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读经书的毛泽东，深知黄河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地位。
　　早在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治国良臣管子就曾说过，“善为国者，必先除五害。水一害也，旱一害也……五害之中水为大”。千百年来，黄河多少次漫流失控，尸漂四野？频繁的洪水灾害，直接危及中国大片精华疆土，直至成为历代王朝霸业兴衰、政权更替的导火索。正因如此，汉武帝率众堵口黄河岸，宋太祖御诏疏通黄漕运，忽必烈钦令察河源，康熙帝亲览修黄淮……
　　可是，中国革命胜利了，黄河洪水还没有被驯服。面对危如累卵的国之忧患，作为这个东方大国的最高领袖，他怎能不兴起制伏洪灾、安流息波的强烈愿望呢！
　　正是这种多重情感的驱使，当天下大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泽东第一次出京巡视便选定了黄河。从古城开封到悬河岸边，从邙山之顶到引黄渠畔，他一路察看防洪形势，询问治黄方略，展望大河前景，活跃的思维一刻也没有离开这条大河。
　　在兰考县东坝头，这个一百年前黄河铜瓦厢决口改道的地方，面对危如累卵的悬河形势，毛泽东听说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黄河曾发生一场特大洪水，水势汹涌，尸漂遍野，灾情严重，留下了“道光二十三，黄河涨上天，冲走太阳渡，捎带万锦滩”的民谣。毛泽东关切地问：“黄河涨上天怎么办？”面对领袖的千古一问，在场的陪同人员提出“修建水库防御特大洪水”的初步对策，对此他明确表态说“大水库修起来解决了水患，还能为灌溉、发电、通航提供条件，是可以研究的”，体现了一代伟人对加快黄河除害兴利步伐的迫切愿望。
　　正是在那次谈话中，陪同者还提出“从长远看，将来还要从长江流域引水入黄河”的远期设想，对此，毛泽东风趣地说：“通天河就是猪八戒去的那个地方吧？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来是可以的。”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视察结束时，毛泽东意味深长地留下了这句深情嘱托。
　　伟大领袖的黄河之行，曾使多少人心潮激荡，夜不能寐！
　　可毛泽东本人似乎对于这次黄河之行并不太满意。“那次考察，不过是走马观花，没有看出多少东西。千疮百孔的黄河仍未治好，还没能走上造福人民之路啊。”毛泽东几次对有关人员如是说。
　　特别是对于那座三门峡工程，毛泽东更是牵念有加。早在当初批准这个项目开工时，他就明确表示“要修水库，不要泥库”。可是工程建成后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每念及此，这竟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一次，毛泽东还向他的卫士披露了自己埋藏已久的心迹，他说：“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要请一位地质学家、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
　　可是，人一旦到了至高无上的境地，就连最起码的要求也成了一種奢望。他似乎怎么也无法走出这座“围城”。
　　毛泽东觉得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也许这正是他要走出丰泽园，走出菊香书屋，凭借黄河再度“突围”的真正含义。
　　1964年8月初，平阔恬静的北戴河浴场突然传来一阵军马嘶鸣之声，一支由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精心组建的骑兵大队，在北京西郊香山经过特殊训练后，奉调紧急赶至北戴河海滨。
　　年逾古稀的毛泽东，在卫士簇拥下登上一匹专门挑选的白色高头大马。他昂首挺胸，挽缰策马，行进在金色的沙滩上，一如当年“屈指行程二万”之风采再现。
　　“练吧，不会骑马就去不了黄河。如果人生连黄河都没有见过，那是会后悔的。”毛泽东语重心长地鼓励身边工作人员。
　　然而，就在这时，一场“千里走黄河”的壮行却注定要搁浅了。因为毛泽东感到中国已经出了修正主义。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71岁生日。他在人民大会堂订了几桌菜，请部分中央领导人，各大区主要负责人以及少数劳动模范、科学家一起过生日。宴前，毛泽东即席讲话：“今天不是做生日，也不是祝寿，我用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什么四清四不清，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你们什么事情都不给我讲，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
　　一顿寿宴大家吃得索然无味。
　　中国出现修正主义，当然要比千里走黄河重要。于是，黄河骑兵大队很快就宣布解散。一场最高规格的“黄河壮行计划”无果而终。
　　不过，即使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也没有忘记黄河的事情。1972年他大病初愈，在接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还曾风趣地说：“前些时候我到马克思、列宁那里去了一趟。他俩对我说，你那个国家的钢铁、粮食还太少，再说你还要去黄河，你不用来这么早了。你先回去吧。看来我的一片真诚感动了马克思和列宁，去黄河还是有希望的……”
　　黄河啊，这是毛泽东魂牵梦绕的一条大河！
　　（摘自《老干部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