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阎连科至今对6年前的一次观影经历念念不忘。
　　那年夏天，无论是媒体还是普通观众，都在讨论着一部讲述“90后”青春故事的电影。按捺不住好奇，55岁的阎连科跑到电影院排队买票，当售票员让他选座时，他有些不好意思，低头说“最后一排最角落的位置”。坐在一帮年轻人的后面，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作家认真地看完了116分钟的电影，直到片尾曲结束。走出影院，他有些恍惚：这也叫电影吗？这个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次观影经历对阎连科的直接影响是，他决定要做一件事：自编、自导、自演一部电影，让自己从贫穷而又自命清高的文学队伍中，一跃跨进电影行业。“让那些为名声、票房、片酬、奖项而每日奋斗的导演和演员，完全折服于这部电影。”
　　在内心里演绎了多次这部电影“先冷后热、前寂后炸”的场景之后，阎连科找来导演顾长卫、作家蒋方舟、编剧杨薇薇等，开始筹谋创作这部“名利双收”的电影《速求共眠》。电影的故事用阎连科的话说是“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来自山区的中年农民工与北京大学女研究生之间的情感纠葛，阎连科自己演农民工，蒋方舟则演青春靓丽的女研究生。这个“伟大的计劃”后来落了空，阎连科“奋不顾身追名逐利之途”也随之中断。
　　“我错失了一次当最佳男主角的机会。”6年后，回忆起曾经折戟的电影梦，阎连科调侃道。关于那场逐梦之旅，他并没有浪费，而是写进了自己的最新长篇小说《速求共眠》中。

一场失败的电影实验

　　“写《速求共眠》目的很明确——希望和读者见面、交流，告诉读者这个作家还在写作，还在对文学进行思考。”阎连科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他称这次写作是“对自己的一种背叛”——早些时候，有人问他“为谁写小说”，他的答案是：为自己的内心世界。
　　小说《速求共眠》讲述的是一部电影剧本《速求共眠》诞生的过程。阎连科将他自己、顾长卫、蒋方舟都写进了小说，而且都是“本色出演”：一天，作家阎连科偶然看到一篇微信文章，讲的是中年农民工李撞与北大女研究生李静的爱情故事。他找到顾长卫、蒋方舟等人商量，想把它拍成一部电影，几人一拍即合。
　　为了写剧本，阎连科进行了一场田野式的调查：回到家乡采访李撞和乡邻，又在北京找到李撞的儿子、工友和李静，还查阅警察办案的笔录。在调查过程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说法，不断推翻、不断更新。
　　关于李撞与李静的纠葛，李撞的说法是这样的：工友麦子与他打赌，“如果与李静约上会，给你2000块”，为了钱，他对李静纠缠不休;到了麦子那里，则变成李撞看上李静家有钱，企图勾引她，之后财色双收;而在女主角李静的口中，起因是李撞拾到她的钱包之后归还，她觉得这个人实在、淳朴，两人一来二往有了感情……
　　最终，阎连科写成的剧本《速求共眠》，与最初设定的“讲述李撞和李静的畸恋”不同，是另一个版本：李静因留京不成深受打击，和院长提出愿意接受潜规则被拒，之后举着“走近我，速求共眠”的牌子以示对抗，正好遇到李撞。结局是两人恢复理智，友好相处，但已没有爱情的纠葛。面对这样的剧本，顾长卫毫无兴趣，电影不了了之。
　　整部小说故事环环递进，反转莫测。在写作手法上，阎连科也“放飞自我”，将同名纪实小说、调查过程、访谈实录、审判记录、电影剧本等多种体裁信手拈来，一一呈上，虚实交错，扑朔迷离。
　　“真实否定虚构，虚构否定真实，七八种声音相互交错，叫嚣来叫嚣去，最后闹得一片乱象，谁也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和现实相当吻合的——到处充满着谎言。”阎连科说，“我想，它给读者带来的愉悦和趣味都超越我以前的小说，丢失了以往小说的沉重感，恢复到一种纯粹的阅读趣味上来。”多年写作经验，让他深知什么样的作品更易被接受。
　　作为整件事情的亲历者，蒋方舟对小说《速求共眠》有自己的理解。在她看来，小说最独特、最有趣的是“充满了对撞”，“有代际之间、城乡之间的对撞，包括作家阎连科与现实之间的对撞。更重要的是这些对撞，作者并没有给出答案，而是参与其中”。
　　“在这些对撞中，人的困境和人性的弱点展露无遗。”阎连科说，文学的意义就此完成。

走出田湖

　　《速求共眠》中的男主角李撞，是生活在河南皋田村的农民。在阎连科的笔下，这个偏远的小村庄发生着荒诞的故事——青年李撞强奸了同村女子，之后两人成婚生子。妻子过世后，为了供儿子读书，他将妻子的骨灰卖于邻村之人，等那人哥哥去世后合葬。
　　“看起来不可思议，但在乡村确实发生着。这正是普通农民的苦难或者说困境。”阎连科说。写作40年，他的文字和故事都紧紧地依附在乡村的土地上，尽管他已从乡村出走多年。

　　如同高密之于莫言，商洛之于贾平凹，梁庄之于梁鸿，阎连科“写作用之不尽的一眼泉”源自故乡田湖。2018年，他追忆童年的记忆，追寻作为作家的他与村庄的关系，写成一本书，取名《田湖的孩子》。 　　在阎连科的记忆中，田湖最早是有寨墙的，是用夯板夯打起来的土围，一丈多高、一丈多厚。寨门楼是用八斤重的古砖砌成，寨门上的大铁钉，“圆圆鼓鼓凸起来，美如孩童的拳头般”。那时候，村里的富人家多烧煤，制作煤饼需用黏土做“煤土”，人们便到寨墙上取土，取着取着，寨墙就轰然倒塌了。
　　少年阎连科经历着田湖的繁盛和衰落，眼看着父亲勤苦劳作，把家中的草房变成瓦房。因为这稀有的“瓦房”，一个来自省会郑州的小女孩见娜“掉”到了他们家——村里要修公路大桥，见娜的父亲是郑州建筑公司的技术员，临时住进他家。
　　“那是我这一生中见到的第一个城市人。”阎连科回忆说。一个是城市少女，一个是农村少年，两人从误解走向相知。等到公路大桥修好，见娜一家仓促离开。阎连科很失落，从桥头爬上桥面，望着远伸的沙土公路，突然有了一个念头：从这里走出，离开家和村庄，走到世界之外的洛阳和郑州，到达一个新世界。
　　阎连科的第一次出走发生在10岁左右。他沿着大堤走离村庄，计划着蹚过伊河水，爬到伏牛山的九皋主峰上——听说李白上过那山峰，“我蓄意要爬到那山上，想象着和李白一样坐在山顶，诗兴大发”。但最终落空——他在半路上碰到了三姑父，被揪了回去。
　　离开的向往和冲动一直萦绕在阎连科的心中。第二次出走是在14岁那年的暑假，他打着“去洛阳打工”的幌子，开始了一场远行。倔强的他背上行囊，独自一人一步步向着洛阳进发，晚上睡在沿路村庄的麦场屋，饿了摘路边果园的苹果。最终经过长途跋涉，他到了洛陽——人生中踏入的第一个大城市，“满目新鲜”。
　　如果说见娜的到来，让阎连科萌生了逃离土地的欲念，那么知青们的到来和他们的故事，“让那种子似的欲念，开始了一种莫名的水润膨胀”。
　　1975年的一天，阎连科在姐姐的床头拿到一部小说，书名是《分界线》，作者张抗抗。小说的具体情节，他早已记不清，但封底上的简介仍记忆犹新，一个北大荒的女知青，被调到了哈尔滨，凭借的正是这部小说。“这使我茅塞顿开，原来写小说就能离开农村了，就能进到城里了。”
　　之后，阎连科便开始偷偷地写小说。白天上学读书，晚上点上油灯写。高中辍学后，他到工地打工，在山上搬石头抡锤的间隙，默默地趴在屋里写。1978年下半年，他终于完成了人生的第一部小说。那年年底，怀揣着逃离土地的梦想，阎连科报名当兵。不久之后，他回头去找那部完成的小说，早已不见踪影——母亲在烧饭时，拿那小说做烧火的引子，差不多全烧了。
　　当兵的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阎连科发表了处女作《天麻的故事》。故事讲述一名士兵想入党，给指导员送了一斤天麻。指导员拒收，还写了一封信，告知他入党要如何表现，但不能送礼。因为发了一整版文章，他轰动全军，还得到8块钱的稿费。

拥抱苦难不是一个轻松的姿态

　　上世纪80年代，文学进入黄金时代。当时，纯文学上的“改革”“反思”“寻根”“先锋”等潮流纷纷涌现：史铁生因《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一举成名;韩少功的《文学的根》与《爸爸爸》被视为寻根小说代表作;莫言以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轰动文坛。
　　年轻的阎连科不甘落后，陆续写了自己的“系列”作品：有讲述清明上河图里市井人情的“东京九流人物系列”;有以故乡瑶沟为背景，讲述主人公在土地上为读书、为爱情、为求职苦苦挣扎的“瑶沟系列”;有以“农民军人”为主题的“和平军旅系列”。“都是很传统的写作，几乎都是垃圾，现在都不会去看了。”多年之后，再次提及早期作品，阎连科如是说。
　　这样“劳动模范”般的写作，几年消耗下来，阎连科的身体垮了。1991年的一天，他起床时左腿麻木，无法下地。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处于半瘫痪状态，无法写作。他开始阅读托尔斯泰、马尔克斯、屠格涅夫……“我的文学自觉，就来自于这场疾病和阅读，视野完全发生了变化，小说也一下子从某一种现实生活，走进了某一种生命。”
　　1997年，阎连科创作中篇小说《年月日》。故事以千古旱天那一年起笔，主要写了村民们逃走后，只剩下先爷、盲狗，而就在此刻，“我家地里冒出了一棵玉蜀黍苗”，最后先爷以自己的身体化作肥料，滋养大地，身体和玉米的根系融为一体。这部充满狂想、荒诞而夸张的小说，让阎连科在文坛引起关注。
　　之后，便如同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所言，“90年代中后期，阎连科仿佛开了窍”。无穷的想象力在阎连科的笔下喷薄而出：《日光流年》中，“喉堵村”村长司马蓝率众凿渠，穿越耙耧山脉六十公里，引来灵隐河水，最后不得不付出惨重的代价;《坚硬如水》里，“文革”中一对上纲上线、疯狂革命的男女挖掘了一条地道——一条汇聚爱情、死亡和革命的地道;《受活》中，在一个匪夷所思的县长带领下，“受活庄”里上百个聋、哑、盲、瘸的残疾人组成“绝术团”巡演，只为了买回列宁的遗体，之后举办展览发展旅游业……
　　阎连科一次次地回到故乡，“源源不断地索取和偷盗那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在他的笔下，那片耙耧山脉以及曾经养育他的村庄，竞相出现，惨烈、荒诞的故事一次次上演。
　　借助极具想象力的手法，阎连科不断书写生活的复杂性、荒诞性，因此被誉为“荒诞现实主义大师”。但他本人并不认同，而是将之称为“神实主义”——即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文学应该关注那些看不见的真实，那些不曾被记录的真实。”
　　2013年出版的《炸裂志》，正是阎连科实践“神实主义”的主张之作。
　　一个名为“炸裂”的村庄改天换地，由贫困村瞬间变成超级大都市。巨变中，人心与世道都在承受着种种分裂，“被真实掩盖的真实”也一一暴露：脱贫致富靠的是扒火车;改村建镇凭的是出卖肉体;率众偷盗能升官……“以一种浓缩了的点试图揭示‘高速发展’的悖谬和荒唐。拥抱苦难不是一个轻松的姿态，它既是阎连科的方法论又是其世界观。”文学评论家程德培说。 　　第二年，阎连科获卡夫卡文学奖，这也是该奖设立14年来首次授予中国作家。当时的授奖辞是这样说的：“阎连科多年写作，一直在寻找20世纪以来中国命运的矛盾。他有着犀利的讽刺和对现实的观察能力，最重要的是他拥有面对现实的勇气。”

一个懦弱的人和拳击运动员

　　阎连科并不觉得自己勇敢，“我是一个无能而懦弱的人”，他在采访中多次这样说道。
　　阎连科经常把自己写进作品中，而他刻画的自我形象通常也是“无能而懦弱”的。《炸裂志》中，作家阎连科是《炸裂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奉市长命令编书，每每和市长发生冲突都败下阵来;《日熄》中，阎连科江郎才尽，恨不得要做和尚;而在新书《速求共眠》中，阎连科是一个追名逐利的“闲贱的文人”，对什么都没有信心，左右摇摆。
　　“一方面，在写作中注视黑暗;另一方面，又在生活中逃避黑暗，渴望温暖、光明和舒适，逃避承担和责任，从而成为了一个生活和文学中都相当犹豫、懦弱的人。”阎连科曾如是剖析自己。及至后来，当有人问他和世界的关系时，他的答案是“一个懦弱的人和拳击运动员”，“在世界这个强大的对手面前，常常没有勇气反抗”。
　　近些年，阎连科愈发感受到自己面对现实的“懦弱”，以及“写作无意义”，尤其是《炸裂志》完成后。就在《速求共眠》的后序中，他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文学的无力和无趣，自己的写作进入到焦虑期和挣扎期，“每次提笔都感到手卡在脖子上，让我呼吸不上来，使笔难以落下去”。
　　也许是为了逃脱“写作无意义”的困境，阎连科开始在讲台上努力勾勒“写作的意义”。
　　目前，他是香港科技大学的驻校作家，每年上半年都在清水湾授课，教授《中文创意课》。班上有30多个正式学生，大多是理工科生。另有30余旁听生，慕名而来，“少则年仅二十，老则七十余岁，每周每周，大家相聚相悦，谈论文学，尝试写作，共同读书，相互品评”。
　　到了下半年，阎连科又回到人民大学创意写作研究班的课堂，同样教授写作，不同的是学生大都是“已经成名的作家”。双雪涛、蒋方舟、郑小驴等都已从这里毕业。“阎老师讲课没有PPT，重在即兴和临场发挥，但逻辑严谨，滔滔不绝。”郑小驴告诉记者。
　　在课堂上，阎连科乐于分享自己的作品，让学生品评、讨论甚至争吵。郑小驴印象较深的一次课是“《南方》的成功与《日熄》的失败”。当时，阎连科刚刚完成《日熄》，就将之拿到课堂上与博尔赫斯的作品《南方》对比。“我的要求是你不要说好，就坦诚地告诉我哪里读起来不舒服，觉得应该怎么改。”阎连科说，他希望学生有自己的文学观和世界观，“质疑自己的老师，别走我们的老路”。
　　“文学的最大建设就是破坏。就像博尔赫斯的小说，最伟大的就是对人的不关心，创造另外一种小说。”阎连科说。他这些年的创作正是如此——每一次写作都力求与上一部不同：在《日光流年》中，他用倒叙手法从一个人的死写到生;《坚硬如水》则是一场语言实验，小说充斥着“狂欢式”的革命语言;到了《炸裂志》，写作手法让人耳目一新，完全依照地方志的方式……
　　但阎连科自己觉得这些“破坏”远远都不够。“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自己也没有那么大的才华，知道无法超越前人，这种情绪是非常悲伤的。”阎连科说，“只是写作已经成了你生命中的一个陪伴，你常常会觉得那个好的小说就在眼前，一步之遥，一伸手就抓到了。它飘忽不定，等有一天真的抓到了，也许就可以封笔，可以谢幕了”。
　　阎连科 著名作家，1958年生于河南洛阳嵩县田湖瑶沟。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香港科技大学高等研究院冼为坚中国文化教授。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二十几种文字。代表作有《日光流年》《受活》《风雅颂》《炸裂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