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法德兼治克服了单纯法治仅仅诉诸他律的缺陷。启动他律和自律两根杠杆，获得法治的最佳效应，这是西方法治无以媲美的
治理国家和维护社会秩序是依靠法制还是仰仗道德?对于这个问题，从古到今都存在不同看法。一些人崇尚法制，认为严明的法制犹如悬在人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它的威严足以使人不寒而栗，有了它可以确保社会安定有序。譬如，古代中国的法家就竭力主张治国要用严刑峻法。另一些人则相信道德，认为崇高的道德可以荡涤恶欲。净化灵魂，使人“有耻且格”，达到天下和谐太平。譬如古代中国的儒家就积极倡导道德教化。无论是崇尚法制还是偏好道德，都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片面性。其实，法制和道德历来是治理国家的两块基石，犹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尤其是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是既需要法律制度的保障，也需要伦理道德的支撑。因而必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切实做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制和道德既相互区别，各有其特点和功能，又相互联系，相互补充。二者是辩证统一的。法制和道德的辩证统一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法制和道德殊途同归。法制和道德是治理国家、规范人们行为的不同方式，法制以国家机器作为后盾，通过法律、法规等来规范每个社会成员和机构的行为，具有他律性和强制性，是一种硬约束和刚性的力量。道德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风俗习惯等途径，以礼义教化来规范每个社会成员和机构的行为，具有不带强制的自律性，是一种软约束和柔性的力量。但二者殊途同归，都是为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第二，法制与道德相互包容。法制的源头是道德，而道德的保障是法制。法制是道德的外在表现，道德是法制的内在灵魂。法律的建立和完善，总是以道德为内在的价值取向，蕴含着一定的价值理想和道德追求。而一些最基本、最起码的道德，如“勿偷”、“勿杀”等，同时也是一种法律约束。
第三，法制与道德相互补充。法制管得严，但范围窄，如“通奸”就是法律鞭长莫及、无法惩罚的行为，道德却可以对它严厉谴责。道德管得宽，但比较软，当道德规范不被社会成员信守的时候，法律便成为道德失范后社会秩序的守护神。反过来道德良心又是守法的基础，虽然遵守法律的人不一定是遵守道德的人，但遵守道德的人一定是遵守法律的人。
由法制和道德的辩证关系可知，法制和道德各有功用，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是我们治国理政的两根杠杆，不可缺一，不可偏废。所以，我们党在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之后。又提出以德治国的战略举措，从而构成法德兼治的治国方略。这一治国方略，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既继承了东西方政治文明和治国方略的合理因素，更对它们作了突破和超越。
首先，法德兼治是对中国古代儒家德治的超越。
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提出来以后，有人担心，强调德治会不会重蹈儒家人治的覆辙。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诚然，在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里，确曾上演过一幕幕由德治及各种历史因素导致的人治悲剧，以至于直到现在，这种人治思想的历史包袱还依然严重，但社会主义的“以德治国”与儒家德治有着本质的区别。其一，古代儒家把德治当作巩固封建统治的工具，无论是正心诚意、修身养性，还是举贤任能、虚心纳谏，都是为了巩固王权。社会主义的以德治国，则是为了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和道德水平，把真善美作为人们生活追求的最高境界，以达到社会清明、天下大治的目标。其二，古代儒家德治的主体是“修齐治平”之人，即圣君贤臣、“仁人君子”，黎民百姓仅仅是“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而社会主义以德治国的主体是全体人民。其三，古代儒家的德治倡导“内圣外王”的治国模式，将国家社稷的兴衰治乱寄托在明君贤臣的仁德善性上面，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人治的陷阱。社会主义的以德治国，则是建立在现代法治基础上的，它与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合二而一，因而决不会重蹈古代人治的覆辙。
其次，法德兼治是对中国古代法家法制思想的超越。
古代法家倡言“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但“法出于君”，君主言出法随，一言立法，一言废法，法不过是君主掌中的玩物。而社会主义的法德兼治不仅将德治与法治紧紧相连，而且强调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它的制定、修改、实施须公开化、程序化，它的基本功能在于限制特权，保障人民权益，维护国家和谐统一，因而是古代法制所不可比拟的。
再次，法德兼治是对西方法治的超越。
西方近现代法治是与中国古代法制根本不同的一种治国方略，它所体现的是追求人类尊严，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的精神，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大进步。但是西方的法治由于种种局限，仍然存在许多无法克服的矛盾。社会主义的法德兼治，则是在综合中西文明优秀成果基础上构建的一种新型治国方略，显示了对西方法治的超越。其一，西方法治基于“性恶论”的人性预设，主张限制权力，有其合理性，但它忽视人性善的一面，因而忽视了对作为权力主体的人之善质的激发和道德提升。法德兼治承认人性的两面性、社会性和可塑性。由于承认人性恶，主张用法治来制约权力。由于承认人性善，主张弘扬道义，激发善性，这正可弥补法治的不足。其二，从终极的价值看。西方法治过于着眼权力，倡导法律至上，因而忽略了人自身的价值，结果人可能被法异化。而法德兼治因有道德价值与法相伴始终。二者形成一种和谐，既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又可体现人类自身的价值尊严。其三，权力的主体是人，法律的制定者、执行者和信守者也是人，由此就不能不承认制度的他律和道德的自律是缺一不可的。道德作为人的理想信念和行为动机的最有力因素，决定着权力和法治的内在品质，从而影响权力的行使和法治的实行。因此，法德兼治克服了单纯法治仅仅诉诸他律的缺陷，启动他律和自律两根杠杆，获得法治的最佳效应，这是西方法治无以媲美的。
总之，法德兼治是一种科学完备的治国方略。是一种完全成熟的当代政治文明。实行法德兼治，我们就能迈向民主平等、文明和谐、道德高尚的美好生活。
治理国家和维护社会秩序是依靠法制还是仰仗道德?对于这个问题，从古到今都存在不同看法。一些人崇尚法制，认为严明的法制犹如悬在人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它的威严足以使人不寒而栗，有了它可以确保社会安定有序。譬如，古代中国的法家就竭力主张治国要用严刑峻法。另一些人则相信道德，认为崇高的道德可以荡涤恶欲。净化灵魂，使人“有耻且格”，达到天下和谐太平。譬如古代中国的儒家就积极倡导道德教化。无论是崇尚法制还是偏好道德，都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片面性。其实，法制和道德历来是治理国家的两块基石，犹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尤其是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是既需要法律制度的保障，也需要伦理道德的支撑。因而必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切实做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制和道德既相互区别，各有其特点和功能，又相互联系，相互补充。二者是辩证统一的。法制和道德的辩证统一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法制和道德殊途同归。法制和道德是治理国家、规范人们行为的不同方式，法制以国家机器作为后盾，通过法律、法规等来规范每个社会成员和机构的行为，具有他律性和强制性，是一种硬约束和刚性的力量。道德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风俗习惯等途径，以礼义教化来规范每个社会成员和机构的行为，具有不带强制的自律性，是一种软约束和柔性的力量。但二者殊途同归，都是为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第二，法制与道德相互包容。法制的源头是道德，而道德的保障是法制。法制是道德的外在表现，道德是法制的内在灵魂。法律的建立和完善，总是以道德为内在的价值取向，蕴含着一定的价值理想和道德追求。而一些最基本、最起码的道德，如“勿偷”、“勿杀”等，同时也是一种法律约束。
第三，法制与道德相互补充。法制管得严，但范围窄，如“通奸”就是法律鞭长莫及、无法惩罚的行为，道德却可以对它严厉谴责。道德管得宽，但比较软，当道德规范不被社会成员信守的时候，法律便成为道德失范后社会秩序的守护神。反过来道德良心又是守法的基础，虽然遵守法律的人不一定是遵守道德的人，但遵守道德的人一定是遵守法律的人。
由法制和道德的辩证关系可知，法制和道德各有功用，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是我们治国理政的两根杠杆，不可缺一，不可偏废。所以，我们党在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之后。又提出以德治国的战略举措，从而构成法德兼治的治国方略。这一治国方略，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既继承了东西方政治文明和治国方略的合理因素，更对它们作了突破和超越。
首先，法德兼治是对中国古代儒家德治的超越。
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提出来以后，有人担心，强调德治会不会重蹈儒家人治的覆辙。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诚然，在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里，确曾上演过一幕幕由德治及各种历史因素导致的人治悲剧，以至于直到现在，这种人治思想的历史包袱还依然严重，但社会主义的“以德治国”与儒家德治有着本质的区别。其一，古代儒家把德治当作巩固封建统治的工具，无论是正心诚意、修身养性，还是举贤任能、虚心纳谏，都是为了巩固王权。社会主义的以德治国，则是为了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和道德水平，把真善美作为人们生活追求的最高境界，以达到社会清明、天下大治的目标。其二，古代儒家德治的主体是“修齐治平”之人，即圣君贤臣、“仁人君子”，黎民百姓仅仅是“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而社会主义以德治国的主体是全体人民。其三，古代儒家的德治倡导“内圣外王”的治国模式，将国家社稷的兴衰治乱寄托在明君贤臣的仁德善性上面，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人治的陷阱。社会主义的以德治国，则是建立在现代法治基础上的，它与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合二而一，因而决不会重蹈古代人治的覆辙。
其次，法德兼治是对中国古代法家法制思想的超越。
古代法家倡言“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但“法出于君”，君主言出法随，一言立法，一言废法，法不过是君主掌中的玩物。而社会主义的法德兼治不仅将德治与法治紧紧相连，而且强调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它的制定、修改、实施须公开化、程序化，它的基本功能在于限制特权，保障人民权益，维护国家和谐统一，因而是古代法制所不可比拟的。
再次，法德兼治是对西方法治的超越。
西方近现代法治是与中国古代法制根本不同的一种治国方略，它所体现的是追求人类尊严，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的精神，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大进步。但是西方的法治由于种种局限，仍然存在许多无法克服的矛盾。社会主义的法德兼治，则是在综合中西文明优秀成果基础上构建的一种新型治国方略，显示了对西方法治的超越。其一，西方法治基于“性恶论”的人性预设，主张限制权力，有其合理性，但它忽视人性善的一面，因而忽视了对作为权力主体的人之善质的激发和道德提升。法德兼治承认人性的两面性、社会性和可塑性。由于承认人性恶，主张用法治来制约权力。由于承认人性善，主张弘扬道义，激发善性，这正可弥补法治的不足。其二，从终极的价值看。西方法治过于着眼权力，倡导法律至上，因而忽略了人自身的价值，结果人可能被法异化。而法德兼治因有道德价值与法相伴始终。二者形成一种和谐，既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又可体现人类自身的价值尊严。其三，权力的主体是人，法律的制定者、执行者和信守者也是人，由此就不能不承认制度的他律和道德的自律是缺一不可的。道德作为人的理想信念和行为动机的最有力因素，决定着权力和法治的内在品质，从而影响权力的行使和法治的实行。因此，法德兼治克服了单纯法治仅仅诉诸他律的缺陷，启动他律和自律两根杠杆，获得法治的最佳效应，这是西方法治无以媲美的。
总之，法德兼治是一种科学完备的治国方略。是一种完全成熟的当代政治文明。实行法德兼治，我们就能迈向民主平等、文明和谐、道德高尚的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