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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稔穰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研究，其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古代小说宏观的综合研究，二是对《聊斋志异》的专学研究。前者主要从对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特色和艺术规律的宏观研究、对中国古代小说史的梳理编撰、扩大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等三个方面对学界产生重要影响；后者表现为，冲破学界时人《聊斋志异》研究的局限，构建了一条从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角度探索《聊斋》艺术规律的创新之路。张稔穰构建的系统严密的古代小说理论体系，好学深思、忠于自己的学术感觉，以及其学术风范与人格风范相融合、字里行间闪烁着以人为本的道德力量等，其学术思路、学术特点和学术价值，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
关键词：张稔穰；古代小说；聊斋志异；理论体系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张稔穰（1941-2009），山东省巨野县人。1962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留校后长期执教于写作，后来潜心于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研究，成绩斐然。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小说艺术教程》（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聊斋志异〉艺术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蒲松龄与〈聊斋志异〉》（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稗海卮谈》（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古代小说鉴赏》（与刘富伟合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分体文学史·小说卷》（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聊斋志异〉评赏大成》（与人合著，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等。除此之外，张稔穰还在《文学遗产》《文学评论》《齐鲁学刊》等核心期刊发表《佛道影响与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色》《〈聊斋志异〉情节简论》《〈聊斋志异〉语言简论》《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艺术研究的基本轨迹》等四十余篇重要论文，其研究成果在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张稔穰突出的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研究上。一方面是宏观的综合性研究，尤其是《中国古代小说艺术教程》一书，如同袁世硕所说“对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做出了超乎寻常的探究，提出了许多新的启人心智的见解。”另一方面是对《聊斋志异》的专学研究，除了多篇重要论文以外，代表性的论著是《〈聊斋志异〉艺术研究》，“以其对中国小说的深知和超长的鉴赏力，在上述诸方面（人物形象、情节结构、意境创造、语言艺术）都做出了独到的分析和论述” [1] 9 。下面主要从这两个方面对张稔穰的学术理念、学术思想和学术特点展开探讨。
一、张稔穰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宏观研究
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宏观研究是张稔穰学术研究的重点，不仅体现了他敏锐的学术自觉和开阔的学术视野，更体现了他构建宏富周谨、系统严密的小说理论体系的综合能力。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特色和艺术规律的宏观研究
从学术研究史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传统的小说批评主要以序跋和小说评点为主，虽然对小说艺术创作规律的探讨多有创见，但丛残小语破碎支零，缺少“史”的整体把握和系统归纳。尤其是小说评点，包括回批、眉批、旁批、双行夹批等多种形式，直观性、即兴性的意味更浓，因此多被人诟病斥之为“八股文法”。晚清时期，小说评点虽然在数量和影响上仍然占有主流话语，但是却呈现出日渐衰弱的态势 ① 。20世纪初，在梁启超、王国维的努力下，传统的学术范式开始向现代学术范式发生转变。尤其是王国维，他把西方哲学思想和美学观念引进小说批评，以人为本，提倡学术独立，其《红楼梦评论》以叔本华、尼采等西方哲学观点作为小说批评的理论基础，从文学悲剧的角度解读小说，是现代意义上小说批评范式正式确立的标志性作品。
“五四”以后，科学和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小说研究急需新的批评方法。胡适将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用于通俗小说的研究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本事考辨、版本校勘与训诂考据为基础，用“历史演进法”去观照中国长篇章回小说，在学界产生了较为普遍的影响。鲁迅早年留学日本，接受了日本治学的现代学术理念，又有着较为深厚的旧学功底和文学创作能力，其《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考评精到，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其《中国小说史略》摆脱了传统的对个别作家作品进行点评或考证本事的方式，以时代为经，以小说流派和小说类型为纬，首次从史的角度勾勒出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基本框架，确立了小说史的编撰体例和理论架构，获得了学界的高度赞赏 ① ，从而“成为至今在许多方面仍然无法被后人超越的经典” [2] 55 。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因为鲁迅独特深刻的小说批评理论和科学系统的小说史体系让人叹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鲁迅以后，小说批评受中国政治因素的影响，多以阶级观念、阶级斗争、人民性等非文学因素作为小说评价的准绳，偏离了小说自身的文学属性，这对小说批评来说无疑于灭顶之灾。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小说研究同其它的文学研究一道脱离了政治的牢笼开始向人性、文学性回归，文学研究界洋溢着以科学主义、人文主义为核心的文化——学术思潮，考证热、美学热、主题热、文化热、方法论热等，整个小说界百花齐放，开始了小说研究的新局面。张稔穰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走上小说艺术研究的学术之路的。
张稔穰最初是从研究《聊斋志异》起步的，后来由点到面扩而大之，开始了对古代小说艺术的整体思考和宏观研究。《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艺术演进的基本轨迹》（《齐鲁学刊》1991年第1期）和《论中国古代小说情节艺术的演进轨迹》（《济宁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1年第10期全文转载）等就是这方面的成果。在《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艺术演进的基本轨迹》一文中，他面对古代长篇小说演进线索不清晰不单纯、品种类型在发展过程中不是单线独进而是多线并驱、在艺术质量上不是从低到高有些作品甚至一出现就是顶峰等复杂情况，不畏浮云遮眼，从创作思维定势、创作方法、典型塑造等三个角度切入，指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不约而同地遵循着从远距离寄托到近距离观照、从理想主义到写实主义、从理念孕育到生活孕育的艺术发展规律，高屋建瓴、纲举目张地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艺术演进的轨迹清晰地梳理出来，见解精辟独到，让人耳目一新。 在《论中国古代小说情节艺术的演进轨迹》一文中，张稔穰视野更加高阔深远，他把古代小说视为一个不断发展进化的整体，从情节负荷、情节审美观念、情节内部的因果关系、情节结构形态等四个方面对其情节艺术的演进轨迹作了细致的探讨。张稔穰认为，随着小说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演进，小说情节由初级的单纯故事逐渐上升到命运故事和性格历史，其审美观念也由初级的追求怪异之奇逐渐上升到庸常之奇和无奇之奇，小说内部的因果关系由简单的偶然因到宿命因最后上升到情感性格因，结构形态也由单线纵贯到单线组合最后上升为网状平展。这些观点深入到文学艺术的内部，准确地把握住中国古代小说艺术跳动的脉搏，让人豁然开朗、耳目一新。
对于一些归类相同的作品，作者并不简单地一扫而过，而是沿波探源、一丝不苟地指出他们之间的同中之异。比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结构模式，美国学者韩南在《早期中国小说》中将它们笼统地归并为“连合布局”，以和“单体布局”的短篇小说相区分。而张稔穰把它们认定为同是单线组合模式之后，又缜密谨严地指出了它们之间的差异：《三国演义》是对许多单线纵贯的情节单元所进行的“联合布局”，前后变化不大。而《水浒传》却如长江水系，七十一回前犹如百川汇聚逐渐形成江流水系，七十回后便如长江主干形成后的奔流而下，直泻东海。其中人物连环中的每一环，重大事件中的每一件，都包括一个或几个单线纵贯式的情节单元，又都附着在被逼上梁山和为朝廷效力这根总的结构线索上。难能可贵的是，在对中国古代小说情节艺术的演进轨迹进行了清晰的梳理之后，作者顺势徐徐指出，中国古代小说的情节艺术是逐步趋于成熟的，那些认为中国古代小说只有长长短短故事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有理有据、语重心长，让那些认为“五四以前，中国没有小说”“中国古代除了《红楼梦》外，没有小说作品”等民族虚无主义的错误观点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
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点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学界并没有给出一个比较全面和深刻的结论。原因是多数人只注意到儒家思想和史转文学对小说的影响而忽略了佛、道等其他因素，没有把小说放在一个思想和文化的大系统中进行动态的、全方位的研究。张稔穰在《佛、道影响与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色》（《文学评论》1989年第6期）一文中，详细地探讨了佛、道思想对古代小说思想结构、形象构成和表现手段的影响，指出“假象见义”方法的运用使小说具有隐喻性、象征性特征，它可以虚拟带有夸张性的典型情节，使作品的题旨精神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使一部分小说的创作方法趋向于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这对儒家政教工具论影响下的小说直露浅薄的缺点是一个很好的矫正。“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色，就应当是包括佛、道宗教思想在内的影响古代小说的各种力量错综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只考察某一个或少数几个方面的影响，……显然是过于表面化、简单化了。”
《史传影响与中国古代小说民族特征的宏观考察》（《齐鲁学刊》1988年第5期）是张稔穰从史传影响的角度宏观考察古代小说民族特征的文章。该文从人类艺术的源头——神话入手，比较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差异，然后将聚焦点集中到中国小说上，指出史传文学的影响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征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古代小说内部有着许多史传文学的遗传基因和印记，而史传文学在题材、结构形态、历史包容和叙述视角给予小说以充足养分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小说的进一步发展，限制了小说的想象和虚构，妨碍了作者对现实生活作更高层次的概括，限制了小说反映现实的功能。他以胡应麟为例，指出胡在当时看重小说的虚构，识见已非一般，但只承认踵事增华的创作方法，而不承认没有事实依傍或古书记载的虚构，是非常可惜和局限的。学界对胡应麟看重小说虚构一向褒扬有加，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对“虚构”并非一概认同，而是有选择性的。张稔穰的深思独立、精细严谨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古代小说艺术教程》是一部自成体系、史论结合、综合研究古代小说艺术问题的专著，43万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初版，1998年再版，被多所高校文学院列为研究生必读书目，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同行的认可和肯定。这部著作虽然是在张稔穰发表的多篇学术论文的基础上依出版社的建议加以补充和连缀而成，但并不是作家作品思想艺术或者几篇论文的简单拼凑和叠加，而是作者以更加恢弘的气度和广阔的视野、以更加严密的体系和贯通的脉络宏观观照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发展轨迹的一部学术力著。该书以丰厚的小说研究史料和小说文本为基础，以谨严的小说理论和哲学思辨对研究对象进行理性观照，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勾勒出小说艺术“史”的轨迹、小说与周遭文化的互渗关系、小说艺术的高超技巧等，较好地实现了作者“艺术”和“教程”、宏观和微观紧密结合考察古代小说的初衷。
该书体系宏阔、博大精深，由上、中、下三编组成，上编“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发展”，分别介绍中国古代小说的起源，文言小说、白话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艺术发展轨迹。中编“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古代小说”，分别介绍史传文学、儒家思想、佛教道教、说话艺术、古典诗词对古代小说艺术的影响。下编“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技巧”，分别介绍古代小说在形象塑造、情节结构和语言运用等方面的艺术发展脉络和具体经验。而对于每一章每一节具体问题的陈述，作者又能紧密结合文本，层层剥笋般直入被观照对象的内部，细密周瑾地揭示出文学的本质，从不作空泛抽象之谈。比如第二章对唐传奇艺术的探讨一节，先对其文学渊源和发展概况做了细致的梳理之后，作者从构成内涵、艺术方法上对之进行了深入详细的分析，对于一本43万字的大书来说唐传奇所占的比例到此结束也不为过。但探讨并没有停止，作者又进一步追踪摄迹，从情节特色和结构体制、成功的形象塑造、精巧的艺术构思等多个方面对之进行了周密的观照，精细深刻、详实丰赡令人叹绝。
（二）对中国古代小说史的梳理编撰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以及社会学批评方法的确立，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编撰小说史的高潮。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先后出版的还有张静庐的《中国小说史大纲》、郭希汾的《中国小说史略》、阿英的《晚清小说史》、谭正璧的《中国小说发达史》、郭箴一的《中国小说史》等。但除了阿英在体例上开创了断代小说史研究的先河外，大都没有突破鲁迅的小说史体例，在思想和内容上也没有多少创新之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小说史的编撰再掀高潮。改革开放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西方理论的涌入打开了人们的思路，这一时期的研究方法趋于多元，出现了许多小说题材史、体裁史、断代史、通史等专著 ① 。1996年，山东省教委高教处针对本省高师中文系教材陈旧等问题，（仍在使用三十多年的游国恩等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和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决定启用一批知识储备、理论修养较为深厚的专家重新编写一套《中国分体文学史》教材，分“诗歌卷”“散文卷”“戏曲卷”“小说卷”等四卷，和相应题材的作品选四卷配套平行使用。张稔穰负责编写其中的“小说卷”。他编写的小说史以小说文体的发展为线索，吸收了近三十年来相关研究的优秀成果，既强调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讲授，又不蹈常袭故，也不务新尚奇，既保证了教材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又能在平实稳妥中构建一个严谨开放、老成求新的知识体系，在名目繁多的小说史编撰中较有特色，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 （三）打通古今界限，扩大古代小说研究领域
“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巨大变革，文学遂有了新旧之分。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文学研究分成了古代、近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壁垒分明的两个领域。“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真正断裂了文化与文学传统？这是学术界争议纷纭的话题。张稔穰认为“无论新文学、旧文学，都是中国人所创作，写中国人、记中国事、抒民族情的文学，这就决定了不管变革多么深刻，面貌多么不同，二者之间都不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断裂’，而必然存在着或隐或显的内在联系。”古代文学的精神内核和优秀传统，都将作为有益的营养被现当代文学所吸收和接受。将二者联系起来，观照古代文学有哪些东西值得继续借鉴，哪些东西应当淘汰，不仅为构建、繁荣当代新文学服务，而且古代文学也会呈现出新的意义。“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从总体上说，应该进一步拓宽自己的视野，在文化传统内部和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融汇起来，在传统之外瞄准世界新文化的建构，充分阐释它适应二十一世纪时代需要的内涵。”（《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百年学科沉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也只有如此，才能实现古代文学研究“古为今用”的真正意义。
近年来，打通古今界限、将二者贯通起来研究逐渐成为一些有志之士的共识。其实张稔穰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开始身体力行地沟通古今了，这完全出自于一个学者敏锐的学术感知和可贵的学术自觉。他的《〈聊斋志异〉在我国古代短篇小说艺术发展史上的地位》（第二次全国蒲松龄学术讨论会论文，1985年10月），就是把《聊斋志异》放在古今短篇小说发展的链条进行观照和审视的。经过一番比较研究后他得出结论：《聊斋志异》在截取生活的方式、情节结构的格局、题材的选择处理、艺术功能等方面与前代短篇小说有了很大的不同，这是它的新质。它所反映出来的作家的世界观、内容和形式虽与现代短篇小说不同，但它重视个性化艺术形象的塑造，重视怪异题材的生活化处理及情节的横向扩展，重视作品的讽喻性、抒情性功能，又与现代短篇小说的艺术精神息息相通。《芸斋小说与古代文学》（《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1期）也是沟通古今的一篇论文，虽然发表时间较晚，但却是他很久以前就存惑留意的一个问题。据作者自己说，他在二十多年前读到几篇孙犁的芸斋小说，当时的印象是“十分类似笔记小说”，最近读到孙犁晚年的作品，终于印证了自己多年前的直觉，原来孙犁特别推崇司马光的《悚水纪闻》、欧阳修的《归田录》、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等，的确是对古代笔记小说情有独钟。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通过丰富的材料和细密的勘比得出结论：孙犁晚年创作的芸斋小说，借鉴了古代散文的笔法，继承发展了古代笔记小说的传统，可称之为带有散文特点的白话笔记小说。孙犁的创作实践，“再一次昭示出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内在联系”。
二、张稔穰对《聊斋志异》的专学研究
张稔穰虽然是以对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宏观研究享誉学术界，而他的学术起步却是从《聊斋志异》开始的。《聊斋志异》是张稔穰学术研究的出发点，也是他一生最为热爱、付出心血最多也最有创见的学术阵地。
和其他重要的古代小说作品一样，《聊斋志异》在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的过程中，辗转众手，存在着版本众多、真伪掺杂难辨、有些重要文献甚至流传海外的复杂情况 ① ，所以，对作者、作品、研究资料等文献的收集、整理、校勘、考辨等工作一直是这门专学的研究热点。老一辈学人胡适、鲁迅、朱一玄、叶德君、路大荒、张友鹤等在材料的收集和整理方面做了许多基石的工作。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一些重要文献的陆续发现，以《蒲松龄研究》为重要的学术阵地，聊斋学在资料的校勘、辑佚等方面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袁世硕就是其中较有影响的学者之一，其《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齐鲁书社1988年版）对作者生平、创作、版本、本事等问题进行详实的考辨，对前代学者的疏漏之处商榷指正，是聊斋研究的重要成果。
据袁世硕回忆，文革时期，山大一些院系合并到曲师大，袁先生被安排到张稔穰所在的写作教研室教写作。两人彼此敬重相互切磋学问，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三年后袁先生返校回归到自己的老本行——古典小说，而张稔穰却在讲授写作课之余，潜心研究起古典小说来，不断有论文发表。只是和他的研究路数不同，“稔穰是用现代文学批评、鉴赏的方法，直接切入小说文本”，让袁先生感到惊奇的是，“我尚未来得及做的工作，稔穰竟先我做了，而且以其对小说的深知和超常的鉴赏力，在上述诸方面（塑造人物形象、情节结构、意境创造、语言艺术）都做出了独到的分析和论述。” [1] 10
袁先生说的没错，张稔穰生前对这段学术佳话也曾有过多次表述。张稔穰在写作课的教授过程中一直注意积淀小说素材，对一些文学现象有着敏锐的艺术体悟，但是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会去做些专门研究。袁世硕的到来对张稔穰来说是件学术生涯上的大事，不仅点燃了他对古代小说的研究热情，而且直接引导他叩响了聊斋学的大门。当时的聊斋学大都集中在对作者和版本的文献研究上，从文学内部出发探讨艺术规律和艺术特点的作品相对来说还较为薄弱，这也就是袁先生所说的“尚未来得及做的工作”。张稔穰结合自己的教学专长，走上了一条从理论建构和文学批评的角度研究《聊斋》艺术规律的探索之路。
《〈聊斋志异〉情节简论》（《文学遗产》1982年第1期）是他涉足《聊斋》研究的早期论文，初显了他敏锐的学术直觉和理论自觉。当时学界也有不少人注意到《聊斋》狐鬼形象的特殊性，通常的解释是人性与物性的叠加。而张稔穰指出狐鬼形象不是二者简单的相加，而是以“人”为主要特征而又带着某些“物”的特点的复合统一的艺术形象，是一个复杂而又辩证的形象思维过程。鬼狐形象的复合统一性决定了它的情节真实是生活逻辑和幻想逻辑辩证统一的真实，虚幻性情节的点化作用使真中有幻、幻中有真的特点表现得更突出，情节发展的趋势与主题表现、人物塑造之间存在着特异关系是《聊斋》虚幻性情节能够深刻反映现实的重要原因。一直到近三十年后的今天，这些卓识仍然带给我们很多启发。 《论〈聊斋志异〉的情节结构》（《蒲松龄研究》第一辑，1986年9月）是张稔穰独辟蹊径对《聊斋》情节的再度思考。张稔穰从性格逻辑、幻想逻辑、理念逻辑三个方面切入，指出志怪小说到了蒲松龄才自觉地使作品既体现性格逻辑又体现幻想逻辑，从而塑造了大量具有深广社会内涵又具有独特审美特点的鬼狐仙怪的形象。而一些受理念逻辑支配的作品，违背了文学发展的根本规律，削弱了作品的艺术性，是《聊斋》中的糟粕部分。
《论〈聊斋志异〉中鬼狐形象复合统一的特点》（《齐鲁学刊》1982年第1期）是张稔穰深入细致地探讨鬼狐形象塑造特点的论文。与前面提到的有学者认为鬼狐等非人形象是“人”和“物”的叠加一样，有学者坚持认为，蒲松龄笔下的鬼狐其实写的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人。这种说法，如果单从鬼狐形象的社会内涵和作者的创作目的来看有一定道理，但如果只把鬼狐形象简单地当作纯粹的世人来写，也就否定了这些形象的特殊性，从而也掩盖了作者意味深长的创作意图。针对这种观点，张稔穰认为这些鬼狐形象不是现实中的人，也不是现实中的“人”和自然界的“物”的简单镶嵌，而是以“人”的社会性为主体，有意识地揉合进某些“物”的属性的复合统一形象，它们是带着某种“物”的特点的“人”，而不是带着“人”的特点的“物”。袁世硕称赞说，这样的见解超越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之说，在更深的层次上揭示出了聊斋塑造狐鬼形象的奥秘。
《〈聊斋志异〉语言特色简论》（《文学遗产》1983年第2期）是张稔穰从语言的角度探讨《聊斋》艺术的论文。王渔洋曾经说《聊斋》语言“或探原左、国，或脱胎韩、柳，奄有众长，不名一格”（《聊斋文集·序》），是融汇百家的结果。固然有道理，但却没有认识到它“绝去町畦，自成一家”（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的独创性。在张稔穰之前，也有学者专门撰文探讨过《聊斋》的语言问题 [3] 240 ，认为《聊斋》的语言魅力在于作者发挥了文言简练含蓄的长处，具有鲜明的形象性，因此不时会出现言外之意、弦外之旨、象外之趣等。这些感受是非常正确的，但读后仍感意犹未尽。张稔穰认为，《聊斋》语言是生活神髓与文言体式对立统一的语言，适宜创造《聊斋》以真实与虚幻的对立统一为主要特征的艺术氛围。它所蕴含的生活神髓，有助于增强《聊斋》的现实真实感，而文言体式与生活语言的差距，则又与《聊斋》人物和事件的神秘性特点相适应。这些见解鞭辟入里、切中肯綮地抓住了《聊斋》语言最本质的特点，也较好地回答了何以《聊斋》语言不可以白话替代的问题，让人豁然开朗，耳目为之一新。
对于《聊斋》的评点，学界多认为但明伦为清代评点的“集大成者”。而张稔穰认为，冯镇峦的评点，指出蒲松龄以“人事之伦次”“百物之性情”说鬼说狐，抉发出了《聊斋志异》创作的最基本的经验；对这部小说的虚构性质有着非常明确的认识，并在小说评点史上第一次指出了浪漫主义小说所具有的真实性不是生活真实或事理真实，而是情理的真实等。冯镇峦的评点字数虽然不如但明伦多，但却抓住了《聊斋》创作中的重大问题，且多有洞幽烛微的发现，其成就超过了但明伦（《论冯镇峦〈聊斋志异〉评点的理论价值》，《光明日报》2006年1月13日文学遗产版）。张稔穰的观点刷新了学界的传统认识，吸引着大家对一些公论重新做出思考和定位。
《〈聊斋志异〉艺术研究》是张稔穰多年来研究《聊斋志异》的代表性论著。全书分“综论”“析论”两编，对《聊斋志异》的总体特点及各类作品的特点，分别进行了论析。上编偏重理性思辨，分别从人物、情节、意境、语言、美感、地位六个方面对聊斋艺术进行宏观把握，下编偏重感性分析，从聊斋的不同门类——爱情、官绅批判、科举批判、公案、世情、动物与志异笔记等分别进行微观透视，每一篇之前都有对该类题材的作品概括性的通说，然后是对典型作品的鉴赏。作者“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全书既有志怪小说发展的纵向贯通、各类题材小说之间的横向比较，又有典型篇目的精彩讲解，深刻的理性和优美的赏析相结合，不仅体现了作者博大的学术视野，更彰显了作者敏锐精微的艺术感受和独特深刻的艺术发现，可谓“词理意兴，无迹可求” [4] 688 。
三、张稔穰小说研究的学术特色和学术价值
2009年6月，张稔穰因病去世，年仅68岁。作为一个挚爱学术的研究者，他勤奋刻苦、笔耕不辍，拥有很多的学术潜力，匆匆离世令人惋惜。从1982年在《文学遗产》发表《〈聊斋志异〉情节简论》起，在近三十年艰辛的学术生涯中，张稔穰凭借着严谨与勤奋，以强烈的学术自觉和深刻的理性反思，把握时代脉搏，高瞻远瞩又心细如发，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学术思路、学术特点和学术价值，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总结起来，最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一）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纵横交织，构建系统严密的理论体系
八十年代及以前，古代小说研究多偏重于几部名著，对小说整体的宏观研究还较为薄弱。张稔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其敏锐的学术感知、深刻的理论架构和弘通开阔的学术视野，开始了对古代小说的整体审视和宏观把握，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他大量阅读古代文献资料和西方现代小说批评理论，在构建自己的理论王国时并不是简单地粘贴或镶嵌，而是融会贯通、为我所用，宏观架构和微观透视相结合，以大量文本材料为基础，游刃有余、左右逢源地构建了属于自己的一套严密系统的小说理论体系。而其中的很多概念，如“情节负荷”“单纯故事”“命运故事”“性格历史”“偶然因”“宿命因”“情感性格因”“鬼狐形象的复合统一”等，都是原创式的，且多被学界所引用。可以说，张稔穰给予学界的滋养和启示是非常丰富和深刻的。
（二）好学深思，不盲信权威，忠于自己的学术感觉
张稔穰忠于自己的艺术审美和艺术感觉，从不简单地盲信和附和权威，而是“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在深入理解领会小说文本的基础上，在主客融汇与心神冥会中做出自己独创性的学术发现，从而更加贴近小说艺术的真实风貌。比如，按照传统的观点，学界将作品的创作方法多是简单地划分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拿《三国演义》来说，章学诚在《丙辰札记》中说它“七分实事，三分虚构”，批评它不该虚构，以至于“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淆乱”；谢肇淛又批评它虚构的不够，“太实则近腐”。二人意见相左的批评依据就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要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三国演义》“作者的创作方法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他根据正史记载和民间传说加以扩展，估计人物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可能有的言语行动，作了生动的描绘。” [5] 27 而张稔穰对此并不苟同。他认为《三国演义》所写的许多事件和人物，都已不具备生活实像的性质，都不和生活真实处于同一层面上，从整体上说就不可能是现实主义或古典现实主义，而是将历史充分理想化了的理想主义。这些见解有理有据，令人重视。再比如他对假象寄兴在《聊斋》中相反相成的两种艺术构思的见解，他对《聊斋》整体意境的探讨，他对《聊斋》“双重艺术境界说”的提出等等，都是学术界的研究空白。“真积力久则入”，因为他的见解是建立在大量阅读文本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才能“出乎其外，得其高致”，发人之所未发。 （三）努力拓宽古代小说研究的张力空间，为古代文学的研究困境寻找出路
近三十年来，随着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硕士生、博士生的大量培养，古代文学的各个角落几乎都被纳入了研究的视野，要想找一个没有人涉足的选题非常困难。可以说，古代文学在表面繁荣的背后面临着严重的研究困境。究其原因多是因为古代文学作为一种已然的历史存在，不具有可再生性。张稔穰认为，新材料、新方法可以使古代文学的研究有所突破，但走出困境的根本方法，只能是把它由不可再生资源变为可再生资源。“当然，这不可能是古代文学本身的再生，而是在研究者观照下的意义的再生。”意义再生的重要途径就是将古代文学研究与其他事物联系起来，从而赋予古代文学以新的意义。他提倡打通古今、沟通中外，他的一些论文、论著，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研究趋向。他作为主持人之一申请的国家社科规划项目《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交流关系》以及省社科项目《儒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也是基于这样的学术理念，具有较强的前瞻性。
（四）学术风范与人格风范相融合，字里行间闪烁着以人为本的道德力量
张稔穰生前曾为曲阜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任山东省中国古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模范教师，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获政府特殊津贴和1999年度曾宪梓教育基金二等奖。“上善若水”，熟悉张稔穰的人都知道，他一贯谦逊平和、为人低调，是一个宽容仁慈的学界君子。他朴素自然、富有同情心，遇到贫穷者或落难者总要掏钱掏物体恤怜悯。节假日看到有因路远不能回家的学生，就和他们促膝谈心或者陪他们打球，用温暖宽怀的父爱师德默默地滋润他们的心田。尤其是他的博学而不自矜、亲切而不世故的师者风范，赢得了万千学生们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崇敬。“文如其人”，读他的文章和书，让人心折敬服的不只是学问，还有充溢在字里行间的慈悲、仁爱，一个娓娓而谈的宽厚长者在文字中彰显出来的道德力量。朱德发在祭奠他的挽联中写道：“稔穰于公于私，都是一个真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大写的人。”“稔穰潜心向学，耐得寂寞，发愤忘忧，诲人不倦——是真学者。他成就大器，不仅在同侪中出类拔萃，而且享誉国际——是曲阜师范大学的骄傲。”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张稔穰的背影虽然渐行渐远，但他独立深刻的学术思路、博大精深的理论建构以及厚德载物的人格魅力，带给我们学术滋养的同时，还带给我们更多的感动、更多的启发和思考……
参考文献：
[1]袁世硕.《聊斋志异》艺术研究序[J].蒲松龄研究，1995，（Z1）.
[2]刘方，孙逊.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现代学术范式的历史生成[J].文艺研究，2007，（12）.
[3]李厚基，韩海明.人鬼狐妖的艺术世界[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4]严羽.沧浪诗话·诗评[M]//历代诗话：下.北京：中华书局，1981.
[5]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责任编辑：李汉举）
关键词：张稔穰；古代小说；聊斋志异；理论体系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张稔穰（1941-2009），山东省巨野县人。1962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留校后长期执教于写作，后来潜心于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研究，成绩斐然。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小说艺术教程》（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聊斋志异〉艺术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蒲松龄与〈聊斋志异〉》（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稗海卮谈》（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古代小说鉴赏》（与刘富伟合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分体文学史·小说卷》（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聊斋志异〉评赏大成》（与人合著，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等。除此之外，张稔穰还在《文学遗产》《文学评论》《齐鲁学刊》等核心期刊发表《佛道影响与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色》《〈聊斋志异〉情节简论》《〈聊斋志异〉语言简论》《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艺术研究的基本轨迹》等四十余篇重要论文，其研究成果在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张稔穰突出的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研究上。一方面是宏观的综合性研究，尤其是《中国古代小说艺术教程》一书，如同袁世硕所说“对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做出了超乎寻常的探究，提出了许多新的启人心智的见解。”另一方面是对《聊斋志异》的专学研究，除了多篇重要论文以外，代表性的论著是《〈聊斋志异〉艺术研究》，“以其对中国小说的深知和超长的鉴赏力，在上述诸方面（人物形象、情节结构、意境创造、语言艺术）都做出了独到的分析和论述” [1] 9 。下面主要从这两个方面对张稔穰的学术理念、学术思想和学术特点展开探讨。
一、张稔穰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宏观研究
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宏观研究是张稔穰学术研究的重点，不仅体现了他敏锐的学术自觉和开阔的学术视野，更体现了他构建宏富周谨、系统严密的小说理论体系的综合能力。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特色和艺术规律的宏观研究
从学术研究史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传统的小说批评主要以序跋和小说评点为主，虽然对小说艺术创作规律的探讨多有创见，但丛残小语破碎支零，缺少“史”的整体把握和系统归纳。尤其是小说评点，包括回批、眉批、旁批、双行夹批等多种形式，直观性、即兴性的意味更浓，因此多被人诟病斥之为“八股文法”。晚清时期，小说评点虽然在数量和影响上仍然占有主流话语，但是却呈现出日渐衰弱的态势 ① 。20世纪初，在梁启超、王国维的努力下，传统的学术范式开始向现代学术范式发生转变。尤其是王国维，他把西方哲学思想和美学观念引进小说批评，以人为本，提倡学术独立，其《红楼梦评论》以叔本华、尼采等西方哲学观点作为小说批评的理论基础，从文学悲剧的角度解读小说，是现代意义上小说批评范式正式确立的标志性作品。
“五四”以后，科学和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小说研究急需新的批评方法。胡适将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用于通俗小说的研究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本事考辨、版本校勘与训诂考据为基础，用“历史演进法”去观照中国长篇章回小说，在学界产生了较为普遍的影响。鲁迅早年留学日本，接受了日本治学的现代学术理念，又有着较为深厚的旧学功底和文学创作能力，其《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考评精到，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其《中国小说史略》摆脱了传统的对个别作家作品进行点评或考证本事的方式，以时代为经，以小说流派和小说类型为纬，首次从史的角度勾勒出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基本框架，确立了小说史的编撰体例和理论架构，获得了学界的高度赞赏 ① ，从而“成为至今在许多方面仍然无法被后人超越的经典” [2] 55 。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因为鲁迅独特深刻的小说批评理论和科学系统的小说史体系让人叹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鲁迅以后，小说批评受中国政治因素的影响，多以阶级观念、阶级斗争、人民性等非文学因素作为小说评价的准绳，偏离了小说自身的文学属性，这对小说批评来说无疑于灭顶之灾。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小说研究同其它的文学研究一道脱离了政治的牢笼开始向人性、文学性回归，文学研究界洋溢着以科学主义、人文主义为核心的文化——学术思潮，考证热、美学热、主题热、文化热、方法论热等，整个小说界百花齐放，开始了小说研究的新局面。张稔穰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走上小说艺术研究的学术之路的。
张稔穰最初是从研究《聊斋志异》起步的，后来由点到面扩而大之，开始了对古代小说艺术的整体思考和宏观研究。《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艺术演进的基本轨迹》（《齐鲁学刊》1991年第1期）和《论中国古代小说情节艺术的演进轨迹》（《济宁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1年第10期全文转载）等就是这方面的成果。在《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艺术演进的基本轨迹》一文中，他面对古代长篇小说演进线索不清晰不单纯、品种类型在发展过程中不是单线独进而是多线并驱、在艺术质量上不是从低到高有些作品甚至一出现就是顶峰等复杂情况，不畏浮云遮眼，从创作思维定势、创作方法、典型塑造等三个角度切入，指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不约而同地遵循着从远距离寄托到近距离观照、从理想主义到写实主义、从理念孕育到生活孕育的艺术发展规律，高屋建瓴、纲举目张地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艺术演进的轨迹清晰地梳理出来，见解精辟独到，让人耳目一新。 在《论中国古代小说情节艺术的演进轨迹》一文中，张稔穰视野更加高阔深远，他把古代小说视为一个不断发展进化的整体，从情节负荷、情节审美观念、情节内部的因果关系、情节结构形态等四个方面对其情节艺术的演进轨迹作了细致的探讨。张稔穰认为，随着小说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演进，小说情节由初级的单纯故事逐渐上升到命运故事和性格历史，其审美观念也由初级的追求怪异之奇逐渐上升到庸常之奇和无奇之奇，小说内部的因果关系由简单的偶然因到宿命因最后上升到情感性格因，结构形态也由单线纵贯到单线组合最后上升为网状平展。这些观点深入到文学艺术的内部，准确地把握住中国古代小说艺术跳动的脉搏，让人豁然开朗、耳目一新。
对于一些归类相同的作品，作者并不简单地一扫而过，而是沿波探源、一丝不苟地指出他们之间的同中之异。比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结构模式，美国学者韩南在《早期中国小说》中将它们笼统地归并为“连合布局”，以和“单体布局”的短篇小说相区分。而张稔穰把它们认定为同是单线组合模式之后，又缜密谨严地指出了它们之间的差异：《三国演义》是对许多单线纵贯的情节单元所进行的“联合布局”，前后变化不大。而《水浒传》却如长江水系，七十一回前犹如百川汇聚逐渐形成江流水系，七十回后便如长江主干形成后的奔流而下，直泻东海。其中人物连环中的每一环，重大事件中的每一件，都包括一个或几个单线纵贯式的情节单元，又都附着在被逼上梁山和为朝廷效力这根总的结构线索上。难能可贵的是，在对中国古代小说情节艺术的演进轨迹进行了清晰的梳理之后，作者顺势徐徐指出，中国古代小说的情节艺术是逐步趋于成熟的，那些认为中国古代小说只有长长短短故事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有理有据、语重心长，让那些认为“五四以前，中国没有小说”“中国古代除了《红楼梦》外，没有小说作品”等民族虚无主义的错误观点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
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点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学界并没有给出一个比较全面和深刻的结论。原因是多数人只注意到儒家思想和史转文学对小说的影响而忽略了佛、道等其他因素，没有把小说放在一个思想和文化的大系统中进行动态的、全方位的研究。张稔穰在《佛、道影响与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色》（《文学评论》1989年第6期）一文中，详细地探讨了佛、道思想对古代小说思想结构、形象构成和表现手段的影响，指出“假象见义”方法的运用使小说具有隐喻性、象征性特征，它可以虚拟带有夸张性的典型情节，使作品的题旨精神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使一部分小说的创作方法趋向于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这对儒家政教工具论影响下的小说直露浅薄的缺点是一个很好的矫正。“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色，就应当是包括佛、道宗教思想在内的影响古代小说的各种力量错综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只考察某一个或少数几个方面的影响，……显然是过于表面化、简单化了。”
《史传影响与中国古代小说民族特征的宏观考察》（《齐鲁学刊》1988年第5期）是张稔穰从史传影响的角度宏观考察古代小说民族特征的文章。该文从人类艺术的源头——神话入手，比较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差异，然后将聚焦点集中到中国小说上，指出史传文学的影响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征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古代小说内部有着许多史传文学的遗传基因和印记，而史传文学在题材、结构形态、历史包容和叙述视角给予小说以充足养分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小说的进一步发展，限制了小说的想象和虚构，妨碍了作者对现实生活作更高层次的概括，限制了小说反映现实的功能。他以胡应麟为例，指出胡在当时看重小说的虚构，识见已非一般，但只承认踵事增华的创作方法，而不承认没有事实依傍或古书记载的虚构，是非常可惜和局限的。学界对胡应麟看重小说虚构一向褒扬有加，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对“虚构”并非一概认同，而是有选择性的。张稔穰的深思独立、精细严谨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古代小说艺术教程》是一部自成体系、史论结合、综合研究古代小说艺术问题的专著，43万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初版，1998年再版，被多所高校文学院列为研究生必读书目，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同行的认可和肯定。这部著作虽然是在张稔穰发表的多篇学术论文的基础上依出版社的建议加以补充和连缀而成，但并不是作家作品思想艺术或者几篇论文的简单拼凑和叠加，而是作者以更加恢弘的气度和广阔的视野、以更加严密的体系和贯通的脉络宏观观照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发展轨迹的一部学术力著。该书以丰厚的小说研究史料和小说文本为基础，以谨严的小说理论和哲学思辨对研究对象进行理性观照，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勾勒出小说艺术“史”的轨迹、小说与周遭文化的互渗关系、小说艺术的高超技巧等，较好地实现了作者“艺术”和“教程”、宏观和微观紧密结合考察古代小说的初衷。
该书体系宏阔、博大精深，由上、中、下三编组成，上编“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发展”，分别介绍中国古代小说的起源，文言小说、白话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艺术发展轨迹。中编“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古代小说”，分别介绍史传文学、儒家思想、佛教道教、说话艺术、古典诗词对古代小说艺术的影响。下编“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技巧”，分别介绍古代小说在形象塑造、情节结构和语言运用等方面的艺术发展脉络和具体经验。而对于每一章每一节具体问题的陈述，作者又能紧密结合文本，层层剥笋般直入被观照对象的内部，细密周瑾地揭示出文学的本质，从不作空泛抽象之谈。比如第二章对唐传奇艺术的探讨一节，先对其文学渊源和发展概况做了细致的梳理之后，作者从构成内涵、艺术方法上对之进行了深入详细的分析，对于一本43万字的大书来说唐传奇所占的比例到此结束也不为过。但探讨并没有停止，作者又进一步追踪摄迹，从情节特色和结构体制、成功的形象塑造、精巧的艺术构思等多个方面对之进行了周密的观照，精细深刻、详实丰赡令人叹绝。
（二）对中国古代小说史的梳理编撰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以及社会学批评方法的确立，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编撰小说史的高潮。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先后出版的还有张静庐的《中国小说史大纲》、郭希汾的《中国小说史略》、阿英的《晚清小说史》、谭正璧的《中国小说发达史》、郭箴一的《中国小说史》等。但除了阿英在体例上开创了断代小说史研究的先河外，大都没有突破鲁迅的小说史体例，在思想和内容上也没有多少创新之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小说史的编撰再掀高潮。改革开放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西方理论的涌入打开了人们的思路，这一时期的研究方法趋于多元，出现了许多小说题材史、体裁史、断代史、通史等专著 ① 。1996年，山东省教委高教处针对本省高师中文系教材陈旧等问题，（仍在使用三十多年的游国恩等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和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决定启用一批知识储备、理论修养较为深厚的专家重新编写一套《中国分体文学史》教材，分“诗歌卷”“散文卷”“戏曲卷”“小说卷”等四卷，和相应题材的作品选四卷配套平行使用。张稔穰负责编写其中的“小说卷”。他编写的小说史以小说文体的发展为线索，吸收了近三十年来相关研究的优秀成果，既强调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讲授，又不蹈常袭故，也不务新尚奇，既保证了教材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又能在平实稳妥中构建一个严谨开放、老成求新的知识体系，在名目繁多的小说史编撰中较有特色，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 （三）打通古今界限，扩大古代小说研究领域
“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巨大变革，文学遂有了新旧之分。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文学研究分成了古代、近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壁垒分明的两个领域。“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真正断裂了文化与文学传统？这是学术界争议纷纭的话题。张稔穰认为“无论新文学、旧文学，都是中国人所创作，写中国人、记中国事、抒民族情的文学，这就决定了不管变革多么深刻，面貌多么不同，二者之间都不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断裂’，而必然存在着或隐或显的内在联系。”古代文学的精神内核和优秀传统，都将作为有益的营养被现当代文学所吸收和接受。将二者联系起来，观照古代文学有哪些东西值得继续借鉴，哪些东西应当淘汰，不仅为构建、繁荣当代新文学服务，而且古代文学也会呈现出新的意义。“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从总体上说，应该进一步拓宽自己的视野，在文化传统内部和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融汇起来，在传统之外瞄准世界新文化的建构，充分阐释它适应二十一世纪时代需要的内涵。”（《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百年学科沉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也只有如此，才能实现古代文学研究“古为今用”的真正意义。
近年来，打通古今界限、将二者贯通起来研究逐渐成为一些有志之士的共识。其实张稔穰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开始身体力行地沟通古今了，这完全出自于一个学者敏锐的学术感知和可贵的学术自觉。他的《〈聊斋志异〉在我国古代短篇小说艺术发展史上的地位》（第二次全国蒲松龄学术讨论会论文，1985年10月），就是把《聊斋志异》放在古今短篇小说发展的链条进行观照和审视的。经过一番比较研究后他得出结论：《聊斋志异》在截取生活的方式、情节结构的格局、题材的选择处理、艺术功能等方面与前代短篇小说有了很大的不同，这是它的新质。它所反映出来的作家的世界观、内容和形式虽与现代短篇小说不同，但它重视个性化艺术形象的塑造，重视怪异题材的生活化处理及情节的横向扩展，重视作品的讽喻性、抒情性功能，又与现代短篇小说的艺术精神息息相通。《芸斋小说与古代文学》（《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1期）也是沟通古今的一篇论文，虽然发表时间较晚，但却是他很久以前就存惑留意的一个问题。据作者自己说，他在二十多年前读到几篇孙犁的芸斋小说，当时的印象是“十分类似笔记小说”，最近读到孙犁晚年的作品，终于印证了自己多年前的直觉，原来孙犁特别推崇司马光的《悚水纪闻》、欧阳修的《归田录》、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等，的确是对古代笔记小说情有独钟。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通过丰富的材料和细密的勘比得出结论：孙犁晚年创作的芸斋小说，借鉴了古代散文的笔法，继承发展了古代笔记小说的传统，可称之为带有散文特点的白话笔记小说。孙犁的创作实践，“再一次昭示出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内在联系”。
二、张稔穰对《聊斋志异》的专学研究
张稔穰虽然是以对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宏观研究享誉学术界，而他的学术起步却是从《聊斋志异》开始的。《聊斋志异》是张稔穰学术研究的出发点，也是他一生最为热爱、付出心血最多也最有创见的学术阵地。
和其他重要的古代小说作品一样，《聊斋志异》在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的过程中，辗转众手，存在着版本众多、真伪掺杂难辨、有些重要文献甚至流传海外的复杂情况 ① ，所以，对作者、作品、研究资料等文献的收集、整理、校勘、考辨等工作一直是这门专学的研究热点。老一辈学人胡适、鲁迅、朱一玄、叶德君、路大荒、张友鹤等在材料的收集和整理方面做了许多基石的工作。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一些重要文献的陆续发现，以《蒲松龄研究》为重要的学术阵地，聊斋学在资料的校勘、辑佚等方面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袁世硕就是其中较有影响的学者之一，其《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齐鲁书社1988年版）对作者生平、创作、版本、本事等问题进行详实的考辨，对前代学者的疏漏之处商榷指正，是聊斋研究的重要成果。
据袁世硕回忆，文革时期，山大一些院系合并到曲师大，袁先生被安排到张稔穰所在的写作教研室教写作。两人彼此敬重相互切磋学问，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三年后袁先生返校回归到自己的老本行——古典小说，而张稔穰却在讲授写作课之余，潜心研究起古典小说来，不断有论文发表。只是和他的研究路数不同，“稔穰是用现代文学批评、鉴赏的方法，直接切入小说文本”，让袁先生感到惊奇的是，“我尚未来得及做的工作，稔穰竟先我做了，而且以其对小说的深知和超常的鉴赏力，在上述诸方面（塑造人物形象、情节结构、意境创造、语言艺术）都做出了独到的分析和论述。” [1] 10
袁先生说的没错，张稔穰生前对这段学术佳话也曾有过多次表述。张稔穰在写作课的教授过程中一直注意积淀小说素材，对一些文学现象有着敏锐的艺术体悟，但是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会去做些专门研究。袁世硕的到来对张稔穰来说是件学术生涯上的大事，不仅点燃了他对古代小说的研究热情，而且直接引导他叩响了聊斋学的大门。当时的聊斋学大都集中在对作者和版本的文献研究上，从文学内部出发探讨艺术规律和艺术特点的作品相对来说还较为薄弱，这也就是袁先生所说的“尚未来得及做的工作”。张稔穰结合自己的教学专长，走上了一条从理论建构和文学批评的角度研究《聊斋》艺术规律的探索之路。
《〈聊斋志异〉情节简论》（《文学遗产》1982年第1期）是他涉足《聊斋》研究的早期论文，初显了他敏锐的学术直觉和理论自觉。当时学界也有不少人注意到《聊斋》狐鬼形象的特殊性，通常的解释是人性与物性的叠加。而张稔穰指出狐鬼形象不是二者简单的相加，而是以“人”为主要特征而又带着某些“物”的特点的复合统一的艺术形象，是一个复杂而又辩证的形象思维过程。鬼狐形象的复合统一性决定了它的情节真实是生活逻辑和幻想逻辑辩证统一的真实，虚幻性情节的点化作用使真中有幻、幻中有真的特点表现得更突出，情节发展的趋势与主题表现、人物塑造之间存在着特异关系是《聊斋》虚幻性情节能够深刻反映现实的重要原因。一直到近三十年后的今天，这些卓识仍然带给我们很多启发。 《论〈聊斋志异〉的情节结构》（《蒲松龄研究》第一辑，1986年9月）是张稔穰独辟蹊径对《聊斋》情节的再度思考。张稔穰从性格逻辑、幻想逻辑、理念逻辑三个方面切入，指出志怪小说到了蒲松龄才自觉地使作品既体现性格逻辑又体现幻想逻辑，从而塑造了大量具有深广社会内涵又具有独特审美特点的鬼狐仙怪的形象。而一些受理念逻辑支配的作品，违背了文学发展的根本规律，削弱了作品的艺术性，是《聊斋》中的糟粕部分。
《论〈聊斋志异〉中鬼狐形象复合统一的特点》（《齐鲁学刊》1982年第1期）是张稔穰深入细致地探讨鬼狐形象塑造特点的论文。与前面提到的有学者认为鬼狐等非人形象是“人”和“物”的叠加一样，有学者坚持认为，蒲松龄笔下的鬼狐其实写的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人。这种说法，如果单从鬼狐形象的社会内涵和作者的创作目的来看有一定道理，但如果只把鬼狐形象简单地当作纯粹的世人来写，也就否定了这些形象的特殊性，从而也掩盖了作者意味深长的创作意图。针对这种观点，张稔穰认为这些鬼狐形象不是现实中的人，也不是现实中的“人”和自然界的“物”的简单镶嵌，而是以“人”的社会性为主体，有意识地揉合进某些“物”的属性的复合统一形象，它们是带着某种“物”的特点的“人”，而不是带着“人”的特点的“物”。袁世硕称赞说，这样的见解超越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之说，在更深的层次上揭示出了聊斋塑造狐鬼形象的奥秘。
《〈聊斋志异〉语言特色简论》（《文学遗产》1983年第2期）是张稔穰从语言的角度探讨《聊斋》艺术的论文。王渔洋曾经说《聊斋》语言“或探原左、国，或脱胎韩、柳，奄有众长，不名一格”（《聊斋文集·序》），是融汇百家的结果。固然有道理，但却没有认识到它“绝去町畦，自成一家”（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的独创性。在张稔穰之前，也有学者专门撰文探讨过《聊斋》的语言问题 [3] 240 ，认为《聊斋》的语言魅力在于作者发挥了文言简练含蓄的长处，具有鲜明的形象性，因此不时会出现言外之意、弦外之旨、象外之趣等。这些感受是非常正确的，但读后仍感意犹未尽。张稔穰认为，《聊斋》语言是生活神髓与文言体式对立统一的语言，适宜创造《聊斋》以真实与虚幻的对立统一为主要特征的艺术氛围。它所蕴含的生活神髓，有助于增强《聊斋》的现实真实感，而文言体式与生活语言的差距，则又与《聊斋》人物和事件的神秘性特点相适应。这些见解鞭辟入里、切中肯綮地抓住了《聊斋》语言最本质的特点，也较好地回答了何以《聊斋》语言不可以白话替代的问题，让人豁然开朗，耳目为之一新。
对于《聊斋》的评点，学界多认为但明伦为清代评点的“集大成者”。而张稔穰认为，冯镇峦的评点，指出蒲松龄以“人事之伦次”“百物之性情”说鬼说狐，抉发出了《聊斋志异》创作的最基本的经验；对这部小说的虚构性质有着非常明确的认识，并在小说评点史上第一次指出了浪漫主义小说所具有的真实性不是生活真实或事理真实，而是情理的真实等。冯镇峦的评点字数虽然不如但明伦多，但却抓住了《聊斋》创作中的重大问题，且多有洞幽烛微的发现，其成就超过了但明伦（《论冯镇峦〈聊斋志异〉评点的理论价值》，《光明日报》2006年1月13日文学遗产版）。张稔穰的观点刷新了学界的传统认识，吸引着大家对一些公论重新做出思考和定位。
《〈聊斋志异〉艺术研究》是张稔穰多年来研究《聊斋志异》的代表性论著。全书分“综论”“析论”两编，对《聊斋志异》的总体特点及各类作品的特点，分别进行了论析。上编偏重理性思辨，分别从人物、情节、意境、语言、美感、地位六个方面对聊斋艺术进行宏观把握，下编偏重感性分析，从聊斋的不同门类——爱情、官绅批判、科举批判、公案、世情、动物与志异笔记等分别进行微观透视，每一篇之前都有对该类题材的作品概括性的通说，然后是对典型作品的鉴赏。作者“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全书既有志怪小说发展的纵向贯通、各类题材小说之间的横向比较，又有典型篇目的精彩讲解，深刻的理性和优美的赏析相结合，不仅体现了作者博大的学术视野，更彰显了作者敏锐精微的艺术感受和独特深刻的艺术发现，可谓“词理意兴，无迹可求” [4] 688 。
三、张稔穰小说研究的学术特色和学术价值
2009年6月，张稔穰因病去世，年仅68岁。作为一个挚爱学术的研究者，他勤奋刻苦、笔耕不辍，拥有很多的学术潜力，匆匆离世令人惋惜。从1982年在《文学遗产》发表《〈聊斋志异〉情节简论》起，在近三十年艰辛的学术生涯中，张稔穰凭借着严谨与勤奋，以强烈的学术自觉和深刻的理性反思，把握时代脉搏，高瞻远瞩又心细如发，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学术思路、学术特点和学术价值，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总结起来，最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一）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纵横交织，构建系统严密的理论体系
八十年代及以前，古代小说研究多偏重于几部名著，对小说整体的宏观研究还较为薄弱。张稔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其敏锐的学术感知、深刻的理论架构和弘通开阔的学术视野，开始了对古代小说的整体审视和宏观把握，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他大量阅读古代文献资料和西方现代小说批评理论，在构建自己的理论王国时并不是简单地粘贴或镶嵌，而是融会贯通、为我所用，宏观架构和微观透视相结合，以大量文本材料为基础，游刃有余、左右逢源地构建了属于自己的一套严密系统的小说理论体系。而其中的很多概念，如“情节负荷”“单纯故事”“命运故事”“性格历史”“偶然因”“宿命因”“情感性格因”“鬼狐形象的复合统一”等，都是原创式的，且多被学界所引用。可以说，张稔穰给予学界的滋养和启示是非常丰富和深刻的。
（二）好学深思，不盲信权威，忠于自己的学术感觉
张稔穰忠于自己的艺术审美和艺术感觉，从不简单地盲信和附和权威，而是“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在深入理解领会小说文本的基础上，在主客融汇与心神冥会中做出自己独创性的学术发现，从而更加贴近小说艺术的真实风貌。比如，按照传统的观点，学界将作品的创作方法多是简单地划分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拿《三国演义》来说，章学诚在《丙辰札记》中说它“七分实事，三分虚构”，批评它不该虚构，以至于“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淆乱”；谢肇淛又批评它虚构的不够，“太实则近腐”。二人意见相左的批评依据就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要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三国演义》“作者的创作方法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他根据正史记载和民间传说加以扩展，估计人物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可能有的言语行动，作了生动的描绘。” [5] 27 而张稔穰对此并不苟同。他认为《三国演义》所写的许多事件和人物，都已不具备生活实像的性质，都不和生活真实处于同一层面上，从整体上说就不可能是现实主义或古典现实主义，而是将历史充分理想化了的理想主义。这些见解有理有据，令人重视。再比如他对假象寄兴在《聊斋》中相反相成的两种艺术构思的见解，他对《聊斋》整体意境的探讨，他对《聊斋》“双重艺术境界说”的提出等等，都是学术界的研究空白。“真积力久则入”，因为他的见解是建立在大量阅读文本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才能“出乎其外，得其高致”，发人之所未发。 （三）努力拓宽古代小说研究的张力空间，为古代文学的研究困境寻找出路
近三十年来，随着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硕士生、博士生的大量培养，古代文学的各个角落几乎都被纳入了研究的视野，要想找一个没有人涉足的选题非常困难。可以说，古代文学在表面繁荣的背后面临着严重的研究困境。究其原因多是因为古代文学作为一种已然的历史存在，不具有可再生性。张稔穰认为，新材料、新方法可以使古代文学的研究有所突破，但走出困境的根本方法，只能是把它由不可再生资源变为可再生资源。“当然，这不可能是古代文学本身的再生，而是在研究者观照下的意义的再生。”意义再生的重要途径就是将古代文学研究与其他事物联系起来，从而赋予古代文学以新的意义。他提倡打通古今、沟通中外，他的一些论文、论著，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研究趋向。他作为主持人之一申请的国家社科规划项目《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交流关系》以及省社科项目《儒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也是基于这样的学术理念，具有较强的前瞻性。
（四）学术风范与人格风范相融合，字里行间闪烁着以人为本的道德力量
张稔穰生前曾为曲阜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任山东省中国古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模范教师，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获政府特殊津贴和1999年度曾宪梓教育基金二等奖。“上善若水”，熟悉张稔穰的人都知道，他一贯谦逊平和、为人低调，是一个宽容仁慈的学界君子。他朴素自然、富有同情心，遇到贫穷者或落难者总要掏钱掏物体恤怜悯。节假日看到有因路远不能回家的学生，就和他们促膝谈心或者陪他们打球，用温暖宽怀的父爱师德默默地滋润他们的心田。尤其是他的博学而不自矜、亲切而不世故的师者风范，赢得了万千学生们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崇敬。“文如其人”，读他的文章和书，让人心折敬服的不只是学问，还有充溢在字里行间的慈悲、仁爱，一个娓娓而谈的宽厚长者在文字中彰显出来的道德力量。朱德发在祭奠他的挽联中写道：“稔穰于公于私，都是一个真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大写的人。”“稔穰潜心向学，耐得寂寞，发愤忘忧，诲人不倦——是真学者。他成就大器，不仅在同侪中出类拔萃，而且享誉国际——是曲阜师范大学的骄傲。”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张稔穰的背影虽然渐行渐远，但他独立深刻的学术思路、博大精深的理论建构以及厚德载物的人格魅力，带给我们学术滋养的同时，还带给我们更多的感动、更多的启发和思考……
参考文献：
[1]袁世硕.《聊斋志异》艺术研究序[J].蒲松龄研究，1995，（Z1）.
[2]刘方，孙逊.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现代学术范式的历史生成[J].文艺研究，2007，（12）.
[3]李厚基，韩海明.人鬼狐妖的艺术世界[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4]严羽.沧浪诗话·诗评[M]//历代诗话：下.北京：中华书局，1981.
[5]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责任编辑：李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