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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发稼,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全国小学校园文学社联谊会会长。出版有50多种著作,选集有《樊发稼儿童文学评论选》、《樊发稼作品选》等。主编、选编论文集、作品集、文学丛书30多种。论著和作品多次获全国奖。儿童诗集《小娃娃的歌》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一个成语叫“学以致用”,意思是:为了实际应用而学习。我这篇文章的标题,将“学”改为“读”——读以致用,意思是:为了实际应用而读书。当然,读书也是一种学习的方式。
今天,我是一名有50多本著作的作家、学者。我之所以能在文学创作和研究方面取得一点业绩,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阅读成就了我。
我小时候,开始作文总写不好,觉得写作文很难,并由此产生了惧怕心理。后来在外地教书的父亲给我寄来了两本书,一本是《模范作文》,一本是《新尺牍》(书信集)。我认真反复地读了这两本书,将书里的“好词好句”乃至“好的段落”摘抄在小本子上,并有意识运用在自己的作文中。慢慢地,我的作文水平就有了明显提高,甚至有的作文还获得被老师在课堂上当众朗读的殊荣。我逐渐感觉到,作文原来并不是那么难啊。从而对作文也不害怕了,甚至开始喜欢作文了。
上中学后,我读到当年的青年作家刘绍棠的一篇文章。刘绍棠在文章中说,他是把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当作教科书来反复阅读的。这句话给我留下终生不忘的深刻印象。从此,我选择了艾青、臧克家以及普希金等著名诗人的一些代表作,当作自己学习写诗的教科书;通过认真阅读、分析,从中汲取了许多宝贵的艺术营养。不久,我便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诗歌习作了,并被吸收为上海市青年文学创作组成员。
在练习写诗的同时,我对诗歌赏析和评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缘于读了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何其芳的一组总题为《诗歌欣赏》的评论文章。另一位老诗人沙鸥的诗论集《谈诗》(先后共出版三集),也是我学写诗歌评论的“教科书”。我学着何其芳、沙鸥以作品实例论析诗歌思想艺术特色的路子,对报刊上看到的我认为好的新诗作品,写了一些评论文章,从上世纪50年代末起陆续发表在北京、上海等地的报刊上。
1962年5月我在西安出差时,在书店买到何其芳于这年4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文学评论集《文学艺术的春天》,真是如获至宝!这本近30万字的文论集,是我学习文学研究和评论的教科书,不知看了多少遍。我并非“文学科班”出身(我在大学学的是外语专业),可以说是何其芳的这本书最终使我后来由工业机关(国务院一个部)“跳槽”出来,正式走上了文学研究岗位。一些有心的文学研究同行,可以看出我的文风是受到了何其芳的明显影响的。在这里我愿意公开一个秘密: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第一本评论集,书名也是有意套用了何其芳评论集的名——如上所说,他的书名是《文学艺术的春天》,我的书名则为《儿童文学的春天》。我悄悄地以这种特殊方式,表达了我对这位已于1977年逝世的文学前辈的由衷感念之情。
一个成语叫“学以致用”,意思是:为了实际应用而学习。我这篇文章的标题,将“学”改为“读”——读以致用,意思是:为了实际应用而读书。当然,读书也是一种学习的方式。
今天,我是一名有50多本著作的作家、学者。我之所以能在文学创作和研究方面取得一点业绩,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阅读成就了我。
我小时候,开始作文总写不好,觉得写作文很难,并由此产生了惧怕心理。后来在外地教书的父亲给我寄来了两本书,一本是《模范作文》,一本是《新尺牍》(书信集)。我认真反复地读了这两本书,将书里的“好词好句”乃至“好的段落”摘抄在小本子上,并有意识运用在自己的作文中。慢慢地,我的作文水平就有了明显提高,甚至有的作文还获得被老师在课堂上当众朗读的殊荣。我逐渐感觉到,作文原来并不是那么难啊。从而对作文也不害怕了,甚至开始喜欢作文了。
上中学后,我读到当年的青年作家刘绍棠的一篇文章。刘绍棠在文章中说,他是把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当作教科书来反复阅读的。这句话给我留下终生不忘的深刻印象。从此,我选择了艾青、臧克家以及普希金等著名诗人的一些代表作,当作自己学习写诗的教科书;通过认真阅读、分析,从中汲取了许多宝贵的艺术营养。不久,我便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诗歌习作了,并被吸收为上海市青年文学创作组成员。
在练习写诗的同时,我对诗歌赏析和评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缘于读了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何其芳的一组总题为《诗歌欣赏》的评论文章。另一位老诗人沙鸥的诗论集《谈诗》(先后共出版三集),也是我学写诗歌评论的“教科书”。我学着何其芳、沙鸥以作品实例论析诗歌思想艺术特色的路子,对报刊上看到的我认为好的新诗作品,写了一些评论文章,从上世纪50年代末起陆续发表在北京、上海等地的报刊上。
1962年5月我在西安出差时,在书店买到何其芳于这年4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文学评论集《文学艺术的春天》,真是如获至宝!这本近30万字的文论集,是我学习文学研究和评论的教科书,不知看了多少遍。我并非“文学科班”出身(我在大学学的是外语专业),可以说是何其芳的这本书最终使我后来由工业机关(国务院一个部)“跳槽”出来,正式走上了文学研究岗位。一些有心的文学研究同行,可以看出我的文风是受到了何其芳的明显影响的。在这里我愿意公开一个秘密: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第一本评论集,书名也是有意套用了何其芳评论集的名——如上所说,他的书名是《文学艺术的春天》,我的书名则为《儿童文学的春天》。我悄悄地以这种特殊方式,表达了我对这位已于1977年逝世的文学前辈的由衷感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