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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上午，在川滇交界处的云南巧家县花桥社区，一场爆炸中断了办事大厅中拆迁户和国土局官员围绕征地拆迁利益的争吵。4名死者、16名伤者中，有官员也有拆迁户。
事发时，迤博村的陈兴顺也正在二楼和工作人员吵架，爆炸后血肉横飞的惨景，他至今难以忘记：有断手，有断脚，还有个村干部的脖子上，被炸出一个洞，洁白的墙壁上溅满了鲜红的血。
随后，巧家县官方对外宣称，“这起爆炸案是赵登用所为，和征地拆迁无关”、“赵登用是一个性格孤僻、仇视社会的人”。
但赵登用的家人以及和他有接触的房东都反映，赵登用不是像官方说的那样，而是一个踏实肯干的农民，他家庭和睦，两年多来，房东从未见赵登用夫妇吵过架。
媒体和网友的质疑声中，巧家官方再度召开新闻发布会，这次的口径改为“没有证据证明爆炸案和征地拆迁有关”。
“爆炸真是赵登用干的吗？”几天后，当《南风窗》记者再次来到爆炸现场时，五六名工人正在粉刷墙壁，见记者拍照，他们停下了手中的活，颇为好奇地问。
随着石灰水的粉饰，墙面的血迹很快就被掩盖了，重新变得崭新和雪白，这里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一般。
但并非所有事情，都可以粉饰。
镇党委书记率队打死村民
在“5·10”爆炸案发生前的22天，同样是在巧家县，该县老店镇党委书记陈德顺带队将老店村河边社的社长丁发朝打死。当地官方称，拆除丁发朝家的违章建筑引发了冲突，后丁发朝被带走，不久丁回到家后死亡。
丁发朝的儿子丁明宝认为，拆违只是借口，征地矛盾才是问题核心。他告诉《南风窗》记者，他家房子是按照镇政府新农村建设要求，在原先老房子的基础上建起的，怎么就被定性为违章建筑？而且他对政府通报“发生冲突”一说，也不认可，因为他父亲当天就只有挨打的份，没有和他们发生冲突。
丁明宝是老店镇一所小学的教师。他说，陈德顺对他父亲的怨气始于征地拆迁，因为在发动村民签订征地协议的事情上，父亲没能让陈德顺满意。
老店镇政府要征收河边社村民70亩地，丁发朝说要先和村民沟通商量，此前，老店镇政府曾给丁发朝送来要求他召集村民签订的征地协议。
丁明宝说，陈德顺希望父亲在4月17日那天拿到村民签订的征地协议，但父亲未来得及组织，之后就发生了拆违一事。目前，要求村民签订的征地协议，还静躺在丁家，但村民的那些土地已被推平。
村民们向《南风窗》记者描述了丁发朝被打的场景，当天下午，陈德顺带领53个人将丁发朝家在建的楼房阳台拆掉。丁发朝闻讯赶回并责问陈德顺，“房子是按你要求建的，你怎么又拆呢？”陈德顺说了一句，“是你阻拦我，要不我的工作早就做好了。”
陈德顺和一些人打趴下了丁发朝，有村民实在看不过去，想劝住，但被陈德顺的随从吼住了。一些年迈的老人，甚至哭着央求，但还是没能叫停陈德顺的拳脚。
“陈德顺残忍就残忍在，他拆完了还不走，坐等我父亲回来，然后将我父亲打死。”丁明宝说，案发后，陈德顺只是被停职，至今尚未按刑事案件处理。参与打丁发朝的几个人，也没有受到任何处分，还正常上班。前几天，丁明宝还发现，包括副镇长在内的几名施暴者，还一起吃烧烤。
当天，他们在丁发朝屋前打了他后，还将丁发朝拉上车，但却不是开往镇政府。丁明宝说，他家离镇政府隔着一座桥，就300多米距离。但那辆载着他父亲的车，开出村庄后，却往远处的山路七拐八绕30多分钟后才回到镇政府，途中，父亲在车上被几个人暴打，回到镇政府办公室，又继续打。
当晚9时许，丁明宝准许去见父亲。看到被关的父亲时，丁发朝已不是那个硬朗的老头子，面部表情呈现出疼痛难忍的样子，一直捂着肚子。
“爸爸！爸爸！”丁明宝使劲叫，但父亲一直没有回应。
在政府其他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丁发朝才使出了全身力气，悄悄对扶在他身边的儿子耳语，说出了打他的几个人：陈德顺等5人，其中包括一名姓沈的副镇长。
一直到次日凌晨3点多，镇政府才放他们回去，但有个前提—不能背丁去医院，否则就是和政府作对，就是不给领导台阶下。在他们看来，丁其实是在装病。
背着父亲回家的路上，丁明宝和二哥就发现不对劲了，“父亲的身子一直很沉地往下垂，两只手也是直直地垂向地面，我和二哥，背着父亲回家的路上，边背边哭。”丁明宝说，父亲到家两分钟后，就断气了。
事后，巧家县委宣传部对外发布通稿，称“家属情绪稳定”。丁明宝说，“好好一个大活人被打死，怎么可能情绪稳定？我母亲看到打我父亲的那些人照样上班，气得一病不起，整天躺在床上，不停地哭。”
丁明宝告诉记者，这些日子，自己趁着“5·10”爆炸案发生后，大批记者赶赴巧家采访的机会，主动和媒体沟通，希望让打父亲的凶手得到惩罚。然而，巧家县纪委书记、新兼任老店镇的党委书记陈怀品却对他说，“那些参与打你父亲、现在还在上班的人，你就不要去管那么多了。”
如果说陈德顺率队打死村民，只是个案，那巧家官场对行凶者的包容和对外界的圆谎，诸如家属情绪稳定之类，则是在活生生地将官民推向对立境地，加剧着村民对政府的不信任，也让政府的工作更难以推进。
老街村的万人坑
“有时候老百姓拿到政府的通知，转身就撕掉，看都不看，政府给的协议，他们的第一感觉就是‘又被剥夺了’或担心被黑了。”在巧家县东坪乡老街村采访时，村民吴玉春这样告诉记者。
东坪乡党委书记海达辉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也坦承，“如果老百姓信我们，他们就不会去请你们（记者）来了，你们来采访，我们也邀请老百姓参加，但他们都拒绝了。”
对官民矛盾的对立，东坪乡乡长陈南林认为，“是别有用心的人从中挑唆，一些头脑简单的老百姓跟着附和”，另外是“个别老百姓有趁着移民政策一夜暴富”的心態造成的。
但记者和这些村民代表接触发现，他们绝非刁民，他们不过是些多读了几年书，平时喜欢上网，在经济发达地方打工归来的群体。他们的诉求，其实也不高，比如拆掉旧房子，希望能帮盖好新房子，比如补偿价格能符合当下物价标准，不至于出现诸如“桑树一株只补一块钱”之类的滑稽补贴。
东坪乡政府承认补偿是低了，因为目前的补偿是5年前的标准，新标准还没出台，他们作为基层政府不是出台政策的，而是执行政策，“上面是这个标准，我们也只能按照这些标准来执行”。
至于村民反映，政府原本说好5月15日前迁坟，结果10日匆匆就用勾土机推掉了，推出来的一地骨头，集中丢到一个坑里，被村民称为“万人坑”。
东坪乡政府否认仓促迁坟一事，他们称，迁坟限期是5月10日，而不是15日，但村民坚称，口头通知时说的就是15日前。
老街村村民杨玉富原本在新疆打工，得到了5月15日前要迁坟的消息后，坐了4天4夜车赶回来，希望在限期前迁走母亲的坟，终于在15日早上到达村里，结果上山一看，坟已被强行推掉，坟地上散落着一堆人体骨骼。这个身体健硕的40多岁大男人，顿时扑倒在母亲坟前，嚎啕大哭。
和杨玉富一样，胡吉祥也是获悉15日前迁坟，他从青海坐了几天几夜车，才在14日晚上赶抵，结果坟被挖，亲人的骨头已和别人的混在一起，分不出了。
即使在家的人，也不知道何时坟墓被推。李正才父亲的坟地，也是这一次被挖走的，15日，记者采访时，他老婆在坟前烧纸，哭得死去活来。
李正才的父亲，生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村民田文轮称，李父曾参加过台儿庄等战役，解放后，他也曾多次见到李正才的父亲，“高高大大，身上浑身伤痕，有刀伤、肚皮上还有子弹划的伤”。
村民介绍，这一带坟地大约有400多座坟，有的后人是生活在四川，因为这里和四川仅仅一江之隔，绝大部分是有主坟，所谓的无主坟，不过是当地政府无法联系到对方罢了。
东坪乡政府否认400多座坟一说，他们在接受《南风窗》采访时称，只有266座坟，其中无主坟达174座，迁坟前也曾多次张贴通告、走访村民。迁坟限期，镇政府也是不断后移，比如原先是5月5日，最后又推迟到5月10日。
但受访村民表示，他们得到的口头通知确实是5月15日前迁坟。“如果知道是10日迁坟，那我们这些在外打工的人，还有必要在10日、11日从外面纷纷赶回迁坟吗？”杨玉富、胡吉祥等诸村民向记者表达了这一疑问。
这一系列矛盾都始于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的建设。电站建设需要蓄水，金沙江一带的村民就得移居，其中东坪乡移民人数最多，一共是578户、2005人，原先的房子和土地，将在电站建成蓄水时被淹没。这些被推掉的坟地上，将建居民安置点。
政府的补贴很低，诸如花椒园，村民每亩能拿到手的补助只有10260元，香（芭）蕉园每亩的补助是3766元。村民算了一笔账，一亩花椒一年的收入就多达2万元，芭蕉每亩年收入也有1万多元。补助还不如以前一年的种植收入，而且是一次性买断。
在山上，政府也开垦一些土地给村民种植，但和以前相比，面积变少了，而且新垦地上有很多沙石，土地贫瘠， 即使勤恳耕作，要回到原先的肥沃，至少也得10年8年。政府原答应在新平整出的土地上覆盖90公分的肥土，但后来又改说是30公分厚度。
吴玉春说，匆忙推坟不符合农村习俗，因为迁坟要看日子，要算八字，而且要请道士做法，烧一些纸钱，应该尊重当地风俗并有适当宽松时限，否则村民很难接受。
这一切，都在激化着村民和乡政府的矛盾。
另一种暴力
东坪乡政府农合办有一份名单也让村民们感到害怕和愤怒。
老街村的李崇斌参加农村合作医疗，因病做了手术，找农合办报销时，工作人员却称，不签征地拆迁协议不给补助。据悉，乡政府在农合办存有一份未签订协议的村民名单。
对此，乡长陈南林说，可能是误会，因为忙于征地拆迁，乡政府和机关工作人员几乎全都下乡了，个别不懂业务的人在守办公室时说“签协议之后，才能领”，本意是现在工作人员都到村里搞征地拆迁，没人签字，而不是说村民不签字不能领。
村民唐顺友的女儿唐丽，目前在老街小学就读，因家庭困难，唐丽可以获得国家发放的半寄宿制贫困学生补助，每学期375元，但因家里没签征地协议，唐丽也领不到补助，老街小学有21名学生，都是这样的情况。
陈南林回应说，钱没拿到和是否签订协议无关，而是因为钱还没到位。海达辉也不断向记者强调，不存在将惠民政策和移民政策挂钩的问题。但是，在老街小学采访时，校长和负责补助款发放的陈老师向《南风窗》记者出示了一份乡政府交给他们的名单，这份名为《老街村完小未签订移民安置协议移民户子女名单》清楚地记录着21名困难学生的家庭信息。
“作为一个老师，我们只想好好教书，不想管这些事，但政府要我们这么做，我们又不得不做。”陈老师肯定地说，补助款已全部到位了，这些钱已经让各班班主任代领，后来政府说要签订移民安置协议才可以领取，班主任又把这笔钱退回给她保管。
从巧家县城到老店镇和东坪乡，有3至5个小时的车程，很多镇政府所在地就盘旋在山坡上，如果说是因为“山高皇帝远”助长了基层政府赤裸裸的粗暴作风，县城所在地的白鹤滩镇征地拆迁使用着的则是另一种暴力。
杨玉祥是白鹤滩镇迤博村一组的村民，他在巧家县消防大队南侧有块地，面积0.652亩。2004年11月16日，巧家县国土局向杨玉祥发出一份《责令交出被征用土地通知书》，要求限杨玉祥于同年12月1日前交出被征收的土地，并明确这是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
但这块地被强征后，巧家县国土资源局却将其卖给了私人。记者了解到，购买者分别是朱再龙、刘益洪、邓成勇、海云燕、包英巧等5个人，他们主要来自巧家县的银行系统、教育系统和一些个体工商户。
因為对政府强征行为不满，杨玉祥目前依旧在这片土地上种花椒、玉米，朱再龙等5人干脆就把他告上了法庭。2010年11月25日，巧家县人民法院的判决颇有意思：朱再龙等5名原告和被告杨玉祥对该地块都享用使用权，原因是“双方所办理和持有的相关证件都是国家行政机关颁发，在未经法定程序撤销前，都合法有效”。
后来朱再龙等5人又申请撤销杨玉祥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11年11月7日巧家县政府做出了注销杨玉祥经营权的决定。
“巧家县政府这就是赤裸裸的抢。”杨玉祥说，政府让合法的变非法，让非法的变合法，很多征地，白菜价征收，黄金价倒卖。诸如建仁安医院，政府征那么多地，只有小部分用来建医院，大部分则建商业公寓。
在巧家这样一个以坡地为主的地方，农民的人均耕地原本就不足半亩。尽管政府声称各类补偿标准是按照省里要求和根据当地经济情况来定，是合法的。但村民显然不会去关心合法还是非法，低补偿标准和无保障的未来，使得他们对生活充满恐惧，不得不站在政府的对立面。
当征地拆迁的风潮从中国的大城市蔓延到这些相对贫穷、落后却又执迷于城市化的县域地区时，资源的匮乏酿造着一个又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和更加惨烈的悲剧。
事发时，迤博村的陈兴顺也正在二楼和工作人员吵架，爆炸后血肉横飞的惨景，他至今难以忘记：有断手，有断脚，还有个村干部的脖子上，被炸出一个洞，洁白的墙壁上溅满了鲜红的血。
随后，巧家县官方对外宣称，“这起爆炸案是赵登用所为，和征地拆迁无关”、“赵登用是一个性格孤僻、仇视社会的人”。
但赵登用的家人以及和他有接触的房东都反映，赵登用不是像官方说的那样，而是一个踏实肯干的农民，他家庭和睦，两年多来，房东从未见赵登用夫妇吵过架。
媒体和网友的质疑声中，巧家官方再度召开新闻发布会，这次的口径改为“没有证据证明爆炸案和征地拆迁有关”。
“爆炸真是赵登用干的吗？”几天后，当《南风窗》记者再次来到爆炸现场时，五六名工人正在粉刷墙壁，见记者拍照，他们停下了手中的活，颇为好奇地问。
随着石灰水的粉饰，墙面的血迹很快就被掩盖了，重新变得崭新和雪白，这里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一般。
但并非所有事情，都可以粉饰。
镇党委书记率队打死村民
在“5·10”爆炸案发生前的22天，同样是在巧家县，该县老店镇党委书记陈德顺带队将老店村河边社的社长丁发朝打死。当地官方称，拆除丁发朝家的违章建筑引发了冲突，后丁发朝被带走，不久丁回到家后死亡。
丁发朝的儿子丁明宝认为，拆违只是借口，征地矛盾才是问题核心。他告诉《南风窗》记者，他家房子是按照镇政府新农村建设要求，在原先老房子的基础上建起的，怎么就被定性为违章建筑？而且他对政府通报“发生冲突”一说，也不认可，因为他父亲当天就只有挨打的份，没有和他们发生冲突。
丁明宝是老店镇一所小学的教师。他说，陈德顺对他父亲的怨气始于征地拆迁，因为在发动村民签订征地协议的事情上，父亲没能让陈德顺满意。
老店镇政府要征收河边社村民70亩地，丁发朝说要先和村民沟通商量，此前，老店镇政府曾给丁发朝送来要求他召集村民签订的征地协议。
丁明宝说，陈德顺希望父亲在4月17日那天拿到村民签订的征地协议，但父亲未来得及组织，之后就发生了拆违一事。目前，要求村民签订的征地协议，还静躺在丁家，但村民的那些土地已被推平。
村民们向《南风窗》记者描述了丁发朝被打的场景，当天下午，陈德顺带领53个人将丁发朝家在建的楼房阳台拆掉。丁发朝闻讯赶回并责问陈德顺，“房子是按你要求建的，你怎么又拆呢？”陈德顺说了一句，“是你阻拦我，要不我的工作早就做好了。”
陈德顺和一些人打趴下了丁发朝，有村民实在看不过去，想劝住，但被陈德顺的随从吼住了。一些年迈的老人，甚至哭着央求，但还是没能叫停陈德顺的拳脚。
“陈德顺残忍就残忍在，他拆完了还不走，坐等我父亲回来，然后将我父亲打死。”丁明宝说，案发后，陈德顺只是被停职，至今尚未按刑事案件处理。参与打丁发朝的几个人，也没有受到任何处分，还正常上班。前几天，丁明宝还发现，包括副镇长在内的几名施暴者，还一起吃烧烤。
当天，他们在丁发朝屋前打了他后，还将丁发朝拉上车，但却不是开往镇政府。丁明宝说，他家离镇政府隔着一座桥，就300多米距离。但那辆载着他父亲的车，开出村庄后，却往远处的山路七拐八绕30多分钟后才回到镇政府，途中，父亲在车上被几个人暴打，回到镇政府办公室，又继续打。
当晚9时许，丁明宝准许去见父亲。看到被关的父亲时，丁发朝已不是那个硬朗的老头子，面部表情呈现出疼痛难忍的样子，一直捂着肚子。
“爸爸！爸爸！”丁明宝使劲叫，但父亲一直没有回应。
在政府其他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丁发朝才使出了全身力气，悄悄对扶在他身边的儿子耳语，说出了打他的几个人：陈德顺等5人，其中包括一名姓沈的副镇长。
一直到次日凌晨3点多，镇政府才放他们回去，但有个前提—不能背丁去医院，否则就是和政府作对，就是不给领导台阶下。在他们看来，丁其实是在装病。
背着父亲回家的路上，丁明宝和二哥就发现不对劲了，“父亲的身子一直很沉地往下垂，两只手也是直直地垂向地面，我和二哥，背着父亲回家的路上，边背边哭。”丁明宝说，父亲到家两分钟后，就断气了。
事后，巧家县委宣传部对外发布通稿，称“家属情绪稳定”。丁明宝说，“好好一个大活人被打死，怎么可能情绪稳定？我母亲看到打我父亲的那些人照样上班，气得一病不起，整天躺在床上，不停地哭。”
丁明宝告诉记者，这些日子，自己趁着“5·10”爆炸案发生后，大批记者赶赴巧家采访的机会，主动和媒体沟通，希望让打父亲的凶手得到惩罚。然而，巧家县纪委书记、新兼任老店镇的党委书记陈怀品却对他说，“那些参与打你父亲、现在还在上班的人，你就不要去管那么多了。”
如果说陈德顺率队打死村民，只是个案，那巧家官场对行凶者的包容和对外界的圆谎，诸如家属情绪稳定之类，则是在活生生地将官民推向对立境地，加剧着村民对政府的不信任，也让政府的工作更难以推进。
老街村的万人坑
“有时候老百姓拿到政府的通知，转身就撕掉，看都不看，政府给的协议，他们的第一感觉就是‘又被剥夺了’或担心被黑了。”在巧家县东坪乡老街村采访时，村民吴玉春这样告诉记者。
东坪乡党委书记海达辉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也坦承，“如果老百姓信我们，他们就不会去请你们（记者）来了，你们来采访，我们也邀请老百姓参加，但他们都拒绝了。”
对官民矛盾的对立，东坪乡乡长陈南林认为，“是别有用心的人从中挑唆，一些头脑简单的老百姓跟着附和”，另外是“个别老百姓有趁着移民政策一夜暴富”的心態造成的。
但记者和这些村民代表接触发现，他们绝非刁民，他们不过是些多读了几年书，平时喜欢上网，在经济发达地方打工归来的群体。他们的诉求，其实也不高，比如拆掉旧房子，希望能帮盖好新房子，比如补偿价格能符合当下物价标准，不至于出现诸如“桑树一株只补一块钱”之类的滑稽补贴。
东坪乡政府承认补偿是低了，因为目前的补偿是5年前的标准，新标准还没出台，他们作为基层政府不是出台政策的，而是执行政策，“上面是这个标准，我们也只能按照这些标准来执行”。
至于村民反映，政府原本说好5月15日前迁坟，结果10日匆匆就用勾土机推掉了，推出来的一地骨头，集中丢到一个坑里，被村民称为“万人坑”。
东坪乡政府否认仓促迁坟一事，他们称，迁坟限期是5月10日，而不是15日，但村民坚称，口头通知时说的就是15日前。
老街村村民杨玉富原本在新疆打工，得到了5月15日前要迁坟的消息后，坐了4天4夜车赶回来，希望在限期前迁走母亲的坟，终于在15日早上到达村里，结果上山一看，坟已被强行推掉，坟地上散落着一堆人体骨骼。这个身体健硕的40多岁大男人，顿时扑倒在母亲坟前，嚎啕大哭。
和杨玉富一样，胡吉祥也是获悉15日前迁坟，他从青海坐了几天几夜车，才在14日晚上赶抵，结果坟被挖，亲人的骨头已和别人的混在一起，分不出了。
即使在家的人，也不知道何时坟墓被推。李正才父亲的坟地，也是这一次被挖走的，15日，记者采访时，他老婆在坟前烧纸，哭得死去活来。
李正才的父亲，生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村民田文轮称，李父曾参加过台儿庄等战役，解放后，他也曾多次见到李正才的父亲，“高高大大，身上浑身伤痕，有刀伤、肚皮上还有子弹划的伤”。
村民介绍，这一带坟地大约有400多座坟，有的后人是生活在四川，因为这里和四川仅仅一江之隔，绝大部分是有主坟，所谓的无主坟，不过是当地政府无法联系到对方罢了。
东坪乡政府否认400多座坟一说，他们在接受《南风窗》采访时称，只有266座坟，其中无主坟达174座，迁坟前也曾多次张贴通告、走访村民。迁坟限期，镇政府也是不断后移，比如原先是5月5日，最后又推迟到5月10日。
但受访村民表示，他们得到的口头通知确实是5月15日前迁坟。“如果知道是10日迁坟，那我们这些在外打工的人，还有必要在10日、11日从外面纷纷赶回迁坟吗？”杨玉富、胡吉祥等诸村民向记者表达了这一疑问。
这一系列矛盾都始于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的建设。电站建设需要蓄水，金沙江一带的村民就得移居，其中东坪乡移民人数最多，一共是578户、2005人，原先的房子和土地，将在电站建成蓄水时被淹没。这些被推掉的坟地上，将建居民安置点。
政府的补贴很低，诸如花椒园，村民每亩能拿到手的补助只有10260元，香（芭）蕉园每亩的补助是3766元。村民算了一笔账，一亩花椒一年的收入就多达2万元，芭蕉每亩年收入也有1万多元。补助还不如以前一年的种植收入，而且是一次性买断。
在山上，政府也开垦一些土地给村民种植，但和以前相比，面积变少了，而且新垦地上有很多沙石，土地贫瘠， 即使勤恳耕作，要回到原先的肥沃，至少也得10年8年。政府原答应在新平整出的土地上覆盖90公分的肥土，但后来又改说是30公分厚度。
吴玉春说，匆忙推坟不符合农村习俗，因为迁坟要看日子，要算八字，而且要请道士做法，烧一些纸钱，应该尊重当地风俗并有适当宽松时限，否则村民很难接受。
这一切，都在激化着村民和乡政府的矛盾。
另一种暴力
东坪乡政府农合办有一份名单也让村民们感到害怕和愤怒。
老街村的李崇斌参加农村合作医疗，因病做了手术，找农合办报销时，工作人员却称，不签征地拆迁协议不给补助。据悉，乡政府在农合办存有一份未签订协议的村民名单。
对此，乡长陈南林说，可能是误会，因为忙于征地拆迁，乡政府和机关工作人员几乎全都下乡了，个别不懂业务的人在守办公室时说“签协议之后，才能领”，本意是现在工作人员都到村里搞征地拆迁，没人签字，而不是说村民不签字不能领。
村民唐顺友的女儿唐丽，目前在老街小学就读，因家庭困难，唐丽可以获得国家发放的半寄宿制贫困学生补助，每学期375元，但因家里没签征地协议，唐丽也领不到补助，老街小学有21名学生，都是这样的情况。
陈南林回应说，钱没拿到和是否签订协议无关，而是因为钱还没到位。海达辉也不断向记者强调，不存在将惠民政策和移民政策挂钩的问题。但是，在老街小学采访时，校长和负责补助款发放的陈老师向《南风窗》记者出示了一份乡政府交给他们的名单，这份名为《老街村完小未签订移民安置协议移民户子女名单》清楚地记录着21名困难学生的家庭信息。
“作为一个老师，我们只想好好教书，不想管这些事，但政府要我们这么做，我们又不得不做。”陈老师肯定地说，补助款已全部到位了，这些钱已经让各班班主任代领，后来政府说要签订移民安置协议才可以领取，班主任又把这笔钱退回给她保管。
从巧家县城到老店镇和东坪乡，有3至5个小时的车程，很多镇政府所在地就盘旋在山坡上，如果说是因为“山高皇帝远”助长了基层政府赤裸裸的粗暴作风，县城所在地的白鹤滩镇征地拆迁使用着的则是另一种暴力。
杨玉祥是白鹤滩镇迤博村一组的村民，他在巧家县消防大队南侧有块地，面积0.652亩。2004年11月16日，巧家县国土局向杨玉祥发出一份《责令交出被征用土地通知书》，要求限杨玉祥于同年12月1日前交出被征收的土地，并明确这是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
但这块地被强征后，巧家县国土资源局却将其卖给了私人。记者了解到，购买者分别是朱再龙、刘益洪、邓成勇、海云燕、包英巧等5个人，他们主要来自巧家县的银行系统、教育系统和一些个体工商户。
因為对政府强征行为不满，杨玉祥目前依旧在这片土地上种花椒、玉米，朱再龙等5人干脆就把他告上了法庭。2010年11月25日，巧家县人民法院的判决颇有意思：朱再龙等5名原告和被告杨玉祥对该地块都享用使用权，原因是“双方所办理和持有的相关证件都是国家行政机关颁发，在未经法定程序撤销前，都合法有效”。
后来朱再龙等5人又申请撤销杨玉祥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11年11月7日巧家县政府做出了注销杨玉祥经营权的决定。
“巧家县政府这就是赤裸裸的抢。”杨玉祥说，政府让合法的变非法，让非法的变合法，很多征地，白菜价征收，黄金价倒卖。诸如建仁安医院，政府征那么多地，只有小部分用来建医院，大部分则建商业公寓。
在巧家这样一个以坡地为主的地方，农民的人均耕地原本就不足半亩。尽管政府声称各类补偿标准是按照省里要求和根据当地经济情况来定，是合法的。但村民显然不会去关心合法还是非法，低补偿标准和无保障的未来，使得他们对生活充满恐惧，不得不站在政府的对立面。
当征地拆迁的风潮从中国的大城市蔓延到这些相对贫穷、落后却又执迷于城市化的县域地区时，资源的匮乏酿造着一个又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和更加惨烈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