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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一带一路”逆势前行，展现出相当强的发展韧性和生命力，这就更加坚定了各方携手共建“一带一路”的决心。
可持续发展是破解当前全球性问题的“金钥匙”，发展治理也日益成为全球治理的重中之重。2015年9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正式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16年9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把发展问题摆在议程突出位置，首次就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由此，全球发展治理进入新阶段。但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全球经济的衰退以及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等，迫使人们更深入思考后疫情时代如何重建全球经济，如何完善全球发展治理。面对这一困境，共建“一带一路”用实实在在的效果向国际社会表明，它是推动未来全球发展治理的重要选项和抓手。
全球发展治理处于关键时期
当前，全球发展治理面临很大挑战，世界面临的很多问题也大都能从发展治理不善上找到根源。
一是发展治理需求增大。眼下，人类正在遭受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行受阻，贸易和投资活动持续低迷，全球发展总量增长不足，一些国家陷入停滞甚至倒退，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国际劳工组织2021年1月底发布的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减少了2.55亿个全职工作岗位，除非采取以人为中心的复苏政策尽早改善，否则2021年的复苏前景将缓慢、不平衡且不确定。世界银行预测：到2021年可能有1.5 亿人陷入极端贫困，这显然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悖。联合国警告，世界正处于50年来最严重粮食危机的边缘，阿富汗、也门、尼日利亚、南苏丹、喀麦隆等国面临饥荒威胁。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奥奇斯奇尔德1月在日内瓦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新冠疫情仍在肆虐的情况下，全球民众短期内首要愿望是能够改善医疗、教育、饮用水和卫生条件等基本服务。上述这些都是发展治理需要回应的迫切问题。
二是发展治理主体弱化。长期以来，全球发展治理体系被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所垄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权力、义务、资源、收益等方面是严重不平等的。近年来，尤其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西方大国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单边主义显著抬头，严重损伤全球经济发展合作的共识。特别是特朗普治下的美国迷信“本国优先”，肆意“退群”“甩锅”，严重损害全球发展的制度基础。不仅是参与治理的意愿不足，作为曾经推动全球发展的主要力量，当前一些发达国家适应治理体系的能力也出现问题，推出的治理政策和行为难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甚至成为推动全球发展的负担和难题。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虽然参与治理的意愿强烈，但短时间内无法很好地融入到既有治理体系中。仅以投资为例，联合国贸发会议1月底发布的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急剧下挫，从2019年的1.5万亿美元下降到8590亿美元，降幅达42%。谁来承担未来全球发展治理的主要责任，国际社会远未达成共识。
三是发展治理机制失灵。现有全球发展机制多由发达国家主导构建，西方国家拥有绝对的话语主导权、规则制定权和议程设置权，相比之下，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明显不足。然而，全球发展问题又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这种机制不平衡的弊端日益显现。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公平和效率、增长和分配、技术和就业等矛盾更加突出。全球发展成果本应由多数人共享，但在现有治理机制下，全球发展成果的普惠性和共享性严重不足。以新冠疫苗使用为例，目前的全球疫苗分配缺乏规则，更缺乏国际团结协作。据估计，全球疫苗需求为100亿剂，而中短期内疫苗产能有限、缺口过大，且分配上“贫富不均”，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疫苗需求将难以满足。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警告称，由于疫苗政策不平等和分配严重不均匀，“世界正面临着灾难性的道德失败”。
四是发展治理前景不妙。“世界经济复苏势头仍然很不稳定，前景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对复苏前路面临的挑战给出了清晰判断。全球发展赤字有增无减，发展产生的问题也经由各个国家扩散，部分国家治理失效、影响外溢成为全球发展赤字加剧的国内根源。减贫这一发展治理的重要目标困难重重，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遇到巨大障碍。世界经济论坛日前发布的《2021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世界经济复苏的不平衡将加剧国家间不平等，领导力和全球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此外，全球正面临二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难民危机，全球创新鸿沟依然存在，逆全球化思潮甚囂尘上，国家主义强势回归……这些无疑加重了全球发展治理的难度。
“一带一路”成为重要抓手
“一带一路”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始终从发展的视角看问题，聚焦互联互通，深化国际发展合作。一带一路”实施7年多来，将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国际合作的制度设计联系在一起，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联系在一起，将发展治理与全球治理联系在一起。实践证明，“一带一路”不仅是一条实实在在的机遇之路、繁荣之路，也是一条切实可行的全球发展治理之路。
“一带一路”提供治理平台。7年多来，“一带一路”所构建起的互利合作网络成为全球发展治理的重要依托。面对碎片化的全球合作机制，“一带一路”致力于加强国际发展合作，致力于与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的有效对接，坚持打造开放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已经取得丰硕成果。截至1月底，中国已与140个国家和31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5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合作论坛、“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等，也为相关领域的对话协商提供了机制性的平台。2020年11月中旬，《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签署;12月中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非洲联盟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规划》签署;12月底，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如期完成。这些规划、协定的完成及签署，为中国与相关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重要支柱，“一带一路”也将得以在更广阔的地域范围内贯通。 “一带一路”注入治理信心。在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一带一路”逆势前行，展现出相当强的发展韧性和生命力，这就更加坚定了各方携手共建“一带一路”的决心。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必将为推动全球发展治理注入强劲动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2020年度会议上，各方积极评价“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认为“一带一路”支持了多边主义，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十四五”期间，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开辟新空间，激发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促进沿线国家畅通自身内外循环，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安全稳定，建设更加开放包容、富有活力、惠及民眾的世界经济体系，让各国共享新型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机遇和成果。预计未来十年，中国累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过22万亿美元。美国《外交政策》网站2021年1月初评论称，新冠病毒并没有杀死“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大多数贸易伙伴也都发现，“一带一路”倡议非常有吸引力，它是使疫情后的经济迅速正常化的解决方案。
“一带一路”提供治理新路。“一带一路”所秉持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是全球发展治理的“黄金法则”，所追求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也是全球发展治理的共同目标。在推进过程中，“一带一路”努力破除传统全球化“中心—边缘”结构和传统全球治理中的“金字塔垂直等级”，最大限度释放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发展潜力，为它们营造更多发展机遇和空间，为解决“发展赤字”提供了新的抓手。“一带一路”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创举，“一带一路”也将创新驱动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打造富有活力的“创新之路”。例如，试验园区建设就是“一带一路”坚持“试验—推广”探索式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
“一带一路”发挥治理效能。“一带一路”倡议将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已经在消除基础设施差距、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9.37万亿元，增长1%;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58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77.9亿美元，增长18.3%;到2021年1月为止，已经有81家中央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承担了超过3400个项目。大多数“一带一路”项目坚持不停工不裁员，持续推进，600多个项目顺利完工，一批新项目顺利启动，为各国抗疫情、稳经济、保民生作出了积极贡献。以中欧班列为例，2020年，中欧班列发挥国际铁路联运独特优势，全年开行12406列，同比增长50%，通达境外21个国家的92个城市，为稳定国际供应链产业链、助力中欧共同抗疫发挥了重要作用，跑出了互利共赢“加速度”。世界银行的报告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全面实施能够为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摆脱中度贫困。不仅如此，面对疫情的全球肆虐，中国向120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11个国际组织提供了抗疫紧急援助。截至3月7日，中国已经并正在无偿向69个有急需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援助，同时向43个国家出口疫苗。这些都是“一带一路”建设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治理效能。
推动“一带一路”发挥更大作用
不容忽视的是，“一带一路”体量巨大，涉及国家众多、情况复杂，很多项目边探索边建设，风险和不确定性无处不在。特别是在疫情冲击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风险普遍上升。由中诚信国际等发布的《“一带一路”国家风险报告（2020）》指出，多数国家普遍面临经济下滑、货币贬值以及债务攀升的压力，经济、债务风险显著抬升。此外，“一带一路”也正成为中西方新一轮博弈的角力场，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不断酝酿替代方案遏制中国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力。美国财长耶伦近日称，拜登政府将使用各种工具来抗衡中国“滥用经济”的行为，包括加强与盟友合作，建立与“一带一路”不同的伙伴关系。因此，“一带一路”只有不断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更好地适应后疫情时代全球发展治理的需要。
在完善治理思路方面，与前几年相比，疫情暴发以来“一带一路”面临的自身发展环境和全球发展治理环境都发生了很大改变。我们要用好疫情的倒逼机制，回头审视“一带一路”建设所需要的合适速度和节奏，确保重点地区和高质量低风险的项目优先推进。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将全球发展的巨大需求与中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相结合，是“一带一路”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在提升治理效能方面，实现经济止跌回升、确保人类健康是当前最为迫切的发展治理目标。因此，应以健康丝绸之路建设为重点，加强传染病国际联防联控，继续向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抗疫援助，加强疫苗国际合作，推动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同时，要深入推进与重点国家合作规划的对接，强化与各国和国际组织之间规则标准对接，稳妥有序扩大共建“一带一路”朋友圈。为了适应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也应迎头赶上。在进一步深化境外项目建设和防疫合作基础上，稳妥有序推进境外项目生产建设，更好地助力全球发展治理。
在优化治理主体方面，更多地重视新兴经济体，包括印度、巴西、南非这些国家，如果他们能够很好地参与“一带一路”，将无疑为发展治理提供更多力量。在具体的行为体方面，按照“企业主体、市场运作、商业原则、政府引导”的原则，更好地发挥企业和新兴产业的作用。据了解，巴基斯坦、缅甸、柬埔寨等国家都希望分享中国在数字经济、科技园区方面的经验。因此，不能只关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更要关注新型基础设施，特别是要吸引民营企业和中青年的参与。
在发展治理研究方面，发展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离不开及时、准确、全面的理论研究和效果反馈。对后疫情时代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难点、热点、痛点等问题开展针对性研究，提出政策建议。继续细化国别和区域研究，助力推进中国与相关国家政策及规划的对接，及时做到预警和校正。推动更多力量对外发声，讲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营造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
当前，全球发展需求愈加强烈，发展治理任重道远。“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向全球提供的最大公共产品和治理方案，正朝着服务全球发展治理的方向发展，但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中国始终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新发展格局背景下的“一带一路”建设，有望给全球发展治理带来新的惊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孙敬鑫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传播中心主任、副研究员
于 米 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国际合作部副主任、副教授
可持续发展是破解当前全球性问题的“金钥匙”，发展治理也日益成为全球治理的重中之重。2015年9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正式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16年9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把发展问题摆在议程突出位置，首次就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由此，全球发展治理进入新阶段。但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全球经济的衰退以及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等，迫使人们更深入思考后疫情时代如何重建全球经济，如何完善全球发展治理。面对这一困境，共建“一带一路”用实实在在的效果向国际社会表明，它是推动未来全球发展治理的重要选项和抓手。
全球发展治理处于关键时期
当前，全球发展治理面临很大挑战，世界面临的很多问题也大都能从发展治理不善上找到根源。
一是发展治理需求增大。眼下，人类正在遭受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行受阻，贸易和投资活动持续低迷，全球发展总量增长不足，一些国家陷入停滞甚至倒退，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国际劳工组织2021年1月底发布的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减少了2.55亿个全职工作岗位，除非采取以人为中心的复苏政策尽早改善，否则2021年的复苏前景将缓慢、不平衡且不确定。世界银行预测：到2021年可能有1.5 亿人陷入极端贫困，这显然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悖。联合国警告，世界正处于50年来最严重粮食危机的边缘，阿富汗、也门、尼日利亚、南苏丹、喀麦隆等国面临饥荒威胁。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奥奇斯奇尔德1月在日内瓦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新冠疫情仍在肆虐的情况下，全球民众短期内首要愿望是能够改善医疗、教育、饮用水和卫生条件等基本服务。上述这些都是发展治理需要回应的迫切问题。
二是发展治理主体弱化。长期以来，全球发展治理体系被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所垄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权力、义务、资源、收益等方面是严重不平等的。近年来，尤其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西方大国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单边主义显著抬头，严重损伤全球经济发展合作的共识。特别是特朗普治下的美国迷信“本国优先”，肆意“退群”“甩锅”，严重损害全球发展的制度基础。不仅是参与治理的意愿不足，作为曾经推动全球发展的主要力量，当前一些发达国家适应治理体系的能力也出现问题，推出的治理政策和行为难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甚至成为推动全球发展的负担和难题。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虽然参与治理的意愿强烈，但短时间内无法很好地融入到既有治理体系中。仅以投资为例，联合国贸发会议1月底发布的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急剧下挫，从2019年的1.5万亿美元下降到8590亿美元，降幅达42%。谁来承担未来全球发展治理的主要责任，国际社会远未达成共识。
三是发展治理机制失灵。现有全球发展机制多由发达国家主导构建，西方国家拥有绝对的话语主导权、规则制定权和议程设置权，相比之下，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明显不足。然而，全球发展问题又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这种机制不平衡的弊端日益显现。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公平和效率、增长和分配、技术和就业等矛盾更加突出。全球发展成果本应由多数人共享，但在现有治理机制下，全球发展成果的普惠性和共享性严重不足。以新冠疫苗使用为例，目前的全球疫苗分配缺乏规则，更缺乏国际团结协作。据估计，全球疫苗需求为100亿剂，而中短期内疫苗产能有限、缺口过大，且分配上“贫富不均”，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疫苗需求将难以满足。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警告称，由于疫苗政策不平等和分配严重不均匀，“世界正面临着灾难性的道德失败”。
四是发展治理前景不妙。“世界经济复苏势头仍然很不稳定，前景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对复苏前路面临的挑战给出了清晰判断。全球发展赤字有增无减，发展产生的问题也经由各个国家扩散，部分国家治理失效、影响外溢成为全球发展赤字加剧的国内根源。减贫这一发展治理的重要目标困难重重，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遇到巨大障碍。世界经济论坛日前发布的《2021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世界经济复苏的不平衡将加剧国家间不平等，领导力和全球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此外，全球正面临二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难民危机，全球创新鸿沟依然存在，逆全球化思潮甚囂尘上，国家主义强势回归……这些无疑加重了全球发展治理的难度。
“一带一路”成为重要抓手
“一带一路”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始终从发展的视角看问题，聚焦互联互通，深化国际发展合作。一带一路”实施7年多来，将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国际合作的制度设计联系在一起，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联系在一起，将发展治理与全球治理联系在一起。实践证明，“一带一路”不仅是一条实实在在的机遇之路、繁荣之路，也是一条切实可行的全球发展治理之路。
“一带一路”提供治理平台。7年多来，“一带一路”所构建起的互利合作网络成为全球发展治理的重要依托。面对碎片化的全球合作机制，“一带一路”致力于加强国际发展合作，致力于与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的有效对接，坚持打造开放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已经取得丰硕成果。截至1月底，中国已与140个国家和31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5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合作论坛、“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等，也为相关领域的对话协商提供了机制性的平台。2020年11月中旬，《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签署;12月中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非洲联盟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规划》签署;12月底，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如期完成。这些规划、协定的完成及签署，为中国与相关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重要支柱，“一带一路”也将得以在更广阔的地域范围内贯通。 “一带一路”注入治理信心。在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一带一路”逆势前行，展现出相当强的发展韧性和生命力，这就更加坚定了各方携手共建“一带一路”的决心。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必将为推动全球发展治理注入强劲动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2020年度会议上，各方积极评价“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认为“一带一路”支持了多边主义，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十四五”期间，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开辟新空间，激发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促进沿线国家畅通自身内外循环，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安全稳定，建设更加开放包容、富有活力、惠及民眾的世界经济体系，让各国共享新型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机遇和成果。预计未来十年，中国累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过22万亿美元。美国《外交政策》网站2021年1月初评论称，新冠病毒并没有杀死“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大多数贸易伙伴也都发现，“一带一路”倡议非常有吸引力，它是使疫情后的经济迅速正常化的解决方案。
“一带一路”提供治理新路。“一带一路”所秉持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是全球发展治理的“黄金法则”，所追求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也是全球发展治理的共同目标。在推进过程中，“一带一路”努力破除传统全球化“中心—边缘”结构和传统全球治理中的“金字塔垂直等级”，最大限度释放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发展潜力，为它们营造更多发展机遇和空间，为解决“发展赤字”提供了新的抓手。“一带一路”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创举，“一带一路”也将创新驱动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打造富有活力的“创新之路”。例如，试验园区建设就是“一带一路”坚持“试验—推广”探索式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
“一带一路”发挥治理效能。“一带一路”倡议将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已经在消除基础设施差距、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9.37万亿元，增长1%;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58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77.9亿美元，增长18.3%;到2021年1月为止，已经有81家中央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承担了超过3400个项目。大多数“一带一路”项目坚持不停工不裁员，持续推进，600多个项目顺利完工，一批新项目顺利启动，为各国抗疫情、稳经济、保民生作出了积极贡献。以中欧班列为例，2020年，中欧班列发挥国际铁路联运独特优势，全年开行12406列，同比增长50%，通达境外21个国家的92个城市，为稳定国际供应链产业链、助力中欧共同抗疫发挥了重要作用，跑出了互利共赢“加速度”。世界银行的报告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全面实施能够为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摆脱中度贫困。不仅如此，面对疫情的全球肆虐，中国向120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11个国际组织提供了抗疫紧急援助。截至3月7日，中国已经并正在无偿向69个有急需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援助，同时向43个国家出口疫苗。这些都是“一带一路”建设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治理效能。
推动“一带一路”发挥更大作用
不容忽视的是，“一带一路”体量巨大，涉及国家众多、情况复杂，很多项目边探索边建设，风险和不确定性无处不在。特别是在疫情冲击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风险普遍上升。由中诚信国际等发布的《“一带一路”国家风险报告（2020）》指出，多数国家普遍面临经济下滑、货币贬值以及债务攀升的压力，经济、债务风险显著抬升。此外，“一带一路”也正成为中西方新一轮博弈的角力场，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不断酝酿替代方案遏制中国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力。美国财长耶伦近日称，拜登政府将使用各种工具来抗衡中国“滥用经济”的行为，包括加强与盟友合作，建立与“一带一路”不同的伙伴关系。因此，“一带一路”只有不断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更好地适应后疫情时代全球发展治理的需要。
在完善治理思路方面，与前几年相比，疫情暴发以来“一带一路”面临的自身发展环境和全球发展治理环境都发生了很大改变。我们要用好疫情的倒逼机制，回头审视“一带一路”建设所需要的合适速度和节奏，确保重点地区和高质量低风险的项目优先推进。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将全球发展的巨大需求与中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相结合，是“一带一路”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在提升治理效能方面，实现经济止跌回升、确保人类健康是当前最为迫切的发展治理目标。因此，应以健康丝绸之路建设为重点，加强传染病国际联防联控，继续向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抗疫援助，加强疫苗国际合作，推动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同时，要深入推进与重点国家合作规划的对接，强化与各国和国际组织之间规则标准对接，稳妥有序扩大共建“一带一路”朋友圈。为了适应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也应迎头赶上。在进一步深化境外项目建设和防疫合作基础上，稳妥有序推进境外项目生产建设，更好地助力全球发展治理。
在优化治理主体方面，更多地重视新兴经济体，包括印度、巴西、南非这些国家，如果他们能够很好地参与“一带一路”，将无疑为发展治理提供更多力量。在具体的行为体方面，按照“企业主体、市场运作、商业原则、政府引导”的原则，更好地发挥企业和新兴产业的作用。据了解，巴基斯坦、缅甸、柬埔寨等国家都希望分享中国在数字经济、科技园区方面的经验。因此，不能只关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更要关注新型基础设施，特别是要吸引民营企业和中青年的参与。
在发展治理研究方面，发展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离不开及时、准确、全面的理论研究和效果反馈。对后疫情时代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难点、热点、痛点等问题开展针对性研究，提出政策建议。继续细化国别和区域研究，助力推进中国与相关国家政策及规划的对接，及时做到预警和校正。推动更多力量对外发声，讲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营造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
当前，全球发展需求愈加强烈，发展治理任重道远。“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向全球提供的最大公共产品和治理方案，正朝着服务全球发展治理的方向发展，但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中国始终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新发展格局背景下的“一带一路”建设，有望给全球发展治理带来新的惊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孙敬鑫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传播中心主任、副研究员
于 米 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国际合作部副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