顿，王冠华.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 序[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
[6]时和兴.关系、限度、制度：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国家 与社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7]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M].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2.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