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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队员”回来了。
这段时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重新回到世界舞台聚光灯下，很可能开始在这场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解决中扮演关键角色。
这个伴随1944年确立美元本位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的国际机构，职能包括维护国际汇率安排、协调各国货币政策、为国际收支出现问题的成员国提供贷款、提供政策建议和技术援助，后来也逐渐加入了保障国际金融稳定，特别是对危机提出预警等职能。
但是，在这场危机之初，也就是2007年美国次级按揭贷款问题开始暴露，到2008年的9月间，IMF一直没有机会受到重视。人们认为，美国金融机构发生的问题超出了IMF的特长范围——这个机构主要是向金融体系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建议和指导；而回顾IMF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和政策指导的历史，从上世纪80年代起的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到90年代初期苏东剧变后中东欧国家的经济转轨，再到后来的亚洲金融危机，IMF不但没有赢得“改革者”应受的尊重，反而广受争议，甚至遭到一些国家的怨恨。
其原因正在于，IMF在为这些国家提供贷款时，总是附加以苛刻的政策调整条件，按照IMF所笃信的自由化和私有化设计政策方案，但往往不能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反倒使宏观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还有的学者批评IMF的政策反应迟钝，直到危机出现后才采取行动，而不是预先防止。
此外，IMF贷款的对象在历史上一直是经济出现严重问题的国家，故即使一国有收支压力需要贷款，也往往对IMF“敬而远之”。因此，IMF在进入21世纪以后变得“没落”，最近一次提供贷款，还是今年8月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发生军事冲突后对格鲁吉亚的贷款。
2008年10月初，随着冰岛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陷入了技术性破产，并不得不寻找贷款支持，IMF开始被提及。但冰岛政府一开始也很不情愿向IMF求援，曾向几个北欧邻国以及俄罗斯求助，但都得不到允诺，才开始申请IMF贷款。
10月上旬，IMF和世界银行年会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期间G7财政部长会议的联合声明，标志着在本次金融危机的处理中，全球范围政府合作的开始。IMF作为目前对国际金融体系最有发言权的国际机构，也开始频繁亮相，发表意见。
继IMF与冰岛初步达成贷款协议后，金融危机已蔓延至发展中国家。匈牙利和乌克兰成为下两个从IMF处获得贷款的国家。此外，巴基斯坦和白俄罗斯也正与IMF商谈贷款事宜。
10月29日，IMF宣布新设立一个“短期流动性贷款机制”（SLF），为那些在金融危机中受到波及的新兴市场国家提供快速贷款。
随着危机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重建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并以IMF为核心建立国际金融监管框架。IMF已经注定将在这场危机的国际处理中发挥关键作用。
11月4日，《财经》记者在美国华盛顿特区IMF总部专访了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
59岁的斯特劳斯-卡恩任IMF总裁刚满一年，曾任法国财政部长并参选过总统的他，近来经历了一场绯闻案件。不过，案件调查结果对其有利，也没有影响到他的职位。目前的斯特劳斯－卡恩，看来已经完全进入积极解决全球危机的角色中了。
就在《财经》专访进行到一半时，英国首相布朗给斯特劳斯-卡恩打来了电话，采访暂停，记者被要求回避。15分钟后，采访得以继续。
《财经》：我们陷入了一场空前的全球危机。需要什么样的国际协作机制来防止未来发生同样的危机呢？
斯特劳斯-卡恩：我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我不知道这是否会被G20的各国接受。
在金融领域，我们需要更好的监督和管理。但是金融动荡本身并不仅仅是金融部门自己的问题，它还关系到导致失衡的 宏观审慎政策的问题。于是，就必须增强IMF提前预警和监督的职能。这是改革的第一个支柱。
其次，我们需要增加IMF的资金。因为IMF的资金增长没有跟上国际资本流动增长的速度。所以，IMF相对于全球经济的规模变小了。IMF需要扩大资金来源。而且，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危机，这就需要更多的资金来处理世界各地的问题。这是改革的第二个支柱。
第三，我认为需要更加有效的多边磋商，换句话说，G8会议已经不足以解决全球最重要的经济问题了。这种大国俱乐部应该包括中国这样的国家。但是，扩大G8还不够。因为，如果扩大后仍不见成效，很可能是因为准备工作不足，或是各国首脑或财长作出了决定，但随后的执行却不理想。所以，我们需要更有组织的多边磋商机制。
我希望在11月15日的G20会议上，以上三个问题都能得到重视。我希望此次G20峰会是一个过程的开始，在随后的数月可能形成一个新的体系。
《财经》：你认为G20会议的核心议题应该是什么？
斯特劳斯-卡恩：这次会议能够召开是一件好事。我认为应当主要讨论两个话题。
第一，怎样才能摆脱危机。目前我们仍深陷危机之中，而对将来的预测真的不太乐观。那么，为了尽早摆脱危机，哪些政策措施是必要的？
第二，尽管我们仍处在危机之中，我们也应该更好地制订一个工作计划，使相关机构运作起来。也就是我刚才提出的几点。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半年左右。
《财经》：你说过IMF不仅仅要当“消防员”，还要当“设计师”，这指的是什么？
斯特劳斯-卡恩：首先，我们当然无疑是“消防员”。现在我们对匈牙利、乌克兰和冰岛的援助，以及以后对其他国家的援助，就是“消防员”的职责。
此外，我们还为不同国家提供不同的技术援助，相当于建筑师。我们还需要提供新的思路，设计一个政府部门和多种组织（包括IMF）之间的协调机制，就是“设计师”的责任。
《财经》：现在欧洲一些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建议石油输出国和中国等一些拥有较大外汇储备的国家注资IMF。你认同这种说法吗？
斯特劳斯-卡恩：赞同。但需要说明的是，问题不在于你是否石油输出国，我们这里说的是有巨大外汇储备的国家，当然其中包含一些石油输出国，也包括中国，可能还包括欧洲的一些国家，他们也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大国可能正是能够增加IMF的资金的国家。而我期待中国对这类建议的积极回应。
《财经》：就是说，你希望中国注资IMF？
斯特劳斯-卡恩：是的。我认为中国正成为全球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一员。作为大国，往往也意味着与贸易伙伴之间会有一些问题。我们也知道中国面临的问题，包括由于人民币汇率低估产生的摩擦。这也是大国之间正常磋商的一部分。
作为多边体系中的一个大国，中国可能要承担更多责任。这就是为何我期望中国在内的这些国家，能对增加IMF注资这个问题有积极的答复。
《财经》：如果中国对IMF注资，中国的份额和投票权也会随之增加吗？
斯特劳斯-卡恩：不。这不是一个投票权的问题。各国的份额是基于一个非常繁杂的计算公式得出的结果，而且实际上总是随着时间变化。当然，一国声音的大小取决于其对IMF工作的参与程度，比如更经常出席，更关注IMF的发展等。
份额总是在变化，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未来几年内，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会继续提高。但这里讨论的不是具体份额的问题。当你更多地在IMF董事会上发言，你的声音有多大取决于你的参与程度，而不是配额有多少。
所以，如果能与其他一些成员国一道为IMF注资，中国肯定会更有发言权。
《财经》：10月29日，IMF推出了“短期流动性贷款机制”（SLF）。你认为这将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新兴市场国家解决流动性短缺问题？
斯特劳斯-卡恩：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正在努力摆脱困境，或者说承受巨大压力，因为他们过去依赖的资金渠道干涸了。过去十年里，一些重要的资本流入，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和银行的贸易信贷，在新兴市场成为了惯常现象。现在我们却看到大量资本回归来源国：这些银行和投资者的本土出了问题，当然会减少对外投资，从新兴市场撤资。所以，许多国家缺乏资金了。SLF就是为了给他们提供帮助。
《财经》：IMF对冰岛、乌克兰和匈牙利的贷款项目是在公布SLF机制之前就有的，而他们的贷款规模，期限等也都与SLF不同，他们为什么不使用SLF? 以后也会是两种贷款同时存在吗？
斯特劳斯-卡恩：对冰岛、乌克兰和匈牙利来说，SLF不适用，他们需要调整政策。我们也要求巴基斯坦调整政策以应对危机。所以这属于“传统型”的贷款，不同的是我们现在是针对这场危机提出贷款条件，而不是像以前那样针对一国的政策执行状况。所以说，SLF不是对每个国家都适用。
《财经》：将来，如果有国家被SLF项目拒绝的话，它还可以回到常规贷款项目中去吗？
斯特劳斯-卡恩：首先，SLF申请是完全保密的，外界并不知道哪些国家申请使用SLF被拒绝了。然后它们可以申请常规贷款。如果它们已经有常规贷款项目了，那么可以延长现有贷款的期限，但是这种常规贷款项目比较关注社会保障体系、针对性贷款条件和其他相关问题。
《财经》：你现在怎样看新兴市场的状况？会不会继续面临较大规模的资本外流？
斯特劳斯-卡恩：每个地方的危机之间都有联系。我们不认为新兴市场已经与发达经济“脱钩”。当然，新兴市场还有很高的增长率，但这个增长率也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慢而放慢。它们都是相关联的，只是在不同的水平上。美国和欧洲的衰退，也会造成中国、印度、巴西的经济下滑。所以说，这个世界确实是很“全球化”，所有国家都在一条船上。
《财经》：你认为新兴市场国家从这次危机中能够学到些什么？
斯特劳斯-卡恩：是的，它们也应该学习。新兴市场吸引资本流入是可以理解的，但应该把资本流入控制在与经济规模相适应的水平上。另外一点是，金融部门不能无限扩大。比如，冰岛就是个例子，银行系统的总资产达到了GDP的12倍，这显然行不通。这也是为什么需要更多国际规则来规范这一领域。
当然，说不上应该控制资本流入，但至少需要监督资本流入，并形成一种提前预警机制，一旦发现苗头不对，能够及时引起重视。
这段时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重新回到世界舞台聚光灯下，很可能开始在这场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解决中扮演关键角色。
这个伴随1944年确立美元本位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的国际机构，职能包括维护国际汇率安排、协调各国货币政策、为国际收支出现问题的成员国提供贷款、提供政策建议和技术援助，后来也逐渐加入了保障国际金融稳定，特别是对危机提出预警等职能。
但是，在这场危机之初，也就是2007年美国次级按揭贷款问题开始暴露，到2008年的9月间，IMF一直没有机会受到重视。人们认为，美国金融机构发生的问题超出了IMF的特长范围——这个机构主要是向金融体系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建议和指导；而回顾IMF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和政策指导的历史，从上世纪80年代起的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到90年代初期苏东剧变后中东欧国家的经济转轨，再到后来的亚洲金融危机，IMF不但没有赢得“改革者”应受的尊重，反而广受争议，甚至遭到一些国家的怨恨。
其原因正在于，IMF在为这些国家提供贷款时，总是附加以苛刻的政策调整条件，按照IMF所笃信的自由化和私有化设计政策方案，但往往不能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反倒使宏观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还有的学者批评IMF的政策反应迟钝，直到危机出现后才采取行动，而不是预先防止。
此外，IMF贷款的对象在历史上一直是经济出现严重问题的国家，故即使一国有收支压力需要贷款，也往往对IMF“敬而远之”。因此，IMF在进入21世纪以后变得“没落”，最近一次提供贷款，还是今年8月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发生军事冲突后对格鲁吉亚的贷款。
2008年10月初，随着冰岛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陷入了技术性破产，并不得不寻找贷款支持，IMF开始被提及。但冰岛政府一开始也很不情愿向IMF求援，曾向几个北欧邻国以及俄罗斯求助，但都得不到允诺，才开始申请IMF贷款。
10月上旬，IMF和世界银行年会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期间G7财政部长会议的联合声明，标志着在本次金融危机的处理中，全球范围政府合作的开始。IMF作为目前对国际金融体系最有发言权的国际机构，也开始频繁亮相，发表意见。
继IMF与冰岛初步达成贷款协议后，金融危机已蔓延至发展中国家。匈牙利和乌克兰成为下两个从IMF处获得贷款的国家。此外，巴基斯坦和白俄罗斯也正与IMF商谈贷款事宜。
10月29日，IMF宣布新设立一个“短期流动性贷款机制”（SLF），为那些在金融危机中受到波及的新兴市场国家提供快速贷款。
随着危机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重建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并以IMF为核心建立国际金融监管框架。IMF已经注定将在这场危机的国际处理中发挥关键作用。
11月4日，《财经》记者在美国华盛顿特区IMF总部专访了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
59岁的斯特劳斯-卡恩任IMF总裁刚满一年，曾任法国财政部长并参选过总统的他，近来经历了一场绯闻案件。不过，案件调查结果对其有利，也没有影响到他的职位。目前的斯特劳斯－卡恩，看来已经完全进入积极解决全球危机的角色中了。
就在《财经》专访进行到一半时，英国首相布朗给斯特劳斯-卡恩打来了电话，采访暂停，记者被要求回避。15分钟后，采访得以继续。
《财经》：我们陷入了一场空前的全球危机。需要什么样的国际协作机制来防止未来发生同样的危机呢？
斯特劳斯-卡恩：我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我不知道这是否会被G20的各国接受。
在金融领域，我们需要更好的监督和管理。但是金融动荡本身并不仅仅是金融部门自己的问题，它还关系到导致失衡的 宏观审慎政策的问题。于是，就必须增强IMF提前预警和监督的职能。这是改革的第一个支柱。
其次，我们需要增加IMF的资金。因为IMF的资金增长没有跟上国际资本流动增长的速度。所以，IMF相对于全球经济的规模变小了。IMF需要扩大资金来源。而且，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危机，这就需要更多的资金来处理世界各地的问题。这是改革的第二个支柱。
第三，我认为需要更加有效的多边磋商，换句话说，G8会议已经不足以解决全球最重要的经济问题了。这种大国俱乐部应该包括中国这样的国家。但是，扩大G8还不够。因为，如果扩大后仍不见成效，很可能是因为准备工作不足，或是各国首脑或财长作出了决定，但随后的执行却不理想。所以，我们需要更有组织的多边磋商机制。
我希望在11月15日的G20会议上，以上三个问题都能得到重视。我希望此次G20峰会是一个过程的开始，在随后的数月可能形成一个新的体系。
《财经》：你认为G20会议的核心议题应该是什么？
斯特劳斯-卡恩：这次会议能够召开是一件好事。我认为应当主要讨论两个话题。
第一，怎样才能摆脱危机。目前我们仍深陷危机之中，而对将来的预测真的不太乐观。那么，为了尽早摆脱危机，哪些政策措施是必要的？
第二，尽管我们仍处在危机之中，我们也应该更好地制订一个工作计划，使相关机构运作起来。也就是我刚才提出的几点。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半年左右。
《财经》：你说过IMF不仅仅要当“消防员”，还要当“设计师”，这指的是什么？
斯特劳斯-卡恩：首先，我们当然无疑是“消防员”。现在我们对匈牙利、乌克兰和冰岛的援助，以及以后对其他国家的援助，就是“消防员”的职责。
此外，我们还为不同国家提供不同的技术援助，相当于建筑师。我们还需要提供新的思路，设计一个政府部门和多种组织（包括IMF）之间的协调机制，就是“设计师”的责任。
《财经》：现在欧洲一些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建议石油输出国和中国等一些拥有较大外汇储备的国家注资IMF。你认同这种说法吗？
斯特劳斯-卡恩：赞同。但需要说明的是，问题不在于你是否石油输出国，我们这里说的是有巨大外汇储备的国家，当然其中包含一些石油输出国，也包括中国，可能还包括欧洲的一些国家，他们也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大国可能正是能够增加IMF的资金的国家。而我期待中国对这类建议的积极回应。
《财经》：就是说，你希望中国注资IMF？
斯特劳斯-卡恩：是的。我认为中国正成为全球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一员。作为大国，往往也意味着与贸易伙伴之间会有一些问题。我们也知道中国面临的问题，包括由于人民币汇率低估产生的摩擦。这也是大国之间正常磋商的一部分。
作为多边体系中的一个大国，中国可能要承担更多责任。这就是为何我期望中国在内的这些国家，能对增加IMF注资这个问题有积极的答复。
《财经》：如果中国对IMF注资，中国的份额和投票权也会随之增加吗？
斯特劳斯-卡恩：不。这不是一个投票权的问题。各国的份额是基于一个非常繁杂的计算公式得出的结果，而且实际上总是随着时间变化。当然，一国声音的大小取决于其对IMF工作的参与程度，比如更经常出席，更关注IMF的发展等。
份额总是在变化，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未来几年内，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会继续提高。但这里讨论的不是具体份额的问题。当你更多地在IMF董事会上发言，你的声音有多大取决于你的参与程度，而不是配额有多少。
所以，如果能与其他一些成员国一道为IMF注资，中国肯定会更有发言权。
《财经》：10月29日，IMF推出了“短期流动性贷款机制”（SLF）。你认为这将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新兴市场国家解决流动性短缺问题？
斯特劳斯-卡恩：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正在努力摆脱困境，或者说承受巨大压力，因为他们过去依赖的资金渠道干涸了。过去十年里，一些重要的资本流入，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和银行的贸易信贷，在新兴市场成为了惯常现象。现在我们却看到大量资本回归来源国：这些银行和投资者的本土出了问题，当然会减少对外投资，从新兴市场撤资。所以，许多国家缺乏资金了。SLF就是为了给他们提供帮助。
《财经》：IMF对冰岛、乌克兰和匈牙利的贷款项目是在公布SLF机制之前就有的，而他们的贷款规模，期限等也都与SLF不同，他们为什么不使用SLF? 以后也会是两种贷款同时存在吗？
斯特劳斯-卡恩：对冰岛、乌克兰和匈牙利来说，SLF不适用，他们需要调整政策。我们也要求巴基斯坦调整政策以应对危机。所以这属于“传统型”的贷款，不同的是我们现在是针对这场危机提出贷款条件，而不是像以前那样针对一国的政策执行状况。所以说，SLF不是对每个国家都适用。
《财经》：将来，如果有国家被SLF项目拒绝的话，它还可以回到常规贷款项目中去吗？
斯特劳斯-卡恩：首先，SLF申请是完全保密的，外界并不知道哪些国家申请使用SLF被拒绝了。然后它们可以申请常规贷款。如果它们已经有常规贷款项目了，那么可以延长现有贷款的期限，但是这种常规贷款项目比较关注社会保障体系、针对性贷款条件和其他相关问题。
《财经》：你现在怎样看新兴市场的状况？会不会继续面临较大规模的资本外流？
斯特劳斯-卡恩：每个地方的危机之间都有联系。我们不认为新兴市场已经与发达经济“脱钩”。当然，新兴市场还有很高的增长率，但这个增长率也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慢而放慢。它们都是相关联的，只是在不同的水平上。美国和欧洲的衰退，也会造成中国、印度、巴西的经济下滑。所以说，这个世界确实是很“全球化”，所有国家都在一条船上。
《财经》：你认为新兴市场国家从这次危机中能够学到些什么？
斯特劳斯-卡恩：是的，它们也应该学习。新兴市场吸引资本流入是可以理解的，但应该把资本流入控制在与经济规模相适应的水平上。另外一点是，金融部门不能无限扩大。比如，冰岛就是个例子，银行系统的总资产达到了GDP的12倍，这显然行不通。这也是为什么需要更多国际规则来规范这一领域。
当然，说不上应该控制资本流入，但至少需要监督资本流入，并形成一种提前预警机制，一旦发现苗头不对，能够及时引起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