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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开展出版口述史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我个人经历比较简单：做教师20年，做出版社编辑10年，此后，在新闻出版署与中国期刊协会工作，与期刊出版行业打交道20年。要说这50年里，自己接触最多，也最爱的，应算期刊了。因此，我将本次口述的核心设定为“个人对期刊的记忆与思考”，追述自己读期刊以及后来与期刊同人交往的一些经历，并尽可能从今天的角度对一些期刊的历史作用、对一些期刊同人的创业成绩与经验，谈一些个人的感受。
上个月，我同家人一起度过了自己82周岁生日。回顾自己最早接触期刊时，只有两三岁，倏忽80年，至今还在津津有味地读。80年里，期刊带给我无尽的精神滋养和快乐，对我自身成长与完成各项工作任务都有极大的帮助，期刊在很大程度上对我起到了人生指南的作用，也成为我精神世界翱翔的翅膀。令我感到最难得的是，回顾过去80年，无论是哪段人生里，自己都没有离开期刊，包括“文革”十年都未曾离开。我因此写过一篇短文——《乐与期刊为伍》，真是缘分。
下面便从头谈起。
翻看《良友》等画报中的图像，是自己阅读之始
20世纪30年代初，我两三岁时，姐姐们读中学，常约同学来家里玩儿。她们爱做两件事情：一件是哄逗我这个小弟弟，一件是凑在一起读期刊。我因此也便有机会接触到她们所读的刊物，虽看不明白，但这些开本大小不一的刊物中有很多图像，往往能勾起我幼小的好奇心，禁不住跟着她们翻看，这应该是自己一生的阅读之始了。按教育家的说法，0—3岁是培养孩子阅读习惯不可忽视的关键时期，我有幸获得这样的机会。后来，我问过自己一个姐姐，是否记得当时读的什么刊物。她明确回答我，开本大的是《良友》画报，是她们的最爱;开本小些的多是电影刊物，这些都是家里订阅的，也是她们争着读的。
《良友》创刊于1926年，20世纪30年代正是它出版的旺盛期，发行渠道通达，影响遍及全国，甚至遍及全世界的华人圈。同时代的电影刊物办得也比较热闹，虽然多数存活期比较短，但是有些颇有名声，比如，《明星月报·明星半月刊》（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出版）、《联华画报》（联华影业公司发行）、《电通（半月画报）》（电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等。那时我们家住省会城市济南，这些刊物能订或买到。
我说不清当时这些刊物对姐姐们产生过什么影响，她们不曾有像林道静那样夹着进步刊物走向革命之途的经历。但从这些流行画报里揣摩上海女性的着装趋势，追踪时髦，会是她们阅读的热点。另外，我的二姐身体矫捷，曾是校女子排球队队员，后被选拔为省女子排球队队员，又被集中到青岛参加全国运動会比赛前的集训。当自己长大后阅读那一时期的《良友》画报时，发现其中关于体育运动的内容突出，对当时赛场健儿，尤其是对女运动员的报道，文字和图像甚多，还在一些文字评述中充满激情地鼓励国人甩脱“东亚病夫”之恶名。姐姐在20世纪30年代能冲破传统，参与体育运动，到赛场上蹦蹦跳跳，说不定也是从《良友》这些刊物中受到了感染。
就幼小的自己来说，从这些画报里看到了和学到了什么，基本上已经记不清了，但记住了两个明星的名字：一个是中国影星胡蝶，另一个是美国童星莎丽·邓波儿（这是当时的译名，现通常译为秀兰·邓波儿）。前者由于在画报上出现频率较高，而且优雅漂亮，大家都是赞不绝口;后者则不仅从画报上看到她的可爱影像，还由于姐姐多次带我去影院看过她出演的电影。留在我记忆里的以上两个明星，不仅长相美，而且她们身上透发出艺术气质和不俗风采，她们的一颦一笑、一个大方的举止、一身得体的打扮，都能使幼年的自己受到难以名状的感染。我后来想，这应该是阅读给自己带来的一生中最初始的审美体验。
上面提到的一些画报，我后来大都找来读过。这不仅因自己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科研工作之需，常跑各大图书馆寻找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期刊来读，还由于学校曾给我一项任务——去北京、上海淘解放前出版的旧书刊，以配备学校专设的“现代文学资料室”。像上面提过的“明星”“联华”“电通”等电影画报，有些便是那时充满惊喜心情淘到和读到的。
20世纪70年代末，我被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工作，分到的任务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过的《鲁迅全集》注释本基础上，修订再版1981年版《鲁迅全集》（十六卷本）。我的任务是修订第五卷，包括《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三部杂文集，写作时间为1933—1935年。由于这些杂文多涉及上海及各地的社会时事，还提到过良友图书印刷公司遭反共分子恐吓的事，因此对那一时期的《良友》画报翻得较多。尽管未曾全读（当时尚未有全套影印本），但这本刊物已在我心中留下了沉甸甸的分量。
在这次“口述”前，我专门联系了首都图书馆，将《良友》影印本（1926—1945）及部分原版散本借出来，坐在阅览桌旁美美地重温了一遍。当阅毕码齐放还到运刊车上时，望着一大摞书影，想到这份宝贵的文化财富在将近一个世纪里的波谲云诡，禁不住该为它说点什么。
我看《良友》画报的历史地位
对《良友》画报的考察，可以从我国的期刊出版史、文化史、新闻史、摄影史等各个方面着手。不论从哪一方面说，它都具有开辟性、建设性和重要的借鉴意义。遗憾的是，在一段时间里，它处于被“屏蔽”的状态，不是因为对它认识上的争议，而是它被置于不宜接触的另类。进入思想解放的历史新时期以来，《良友》画报才得以光彩重放，不仅将旧本影印，对其研究活动也日益活跃。特别是2002年马国亮先生出版《良友忆旧》一书，更让读者对《良友》画报获得了栩栩如生的贯通认识。在此影响下，我自己头脑中的《良友》形象也更活跃起来，越来越感觉到它还有许多有待公平合理地给予认定的价值。下面就它在中国期刊史上应有的历史地位，谈五点初步认识。
第一，《良友》是标志我国期刊进入现代视觉文化新时代的早期范本。按学界的说法，进入20世纪，由于摄影术、印刷复制术以及与经济繁荣俱来的公众对于信息服务、生活服务、提供娱乐等各方面越来越迫切的需求，传媒业相应的出现了一次大转型，那就是充分利用以摄影术为主的影像手段，使传播从间接趋向直接、从抽象趋向具体，一个视觉文化时代从此开始。而且这个视觉文化驾驭着越来越精湛的内容和技术。一个多世纪以来，发展势头一直蒸蒸日上。读图成为得人心、讨人爱的人际传播和交流的主要方式之一。 对于这一时代变化，中国传播界人士表现了极为敏感的热情呼应态度。单就期刊来说，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就不断出现以“画报”冠名的刊物。1884年问世的《点石斋画报》，更淋漓尽致地凸显了“读图”的冲击力与群众性。当然还有经常提到的《小孩月报》（1884）、《真相画报》（1912）、《世界画报》（1907），等等。一些期刊在视觉功能方面不断追求、运用与开拓，为中国期刊业，也为中国整个传媒业铺筑了进入现代视觉文化的新时代之路。这些期刊各自留下了自己的功绩，但应该说，这些画报或者存活时间不长，或者在出版上不是独立而是依附的，出版形态也不够完整。所以尚难以成为视觉文化来到中国的完整意义上的体现者。
这个使命是由广东青年伍联德以及他的同伴梁得所、马国亮等人实现的。1926年，伍联德在略通美术、出版，也对世界个别著名画报有所观摩的基础上，以通过影像“启迪民智，提高大众文化水准”为宗旨，在上海创办了铜版印刷的、内容较厚重的《良友》画报，一上市就受到意想不到的欢迎。1927年，梁得所加入该画报，此后，马国亮也加入，都能对这份画报不断改革求进。从20世纪30年代起，这份画报已经被打造成能出色地调动视觉功能，以影像作品为主，对上海、中国以及世界做多角度、多层面的报道，成为丰富、活泼、有矩、有型的大众性综合画报。因此，把它视为中国期刊进入视觉文化新时代完整意义上的、有代表性的“范本”，应是恰当的。还要指出的是，作为杂志大国的美国，它推出的第一份大众性综合画报《生活》是在1936年，它眼里虽然未必有《良友》，但《良友》比它早问世十年，而且办得有姿有型、有分量，确是事实。
《良友》作为画报，在图像的使用与创新上，积累了不少经验。比如，它较为重视图像来源，除了从经营性的图像供应公司购买，或在行业间交换图像资料，还十分重视培养自己的专职摄影记者，创作和积累属于自己的第一手图像资料;它对积存数以万计的图像资料有先进的储存、分类和使用方法;它不止一次组织过“良友旅行团”等活动，摄取我国各地人文与名胜风景，提供源源不断的图像资源;尤其可贵的是，它敢以图像记录尖锐的时事，比如，1935年北平学生因反对日本侵略、反对投降而举行的爱国运动，《良友》专版做了图像记录，其中遭军警捆缚而正义凛然的学生形象，令读者深为所动。这次，我再翻读《良友》画报时，尤其感到揪心之痛的是，1928年5月第26期《良友》上刊发的“五三济南经过”专版，对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挑动的“济南五三惨案”做了“第一见证”式的报道，其中有北伐军对日谈判代表蔡公时被日军挖目割鼻的血淋淋的暴行图像，有中国军民被割掉眼鼻、被汽油烧死，以及济南城墙周边横陈的中国军民的尸体的血淋淋图像。这些揭穿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影像铁證，真是十分难得。
这里我还想再提到一个刊物《北洋画报》。为什么？因为这份出版于天津的画报，也创刊于1926年，1937年停刊。办了11年，宗旨为“传播时事，灌输常识，提倡艺术，陶冶性灵”，出版达1587期。最近一期《三联生活周刊》上，还提到《北洋画报》，说当时它被算作“北方巨擘”。应该说，其影响也是颇大的，但这份画报每期四开四版，近似我们常说的报型刊物，体量较小，其在影像上的成就个人感觉似稍逊于《良友》。
第二，它是我国女性以现代华姿亮相于公众视野的第一个靓丽窗口。近代，我国逐渐出现宣传女性独立、提倡女权的报刊，从1898年7月在上海出版了《女学报》开始，妇女报刊出版渐渐走向高潮，如知名的秋瑾烈士，就创办过《中国女报》（1907.1），可惜只出版了两期。当时的女性报刊，主要还是以文论事。20世纪以来，期刊较多使用图像，妇女形象便自然而然地走上期刊版面，不少还作为封面被采用。但期刊初起刊登的中国妇女形象，或缠足挽髻，或呆板僵硬，人物身份多以青楼女子为主。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经过新文化洗礼的现代女性开始登上期刊的画面。在这方面，《良友》画报应该算是现代女性登场最多，也最靓丽的一个窗口。表现在以下方面：
1.它刊登的现代女性虽以演艺明星为主，但也不乏中国女性领袖人物、中国职业女性、中国女体育家、女作家，以及上海本地名媛，等等。通过该画报，能够比较全面地接触到各方面觉醒起来的中国女性群体。
2.它从不正面采用旧中国女子形象。能登上《良友》画报的，首先衣饰革新，多数穿着现代旗袍，这种旗袍完全改革了束胸、无腰、全身覆盖的旧传统，将我国女装引入了时尚新时代。其次，《良友》还刊登过不少既健美又自然的女性泳装图像。翻开多期《良友》来看，它推出的一系列女性形象，所表现出来的美丽、雍容、大气，所蕴含的中国女性心智之美，也足以征服世界读者。
以上《良友》在对我国现代女性的虔敬与赞美上或许与《良友》创办人伍联德的一段特殊经历不无关系。在伍联德创办刊物，需要资金支持的最困难阶段，受助于一位“女贵人”而踏上事业成功之途。这个“女贵人”是上海四大公司之一的先施公司老板的遗孀，也是上海女子银行的董事长。她把己有的三台印刷机送给了伍联德，伍联德需要资金，她帮助借贷。但是这个老太太在《良友》刚出版后，突然病故。因为没有留下她的照片，所以伍联德在自己办公室桌上含义深沉地摆了一尊“观音老母”像。从以上伍联德曾受恩于女性及尊重于女性的意识来看，有助我们理解《良友》打造中国现代女性形象而不遗余力，引领中国现代女性从容登场，从而起到提升女性社会地位的作用。如果将这仅仅看作一本刊物以此招徕读者，那是鼠目，将它看作一份影像“女权”的刊物，并非过誉。
第三，它是我国期刊“走出去”的早期实践者，像一条小鱼勇敢游向大海。伍联德是广东侨乡台山县人，父亲在美国打工，他本人通英语，还跟人合作出版过一本《新绘学》——绘画方面的书。这样一个青年知识分子，从他的背景可以看出，他有很强的外向意识。
1926年，《良友》刚创刊，伍联德就去了东南亚，了解海外读者需要和期刊市场情况;1927年，他又去美国考察，同时向在美华人募股，以充实《良友》的办刊基金，还为扩大《良友》的报道面而专访了好莱坞。借同乡关系，与在好莱坞拍片的知名华裔影星黄柳霜结成很好的朋友关系，同时还结识了当时好莱坞大腕明星范朋克、玛丽毕可馥夫妇。这些交往活动，在《良友》刊出了照片，有的写成《良友》专稿。当这些在美国结识的明星又先后来中国访问时，《良友》更利用此机会作访问报道。由此足可见伍联德如何善抓新闻眼，又如何巧于打开新闻窗口，开阔读者视野。《良友》很重视开发与海外华人市场沟通的通道，并与海外读者信件沟通。在海外华人中有一定声势，如当时有人说的：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良友》画报。 《良友》画报还增设过英文说明，当时能用英文说明图像内容的还有《北洋画报》，都是早期的双语刊物，实属凤毛麟角。虽然没有可能影响西方国家主流读者群，但已受到全球华人读者的欢迎。
还值得提到的是，《良友》也重视利用机会参与国际新闻出版界的活动，以联络国际同业扩大影响。1928年在德国科恩举办的世界报刊展览大会上，《良友》画报就参加过展览。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香港复刊的《良友》画报，还曾以1984年11月出版的有着民族气息的封面，获得了国际期刊评选活动中的优秀设计奖，这些涉足国际的尝试，都诚可贵。
第四，它是我国把期刊作为商品，把期刊出版紧密融入市场并获得成功的一份值得借鉴的商业案例。《良友》画报创办之前，伍联德便已开办了“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刊物印出第一期后，组织小贩在上海各电影院近旁的中心地区，以小洋一元（大洋8角）的低价叫卖，很快就卖出七千份。《良友》传到海外华侨旅居的地方，也大受欢迎，《良友》为此加了英文说明。《良友》印了一张地图，上面密密麻麻地印着《良友》的分销地，地图上还写着“良友遍天下”。1935年12月的一期刊物上，有一篇郁达夫的《上海的茶楼》，配文的图像是在上海茶楼中边悠闲饮茶、边阅读的茶客，茶客手中的读物正是《良友》画报。像这样自编、自印、自发并且巧于宣传的经营形式，对今天的期刊出版单位和经营者，仍有不少可值得借鉴的地方。
《良友》对图像资料的使用，从来都是多向的，出刊的同时还利用图像编辑出版大量影像集。孙中山去世后，马上就出了《孙中山纪念特刊》;北伐以后就出了《北伐画史》;济南“五三”惨案后，它又出了《济南惨案画册》;当时提倡运动，所以它就出了《历届全国运动会特刊》;当时还有“良友旅行团”，拍摄了很多美景，出版了《中国大观》《中华景象》《世界奇观》等，这都是经营之道。
《良友》还很善于利用图像和音像开展经营活动，比如，把明星的照片或流行音乐歌片单张售卖，成本小而价格不菲。我小时候挺喜欢收藏这些东西，那时父亲白天工作，晚上常带着我去小市场溜达。小市场里有人点着小煤汽灯在卖电影明星照片，我要父亲给买，父亲只答应一次买一张，因为很贵。前几年读吴永贵著的《民国出版史》里有一段：“出于编辑画报的需要，《良友》公司收集了许多中外电影明星们的彩色图片，而且这些图片印刷出来，大量出售，这个堪称是《良友》画报出版上的自然延伸，因为得天独厚的图片资源，也因为棋先一着的首创优势，这些图片出版后，受到了追星族读者的热烈欢迎。图片八开单张，每张售价2角”。我记得那时一本刊物的价格也不过2角。
我觉得还值得说的就是，《良友》虽然很注重经商，但其始终保持文化人的社会责任感，从不刊登不三不四的文字与图像，比如性病广告，给多少钱都不会刊登。马国亮说这个刊物是“出污泥而不染”，确实是这样的。我看到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对《良友》的一个评价，他说他要对《良友》表示敬意：“它没有说教的迂阔，没有载道的腐酸，但是它每一篇文字，每一幅图片都体现了人文精神和价值品位的最起码的原则，维系着人间向上的精神不坠。”所以当时还有一种说法：“《良友》像一本端庄的画报，像一个没有不良嗜好的正人君子”。这样的商业品德是可贵的。
第五，它通过画报等出版活动，凝聚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化各界的人气，是这一历史时期具有团结力、亲和力和包容精神的一座文化大厦。《良友》画报及其主体良友图书印刷公司，通過出刊等出版活动，团结了众多的进步革命的作家和艺术家，这一点从赵家璧编辑的图书《良友文学丛书》，特别是十卷本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可以看出来。如果没有从鲁迅、郭沫若、茅盾到胡适、蔡元培等一大批作家的支持，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是很难完成的。在马国亮的《良友忆旧》一书中，记述了《良友》跟许多作家密切的工作关系，如巴金、老舍、洪深、郑伯奇、郁达夫等。在当时文化界能形成这样此呼彼应的融洽关系，大概要数“良友”这一阵容了。
它没有当时左翼文化队伍所表现的理论主张的凌厉、路线的困扰和行动中的宗派疏离。至于右翼，形不成阵势，《良友》从未与他们为伍。
最后，我再说几句它的后来。《良友》是1926年创刊、1945年停刊的。实际上，1954年，伍联德在香港又继续打出了《良友》的名字来办杂志，当时叫海外版，到1968年办不下去，停刊了。那时候的《良友》杂志我没怎么看过，据说它已经没有那么大的阵容了，内容较窄，以艺术介绍为主。
1984年，由伍联德之子伍福强，在香港重新出版了《良友》杂志。伍福强是燕大新闻系毕业的，在新华社工作过，他有伍联德儿子的身份，在香港有他的优势，他可以多方面、左右逢源地进行文化交往。但由于只是立足于香港，这与过去立足于上海相比，在视野方面会有一定差距。因为过去立足于上海就是立足于全国。另一方面是香港的市场很难打开，八卦刊物特别多，各种政治面貌的刊物也多。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香港办刊的时候，正值美国的Vogue、Cosmopolitan，还有法国的Elle等著名刊物都在香港落地的时期，已经分割了很大的一块市场，所以伍福强先生在香港办这个刊物比较吃力。
他曾经跟我说过一件事是希望我能帮他再回上海来办，但是我跟上海联系了以后，没人对这件事情热心，他也通过更多渠道努力，最终还是没办成。
后来，该画报在2000年改版了，改成专门介绍电子网络知识刊物。他说他一定要跟潮流进入网络刊物的时代。但是我看了后，感觉有点找不着北。20世纪初，全世界曾经兴起了电子刊物与网络刊物热潮，有很多刊物做得很好。但由于电子事业本身错综复杂的现实，热闹过一阵后很多都消沉了。
《良友》摇身一变成为电子网络刊物，实非明智之举。我们不妨看看《良友》改刊头一年的封面，期期都上的是网络技术界风云人物，与过去《良友》封面多上时尚女性相比，简直不认识它了。《良友》数十年来以时尚风格示人，丢了时尚，也便没了《良友》。 伍福强这一变革之举，或许出于无奈，因为在香港办成并坚持出版一本好刊物是极不容易的，特别是筹集足够的资金。前几年听到伍福强辞世的消息，我心里很沉重，我认为他是为《良友》奔波劳累而去的，而且他的离去，宣告了《良友》再无复苏。
但我心中永远记住《良友》，它对我初始阅读、初始审美有很大影响，它把我引进视觉时代，使我成为这一时代的公民。细读画报，从一个景象、一个细节中捕捉时代，体味人生，是多么惬意的事情！
回忆自己独立阅读的第一本期刊《福幼报》
五六岁时，我们搬家到济南的一个叫忠信里的胡同。邻居是一对王姓夫妇，男的在邮政局工作，他们有个小男孩跟我同龄，挺文气，我们俩成了好朋友。小男孩的父亲母亲笃信基督教，他父亲常常带一些传教的出版物回家，其中有一种叫《福幼报》的，是彩色儿童刊物，他父亲拿给我们时，常常说：“要好好看，做主的好孩子”。我那時认识一些字了，《福幼报》画挺多，挺有趣的，能看懂一点点。我的小朋友懂得比我多，告诉我书中哪个是耶稣，哪个是圣母，哪个是犹大，哪个是来朝拜耶稣的“三个博士”。
由于是自己独立读的第一份刊物，所以，《福幼报》的名字留在我脑子里的记忆十分深刻了。
前些时候我去书店看书，看见一本《近代基督教在华西地区文字事工研究》，当时感觉这个书名很怪，什么叫“文字事工研究”？读后才知道当时基督教在中国传教有五个渠道（五大事工）：“布道事工”“教育事工”“医疗事工”“慈善事工”“文字事工”。其中的“文字事工”包括出版、印刷、发行活动。
这本介绍教会出版的书中，曾介绍《福幼报》的情况：《福幼报》1914年3月由上海“广学会”出版。“广学会”是1887年基督教在上海所设立的颇具规模的宗教出版机构，1957年后，它与其他三个基督教出版机构合并。《福幼报》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停刊两年，1942年迁到大后方成都继续出刊。抗战胜利后，再迁回上海。先后出版达30余年。中国期刊史上，为儿童创办的刊物，能坚持30多年的，实在不多。
我幼童时代读过的《福幼报》，除了还记得几个圣经中人物外，基本都没有印象了。关于这本儿童刊物后期的出版倾向，我想引用《近代基督教在华西地区文字事工研究》一书谈到该刊1945年八、九两期，也就是临近抗战结束前后的两期时所说的：
“有这样一些内容：要重重的惩罚日本军阀与汉奸/彻底消灭日本人的侵略思想/一位新中国的志士/一位爱国的母亲/胜利了/银光的歌声/黎明的火炬/心急的农夫/小鸟歌声/兔姐姐的西红柿/两只山羊/最珍贵的一课/蚊子/挪亚的大船/挪亚的方舟/感恩节/白雪公主/做松鼠/荷兰的朋友们/原子弹（摧命）/世界上最大的钟/盘尼西林治眼病/电话/福幼园地。从中可见，抗战期间的《福幼报》注意培养儿童的爱国精神和拥护抗战的立场;讲述培养良好品德习惯的故事;科普知识教育;浅显的宗教信仰知识。虽然解释基督真理，介绍《圣经》知识是刊物的宗旨之一，但从比例上看，宗教内容是很少的。当然，那些通俗知识和爱国精神内容是以基督教精神为其基础的。”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福幼报》的多面性。它虽然进行宗教宣传，但也结合中国社会现实宣传了爱国思想，教育并谴责侵略者;它既写儿童爱看的故事，也未忽略对儿童科普知识教育。我们不该无视这样一份曾长期存在过的儿童刊物。从我看到的材料，知名女性作家谢冰心、谢冰莹都曾赞扬和鼓励过这本刊物，只是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它了。
最后，我还想谈一下曾与我一同读《福幼报》的邻居小朋友。由于他父母信奉基督教到了极度，以致将自己原来的家庭舍弃，一家三口搬入教友们组织的“大家庭”，过教友集体生活。我的小朋友不巧患病，虽不算重，但因住在“大家庭”里未能及时就医，竟然不幸去世。我当时还不懂得人之生死变化，只是有时想到跟他一起看书和游戏的情景，心里会泛起一股寂寞感，并且，80余年过去了，至今他童稚的身影还清晰地留在自己脑海。
采访时间：2014年5月9日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中国出版人口述史研究及数据库建设”的部分研究内容
上个月，我同家人一起度过了自己82周岁生日。回顾自己最早接触期刊时，只有两三岁，倏忽80年，至今还在津津有味地读。80年里，期刊带给我无尽的精神滋养和快乐，对我自身成长与完成各项工作任务都有极大的帮助，期刊在很大程度上对我起到了人生指南的作用，也成为我精神世界翱翔的翅膀。令我感到最难得的是，回顾过去80年，无论是哪段人生里，自己都没有离开期刊，包括“文革”十年都未曾离开。我因此写过一篇短文——《乐与期刊为伍》，真是缘分。
下面便从头谈起。
翻看《良友》等画报中的图像，是自己阅读之始
20世纪30年代初，我两三岁时，姐姐们读中学，常约同学来家里玩儿。她们爱做两件事情：一件是哄逗我这个小弟弟，一件是凑在一起读期刊。我因此也便有机会接触到她们所读的刊物，虽看不明白，但这些开本大小不一的刊物中有很多图像，往往能勾起我幼小的好奇心，禁不住跟着她们翻看，这应该是自己一生的阅读之始了。按教育家的说法，0—3岁是培养孩子阅读习惯不可忽视的关键时期，我有幸获得这样的机会。后来，我问过自己一个姐姐，是否记得当时读的什么刊物。她明确回答我，开本大的是《良友》画报，是她们的最爱;开本小些的多是电影刊物，这些都是家里订阅的，也是她们争着读的。
《良友》创刊于1926年，20世纪30年代正是它出版的旺盛期，发行渠道通达，影响遍及全国，甚至遍及全世界的华人圈。同时代的电影刊物办得也比较热闹，虽然多数存活期比较短，但是有些颇有名声，比如，《明星月报·明星半月刊》（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出版）、《联华画报》（联华影业公司发行）、《电通（半月画报）》（电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等。那时我们家住省会城市济南，这些刊物能订或买到。
我说不清当时这些刊物对姐姐们产生过什么影响，她们不曾有像林道静那样夹着进步刊物走向革命之途的经历。但从这些流行画报里揣摩上海女性的着装趋势，追踪时髦，会是她们阅读的热点。另外，我的二姐身体矫捷，曾是校女子排球队队员，后被选拔为省女子排球队队员，又被集中到青岛参加全国运動会比赛前的集训。当自己长大后阅读那一时期的《良友》画报时，发现其中关于体育运动的内容突出，对当时赛场健儿，尤其是对女运动员的报道，文字和图像甚多，还在一些文字评述中充满激情地鼓励国人甩脱“东亚病夫”之恶名。姐姐在20世纪30年代能冲破传统，参与体育运动，到赛场上蹦蹦跳跳，说不定也是从《良友》这些刊物中受到了感染。
就幼小的自己来说，从这些画报里看到了和学到了什么，基本上已经记不清了，但记住了两个明星的名字：一个是中国影星胡蝶，另一个是美国童星莎丽·邓波儿（这是当时的译名，现通常译为秀兰·邓波儿）。前者由于在画报上出现频率较高，而且优雅漂亮，大家都是赞不绝口;后者则不仅从画报上看到她的可爱影像，还由于姐姐多次带我去影院看过她出演的电影。留在我记忆里的以上两个明星，不仅长相美，而且她们身上透发出艺术气质和不俗风采，她们的一颦一笑、一个大方的举止、一身得体的打扮，都能使幼年的自己受到难以名状的感染。我后来想，这应该是阅读给自己带来的一生中最初始的审美体验。
上面提到的一些画报，我后来大都找来读过。这不仅因自己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科研工作之需，常跑各大图书馆寻找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期刊来读，还由于学校曾给我一项任务——去北京、上海淘解放前出版的旧书刊，以配备学校专设的“现代文学资料室”。像上面提过的“明星”“联华”“电通”等电影画报，有些便是那时充满惊喜心情淘到和读到的。
20世纪70年代末，我被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工作，分到的任务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过的《鲁迅全集》注释本基础上，修订再版1981年版《鲁迅全集》（十六卷本）。我的任务是修订第五卷，包括《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三部杂文集，写作时间为1933—1935年。由于这些杂文多涉及上海及各地的社会时事，还提到过良友图书印刷公司遭反共分子恐吓的事，因此对那一时期的《良友》画报翻得较多。尽管未曾全读（当时尚未有全套影印本），但这本刊物已在我心中留下了沉甸甸的分量。
在这次“口述”前，我专门联系了首都图书馆，将《良友》影印本（1926—1945）及部分原版散本借出来，坐在阅览桌旁美美地重温了一遍。当阅毕码齐放还到运刊车上时，望着一大摞书影，想到这份宝贵的文化财富在将近一个世纪里的波谲云诡，禁不住该为它说点什么。
我看《良友》画报的历史地位
对《良友》画报的考察，可以从我国的期刊出版史、文化史、新闻史、摄影史等各个方面着手。不论从哪一方面说，它都具有开辟性、建设性和重要的借鉴意义。遗憾的是，在一段时间里，它处于被“屏蔽”的状态，不是因为对它认识上的争议，而是它被置于不宜接触的另类。进入思想解放的历史新时期以来，《良友》画报才得以光彩重放，不仅将旧本影印，对其研究活动也日益活跃。特别是2002年马国亮先生出版《良友忆旧》一书，更让读者对《良友》画报获得了栩栩如生的贯通认识。在此影响下，我自己头脑中的《良友》形象也更活跃起来，越来越感觉到它还有许多有待公平合理地给予认定的价值。下面就它在中国期刊史上应有的历史地位，谈五点初步认识。
第一，《良友》是标志我国期刊进入现代视觉文化新时代的早期范本。按学界的说法，进入20世纪，由于摄影术、印刷复制术以及与经济繁荣俱来的公众对于信息服务、生活服务、提供娱乐等各方面越来越迫切的需求，传媒业相应的出现了一次大转型，那就是充分利用以摄影术为主的影像手段，使传播从间接趋向直接、从抽象趋向具体，一个视觉文化时代从此开始。而且这个视觉文化驾驭着越来越精湛的内容和技术。一个多世纪以来，发展势头一直蒸蒸日上。读图成为得人心、讨人爱的人际传播和交流的主要方式之一。 对于这一时代变化，中国传播界人士表现了极为敏感的热情呼应态度。单就期刊来说，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就不断出现以“画报”冠名的刊物。1884年问世的《点石斋画报》，更淋漓尽致地凸显了“读图”的冲击力与群众性。当然还有经常提到的《小孩月报》（1884）、《真相画报》（1912）、《世界画报》（1907），等等。一些期刊在视觉功能方面不断追求、运用与开拓，为中国期刊业，也为中国整个传媒业铺筑了进入现代视觉文化的新时代之路。这些期刊各自留下了自己的功绩，但应该说，这些画报或者存活时间不长，或者在出版上不是独立而是依附的，出版形态也不够完整。所以尚难以成为视觉文化来到中国的完整意义上的体现者。
这个使命是由广东青年伍联德以及他的同伴梁得所、马国亮等人实现的。1926年，伍联德在略通美术、出版，也对世界个别著名画报有所观摩的基础上，以通过影像“启迪民智，提高大众文化水准”为宗旨，在上海创办了铜版印刷的、内容较厚重的《良友》画报，一上市就受到意想不到的欢迎。1927年，梁得所加入该画报，此后，马国亮也加入，都能对这份画报不断改革求进。从20世纪30年代起，这份画报已经被打造成能出色地调动视觉功能，以影像作品为主，对上海、中国以及世界做多角度、多层面的报道，成为丰富、活泼、有矩、有型的大众性综合画报。因此，把它视为中国期刊进入视觉文化新时代完整意义上的、有代表性的“范本”，应是恰当的。还要指出的是，作为杂志大国的美国，它推出的第一份大众性综合画报《生活》是在1936年，它眼里虽然未必有《良友》，但《良友》比它早问世十年，而且办得有姿有型、有分量，确是事实。
《良友》作为画报，在图像的使用与创新上，积累了不少经验。比如，它较为重视图像来源，除了从经营性的图像供应公司购买，或在行业间交换图像资料，还十分重视培养自己的专职摄影记者，创作和积累属于自己的第一手图像资料;它对积存数以万计的图像资料有先进的储存、分类和使用方法;它不止一次组织过“良友旅行团”等活动，摄取我国各地人文与名胜风景，提供源源不断的图像资源;尤其可贵的是，它敢以图像记录尖锐的时事，比如，1935年北平学生因反对日本侵略、反对投降而举行的爱国运动，《良友》专版做了图像记录，其中遭军警捆缚而正义凛然的学生形象，令读者深为所动。这次，我再翻读《良友》画报时，尤其感到揪心之痛的是，1928年5月第26期《良友》上刊发的“五三济南经过”专版，对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挑动的“济南五三惨案”做了“第一见证”式的报道，其中有北伐军对日谈判代表蔡公时被日军挖目割鼻的血淋淋的暴行图像，有中国军民被割掉眼鼻、被汽油烧死，以及济南城墙周边横陈的中国军民的尸体的血淋淋图像。这些揭穿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影像铁證，真是十分难得。
这里我还想再提到一个刊物《北洋画报》。为什么？因为这份出版于天津的画报，也创刊于1926年，1937年停刊。办了11年，宗旨为“传播时事，灌输常识，提倡艺术，陶冶性灵”，出版达1587期。最近一期《三联生活周刊》上，还提到《北洋画报》，说当时它被算作“北方巨擘”。应该说，其影响也是颇大的，但这份画报每期四开四版，近似我们常说的报型刊物，体量较小，其在影像上的成就个人感觉似稍逊于《良友》。
第二，它是我国女性以现代华姿亮相于公众视野的第一个靓丽窗口。近代，我国逐渐出现宣传女性独立、提倡女权的报刊，从1898年7月在上海出版了《女学报》开始，妇女报刊出版渐渐走向高潮，如知名的秋瑾烈士，就创办过《中国女报》（1907.1），可惜只出版了两期。当时的女性报刊，主要还是以文论事。20世纪以来，期刊较多使用图像，妇女形象便自然而然地走上期刊版面，不少还作为封面被采用。但期刊初起刊登的中国妇女形象，或缠足挽髻，或呆板僵硬，人物身份多以青楼女子为主。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经过新文化洗礼的现代女性开始登上期刊的画面。在这方面，《良友》画报应该算是现代女性登场最多，也最靓丽的一个窗口。表现在以下方面：
1.它刊登的现代女性虽以演艺明星为主，但也不乏中国女性领袖人物、中国职业女性、中国女体育家、女作家，以及上海本地名媛，等等。通过该画报，能够比较全面地接触到各方面觉醒起来的中国女性群体。
2.它从不正面采用旧中国女子形象。能登上《良友》画报的，首先衣饰革新，多数穿着现代旗袍，这种旗袍完全改革了束胸、无腰、全身覆盖的旧传统，将我国女装引入了时尚新时代。其次，《良友》还刊登过不少既健美又自然的女性泳装图像。翻开多期《良友》来看，它推出的一系列女性形象，所表现出来的美丽、雍容、大气，所蕴含的中国女性心智之美，也足以征服世界读者。
以上《良友》在对我国现代女性的虔敬与赞美上或许与《良友》创办人伍联德的一段特殊经历不无关系。在伍联德创办刊物，需要资金支持的最困难阶段，受助于一位“女贵人”而踏上事业成功之途。这个“女贵人”是上海四大公司之一的先施公司老板的遗孀，也是上海女子银行的董事长。她把己有的三台印刷机送给了伍联德，伍联德需要资金，她帮助借贷。但是这个老太太在《良友》刚出版后，突然病故。因为没有留下她的照片，所以伍联德在自己办公室桌上含义深沉地摆了一尊“观音老母”像。从以上伍联德曾受恩于女性及尊重于女性的意识来看，有助我们理解《良友》打造中国现代女性形象而不遗余力，引领中国现代女性从容登场，从而起到提升女性社会地位的作用。如果将这仅仅看作一本刊物以此招徕读者，那是鼠目，将它看作一份影像“女权”的刊物，并非过誉。
第三，它是我国期刊“走出去”的早期实践者，像一条小鱼勇敢游向大海。伍联德是广东侨乡台山县人，父亲在美国打工，他本人通英语，还跟人合作出版过一本《新绘学》——绘画方面的书。这样一个青年知识分子，从他的背景可以看出，他有很强的外向意识。
1926年，《良友》刚创刊，伍联德就去了东南亚，了解海外读者需要和期刊市场情况;1927年，他又去美国考察，同时向在美华人募股，以充实《良友》的办刊基金，还为扩大《良友》的报道面而专访了好莱坞。借同乡关系，与在好莱坞拍片的知名华裔影星黄柳霜结成很好的朋友关系，同时还结识了当时好莱坞大腕明星范朋克、玛丽毕可馥夫妇。这些交往活动，在《良友》刊出了照片，有的写成《良友》专稿。当这些在美国结识的明星又先后来中国访问时，《良友》更利用此机会作访问报道。由此足可见伍联德如何善抓新闻眼，又如何巧于打开新闻窗口，开阔读者视野。《良友》很重视开发与海外华人市场沟通的通道，并与海外读者信件沟通。在海外华人中有一定声势，如当时有人说的：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良友》画报。 《良友》画报还增设过英文说明，当时能用英文说明图像内容的还有《北洋画报》，都是早期的双语刊物，实属凤毛麟角。虽然没有可能影响西方国家主流读者群，但已受到全球华人读者的欢迎。
还值得提到的是，《良友》也重视利用机会参与国际新闻出版界的活动，以联络国际同业扩大影响。1928年在德国科恩举办的世界报刊展览大会上，《良友》画报就参加过展览。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香港复刊的《良友》画报，还曾以1984年11月出版的有着民族气息的封面，获得了国际期刊评选活动中的优秀设计奖，这些涉足国际的尝试，都诚可贵。
第四，它是我国把期刊作为商品，把期刊出版紧密融入市场并获得成功的一份值得借鉴的商业案例。《良友》画报创办之前，伍联德便已开办了“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刊物印出第一期后，组织小贩在上海各电影院近旁的中心地区，以小洋一元（大洋8角）的低价叫卖，很快就卖出七千份。《良友》传到海外华侨旅居的地方，也大受欢迎，《良友》为此加了英文说明。《良友》印了一张地图，上面密密麻麻地印着《良友》的分销地，地图上还写着“良友遍天下”。1935年12月的一期刊物上，有一篇郁达夫的《上海的茶楼》，配文的图像是在上海茶楼中边悠闲饮茶、边阅读的茶客，茶客手中的读物正是《良友》画报。像这样自编、自印、自发并且巧于宣传的经营形式，对今天的期刊出版单位和经营者，仍有不少可值得借鉴的地方。
《良友》对图像资料的使用，从来都是多向的，出刊的同时还利用图像编辑出版大量影像集。孙中山去世后，马上就出了《孙中山纪念特刊》;北伐以后就出了《北伐画史》;济南“五三”惨案后，它又出了《济南惨案画册》;当时提倡运动，所以它就出了《历届全国运动会特刊》;当时还有“良友旅行团”，拍摄了很多美景，出版了《中国大观》《中华景象》《世界奇观》等，这都是经营之道。
《良友》还很善于利用图像和音像开展经营活动，比如，把明星的照片或流行音乐歌片单张售卖，成本小而价格不菲。我小时候挺喜欢收藏这些东西，那时父亲白天工作，晚上常带着我去小市场溜达。小市场里有人点着小煤汽灯在卖电影明星照片，我要父亲给买，父亲只答应一次买一张，因为很贵。前几年读吴永贵著的《民国出版史》里有一段：“出于编辑画报的需要，《良友》公司收集了许多中外电影明星们的彩色图片，而且这些图片印刷出来，大量出售，这个堪称是《良友》画报出版上的自然延伸，因为得天独厚的图片资源，也因为棋先一着的首创优势，这些图片出版后，受到了追星族读者的热烈欢迎。图片八开单张，每张售价2角”。我记得那时一本刊物的价格也不过2角。
我觉得还值得说的就是，《良友》虽然很注重经商，但其始终保持文化人的社会责任感，从不刊登不三不四的文字与图像，比如性病广告，给多少钱都不会刊登。马国亮说这个刊物是“出污泥而不染”，确实是这样的。我看到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对《良友》的一个评价，他说他要对《良友》表示敬意：“它没有说教的迂阔，没有载道的腐酸，但是它每一篇文字，每一幅图片都体现了人文精神和价值品位的最起码的原则，维系着人间向上的精神不坠。”所以当时还有一种说法：“《良友》像一本端庄的画报，像一个没有不良嗜好的正人君子”。这样的商业品德是可贵的。
第五，它通过画报等出版活动，凝聚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化各界的人气，是这一历史时期具有团结力、亲和力和包容精神的一座文化大厦。《良友》画报及其主体良友图书印刷公司，通過出刊等出版活动，团结了众多的进步革命的作家和艺术家，这一点从赵家璧编辑的图书《良友文学丛书》，特别是十卷本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可以看出来。如果没有从鲁迅、郭沫若、茅盾到胡适、蔡元培等一大批作家的支持，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是很难完成的。在马国亮的《良友忆旧》一书中，记述了《良友》跟许多作家密切的工作关系，如巴金、老舍、洪深、郑伯奇、郁达夫等。在当时文化界能形成这样此呼彼应的融洽关系，大概要数“良友”这一阵容了。
它没有当时左翼文化队伍所表现的理论主张的凌厉、路线的困扰和行动中的宗派疏离。至于右翼，形不成阵势，《良友》从未与他们为伍。
最后，我再说几句它的后来。《良友》是1926年创刊、1945年停刊的。实际上，1954年，伍联德在香港又继续打出了《良友》的名字来办杂志，当时叫海外版，到1968年办不下去，停刊了。那时候的《良友》杂志我没怎么看过，据说它已经没有那么大的阵容了，内容较窄，以艺术介绍为主。
1984年，由伍联德之子伍福强，在香港重新出版了《良友》杂志。伍福强是燕大新闻系毕业的，在新华社工作过，他有伍联德儿子的身份，在香港有他的优势，他可以多方面、左右逢源地进行文化交往。但由于只是立足于香港，这与过去立足于上海相比，在视野方面会有一定差距。因为过去立足于上海就是立足于全国。另一方面是香港的市场很难打开，八卦刊物特别多，各种政治面貌的刊物也多。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香港办刊的时候，正值美国的Vogue、Cosmopolitan，还有法国的Elle等著名刊物都在香港落地的时期，已经分割了很大的一块市场，所以伍福强先生在香港办这个刊物比较吃力。
他曾经跟我说过一件事是希望我能帮他再回上海来办，但是我跟上海联系了以后，没人对这件事情热心，他也通过更多渠道努力，最终还是没办成。
后来，该画报在2000年改版了，改成专门介绍电子网络知识刊物。他说他一定要跟潮流进入网络刊物的时代。但是我看了后，感觉有点找不着北。20世纪初，全世界曾经兴起了电子刊物与网络刊物热潮，有很多刊物做得很好。但由于电子事业本身错综复杂的现实，热闹过一阵后很多都消沉了。
《良友》摇身一变成为电子网络刊物，实非明智之举。我们不妨看看《良友》改刊头一年的封面，期期都上的是网络技术界风云人物，与过去《良友》封面多上时尚女性相比，简直不认识它了。《良友》数十年来以时尚风格示人，丢了时尚，也便没了《良友》。 伍福强这一变革之举，或许出于无奈，因为在香港办成并坚持出版一本好刊物是极不容易的，特别是筹集足够的资金。前几年听到伍福强辞世的消息，我心里很沉重，我认为他是为《良友》奔波劳累而去的，而且他的离去，宣告了《良友》再无复苏。
但我心中永远记住《良友》，它对我初始阅读、初始审美有很大影响，它把我引进视觉时代，使我成为这一时代的公民。细读画报，从一个景象、一个细节中捕捉时代，体味人生，是多么惬意的事情！
回忆自己独立阅读的第一本期刊《福幼报》
五六岁时，我们搬家到济南的一个叫忠信里的胡同。邻居是一对王姓夫妇，男的在邮政局工作，他们有个小男孩跟我同龄，挺文气，我们俩成了好朋友。小男孩的父亲母亲笃信基督教，他父亲常常带一些传教的出版物回家，其中有一种叫《福幼报》的，是彩色儿童刊物，他父亲拿给我们时，常常说：“要好好看，做主的好孩子”。我那時认识一些字了，《福幼报》画挺多，挺有趣的，能看懂一点点。我的小朋友懂得比我多，告诉我书中哪个是耶稣，哪个是圣母，哪个是犹大，哪个是来朝拜耶稣的“三个博士”。
由于是自己独立读的第一份刊物，所以，《福幼报》的名字留在我脑子里的记忆十分深刻了。
前些时候我去书店看书，看见一本《近代基督教在华西地区文字事工研究》，当时感觉这个书名很怪，什么叫“文字事工研究”？读后才知道当时基督教在中国传教有五个渠道（五大事工）：“布道事工”“教育事工”“医疗事工”“慈善事工”“文字事工”。其中的“文字事工”包括出版、印刷、发行活动。
这本介绍教会出版的书中，曾介绍《福幼报》的情况：《福幼报》1914年3月由上海“广学会”出版。“广学会”是1887年基督教在上海所设立的颇具规模的宗教出版机构，1957年后，它与其他三个基督教出版机构合并。《福幼报》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停刊两年，1942年迁到大后方成都继续出刊。抗战胜利后，再迁回上海。先后出版达30余年。中国期刊史上，为儿童创办的刊物，能坚持30多年的，实在不多。
我幼童时代读过的《福幼报》，除了还记得几个圣经中人物外，基本都没有印象了。关于这本儿童刊物后期的出版倾向，我想引用《近代基督教在华西地区文字事工研究》一书谈到该刊1945年八、九两期，也就是临近抗战结束前后的两期时所说的：
“有这样一些内容：要重重的惩罚日本军阀与汉奸/彻底消灭日本人的侵略思想/一位新中国的志士/一位爱国的母亲/胜利了/银光的歌声/黎明的火炬/心急的农夫/小鸟歌声/兔姐姐的西红柿/两只山羊/最珍贵的一课/蚊子/挪亚的大船/挪亚的方舟/感恩节/白雪公主/做松鼠/荷兰的朋友们/原子弹（摧命）/世界上最大的钟/盘尼西林治眼病/电话/福幼园地。从中可见，抗战期间的《福幼报》注意培养儿童的爱国精神和拥护抗战的立场;讲述培养良好品德习惯的故事;科普知识教育;浅显的宗教信仰知识。虽然解释基督真理，介绍《圣经》知识是刊物的宗旨之一，但从比例上看，宗教内容是很少的。当然，那些通俗知识和爱国精神内容是以基督教精神为其基础的。”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福幼报》的多面性。它虽然进行宗教宣传，但也结合中国社会现实宣传了爱国思想，教育并谴责侵略者;它既写儿童爱看的故事，也未忽略对儿童科普知识教育。我们不该无视这样一份曾长期存在过的儿童刊物。从我看到的材料，知名女性作家谢冰心、谢冰莹都曾赞扬和鼓励过这本刊物，只是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它了。
最后，我还想谈一下曾与我一同读《福幼报》的邻居小朋友。由于他父母信奉基督教到了极度，以致将自己原来的家庭舍弃，一家三口搬入教友们组织的“大家庭”，过教友集体生活。我的小朋友不巧患病，虽不算重，但因住在“大家庭”里未能及时就医，竟然不幸去世。我当时还不懂得人之生死变化，只是有时想到跟他一起看书和游戏的情景，心里会泛起一股寂寞感，并且，80余年过去了，至今他童稚的身影还清晰地留在自己脑海。
采访时间：2014年5月9日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中国出版人口述史研究及数据库建设”的部分研究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