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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持续创新是在相当长时期内连续实施新的项目，并实现效益增长的过程。从定义的内涵就强调时间持续性、效益增长持续性和企业发展持续性三个基本特性。中外企业实现持续创新，最初大多由特定的企业家推进。这种持续创新，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脆弱性。彼得·德鲁克指出：“机制比所有制更重要”。持续创新最终同样需要形成一种有效的机制，既能激励企业家不断推动企业的创新，又能培育创新的文化与人才，使企业家精神真正成为“基业长青”的灵魂。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就是培育创新型企业；就是将企业竞争的关键要素从生产、营销转向持续创新，使创新精神习惯化和制度化（Freeman，1982）。而企业创新动力则来自于对超额利润的追求和企业家精神（熊彼特，1942）。从这个意思层面上讲，企业家精神的根本特征表现为企业家的创造力。创造力可分解为创造性精神、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能力。其中创造性精神是改造心智模式（Mind set），创造力思维是超越框架思考（Think out of box），创造性能力是创造性做事的能力。
一、中小企业持续创新动力机制分析
（一）企业家精神的核心驱动要素
企业家创新精神作为持续创新的内部驱动因素，对企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一是企业家的市场预见力，能够发现潜在利润。企业家精神中的创新意识，促使企业家不满足固有体系的优势，主动根据外部信息，确定企业变革和技术创新的方向。可以说企业家精神是持续创新的最主要的动力之一，是企业创新的精髓。与此同时，企业家通过管理权力、人格感召力，建立使企业全员渴望新事物、渴求变革的制度体系，从而其企业内部建立永不满足的企业文化。这样的创新文化，包括整个企业对企业家创新意识、精神和价值观的认同。有了共识的企业文化，就是企业长期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保障，可以形成强大的创新氛围；还可以产生激励效应，调节企业内部矛盾，创造凝聚力和团队精神。
（二）长期利益目标的现实驱动要素
企业利益目标驱动，将使企业家不断开发具有潜在需求且利润丰厚的新产品，也会使企业处于不满足竞争地位而寻求改变市场竞争状况。这种求变活动导致新的科技成果的出现，同样当创新产品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利润和领先的市场竞争优势时，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再次被激发。企业家将更为积极倡导创新和冒险，则内部的激励机制必定是奖新罚旧、尊重创新活动和承认创新成果，因而对创新成功者给予丰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这种奖励机制又会引导企业员工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取向，进而成为企业的创新习惯与创新文化的形成。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中小企业持续创新动力机制的企业家精神、利益目标和企业文化是彼此相互作用相互耦合的。其中企业家精神是核心驱动要素，企业在企业家精神的作用下，形成企业内部的创新能力与组织学习能力、社会网络能力；企业外部的政治和科技、社会经济相互作用并为企业内部动力要素的形成，最终形成有利于企业持续创新的动力。要保持企业持续创新的动力，就必须把利润增长和全体成员的切身物质利益密切地联系起来，形成持续创新的企业全体成员的物质利益驱动。企业家持续创新精神与创新意识以及企业创新文化对推动企业的持续创新具有重要作用。企业创新文化最核心的要素就是共享的核心价值观念，它使企业的全体员工保持共同的信念和团结协作的氛围，进行持续创新。中小企业持续创新机制的形成，主要受到来自企业内部与企业外部两方面因素的影响（Robert & Daniel， 2015 ）。企业家精神有利于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的形成，并且形成企业的动态能力VRIN资源 （Valuable， Rare， Imperfectly Irritable， Non-Substitutable）（Teece，2014 ）。企业的创新能力、组织学习能力、社会网络能力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同时，会不断地将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革新性的、具有价值的信息反馈给企业，从而塑造新的企业家精神，使企业家精神与企业行为形成一个从内化到外化，再到内化的循环。
二、影响企业家精神的文化属性
存在于社会经济发展之中的企业持续创新活动，必然会受到企业家文化属性的制约。在中小企业内部方面，企业家的人格特质是企业独特的“烙印”（imprint） （Ilouga ，Sahut & Marta， 2014 ）。
（一）江浙粤民营企业家的文化根缘
浙江的制造业和经商传统， 是浙商存在的基础。也创造了义乌小商品、大唐袜业、苍南标牌包装、海宁皮革服装、永康五金、温州塑料业和宁波小家电等专业化产业区。 在专业化产业区内，形成了“低技术部门的高技术”（high-tech in low-tech sector）的竞争优势；并且以宗主经济为纽带的成组企业有序结成了一组“无形网络”，并由经济性产业网络延伸为社会性的网络，自然形成了浙江地区目前稳定而可持续的创新环境基础。浙江这种“块状经济模式”适应“家族经济”和自立“宗主经济文化基因，具有与规模经济相冲突的内在动力。家族经济由核心企业家的性质决定着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由此浙江中小企业普遍具有“低附加值、低档次和基本粗放式”的民用消费品生产与集散的特点，其结果产生了一种具有较大局限性的创新文化。这种局限性集中地反映由私营经济支撑的“封闭性+ 自我保护性”。从客观上看，浙江企业家能够从经商传统中找到创新文化的调和点，即以社会群体需求作为经商基础， 并由满足消费者群体的核心文化， 但是这种持续创新具有短暂性、功用性。浙江持续创新是企业开始乃至后续的学校、科研机构和政府跟进创新循环模式。
与浙江企业家不同，江苏企业家成长在长江文化、运河文化和故都文化的历史积淀之中， 形成了一种“对外开放的拿来主义” 与“小富即安的封闭主义”的文化格局。表现为苏南园区经济模式创造以苏州為代表的强县域经济。这种面向全球范围内积极寻求科技人才，营造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快速的财富积累。由FDI带来的西方企业管理以及西方文化生活概念，融入了江苏地方文化及其衍生相对广泛的“拿来主义”。江浙民企营业都在传统行业处于领先，两省的百强民企多以制造业和建筑业企业为主。江浙2015年民营企业共有9家企业营业收入超过千亿元，江苏民企营业收入远高于浙江企业，如苏宁控股集团营业收入超过3000亿元，居全国第三位；恒力集团和江苏沙钢集团超过2000亿元。浙江企业没有超过2000亿元大关。但是江苏民企过分依赖政府政策主导，博弈机制缺失，造成江苏民企一种普遍的弱原创性。这也是江苏总体经济增速放缓的内在原因。 与江浙民营企业所处的行业不同，广东企业主要分布在计算机通信、制造以及批发等行业。2016年有50家粤企跨进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粤企的华为、正威国际和万科居榜单前十名的前三席。截至2014年底，广东省民营经济单位达657.44万户，私营企业达到194.83万户，其中高新技术企业超过9000 家，大部分是科技型中小型企业。特别是以专业镇的产业集群，衍生出电子信息、创意设计、电子商务、生态旅游等新兴产业，成为广东适应经济新常态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广东经济与江浙经济发展路径的差异，也与广东企业家的文化个性有关。广东企业家特别是潮汕商帮具有敢冒险、行事作风凶悍和专注精细的共同特点，造就了2015年34位潮汕籍贯企业家登陆福布斯全球华人富豪榜。这种文化特质也有助于广东企业进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机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二）浙江企业家精神的文化弱性
浙江块状经济分布，单体企业规模普遍较小，缺乏大型龙头企业。因此，大量中小企业的学习、创新活动依赖“模仿”方式，无法形成集群创新活动的正外部效应。这种传统创新模式中存在保守的家族制经济观念， 决定了具有创新转化力， 但是“创新压强” 较低。特别是温州的家族企业以亲缘、人缘、地缘等关系组织起来的企业形式，往往以企业创始人（家长）为经营核心，企业结构以维系企业对家长权威的向心力和对家族价值的认同为运行体系。企业各项管理职能的运作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族成员之间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非正式行为机制、情感联系和沟通模式等。这种家族企业经营上关系主义、家长权威至上和家族间信任特征，极大地阻碍了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资源等创新要素的规模聚集，也造成企业兴衰的偶然性。
相对浙江市场诱发型的模式，江苏民营企业发端于政府引导的国有和 “苏南模式”乡镇企业改制。特别是江苏省用财政资金来推進新兴产业，使规模较大的旗舰型民营企业集团脱颖而出。广东企业在国家创新和电子行业创业基础广泛的环境，大型企业的集聚效应和溢出效应显著。浙江省企业生态群以中小企业为主，缺乏大平台的支撑、大项目的支持、大产业的配套和大企业的龙头作用。浙商在天生资源禀赋缺失下求生存的无奈，培养出“追利生存模式”。近年面对人均GDP趋近发达国家（地区）水平，开放的边际效益递减和技术创新的软肋暴露，部分企业家便用热钱围猎地产、股市期货等非实体经济。又叠加创二代“接班鸿沟”和“代际风险”，高端创新要素被沪苏发达省市吸走。这是浙江企业的实际，也是与江苏、广东企业的差距所在。（作者单位为 宁波大红鹰学院）
本文为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浙江中小企业持续创新发展模式与机制研究（2017B05）”研究成果。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就是培育创新型企业；就是将企业竞争的关键要素从生产、营销转向持续创新，使创新精神习惯化和制度化（Freeman，1982）。而企业创新动力则来自于对超额利润的追求和企业家精神（熊彼特，1942）。从这个意思层面上讲，企业家精神的根本特征表现为企业家的创造力。创造力可分解为创造性精神、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能力。其中创造性精神是改造心智模式（Mind set），创造力思维是超越框架思考（Think out of box），创造性能力是创造性做事的能力。
一、中小企业持续创新动力机制分析
（一）企业家精神的核心驱动要素
企业家创新精神作为持续创新的内部驱动因素，对企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一是企业家的市场预见力，能够发现潜在利润。企业家精神中的创新意识，促使企业家不满足固有体系的优势，主动根据外部信息，确定企业变革和技术创新的方向。可以说企业家精神是持续创新的最主要的动力之一，是企业创新的精髓。与此同时，企业家通过管理权力、人格感召力，建立使企业全员渴望新事物、渴求变革的制度体系，从而其企业内部建立永不满足的企业文化。这样的创新文化，包括整个企业对企业家创新意识、精神和价值观的认同。有了共识的企业文化，就是企业长期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保障，可以形成强大的创新氛围；还可以产生激励效应，调节企业内部矛盾，创造凝聚力和团队精神。
（二）长期利益目标的现实驱动要素
企业利益目标驱动，将使企业家不断开发具有潜在需求且利润丰厚的新产品，也会使企业处于不满足竞争地位而寻求改变市场竞争状况。这种求变活动导致新的科技成果的出现，同样当创新产品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利润和领先的市场竞争优势时，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再次被激发。企业家将更为积极倡导创新和冒险，则内部的激励机制必定是奖新罚旧、尊重创新活动和承认创新成果，因而对创新成功者给予丰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这种奖励机制又会引导企业员工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取向，进而成为企业的创新习惯与创新文化的形成。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中小企业持续创新动力机制的企业家精神、利益目标和企业文化是彼此相互作用相互耦合的。其中企业家精神是核心驱动要素，企业在企业家精神的作用下，形成企业内部的创新能力与组织学习能力、社会网络能力；企业外部的政治和科技、社会经济相互作用并为企业内部动力要素的形成，最终形成有利于企业持续创新的动力。要保持企业持续创新的动力，就必须把利润增长和全体成员的切身物质利益密切地联系起来，形成持续创新的企业全体成员的物质利益驱动。企业家持续创新精神与创新意识以及企业创新文化对推动企业的持续创新具有重要作用。企业创新文化最核心的要素就是共享的核心价值观念，它使企业的全体员工保持共同的信念和团结协作的氛围，进行持续创新。中小企业持续创新机制的形成，主要受到来自企业内部与企业外部两方面因素的影响（Robert & Daniel， 2015 ）。企业家精神有利于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的形成，并且形成企业的动态能力VRIN资源 （Valuable， Rare， Imperfectly Irritable， Non-Substitutable）（Teece，2014 ）。企业的创新能力、组织学习能力、社会网络能力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同时，会不断地将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革新性的、具有价值的信息反馈给企业，从而塑造新的企业家精神，使企业家精神与企业行为形成一个从内化到外化，再到内化的循环。
二、影响企业家精神的文化属性
存在于社会经济发展之中的企业持续创新活动，必然会受到企业家文化属性的制约。在中小企业内部方面，企业家的人格特质是企业独特的“烙印”（imprint） （Ilouga ，Sahut & Marta， 2014 ）。
（一）江浙粤民营企业家的文化根缘
浙江的制造业和经商传统， 是浙商存在的基础。也创造了义乌小商品、大唐袜业、苍南标牌包装、海宁皮革服装、永康五金、温州塑料业和宁波小家电等专业化产业区。 在专业化产业区内，形成了“低技术部门的高技术”（high-tech in low-tech sector）的竞争优势；并且以宗主经济为纽带的成组企业有序结成了一组“无形网络”，并由经济性产业网络延伸为社会性的网络，自然形成了浙江地区目前稳定而可持续的创新环境基础。浙江这种“块状经济模式”适应“家族经济”和自立“宗主经济文化基因，具有与规模经济相冲突的内在动力。家族经济由核心企业家的性质决定着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由此浙江中小企业普遍具有“低附加值、低档次和基本粗放式”的民用消费品生产与集散的特点，其结果产生了一种具有较大局限性的创新文化。这种局限性集中地反映由私营经济支撑的“封闭性+ 自我保护性”。从客观上看，浙江企业家能够从经商传统中找到创新文化的调和点，即以社会群体需求作为经商基础， 并由满足消费者群体的核心文化， 但是这种持续创新具有短暂性、功用性。浙江持续创新是企业开始乃至后续的学校、科研机构和政府跟进创新循环模式。
与浙江企业家不同，江苏企业家成长在长江文化、运河文化和故都文化的历史积淀之中， 形成了一种“对外开放的拿来主义” 与“小富即安的封闭主义”的文化格局。表现为苏南园区经济模式创造以苏州為代表的强县域经济。这种面向全球范围内积极寻求科技人才，营造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快速的财富积累。由FDI带来的西方企业管理以及西方文化生活概念，融入了江苏地方文化及其衍生相对广泛的“拿来主义”。江浙民企营业都在传统行业处于领先，两省的百强民企多以制造业和建筑业企业为主。江浙2015年民营企业共有9家企业营业收入超过千亿元，江苏民企营业收入远高于浙江企业，如苏宁控股集团营业收入超过3000亿元，居全国第三位；恒力集团和江苏沙钢集团超过2000亿元。浙江企业没有超过2000亿元大关。但是江苏民企过分依赖政府政策主导，博弈机制缺失，造成江苏民企一种普遍的弱原创性。这也是江苏总体经济增速放缓的内在原因。 与江浙民营企业所处的行业不同，广东企业主要分布在计算机通信、制造以及批发等行业。2016年有50家粤企跨进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粤企的华为、正威国际和万科居榜单前十名的前三席。截至2014年底，广东省民营经济单位达657.44万户，私营企业达到194.83万户，其中高新技术企业超过9000 家，大部分是科技型中小型企业。特别是以专业镇的产业集群，衍生出电子信息、创意设计、电子商务、生态旅游等新兴产业，成为广东适应经济新常态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广东经济与江浙经济发展路径的差异，也与广东企业家的文化个性有关。广东企业家特别是潮汕商帮具有敢冒险、行事作风凶悍和专注精细的共同特点，造就了2015年34位潮汕籍贯企业家登陆福布斯全球华人富豪榜。这种文化特质也有助于广东企业进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机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二）浙江企业家精神的文化弱性
浙江块状经济分布，单体企业规模普遍较小，缺乏大型龙头企业。因此，大量中小企业的学习、创新活动依赖“模仿”方式，无法形成集群创新活动的正外部效应。这种传统创新模式中存在保守的家族制经济观念， 决定了具有创新转化力， 但是“创新压强” 较低。特别是温州的家族企业以亲缘、人缘、地缘等关系组织起来的企业形式，往往以企业创始人（家长）为经营核心，企业结构以维系企业对家长权威的向心力和对家族价值的认同为运行体系。企业各项管理职能的运作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族成员之间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非正式行为机制、情感联系和沟通模式等。这种家族企业经营上关系主义、家长权威至上和家族间信任特征，极大地阻碍了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资源等创新要素的规模聚集，也造成企业兴衰的偶然性。
相对浙江市场诱发型的模式，江苏民营企业发端于政府引导的国有和 “苏南模式”乡镇企业改制。特别是江苏省用财政资金来推進新兴产业，使规模较大的旗舰型民营企业集团脱颖而出。广东企业在国家创新和电子行业创业基础广泛的环境，大型企业的集聚效应和溢出效应显著。浙江省企业生态群以中小企业为主，缺乏大平台的支撑、大项目的支持、大产业的配套和大企业的龙头作用。浙商在天生资源禀赋缺失下求生存的无奈，培养出“追利生存模式”。近年面对人均GDP趋近发达国家（地区）水平，开放的边际效益递减和技术创新的软肋暴露，部分企业家便用热钱围猎地产、股市期货等非实体经济。又叠加创二代“接班鸿沟”和“代际风险”，高端创新要素被沪苏发达省市吸走。这是浙江企业的实际，也是与江苏、广东企业的差距所在。（作者单位为 宁波大红鹰学院）
本文为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浙江中小企业持续创新发展模式与机制研究（2017B05）”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