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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从火车上开始。是莫里斯的错误。莫里斯和我年龄相仿，但自从他离婚后，他就变得不修边幅了：西装早就该干洗了，衬衫袖口也磨破了。还有些日子，他真该去冲个澡。不过，听他自己说，他倒是过得比原来好了。
“我终于能静一静了，”他说，“那娘们儿说的话能抵得上全英国人。他们真该把她的电话当训练材料录下来。”
除了情绪低落，他最近还烦躁易怒。鸡毛蒜皮的事情也会让他喋喋不休。有些日子我们没有座位——这条线路很繁忙——以前他会咧嘴笑笑，用通勤者练就的本领笔直地站在人群中读报纸。现在他则怒气冲冲，冷冷地盯着窗外，好像从我们身边一闪而过的不是田野和郊外住宅区，而是遭到核武器袭击后的景观。他的头发需要修剪了，但牙齿还不错。
“天啊，”他告诉我，“他们真该给这个定罪。”
“给什么定罪，莫里斯？”
“没有充分理由就来首都，”他说，“这里面的一些蠢货要去购物，你能相信吗？他们坐早上8点10分的火车，是打算到摄政街购物。所以我们这些上班的可怜人就只能站着了，就这么差劲地开始了一天。”
“他们中大多数人是有工作的，莫里斯。”
“那些没工作的都该塞到行李架上。”
我有工作。我从事企业金融工作，赚钱不少，但不会引起众怒。莫里斯也有工作，他的公司负责操作闭路电视监控系统。有时我想，是否因为他工作隐约的好莱坞风格让他说话也带上了美式英语味。此外，他也看到了很多不光彩的行为。莫里斯自己并不监控屏幕，但是那些他称为“特受欢迎的镜头”都被拼接录到磁带上，在派对上播放。他的公司签了一份安保合同，负责把摄像头从泰晤士河南岸一直安装到道格斯岛。
他见过有人光天化日下就靠着墙苟合，而且很不娴熟。当然了，还有抢劫，强奸，打架，捅人。政客与当地黑帮胳膊挽着胳膊。去年他似乎对工作还挺满意，但一天天过去，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莫里斯换了个新老板，这真是对正义的嘲弄。新老板的位置本来是莫里斯的——而不是这个朋克，莫里斯就用这个词指代他。“这个朋克，”他说，“这个该死的小子。”这个该死的小子比他年轻10岁，比他轻近30磅，现在却比他一年多挣1.5万英镑。莫里斯觉得自己被耍了。“那是我的位置，”他说，“不知道从哪个旮旯跑出来的该死的朋克。”
保持超然，我想告诉他，保持控制，否则有一天你会气炸的，给心脏泵血的一个复杂的心脏瓣膜突然崩裂。一旦让心里住进了愤怒，你很难把它弄出来。相信我，我知道这个。
莫里斯已经有一段时间不提他的老板了。每天都有新的事让他火冒三丈。
“该死的个性化车牌号，”他今天上午说，“你不讨厌它们吗？”
“它们自有用处，”我说，“便于记忆。”
“是啊，这个车牌号我是不会轻易忘了。”
接着他滔滔不绝地说起周末被一辆红色跑车逼停的事，当时莫里斯完全是正常行驶。这些开快车的蠢货，斩首对他们来说也未免太快了。
“开车的是个女的，”他说，“但我记住了那个男的。剃了个光头，什么时候流行起这个来了？我记得在以前，你要是头发太短都觉得没脸见人。”
那个男的还戴耳环，这个话题莫里斯还有很多话要说。
“我想他肯定把手伸进了她裙子，就因为这个她才开得那么急。看上去不年轻了，都能当他的大姐了。”
列车驶进8站台，开始减速，慢得好像永远都停不下来似的。终于，车厢门打开了。
“Whoosh，”他说，我以为他在模仿车门打开的声响，但不是，“W-H-O-O-5-H。S字母被换成了5。这就是那辆红色跑车的车牌号。”
在广场，我们和往常一样道别。
“别让那些混蛋给欺负了。”他警告我。
“记住，”我告诉他，“他们能杀了你，但他们不能吃了你。”
说这些时我心烦意乱，因为我的心在别处。
如果你想知道它能把你怎样——让愤怒住进来——那么在城市四处走动时睁大双眼。你会看到人们的行为就像各种天气：情绪激动犹如飘雪天，怒气冲天好似烧烤天，脸色铁青正如严酷天。只需走到某人要去的地方，你就有了不共戴天的仇人。上周只因为我放慢速度看商店的橱窗，就有人问我“你他妈的搞什么鬼”，毫无疑问，他认为这个问题很合理。堑壕战会遭到批评，但城市生活也绝不轻松。《每日邮报》的一位专栏作家倒在邦德街站外的人行道上整整一个上午，没有一个人停下来看看他是死是活。虽然说句公道话，他们也可能认出他来了。少了一个《每日邮报》专栏作家，谁都会觉得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保持超然，保持控制，否则有一天你会气炸的，给心脏泵血的一个复杂的心脏瓣膜突然崩裂。
相信我，因为我知道。我曾经杀过人。主要是意外。事情发生在多年以前，当时我还是个学生，因为一个女孩：那个女孩我甚至都没跟她说过一句话，但跟我的一个朋友说了，接下来我知道的事就是他们俩成了情侣。在我看来，要不是我把她指出来，他都不会朝她那儿看一眼。你大声说出了自己的梦想，却让别人实现了。一天晚上我等着酒吧打烊后，在他当作近路的纤道上等他。他喝醉了，即使我不在那儿，他最后也很可能掉进运河里——世人也都是这么想的。第二天，似乎这一切只是一个奇怪的梦。现在我回忆起它来作为警告：保持超然，保持控制。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某处都藏着愤怒，招惹它会带来危险。我甚至连那个女孩的名字都不记得。
珍贵的东西永远值得为之奋斗，但我已经学会了放手周围的空间。我不会问陌生人“你他妈的搞什么鬼”，因为我已经知道鬼是什么。
杀人的事我只对一个人谈起过。
在下班的火车上我没见到莫里斯，因为他经常去酒吧。我盯着窗外呼啸而过的世界。我给艾玛买了鲜花，我经常这么做：不仅是生日，周年纪念日，或者周五晚上。这是一句我经常挂在口上的爱情宣言：我会永远送花给你。今晚是玫瑰花，在我同车厢的乘客看来可能是为了道歉。但我没什么可道歉的，对不起她的事我是永远不会做的。 艾玛把玫瑰放进花瓶时哼起了歌。
“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她问。
“很好。你呢？”
“老样子，老样子。”她说，这是我们私下里常开的玩笑。艾玛不工作——我挣的钱足够我们两人花——她的老样子在别人看来就是休闲。
她准备晚餐时我在客厅闲逛。我喝了一杯白葡萄酒，收拾东西，放下它们——饰品，书籍，烛台，椅子上的一条浅色丝绸围巾——记得每件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哪些是我送给她的礼物。我不仅给她送花，我还买礼物。那条围巾，这个烛台。我还把深藏多年的秘密当作礼物送给了她：告诉她我曾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运河偏僻路段杀死了一个人。她哭了——我们俩都哭了——但她的确明白了我告诉她的真正含义：我把我的一切，连同我未来的希望，都放在了她手中。从此以后，我知道我们永远不会渐行渐远。
我给她买了那些书，那些CD，还有墙上的画。
去年她生日，作为一件特殊礼物，我给她买了一辆漂亮的红色跑车。
用的是个性化车牌号码。
保持控制。保持超然。
莫里斯说：“为什么这么感兴趣？昨天我告诉你这个时，你只是心不在焉地随声附和，是吗，是吗，你真的看到那一幕了？”
今天早上我们有座位。从来说不好哪天拥挤，哪天像是有人宣布了一个公共假日而没人告诉你。莫里斯坐在我对面，我可以看到有一块胡须他没剃到；就在下巴一个不起眼的地方，镜子上注意不到，妻子才能发现。
“只是行为不好。”我告诉他。
“嗯，这还不是他们心里想的唯一不好的行为。我可以向你保证。”
他提醒我说这事发生在科茨沃尔德，然后又跑题了，对我说起他自己为什么在那里。我想起艾玛上周六下午去购物了。
“沿那条路往前几英里，我看到那辆车停在树林边上。就好像他们是大自然爱好者，对吧？剃着光头的家伙，戴着他妈的耳环，唯一感兴趣的就是和女人野战吧。”
莫里斯有时说话声音很大。他的话飘荡在车厢里，就像猫穿过高高的草丛。
那一天，我上班时给艾玛打了两次电话。两次她都接了。我说我只是想听听她的声音。
“那真贴心啊。”
晚上，我翻出我们最近的电话账单。艾玛有一个手机——她当然有手机——这样就没什么理由让座机出卖她了。即便如此，也有些电话号码我不认识。但经过谷歌搜索，发现这些号码都是清白无辜的。邮购公司，当地图书馆，水管工。一时之间，我眼前浮现出艾玛急切地与身穿工作服的工人紧贴在一起做爱，周围摆着柱塞和管子的场景。但后来我想起楼上卫生间有个水龙头漏水。当然她要打电话给水管工了。还有谁能修漏水的水龙头呢？
“你怎么不说话，”晚餐时她说，“一切还好吧？”
她是个美丽的女人，艾玛；对我来说比任何人都美，这是真的。就是很美。她没照过一张好看的照片，这总让我惊讶。我给她买礼物；想想吧，我让她吃饱穿暖。但这一切并没有让我拥有她。她是我的妻子，因此她进入我的空间深处，但她不属我所有。我不在时，谁知道她又去了哪呢？
“我很好，”我告诉她说，“一切都很好。”
“严格地说，我们是做视听的，我们的终端，”莫里斯说，“都很正大光明。像南岸这种公共场所，还有办公室和家庭安全系统等等。跟你们说的窃听一样。你可以从柜台或网上买电话窃听器，都一样。虽然敏感，但合法。你挂上牌子，写上‘本区域正处于远程监控中’，每个人就都知道该干什么了。没有人会挂出一块牌子，写上‘此电话被窃听’。如果你这么做，你还可以再挂出一块牌子，写上‘发生故障’，你就能听到更多通话了。”
这个从friendlyear.com网站寄送到我办公室的装置，和手表电池一样小，信息传送到记忆棒大小的录音器上。“让你感到更安全”，包装上这样写着，但实际上它确认了你的不安全感。说明书读起来就像某个只会说法语的家伙用两本词典从葡萄牙语翻译过来的一样。
下班时我把它装进口袋，感受到了它的重量，不知道车站的狗看到我会不会大叫——那些等候在大厅训练有素的警犬，负责嗅探炸弹、枪支和恐惧。
火车上，莫里斯说：“你看起来压力很大。市场下跌？”
莫里斯竟然注意到自己不关心的事情，这真让我吃了一惊，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老样子，老样子。”最后我说。
他朝窗外望去，看着一片黑乎乎的物流仓储码头和路上拥堵的车辆，“给我说说怎么回事吧。我们要进行一次全市范围内的系统检测——每个监控位，每个摄像头，每个角度都要检查。你猜哪个笨蛋负责那一小片区域？”
“摄像头不是一直有人检查吗？”
“单个摄像头，是的。这一次是整个系统。”他把身子靠过来，“意味着我们必须把整个系统全关了。你要是想去河边干什么坏事不被抓住，这一周不错。”
“我想你没去四处宣传这事吧。”
“老天啊，别开玩笑了。”他拂去西服翻领上想象出来的碎屑，领带上真实存在的番茄酱污渍则没碰到，“老大哥（Big Brother）从不会睡着。这是我们的谎言，不管怎么说。”
到了家里，我把窃听器放在落地灯上，录音器放进抽屉里。它靠声音激活，意思是说，什么都没发生的时候，它进入睡眠状态。除了长达几小时的声音，它还可以捕捉长时间的寂静。
“本周剩余时间你有何安排？”晚饭时我问艾玛。很奇怪，我用了这么一句正式的问话。
“我想哪一天早上去趟伦敦，买点东西。不过别担心，我会避开上下班高峰。”
“那好，”我说，“莫里斯可不喜欢无业人员去跟我们抢座位。”
听到这个，她微微一笑。她认识莫里斯。
整晚都在下雨，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心想淋到窗户上滴滴答答的雨声能否启动窃听器。我已经能想象自己听到它的声音：几个小时的雨声。一整晚我的脑海里都是关于天气的回忆。 艾玛哼着歌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为玫瑰花换水时她也哼唱。也自言自语，一些对话片段——大多数是单个词——是对自己的提醒：“牛奶”，她会说，原因很明显，或者“烤箱”，原因则不那么明显。她用手机打了个电话，跟一个读书俱乐部的朋友闲聊时走出了监听范围。几个小时后我戴着录音器听筒，在浴室听到了这一切。
她朝楼上喊，打断了我的监听。
我下楼吃饭，称赞她的饭菜做得可口。我赞赏她每天都那么勤快。我注意到烤箱闪闪发光，上面的陶瓷都擦得锃亮。我的关注让她觉得有趣。
“有时候你表现得就像一个全新的丈夫。”她对我说。
“你想要一个全新的丈夫吗？”我问。
“我对旧的就很满意，”她说，“但是，能得到欣赏感觉真好。”
后来，我回到浴室，继续听当天的信息。
更多的哼唱声。
开电灯的声音。
一个女人准备出门时发出的动静，不知过了多久，同一个女人回家的声音。
她用手机打了一个电话。
是的……明天，好的。嗯，谢谢你确认。什么时间入住？11点之后？好的。
该死，后来她自言自语：我忘了买面包。
我听到自己下班回家，将录音器从抽屉里取走的声音。
然后，我听到的就只有实时的沉默。
早上，她还没起床，我从她的上衣口袋里掏出她的手机，记下了通话记录上的电话号码。我用自己的手机打过去，一个酒店接待员接起电话。我发现自己说不出话来。
艾玛穿着睡袍出现了。“今天我也要去伦敦，”她说，“但我坐10点钟的火车。”
“我们一起回来吗？”我的声音嘶哑，仿佛人一下子老了很多。
“哦，我下班高峰前就会回家。”她吻了吻我的脸颊，“我会把体力活留给你们男人。”
火车上，莫里斯抱怨起了连日不断的降雨。他还抱怨票价上涨，政府养老金政策，以及电视真人秀节目的数量。
“难道那些家伙不知道T.S.艾略特？”那些家伙是大家都讨厌的人：在那一刻惹我们厌恶的人。“‘人类不能承受太多现实。’难道他们以为他是开玩笑，还是什么？”
“我觉得很多电视节目编排并不考虑现代主义诗歌，莫里斯。”
“嗯，我觉得电视编排根本连基本的智力都不考虑。他们让他妈的啦啦队员播报天气，天哪。”他停顿了一下，“其实，这一点还不算太糟。”
在车站大厅，他说：“我们出去可要小心了。”
“赶在他们下手前先下手。”我告诉他。
但我并未前往地铁站。相反，我朝亮光，或仅剩的亮光走去——灰蒙蒙的天空又湿又冷，我步行走到海德公园角，在维多利亚酒店对面的一家咖啡馆买了一杯咖啡，并打手机请了病假。桌子上有一份报纸，我假装在读报，眼睛盯着来来往往的行人。
10点50分，一个戴耳环的光头男人在台阶前停下，看了看表，然后进去了。
11点10分，我的妻子乘坐出租车到了。她微笑着给司机小费。
保持超然。保持控制。放开你周围的空间。
但是，空间内的一切都是你的。
我在咖啡馆待的时间太长了，开始觉得这是我的厨房。我喝了太多咖啡，感觉糟糕透了。
桌上的报纸上有一个闭路监控录像里的模糊画面。两个穿帽衫的小子踢死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三个小时后，艾玛离开了维多利亚酒店。窗户上一层雾气，我擦出一个圆圈，透过这个圆圈看到她走向车站。在我看来，她和往常一样。她的额头上并未烙着红字。她可能是到酒店会议室出席了一次商务会议。她走出了我的视线，那质地良好的灰色大衣和雨伞让她保持干爽。她离开后，我把注意力转到酒店门口。注意力游移了一小会儿，但我眨眨眼，把新发现的东西忘掉。五分钟后当光头男子出现时，我的视线变得清晰了，我的目标更加明确。我结了账，跟着他一直来到街道拐角。
他下楼梯去地铁站时，我就在他身后的自动扶梯上。
地铁站地图已被人改得乱七八糟，各个站名被换成星座、哲学家、作家或著名酒鬼的名字。我觉得，这是从平凡中寻找诗意的一种尝试。他在大熊座站换了车，在站台上等车时，我在离他几码远的地方闲逛。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看看手表。也许他急着赶回去上班——游戏时间结束，不在场证明用完。我不知道他去维多利亚酒店之前打电话用的是什么借口：预约去看牙？体检？他雨衣下面穿着西装，耳环在灯光下不时地一闪。我能想象他坐在艾玛红色跑车的副驾驶座上，手伸进她的裙子；或者在酒店房间里，在他们开始狂欢前先将西装叠好放到衣架上。接着，银色的地铁呼啸着到站了，我们上了同一节车厢，坐在相隔十个位子的座位上。
狄兰·托马斯，W.B.叶芝，埃兹拉·庞德……车厢满了，但我旁边座上没有人。也许我发出了错误的信号，也许没有人愿意来看看我是死是活。我觉得自己死了，几乎如此。我们到达目的地，重新上到地面，天气和20分钟前一样还是灰蒙蒙、脏兮兮的。他走过亨格福德桥，高高竖起衣领保护他那光脑壳。我拉开距离跟在他后面。我的头发紧贴着头皮，雨水灌进脖子。经过我的每个路人脸上都是同样的表情：离我的空间远一点。到了南岸他向左拐弯，朝泰特现代美术馆走去。到达之前他拐弯离开河岸，并未朝身后看一眼——仿佛问心无愧一样——引着我来到一幢办公大楼前，便在里面消失了。
时间仿佛凝固了，我在对面的一个小巷里等着。未能录下来的漫长时间，其间的沉默化为虚无。
当他再次出现时，早就过了下班时间。也许他加班弥补上午没上的班，或者他在办公室的角色很重要，必须加班。最后他出现时似乎很累，正对着手机说话；他摇着头，转着圈挥动另一只手，对他的话进行毫无意义的强调。这次通话一直持续到南岸，他在环球剧场外的一家酒吧前停下来。
我坐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看他喝了三大杯苏格兰威士忌。
外面，天完全黑了。雨又起劲地下了起来，夜晚的街道被冲刷得干干净净。我喝了一品脱酒，直到他起身要离开，然后跟着他走在无人的河边，毫不在意路上已经关闭的监控摄像头。他有点醉了，我猜。空腹喝了啤酒，我自己也有些摇摇晃晃。
接下来发生的——突然加快步伐，击中头部，推进水里——似乎既熟悉又简单得出奇。之后有那么一分钟，我站在那里，几乎不能相信，这么大的问题可以在瞬间消失。到了第二天早上，我想，这一切又会像另一个奇怪的梦。然后我赶末班车回家，发现艾玛正在等我，很是焦急。
“你回来得这么晚！”
“我去喝了点酒。抱歉。”
“你可以打个电话啊。”
“我知道。对不起。”
“你确定你没事？”
“我很好，”我说，“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老样子，老样子。”她告诉我。
各家报纸把反讽手法发挥到了极致：伦敦全球安保公司老总被杀，该公司闭路监控全程记录。我尾随他到河边的镜头也被拍了下来。即使我也认出了放大镜头中的自己，但审判时我并未提到莫里斯有关系统被关闭的托词，因为——正如他和艾玛指出来的——我最不需要的就是让另一具溺水者的尸体浮出水面了。即使20多岁时犯的谋杀案也会将水搅浑。一个终身监禁就足够了。
他们给我寄了一张婚礼照片。这发生在我们办完离婚手续后的那一周。莫里斯看上去身材健美，干净整洁，因为他早就没必要再假装邋遢潦倒了，坐上了老板的交椅让他每年多收入1.5万英镑。他和前任老板一样保持在维多利亚酒店举行早午餐会的习惯，我猜。那儿的会议室很完美。有时我想起艾玛在里面的咖啡厅消磨了三个小时，并纳闷她有没有像我当时等着猜疑得到证实时一样喝了太多咖啡。
照片上，她看上去美极了。
（任爱红：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250014）
“我终于能静一静了，”他说，“那娘们儿说的话能抵得上全英国人。他们真该把她的电话当训练材料录下来。”
除了情绪低落，他最近还烦躁易怒。鸡毛蒜皮的事情也会让他喋喋不休。有些日子我们没有座位——这条线路很繁忙——以前他会咧嘴笑笑，用通勤者练就的本领笔直地站在人群中读报纸。现在他则怒气冲冲，冷冷地盯着窗外，好像从我们身边一闪而过的不是田野和郊外住宅区，而是遭到核武器袭击后的景观。他的头发需要修剪了，但牙齿还不错。
“天啊，”他告诉我，“他们真该给这个定罪。”
“给什么定罪，莫里斯？”
“没有充分理由就来首都，”他说，“这里面的一些蠢货要去购物，你能相信吗？他们坐早上8点10分的火车，是打算到摄政街购物。所以我们这些上班的可怜人就只能站着了，就这么差劲地开始了一天。”
“他们中大多数人是有工作的，莫里斯。”
“那些没工作的都该塞到行李架上。”
我有工作。我从事企业金融工作，赚钱不少，但不会引起众怒。莫里斯也有工作，他的公司负责操作闭路电视监控系统。有时我想，是否因为他工作隐约的好莱坞风格让他说话也带上了美式英语味。此外，他也看到了很多不光彩的行为。莫里斯自己并不监控屏幕，但是那些他称为“特受欢迎的镜头”都被拼接录到磁带上，在派对上播放。他的公司签了一份安保合同，负责把摄像头从泰晤士河南岸一直安装到道格斯岛。
他见过有人光天化日下就靠着墙苟合，而且很不娴熟。当然了，还有抢劫，强奸，打架，捅人。政客与当地黑帮胳膊挽着胳膊。去年他似乎对工作还挺满意，但一天天过去，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莫里斯换了个新老板，这真是对正义的嘲弄。新老板的位置本来是莫里斯的——而不是这个朋克，莫里斯就用这个词指代他。“这个朋克，”他说，“这个该死的小子。”这个该死的小子比他年轻10岁，比他轻近30磅，现在却比他一年多挣1.5万英镑。莫里斯觉得自己被耍了。“那是我的位置，”他说，“不知道从哪个旮旯跑出来的该死的朋克。”
保持超然，我想告诉他，保持控制，否则有一天你会气炸的，给心脏泵血的一个复杂的心脏瓣膜突然崩裂。一旦让心里住进了愤怒，你很难把它弄出来。相信我，我知道这个。
莫里斯已经有一段时间不提他的老板了。每天都有新的事让他火冒三丈。
“该死的个性化车牌号，”他今天上午说，“你不讨厌它们吗？”
“它们自有用处，”我说，“便于记忆。”
“是啊，这个车牌号我是不会轻易忘了。”
接着他滔滔不绝地说起周末被一辆红色跑车逼停的事，当时莫里斯完全是正常行驶。这些开快车的蠢货，斩首对他们来说也未免太快了。
“开车的是个女的，”他说，“但我记住了那个男的。剃了个光头，什么时候流行起这个来了？我记得在以前，你要是头发太短都觉得没脸见人。”
那个男的还戴耳环，这个话题莫里斯还有很多话要说。
“我想他肯定把手伸进了她裙子，就因为这个她才开得那么急。看上去不年轻了，都能当他的大姐了。”
列车驶进8站台，开始减速，慢得好像永远都停不下来似的。终于，车厢门打开了。
“Whoosh，”他说，我以为他在模仿车门打开的声响，但不是，“W-H-O-O-5-H。S字母被换成了5。这就是那辆红色跑车的车牌号。”
在广场，我们和往常一样道别。
“别让那些混蛋给欺负了。”他警告我。
“记住，”我告诉他，“他们能杀了你，但他们不能吃了你。”
说这些时我心烦意乱，因为我的心在别处。
如果你想知道它能把你怎样——让愤怒住进来——那么在城市四处走动时睁大双眼。你会看到人们的行为就像各种天气：情绪激动犹如飘雪天，怒气冲天好似烧烤天，脸色铁青正如严酷天。只需走到某人要去的地方，你就有了不共戴天的仇人。上周只因为我放慢速度看商店的橱窗，就有人问我“你他妈的搞什么鬼”，毫无疑问，他认为这个问题很合理。堑壕战会遭到批评，但城市生活也绝不轻松。《每日邮报》的一位专栏作家倒在邦德街站外的人行道上整整一个上午，没有一个人停下来看看他是死是活。虽然说句公道话，他们也可能认出他来了。少了一个《每日邮报》专栏作家，谁都会觉得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保持超然，保持控制，否则有一天你会气炸的，给心脏泵血的一个复杂的心脏瓣膜突然崩裂。
相信我，因为我知道。我曾经杀过人。主要是意外。事情发生在多年以前，当时我还是个学生，因为一个女孩：那个女孩我甚至都没跟她说过一句话，但跟我的一个朋友说了，接下来我知道的事就是他们俩成了情侣。在我看来，要不是我把她指出来，他都不会朝她那儿看一眼。你大声说出了自己的梦想，却让别人实现了。一天晚上我等着酒吧打烊后，在他当作近路的纤道上等他。他喝醉了，即使我不在那儿，他最后也很可能掉进运河里——世人也都是这么想的。第二天，似乎这一切只是一个奇怪的梦。现在我回忆起它来作为警告：保持超然，保持控制。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某处都藏着愤怒，招惹它会带来危险。我甚至连那个女孩的名字都不记得。
珍贵的东西永远值得为之奋斗，但我已经学会了放手周围的空间。我不会问陌生人“你他妈的搞什么鬼”，因为我已经知道鬼是什么。
杀人的事我只对一个人谈起过。
在下班的火车上我没见到莫里斯，因为他经常去酒吧。我盯着窗外呼啸而过的世界。我给艾玛买了鲜花，我经常这么做：不仅是生日，周年纪念日，或者周五晚上。这是一句我经常挂在口上的爱情宣言：我会永远送花给你。今晚是玫瑰花，在我同车厢的乘客看来可能是为了道歉。但我没什么可道歉的，对不起她的事我是永远不会做的。 艾玛把玫瑰放进花瓶时哼起了歌。
“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她问。
“很好。你呢？”
“老样子，老样子。”她说，这是我们私下里常开的玩笑。艾玛不工作——我挣的钱足够我们两人花——她的老样子在别人看来就是休闲。
她准备晚餐时我在客厅闲逛。我喝了一杯白葡萄酒，收拾东西，放下它们——饰品，书籍，烛台，椅子上的一条浅色丝绸围巾——记得每件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哪些是我送给她的礼物。我不仅给她送花，我还买礼物。那条围巾，这个烛台。我还把深藏多年的秘密当作礼物送给了她：告诉她我曾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运河偏僻路段杀死了一个人。她哭了——我们俩都哭了——但她的确明白了我告诉她的真正含义：我把我的一切，连同我未来的希望，都放在了她手中。从此以后，我知道我们永远不会渐行渐远。
我给她买了那些书，那些CD，还有墙上的画。
去年她生日，作为一件特殊礼物，我给她买了一辆漂亮的红色跑车。
用的是个性化车牌号码。
保持控制。保持超然。
莫里斯说：“为什么这么感兴趣？昨天我告诉你这个时，你只是心不在焉地随声附和，是吗，是吗，你真的看到那一幕了？”
今天早上我们有座位。从来说不好哪天拥挤，哪天像是有人宣布了一个公共假日而没人告诉你。莫里斯坐在我对面，我可以看到有一块胡须他没剃到；就在下巴一个不起眼的地方，镜子上注意不到，妻子才能发现。
“只是行为不好。”我告诉他。
“嗯，这还不是他们心里想的唯一不好的行为。我可以向你保证。”
他提醒我说这事发生在科茨沃尔德，然后又跑题了，对我说起他自己为什么在那里。我想起艾玛上周六下午去购物了。
“沿那条路往前几英里，我看到那辆车停在树林边上。就好像他们是大自然爱好者，对吧？剃着光头的家伙，戴着他妈的耳环，唯一感兴趣的就是和女人野战吧。”
莫里斯有时说话声音很大。他的话飘荡在车厢里，就像猫穿过高高的草丛。
那一天，我上班时给艾玛打了两次电话。两次她都接了。我说我只是想听听她的声音。
“那真贴心啊。”
晚上，我翻出我们最近的电话账单。艾玛有一个手机——她当然有手机——这样就没什么理由让座机出卖她了。即便如此，也有些电话号码我不认识。但经过谷歌搜索，发现这些号码都是清白无辜的。邮购公司，当地图书馆，水管工。一时之间，我眼前浮现出艾玛急切地与身穿工作服的工人紧贴在一起做爱，周围摆着柱塞和管子的场景。但后来我想起楼上卫生间有个水龙头漏水。当然她要打电话给水管工了。还有谁能修漏水的水龙头呢？
“你怎么不说话，”晚餐时她说，“一切还好吧？”
她是个美丽的女人，艾玛；对我来说比任何人都美，这是真的。就是很美。她没照过一张好看的照片，这总让我惊讶。我给她买礼物；想想吧，我让她吃饱穿暖。但这一切并没有让我拥有她。她是我的妻子，因此她进入我的空间深处，但她不属我所有。我不在时，谁知道她又去了哪呢？
“我很好，”我告诉她说，“一切都很好。”
“严格地说，我们是做视听的，我们的终端，”莫里斯说，“都很正大光明。像南岸这种公共场所，还有办公室和家庭安全系统等等。跟你们说的窃听一样。你可以从柜台或网上买电话窃听器，都一样。虽然敏感，但合法。你挂上牌子，写上‘本区域正处于远程监控中’，每个人就都知道该干什么了。没有人会挂出一块牌子，写上‘此电话被窃听’。如果你这么做，你还可以再挂出一块牌子，写上‘发生故障’，你就能听到更多通话了。”
这个从friendlyear.com网站寄送到我办公室的装置，和手表电池一样小，信息传送到记忆棒大小的录音器上。“让你感到更安全”，包装上这样写着，但实际上它确认了你的不安全感。说明书读起来就像某个只会说法语的家伙用两本词典从葡萄牙语翻译过来的一样。
下班时我把它装进口袋，感受到了它的重量，不知道车站的狗看到我会不会大叫——那些等候在大厅训练有素的警犬，负责嗅探炸弹、枪支和恐惧。
火车上，莫里斯说：“你看起来压力很大。市场下跌？”
莫里斯竟然注意到自己不关心的事情，这真让我吃了一惊，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老样子，老样子。”最后我说。
他朝窗外望去，看着一片黑乎乎的物流仓储码头和路上拥堵的车辆，“给我说说怎么回事吧。我们要进行一次全市范围内的系统检测——每个监控位，每个摄像头，每个角度都要检查。你猜哪个笨蛋负责那一小片区域？”
“摄像头不是一直有人检查吗？”
“单个摄像头，是的。这一次是整个系统。”他把身子靠过来，“意味着我们必须把整个系统全关了。你要是想去河边干什么坏事不被抓住，这一周不错。”
“我想你没去四处宣传这事吧。”
“老天啊，别开玩笑了。”他拂去西服翻领上想象出来的碎屑，领带上真实存在的番茄酱污渍则没碰到，“老大哥（Big Brother）从不会睡着。这是我们的谎言，不管怎么说。”
到了家里，我把窃听器放在落地灯上，录音器放进抽屉里。它靠声音激活，意思是说，什么都没发生的时候，它进入睡眠状态。除了长达几小时的声音，它还可以捕捉长时间的寂静。
“本周剩余时间你有何安排？”晚饭时我问艾玛。很奇怪，我用了这么一句正式的问话。
“我想哪一天早上去趟伦敦，买点东西。不过别担心，我会避开上下班高峰。”
“那好，”我说，“莫里斯可不喜欢无业人员去跟我们抢座位。”
听到这个，她微微一笑。她认识莫里斯。
整晚都在下雨，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心想淋到窗户上滴滴答答的雨声能否启动窃听器。我已经能想象自己听到它的声音：几个小时的雨声。一整晚我的脑海里都是关于天气的回忆。 艾玛哼着歌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为玫瑰花换水时她也哼唱。也自言自语，一些对话片段——大多数是单个词——是对自己的提醒：“牛奶”，她会说，原因很明显，或者“烤箱”，原因则不那么明显。她用手机打了个电话，跟一个读书俱乐部的朋友闲聊时走出了监听范围。几个小时后我戴着录音器听筒，在浴室听到了这一切。
她朝楼上喊，打断了我的监听。
我下楼吃饭，称赞她的饭菜做得可口。我赞赏她每天都那么勤快。我注意到烤箱闪闪发光，上面的陶瓷都擦得锃亮。我的关注让她觉得有趣。
“有时候你表现得就像一个全新的丈夫。”她对我说。
“你想要一个全新的丈夫吗？”我问。
“我对旧的就很满意，”她说，“但是，能得到欣赏感觉真好。”
后来，我回到浴室，继续听当天的信息。
更多的哼唱声。
开电灯的声音。
一个女人准备出门时发出的动静，不知过了多久，同一个女人回家的声音。
她用手机打了一个电话。
是的……明天，好的。嗯，谢谢你确认。什么时间入住？11点之后？好的。
该死，后来她自言自语：我忘了买面包。
我听到自己下班回家，将录音器从抽屉里取走的声音。
然后，我听到的就只有实时的沉默。
早上，她还没起床，我从她的上衣口袋里掏出她的手机，记下了通话记录上的电话号码。我用自己的手机打过去，一个酒店接待员接起电话。我发现自己说不出话来。
艾玛穿着睡袍出现了。“今天我也要去伦敦，”她说，“但我坐10点钟的火车。”
“我们一起回来吗？”我的声音嘶哑，仿佛人一下子老了很多。
“哦，我下班高峰前就会回家。”她吻了吻我的脸颊，“我会把体力活留给你们男人。”
火车上，莫里斯抱怨起了连日不断的降雨。他还抱怨票价上涨，政府养老金政策，以及电视真人秀节目的数量。
“难道那些家伙不知道T.S.艾略特？”那些家伙是大家都讨厌的人：在那一刻惹我们厌恶的人。“‘人类不能承受太多现实。’难道他们以为他是开玩笑，还是什么？”
“我觉得很多电视节目编排并不考虑现代主义诗歌，莫里斯。”
“嗯，我觉得电视编排根本连基本的智力都不考虑。他们让他妈的啦啦队员播报天气，天哪。”他停顿了一下，“其实，这一点还不算太糟。”
在车站大厅，他说：“我们出去可要小心了。”
“赶在他们下手前先下手。”我告诉他。
但我并未前往地铁站。相反，我朝亮光，或仅剩的亮光走去——灰蒙蒙的天空又湿又冷，我步行走到海德公园角，在维多利亚酒店对面的一家咖啡馆买了一杯咖啡，并打手机请了病假。桌子上有一份报纸，我假装在读报，眼睛盯着来来往往的行人。
10点50分，一个戴耳环的光头男人在台阶前停下，看了看表，然后进去了。
11点10分，我的妻子乘坐出租车到了。她微笑着给司机小费。
保持超然。保持控制。放开你周围的空间。
但是，空间内的一切都是你的。
我在咖啡馆待的时间太长了，开始觉得这是我的厨房。我喝了太多咖啡，感觉糟糕透了。
桌上的报纸上有一个闭路监控录像里的模糊画面。两个穿帽衫的小子踢死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三个小时后，艾玛离开了维多利亚酒店。窗户上一层雾气，我擦出一个圆圈，透过这个圆圈看到她走向车站。在我看来，她和往常一样。她的额头上并未烙着红字。她可能是到酒店会议室出席了一次商务会议。她走出了我的视线，那质地良好的灰色大衣和雨伞让她保持干爽。她离开后，我把注意力转到酒店门口。注意力游移了一小会儿，但我眨眨眼，把新发现的东西忘掉。五分钟后当光头男子出现时，我的视线变得清晰了，我的目标更加明确。我结了账，跟着他一直来到街道拐角。
他下楼梯去地铁站时，我就在他身后的自动扶梯上。
地铁站地图已被人改得乱七八糟，各个站名被换成星座、哲学家、作家或著名酒鬼的名字。我觉得，这是从平凡中寻找诗意的一种尝试。他在大熊座站换了车，在站台上等车时，我在离他几码远的地方闲逛。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看看手表。也许他急着赶回去上班——游戏时间结束，不在场证明用完。我不知道他去维多利亚酒店之前打电话用的是什么借口：预约去看牙？体检？他雨衣下面穿着西装，耳环在灯光下不时地一闪。我能想象他坐在艾玛红色跑车的副驾驶座上，手伸进她的裙子；或者在酒店房间里，在他们开始狂欢前先将西装叠好放到衣架上。接着，银色的地铁呼啸着到站了，我们上了同一节车厢，坐在相隔十个位子的座位上。
狄兰·托马斯，W.B.叶芝，埃兹拉·庞德……车厢满了，但我旁边座上没有人。也许我发出了错误的信号，也许没有人愿意来看看我是死是活。我觉得自己死了，几乎如此。我们到达目的地，重新上到地面，天气和20分钟前一样还是灰蒙蒙、脏兮兮的。他走过亨格福德桥，高高竖起衣领保护他那光脑壳。我拉开距离跟在他后面。我的头发紧贴着头皮，雨水灌进脖子。经过我的每个路人脸上都是同样的表情：离我的空间远一点。到了南岸他向左拐弯，朝泰特现代美术馆走去。到达之前他拐弯离开河岸，并未朝身后看一眼——仿佛问心无愧一样——引着我来到一幢办公大楼前，便在里面消失了。
时间仿佛凝固了，我在对面的一个小巷里等着。未能录下来的漫长时间，其间的沉默化为虚无。
当他再次出现时，早就过了下班时间。也许他加班弥补上午没上的班，或者他在办公室的角色很重要，必须加班。最后他出现时似乎很累，正对着手机说话；他摇着头，转着圈挥动另一只手，对他的话进行毫无意义的强调。这次通话一直持续到南岸，他在环球剧场外的一家酒吧前停下来。
我坐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看他喝了三大杯苏格兰威士忌。
外面，天完全黑了。雨又起劲地下了起来，夜晚的街道被冲刷得干干净净。我喝了一品脱酒，直到他起身要离开，然后跟着他走在无人的河边，毫不在意路上已经关闭的监控摄像头。他有点醉了，我猜。空腹喝了啤酒，我自己也有些摇摇晃晃。
接下来发生的——突然加快步伐，击中头部，推进水里——似乎既熟悉又简单得出奇。之后有那么一分钟，我站在那里，几乎不能相信，这么大的问题可以在瞬间消失。到了第二天早上，我想，这一切又会像另一个奇怪的梦。然后我赶末班车回家，发现艾玛正在等我，很是焦急。
“你回来得这么晚！”
“我去喝了点酒。抱歉。”
“你可以打个电话啊。”
“我知道。对不起。”
“你确定你没事？”
“我很好，”我说，“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老样子，老样子。”她告诉我。
各家报纸把反讽手法发挥到了极致：伦敦全球安保公司老总被杀，该公司闭路监控全程记录。我尾随他到河边的镜头也被拍了下来。即使我也认出了放大镜头中的自己，但审判时我并未提到莫里斯有关系统被关闭的托词，因为——正如他和艾玛指出来的——我最不需要的就是让另一具溺水者的尸体浮出水面了。即使20多岁时犯的谋杀案也会将水搅浑。一个终身监禁就足够了。
他们给我寄了一张婚礼照片。这发生在我们办完离婚手续后的那一周。莫里斯看上去身材健美，干净整洁，因为他早就没必要再假装邋遢潦倒了，坐上了老板的交椅让他每年多收入1.5万英镑。他和前任老板一样保持在维多利亚酒店举行早午餐会的习惯，我猜。那儿的会议室很完美。有时我想起艾玛在里面的咖啡厅消磨了三个小时，并纳闷她有没有像我当时等着猜疑得到证实时一样喝了太多咖啡。
照片上，她看上去美极了。
（任爱红：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25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