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掀起的积极募捐、志愿救灾的热潮中，中国人向自己，也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震灾发生后，全国民众捐款之踊跃，海外华人和港澳台同胞表现出的血肉之情，国际社会人道援助之及时，无不给每个中国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全世界的其他民族不得不重新来认识中国和中国人
　　
　　为什么他们在救灾募捐时会这样慷慨解囊？为什么港台的搜救队不顾危险深入一线前往灾区救助？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在灾害面前，全体中国人从心底迸发出对同胞的关爱，迸发出民族自豪感和对祖国的高度认同。
　　正是在救灾中显示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民族形象，使全世界的其他民族不得不重新来认识中国和中国人。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中国几千年来延续了一个统一的以中原地区的经济与文化为凝聚核心的多民族“政治文化体国家”，孔子在《论语》中提出的“有教无类”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使东亚大陆上的各个不同族群、部落逐步融合进中原皇朝的政治与经济、文化体系之中。但是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来看，直至清朝末年，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的“部族国家”。根据美国学者格罗斯的定义，“部族国家把政治认同与种族起源和种族身份联系在一起”，而“在一个现代多元国家，公民权创造了一种新的认同，一种与族属意识、族籍身份分离的政治认同……它提供了一种将种族上的亲族认同与和国家相联系的政治认同相分离的方法，一种把政治认同从亲族关系转向政治地域关系的途径”。
　　从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中国地域辽阔，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和现代教育的发展条件和普及速度上与沿海大城市差距很大，现代公民意识在各个地区的普及和推广也是不可能同步的。正如世界上其他多族群国家一样，辛亥革命后步入共和时代的中国，也必然要经历一个“民族构建”的政治与文化过程。在亚非拉国家特别是曾经在西方列强侵略下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传统部族国家，这个过程是在外力冲击下被迫出现的，而且引导这一过程的政治概念、国家形式、法律理念等都来自于西方世界。人们在这一过程中所面临的思想的困扰、观点的反复、认识的不统一，也是不可避免的。1949年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尽管中央政府实行了许多致力于使中国各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多方面进行整合的不懈努力，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某些地区的部分民众的认识上，仍然没有建立起现代的公民意识和对国家的忠诚。
　　在一个现代公民国家，公民身份是人们最重要的政治身份，宪法和国家法律是人们最看重和必须遵守的公共准则，每个公民的宗教信仰和族属意识和身份，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而少数民族公民的语言和生活习俗，则作为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得到延续和发展。新中国成立近60年来，政府在这些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但是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传统观念，并不是在这样一个短短的时期内就可以改变的。
　　
　　 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大地震等重大的自然灾害，作为突发事件极大地冲击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在汶川大地震的全部救助活动中，中国人以及全世界所看到的是：全体中国人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积极救助自己的同胞公民。在全国掀起的积极募捐、志愿救灾的热潮中，中国人向自己，也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关于民族身份、宗教信仰、祖籍省份、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这些身份差异和认同意识，在争分夺秒、人命关天的救灾活动中统统退居其次，一切都是为了救助每一个同胞的生命，一切都是为了帮助每一个同胞医好创伤、重建家园，汶川人今天的遭遇可能就是我们每个中国人明天的遭遇，而当我们看到政府和13亿中国人对汶川人民的救助与关爱时，我们对自己的明天也就充满了信心。我相信所有那些端坐在电视机前、热切关注灾区情况、泪流满面、积极捐款献血的中国人也都会有同样的感受。举国同悲的三天哀悼期，使亿万国人凝聚在一起，他们的情感在哀乐声中汇成巨流，直冲九霄。
　　通过汶川大地震的救灾活动，全体中国人的精神得到了一次神圣的洗礼和升华，中国各族人民向着现代公民国家的民族建构目标，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汶川大地震，也使全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