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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文学地理学的不断发展，一些文学地理学的概念、方法也不断地被学界认可和接受；但是作为一门正在成长的新学科，文学地理学需要对于其理论方法的不断思考和完善，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文学地理学的一整套方法范式和研究体系；本文针对文学地理学的“地理基因”“地理性”等概念进行再思考和追问，希望在地理如何在文学中发挥作用这个问题上廓清一些心中迷雾，为文学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一些浅见。
关键词：文学地理学 “地理基因” “地理性”
在谈到地理对于文学的影响时，我们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地理却是实实在在地影响了文学，在文学作品中也有明显的地理因素，这点，在班固的《汉书·地理志》、魏征的《隋书·文学传序》、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汪辟疆的《近代诗派与地域》、梁启超的《中国地理大势论》中都有涉及，地理环境或地域对于文学的影响这一命题虽然说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不易说清，这是因为地理因素在文学中的潜藏性和复杂性造成的。
我们知道地理环境对于文学具有影响，而另外一方面，地理影响文学主要是通过影响作家来达成的；这种影响首先是指自然地理（山川、地貌、气候等）的影响，其次是人文地理（或文化地理）的影响，而这里的作家包含的是广义上的作家个人、文学家族和文学流派。
在邹建军先生看来，“在文学、文化与地理的关系中，最为基础的还是自然地理因素，文化只能产生于特定的地理空间里，而文学产生于特定的文化背景里。但是，自然地理并不是只能通过文化要素才能对文学产生作用，有时往往是一种更加直接的影响……总体而言，地理因素会对作家人格与文学的创作发生作用”{1}。由于文学中的地理基础和作家的地理影响，那么那些存在于作家无意识之中的这种隐性的地理影响或地理情结是否能够称之为“地理基因”，邹建军先生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讲“可以从这样三个层面来讨论文学发生的地理基因问题：一是作家身上的地理基因，直接来自于他从小生活的自然与人文环境，这是地理基因形成的最主要途径；二是从上几代人所遗传下来的生命基因中的地理要素，比如祖父母是山地出生的，父母是平原出生的，而自己是海边出生并成长的；三是特定地域的文化传统中所形成的统一地理基因，它已经成为了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一个作家身上的地理基因，也许正是由这三个方面综合起来而产生的统一体与混合体。地理基因本来是复杂的、交叉的、综合的，不是单一的、纯净的、绝对的，所以才是需要研究的、辨析的与探索的。”{2}同时，贾平凹在《文学与地理》中也谈到：“有一句俗语，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养什么？养人的相貌，养人的性情，也包括气候、物产，从而形成的语言、习俗、宗教和审美趣味。之所以有欧洲、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各色人种，那都是地理不同形成的，中国有某某地方出美女，某某地方出文官武将，那都是地理不同形成的。”{3}在这个基础上，作为一个作家，他还谈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当年为了修炼我的文学语言，曾把一些好听的歌曲拿来分析为什么好听，其音符怎样搭配了形成怎样的节奏了就好听。我列成表格，标出线条。陕西北部和南部都有非常著名的民歌，分析了它们，结果发现，陕北民歌标出的线条和陕北的地貌形状一模一样。陕北民歌平缓、雄浑、苍原，陕北是土沟土梁土峁，一个一个不长树的山包连绵不绝。而陕南民歌节奏忽高忽低，尖锐高亢，陕南是秦岭和大巴山，峰峦一个紧挨一个，直上直下。”结合上述观点，可以得出“地理基因”其实存在于作家的无意识之中，在特定的条件下，便被激活、被询唤，成为作家创作的资源和文学作品的外在表现；而且，不仅是文学，在更为广泛的艺术领域，这种“地理基因”的影响也是深刻的。
在提到文学的“地理基因”时，文学的“地域性”的问题也随之展开。其实，相同或相似的“地理基因”是促进文学地域性生成的主要原因之一，一个地域的“地理基因”成为有别于其他地域的原因，也是由于“地理基因”的差异产生的“地域性”导致了中国文学的“东西南北”的地域差异，“文学的地域性更切近于文学的文化特性”，“地理基因”在一般情况下是属于文化基因的，它深深地刻上了文化的烙印，存在于人的无意识之中，导致了文学的地域差异。“地域性”一词在近些年的学术会议上逐渐成为热门话题，在一些文学的社科基金项目和专著中，也可以发现其中的文学地域思想的影响，这说明文学地理学的思维在不断地影响文学批评的实践。
由于“地理基因”的存在的潜在性，所以并不是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一定受到“地理基因”的影响，不同作家的“地理基因”的影响或浅或深，更多的时候是复杂的。作家在对于地理这个问题上更多的是体现为一种资源和一种超越。首先，作为一种创作资源的“地理基因”，是一个作家开始创作文学作品的出发点和根据地；每个作家都是从他熟悉的地理环境出发而开始他的创作的，贾平凹说：“我得写我最熟悉的，我没有文学根据地，就回到了我的家乡，先后三次，一个县一个县走，一个村镇一个村镇地走。从此就以我的家乡商州为我的文学根基，开始了我的乡土写作。也体会到一个人，无论干什么，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角色和现状，不了解就不可能自由，就不可能驾驭自己，就变成社会的思潮中别人左右自己的那种力量的奴隶或玩物。”{4}在中国文学之中，这种“地理基因”随处可见有时甚至发展成一种地理情结，许多作家的创作都是由“地理基因”开始，从他们熟悉的地理环境出发，而构筑出一个接通“地气”的文学王国的。回顾中国文学，就有许多作家把“地理”作为他們文学世界的“原乡”而创作的，近代张爱玲的上海、沈从文的湘西、贾平凹的商州、莫言的东北高密乡。从“地理基因”开始，挖掘作家自身的“地理”独特性，形成作家的自我风格和语言表述，这是作家创作的一般路径。其次，是作家对于“地理基因”的超越，诗人欧阳江河在兰州的一次讲座中谈到诗歌创作中对于西部的看法，他认为，诗歌需要逃脱公共性，西部这个词，更多的是一个景观，是被人类的集体无意识重塑过的，而诗歌创作，更多的时候需要从个人主体的角度进入。换言之，作家在面对地理时，常常从个人的独特体验出发，让“地理”一词在文学中达成一种“陌生化”的效果，避免千篇一律。 同样的“地理基因”，由于作家的创作，在文学作品中会有不同的呈现。比如，同样都是写黄鹤楼，李白与崔颢有着全然不同的表述。在这里，对于自身的或一个地域的“地理基因”作家往往表现为一种“去地理化”或者“重塑地理”的意识，也就是从自身体验和外在刺激出发的改造和超越“地理基因”，这种意识和能动的创作在文学作品中呈现的“地理”属于“二度地理”，是经过作家改造和文学处理的地理，文学的“地理性”也由此产生，邹建军先生说：“从文学理论的角度而言，文学的地理性是文学艺术的基本特性之一。”{5}同时，他在《简论文学地理学对现有文学起源论的修正》中论述了地理对于文学起源的重要性，这对于文学地理学来说是一大突破，也同时印证了“地理”在文学内部发挥的重要作用。
综合上述的观点，我们有理由说，文学艺术的“地理性”是文学的基本属性之一，是文学的内部属性。如果说“地理基因”还存在于作家的无意识层面，在文化基因之中，需要在特定的条件下被激活、被询唤，那么文学的“地理性”则具有更为明显的文学属性，是基于“地理基因”和作家的审美取向、价值观念、人生阅历等因素的混合加上作家的艺术创造而成的具有地理属性的一种“文学性”。贾平凹说：“地理一旦写进了文学，它就融入其中，不再独立存在，或者说它就失去本身意义。写所见的世界，并不是你所见的世界，而是体验的世界。塑佛像时用铁用石用木用泥，一旦塑成就是佛了，再也没了它是什么铁什么木什么泥了。我们在说地理对于文学的地方性、个人性的重要时，如果在一部作品中所要求分析的地方的、个人的习癖愈多，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可能竟会愈少，一部作品应高高超越个人生活领域，他不是一个赋有地方性和寻求个人目的的人，他应该是一个更高层次的‘人’，一个‘集体的人’，传递着整个人类潜意识的心理生活。”这些话对于我们研究文学地理很有启发，特别是在对待地理如何在文学中产生作用这个问题上，在贾平凹看来，文学中的地理，本身是属于文学的一部分的；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分析文学中的地理时，不妨从文学作品的“地理性”的角度出发，思考文学与地理的相互关系，从而揭示文学地理的一般规律，进而指导文学地理的批评实践。此外，如果把“地理性”看作是文学的内部属性的话，那么也具有文学的一般属性的特征，比如说想象性和夸张性，在文学作品中，地理往往是作家通过地理想象和夸张以一种地理空间的形式呈现在文本之中的，比如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和《早发白帝城》，其中的名句“飞流直下三千尺”和“千里江陵一日还”就是这种地理想像和夸张的直接呈现，又如余光中的《乡愁》和《听听那冷雨》，从台湾到中国内地，他用地理想像的方式对中国的地理进行匆匆巡礼，以一种“地理性”和空间性的眼光来排遣浓浓的文化乡愁；还有地理的审美性，文学中的地理常以审美的方式得以表现，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与其说是一个地理上的湘西不如说是一个审美的湘西；中国地域广袤，地理形态丰富多彩、灿烂多姿，在文学中，美丽中国的形态俯拾皆是，各具审美，让人读后不禁神往。文学景观就是这种文学“地理性”审美化的外在形态，是一种以空间形式和物化的方式存在的活着的文学。
总之，作为一门正在成长中的学科，文学地理学给我们当下的文学研究带来了许多的可能性和借鉴性；作为一门建设中的学科，它必定会接受许多的挑战和质疑，但是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学术队伍的不断壮大，文学地理学的明天毫无疑问將是灿烂辉煌的。
{1}{5} 邹建军、周亚芬：《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② 邹建军：《关于文学发生的地理基因问题》，《世界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
{3}{4} 贾平凹：《文学与地理》，《长江文艺评论》2016年第2期。
关键词：文学地理学 “地理基因” “地理性”
在谈到地理对于文学的影响时，我们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地理却是实实在在地影响了文学，在文学作品中也有明显的地理因素，这点，在班固的《汉书·地理志》、魏征的《隋书·文学传序》、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汪辟疆的《近代诗派与地域》、梁启超的《中国地理大势论》中都有涉及，地理环境或地域对于文学的影响这一命题虽然说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不易说清，这是因为地理因素在文学中的潜藏性和复杂性造成的。
我们知道地理环境对于文学具有影响，而另外一方面，地理影响文学主要是通过影响作家来达成的；这种影响首先是指自然地理（山川、地貌、气候等）的影响，其次是人文地理（或文化地理）的影响，而这里的作家包含的是广义上的作家个人、文学家族和文学流派。
在邹建军先生看来，“在文学、文化与地理的关系中，最为基础的还是自然地理因素，文化只能产生于特定的地理空间里，而文学产生于特定的文化背景里。但是，自然地理并不是只能通过文化要素才能对文学产生作用，有时往往是一种更加直接的影响……总体而言，地理因素会对作家人格与文学的创作发生作用”{1}。由于文学中的地理基础和作家的地理影响，那么那些存在于作家无意识之中的这种隐性的地理影响或地理情结是否能够称之为“地理基因”，邹建军先生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讲“可以从这样三个层面来讨论文学发生的地理基因问题：一是作家身上的地理基因，直接来自于他从小生活的自然与人文环境，这是地理基因形成的最主要途径；二是从上几代人所遗传下来的生命基因中的地理要素，比如祖父母是山地出生的，父母是平原出生的，而自己是海边出生并成长的；三是特定地域的文化传统中所形成的统一地理基因，它已经成为了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一个作家身上的地理基因，也许正是由这三个方面综合起来而产生的统一体与混合体。地理基因本来是复杂的、交叉的、综合的，不是单一的、纯净的、绝对的，所以才是需要研究的、辨析的与探索的。”{2}同时，贾平凹在《文学与地理》中也谈到：“有一句俗语，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养什么？养人的相貌，养人的性情，也包括气候、物产，从而形成的语言、习俗、宗教和审美趣味。之所以有欧洲、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各色人种，那都是地理不同形成的，中国有某某地方出美女，某某地方出文官武将，那都是地理不同形成的。”{3}在这个基础上，作为一个作家，他还谈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当年为了修炼我的文学语言，曾把一些好听的歌曲拿来分析为什么好听，其音符怎样搭配了形成怎样的节奏了就好听。我列成表格，标出线条。陕西北部和南部都有非常著名的民歌，分析了它们，结果发现，陕北民歌标出的线条和陕北的地貌形状一模一样。陕北民歌平缓、雄浑、苍原，陕北是土沟土梁土峁，一个一个不长树的山包连绵不绝。而陕南民歌节奏忽高忽低，尖锐高亢，陕南是秦岭和大巴山，峰峦一个紧挨一个，直上直下。”结合上述观点，可以得出“地理基因”其实存在于作家的无意识之中，在特定的条件下，便被激活、被询唤，成为作家创作的资源和文学作品的外在表现；而且，不仅是文学，在更为广泛的艺术领域，这种“地理基因”的影响也是深刻的。
在提到文学的“地理基因”时，文学的“地域性”的问题也随之展开。其实，相同或相似的“地理基因”是促进文学地域性生成的主要原因之一，一个地域的“地理基因”成为有别于其他地域的原因，也是由于“地理基因”的差异产生的“地域性”导致了中国文学的“东西南北”的地域差异，“文学的地域性更切近于文学的文化特性”，“地理基因”在一般情况下是属于文化基因的，它深深地刻上了文化的烙印，存在于人的无意识之中，导致了文学的地域差异。“地域性”一词在近些年的学术会议上逐渐成为热门话题，在一些文学的社科基金项目和专著中，也可以发现其中的文学地域思想的影响，这说明文学地理学的思维在不断地影响文学批评的实践。
由于“地理基因”的存在的潜在性，所以并不是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一定受到“地理基因”的影响，不同作家的“地理基因”的影响或浅或深，更多的时候是复杂的。作家在对于地理这个问题上更多的是体现为一种资源和一种超越。首先，作为一种创作资源的“地理基因”，是一个作家开始创作文学作品的出发点和根据地；每个作家都是从他熟悉的地理环境出发而开始他的创作的，贾平凹说：“我得写我最熟悉的，我没有文学根据地，就回到了我的家乡，先后三次，一个县一个县走，一个村镇一个村镇地走。从此就以我的家乡商州为我的文学根基，开始了我的乡土写作。也体会到一个人，无论干什么，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角色和现状，不了解就不可能自由，就不可能驾驭自己，就变成社会的思潮中别人左右自己的那种力量的奴隶或玩物。”{4}在中国文学之中，这种“地理基因”随处可见有时甚至发展成一种地理情结，许多作家的创作都是由“地理基因”开始，从他们熟悉的地理环境出发，而构筑出一个接通“地气”的文学王国的。回顾中国文学，就有许多作家把“地理”作为他們文学世界的“原乡”而创作的，近代张爱玲的上海、沈从文的湘西、贾平凹的商州、莫言的东北高密乡。从“地理基因”开始，挖掘作家自身的“地理”独特性，形成作家的自我风格和语言表述，这是作家创作的一般路径。其次，是作家对于“地理基因”的超越，诗人欧阳江河在兰州的一次讲座中谈到诗歌创作中对于西部的看法，他认为，诗歌需要逃脱公共性，西部这个词，更多的是一个景观，是被人类的集体无意识重塑过的，而诗歌创作，更多的时候需要从个人主体的角度进入。换言之，作家在面对地理时，常常从个人的独特体验出发，让“地理”一词在文学中达成一种“陌生化”的效果，避免千篇一律。 同样的“地理基因”，由于作家的创作，在文学作品中会有不同的呈现。比如，同样都是写黄鹤楼，李白与崔颢有着全然不同的表述。在这里，对于自身的或一个地域的“地理基因”作家往往表现为一种“去地理化”或者“重塑地理”的意识，也就是从自身体验和外在刺激出发的改造和超越“地理基因”，这种意识和能动的创作在文学作品中呈现的“地理”属于“二度地理”，是经过作家改造和文学处理的地理，文学的“地理性”也由此产生，邹建军先生说：“从文学理论的角度而言，文学的地理性是文学艺术的基本特性之一。”{5}同时，他在《简论文学地理学对现有文学起源论的修正》中论述了地理对于文学起源的重要性，这对于文学地理学来说是一大突破，也同时印证了“地理”在文学内部发挥的重要作用。
综合上述的观点，我们有理由说，文学艺术的“地理性”是文学的基本属性之一，是文学的内部属性。如果说“地理基因”还存在于作家的无意识层面，在文化基因之中，需要在特定的条件下被激活、被询唤，那么文学的“地理性”则具有更为明显的文学属性，是基于“地理基因”和作家的审美取向、价值观念、人生阅历等因素的混合加上作家的艺术创造而成的具有地理属性的一种“文学性”。贾平凹说：“地理一旦写进了文学，它就融入其中，不再独立存在，或者说它就失去本身意义。写所见的世界，并不是你所见的世界，而是体验的世界。塑佛像时用铁用石用木用泥，一旦塑成就是佛了，再也没了它是什么铁什么木什么泥了。我们在说地理对于文学的地方性、个人性的重要时，如果在一部作品中所要求分析的地方的、个人的习癖愈多，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可能竟会愈少，一部作品应高高超越个人生活领域，他不是一个赋有地方性和寻求个人目的的人，他应该是一个更高层次的‘人’，一个‘集体的人’，传递着整个人类潜意识的心理生活。”这些话对于我们研究文学地理很有启发，特别是在对待地理如何在文学中产生作用这个问题上，在贾平凹看来，文学中的地理，本身是属于文学的一部分的；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分析文学中的地理时，不妨从文学作品的“地理性”的角度出发，思考文学与地理的相互关系，从而揭示文学地理的一般规律，进而指导文学地理的批评实践。此外，如果把“地理性”看作是文学的内部属性的话，那么也具有文学的一般属性的特征，比如说想象性和夸张性，在文学作品中，地理往往是作家通过地理想象和夸张以一种地理空间的形式呈现在文本之中的，比如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和《早发白帝城》，其中的名句“飞流直下三千尺”和“千里江陵一日还”就是这种地理想像和夸张的直接呈现，又如余光中的《乡愁》和《听听那冷雨》，从台湾到中国内地，他用地理想像的方式对中国的地理进行匆匆巡礼，以一种“地理性”和空间性的眼光来排遣浓浓的文化乡愁；还有地理的审美性，文学中的地理常以审美的方式得以表现，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与其说是一个地理上的湘西不如说是一个审美的湘西；中国地域广袤，地理形态丰富多彩、灿烂多姿，在文学中，美丽中国的形态俯拾皆是，各具审美，让人读后不禁神往。文学景观就是这种文学“地理性”审美化的外在形态，是一种以空间形式和物化的方式存在的活着的文学。
总之，作为一门正在成长中的学科，文学地理学给我们当下的文学研究带来了许多的可能性和借鉴性；作为一门建设中的学科，它必定会接受许多的挑战和质疑，但是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学术队伍的不断壮大，文学地理学的明天毫无疑问將是灿烂辉煌的。
{1}{5} 邹建军、周亚芬：《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② 邹建军：《关于文学发生的地理基因问题》，《世界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
{3}{4} 贾平凹：《文学与地理》，《长江文艺评论》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