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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信用体系依然没有建立，个人、项目信用质量难以掌握的问题仍未解决，晋源泰和日升隆的尝试实际是失败了，这就是大银行冷淡对待小额贷款公司的真正原因。
中国最早的两家小额贷款公司都在2009年遇到了麻烦。
“2009年下半年，我们先是找了本地的小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想拆借资金，被一句‘上面没政策’给拒绝了。后来去找大银行，人家压根看不起我们这点业务，说要给就给1亿、2亿，我们还不敢要。”山西省平遥县晋源泰小额贷款公司业务经理侯正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因为缺乏后续资金，晋源泰的营业利润自2008以来，已经连续2年下滑。
进入2010年，“自2005年一直采用的营业模式，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侯正强说，“如今我们能做的就是勉强维持着，等新政策带来转机。”
同处平遥县的日升隆小额贷款公司，在国内银行体系屡屡碰壁之后，把希望寄托在了国外银行和基金的身上。“2009年开始，他们派了好几拨人来考察，现已开始正式注资谈判，这是目前我们唯一有希望引进的低成本资金，”日升隆副总经理陈文庆告诉本刊记者。
但问题是没有政策规定。“政府主管部门、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我们全都打报告了，但他们也不知道能不能批，只好也向上面请示，什么时候有结果谁都不知道。”
在民间金融业发达的温州，曾经风光无限的小额贷款公司，也同样遭遇了转型村镇银行受阻、再融资受限、监管混乱、身分不清的问题。
“开始是指标少，申请的人太多，政府还要开常委会来决定指标究竟给谁，可到如今，温州的指标还没有用完，大批的民间金融业者，却跑到湖北去寻找机会。”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中国第一家”走上下坡路
晋源泰和日升隆成立于2005年，是中国人民银行推行的全国最早的小额信贷公司试点，即由私人出资，用自有资金发放贷款。当时的贷款主要针对当地农户。
2005年12月，晋源泰以2000万元的资本金挂牌。到2008年4月30日，净利润已超过360万元。
2008年上半年，“当地银监会的负责人间我愿不愿意改成村镇银行，我就写了一个申请，但实际我是不愿意的，因为变成村镇银行，我就只剩10％的股份，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就不是我的了。”晋源泰董事长韩士恭此前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申请交上去之后杳无音信，反而让他感到庆幸。
按照银监会的《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唯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最大银行业金融机构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20％，单个自然人股东及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单一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单一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及其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
虽然韩士恭保住了控制权，但晋源泰却也在此时走上了下坡路。最重要的原因是只贷不存，导致后续资金不足。
一方面，“2008年，银行贷款利率下调了4次，我们也跟着调了4次，因为竞争太多了，我们的贷款利率本来就达不到银行标准的4倍”；另一方面，因为看不到转型为村镇银行的希望，股东不愿再投钱。“晋源泰就只能靠着2000多万的资金，维持着有钱则贷，贷完就歇的日子，利润一直在下滑，”侯正强说。
“2009年我们的利润率不到9％。”陈文庆说，同样的情况在日升隆也出现了。但侯正强告诉本刊记者，小额贷款公司目前最大的危机，还在于“灵活”的运作模式暴露出了巨大的硬伤。
“灵活”模式难敌成本压力
“灵活”的运作模式，一直是外界公认的小额贷款公司最大的优点。
晋源泰的灵活之处在于，很多时候，申请贷款的农户没有任何抵押物，晋源泰的信贷员就通过自己在农村的亲戚、朋友来了解申请者的信誉和经济状况。“如果大家都说某人人品好，信用好，两个小时就可以让他把贷款领走。”贷款发放之后，信贷员还要对贷款者的生意提供帮助，甚至帮忙联系客户。
公务员担保也是晋源泰首创，即由当地公务员以自己的工资进行担保。“可到后来，申请贷款的人越来越多，公务员就那么几个，慢慢的，公务员也不愿意担保了，村委会担保、亲戚担保，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没有抵押，缺少擔保，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在了信贷员身上。结果就是，“一个信贷员对应着几百甚至上千个客户，每户只贷了几万甚至几千块，而每家情况都不一样，管理起来非常头疼。”侯正强说，直到此时，他才真正明白为什么遍布全国的银行体系，会留下这样一个空白。
“我们现在的客户，就是银行看不上，信用社不想搞的，资质不好的，才分流到我们这里。以前规模小还不觉得，现在才发现成本不能承受。”
按照经济学家茅于轼早前的说法，小额贷款公司只贷不存，没有低成本的资金来源，行业很难实现盈利。因为小额贷款的额度小、风险大，占用人力多，最后就成了高成本。
陈文庆说，日升隆发明了信贷员风险共担机制，让信贷员交保证金，出现坏账就跟公司分担风险。但这也在放大信贷员的权力，“管理越来越依赖人而不是制度，跟银行的模式越离越远，规模越大，风险越高，银行也看到了，所以再电没有人找我们谈转型村镇银行的事了。”
当年就是因为效率过于分散、成本高企和管理困难，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才退出了农村市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目前农村的信用体系依然没有建立，个人、项目信用质量难以掌握的问题仍未解决，晋源泰和日升隆的尝试实际是失败了，这就是大银行冷淡对待小额贷款公司的真正原因。
温州“破冰”
与晋源泰和日升隆相比，在温州开办的小额贷款公司，因为以中小企业为主要贷款对象，所以管理成本和风险都小得多。
浙江开始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是在2008年5月，开闸之初，“乐清市有一个名额，申报的企业却有30多家，据说最后市里还要开常委会来决定，这是前所未有的”，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本刊记者。
“申报的人太多了，反而让政府紧张，因为国家的政策是谁审批谁负责，政府担心风险，只能层层加码，一级一级地把门槛抬高”，结果是，当年7月出台的《温州市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操作规程(暂行)》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主发起人应该是工商信用管理AAA级企业，而且是管理规范、信用优良、实力雄厚的当地民营骨干企业。
注册资金也从国家规定的500万元提高到5000万元。温州市又在此基础上，从5000万元提高到1亿元，有的县市区甚至提高到2亿元额度。
“原本最具激情的担保、典当为主的民间金融人士全部被排除在外。再加上初期开业的小额贷款公司经营并不顺利，所 以，按照原来的计划，温州16家试点的小额贷款公司，在2008年10月底前就应该全部开业，可直到2009年2月，正式开业的只有8家。有些企业干脆就退出了申请。”周德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于是，温州放松了政策。
2009年8月，温州市政府办公室下发《关于促进温州小额贷款公司稳健发展的实施意见》，将增资扩股条件从一年放宽至半年，单次增资最高额度可达资本金的1倍。
除税费返还补助、财政补助激励政策、建立风险补偿机制等政策扶持外，为降低小额贷款公司的融资成本，《意见》还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可从不超过两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低于资产净额50％的资金，利率原则上以同期“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为基准加点确定。小额贷款公司还可以采取为银行机构包收包放组合贷款，并承担贷款全部风险的形式，与银行机构联合发放组合贷款，以扩大融资数量。
年度考核评价达标、内控制度健全、不良贷款比例当年低于1％的优秀小额贷款公司，还允许开展票据贴现、资产转让等新业务试点。
这再次激起了民间金融业“阳光化”的激情，尽管此时很多民间金融业者连开办小额贷款公司的资格都没有。
破冰政策的尴尬
但在周德文看来，直到今天，“破冰”却依然局限在政策层面。
所谓放开经营范围，其实并未得到正规金融机构的支持，“票据贴现，委托贷款这样的业务，都是高垄断性的，但小额贷款公司连金融机构都算不上，只是特殊的工商企业，谁会带你玩?”周德文说，“至于财税支持，也不是地方政府能决定的，牵涉到财税体系整体的改革，地方政府实际上权力有限。一家小额贷款公司想获得税费返还和财政补助，要经过层层审批，据我所知，到现在没有一家公司通过审批。”
这些其实都只是在小额贷款公司享受不到金融机构同等待遇情况下的权宜之计，没有改变小额贷款公司的性质。“没有治本，也没有治标，”徐宁(化名)是温州一家小额贷款公司总经理，在2009年信心满满地接受了多家媒体采访后，如今已经不愿再公开谈论这个行业。
温州当地媒体曾公布了一家小额贷款公司的内部财务报告，显示：1亿元的注册资本金，按照全年90％的使用率计算，放款利率18％。，全年的利息收入为1944万元。扣去25％的所得税，5.56％营业税及附加，以及90万元的坏账准备金，税后利润为1294万元。只要股东分红为1分，那连公司的营业费用、人员工资都无从开支。
按照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利率最高不能超过国家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实际操作的月息大概是2.6分到2.8分左右。
“说是找银行拆借资金，能保证微利，事实上，我们根本没资格进入银行，同业拆借市场，银行只愿意贷款给你，拿贷款的钱放贷，就只是给银行打工。”徐宁说，小额贷款公司一直被银行体系所排斥。例如，按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应定期向信贷征信系统提供借款人、贷款金额、贷款担保和贷款偿还等业務信息，但却不能从征信系统中获取其贷款客户的信用信息。
目前已经开业的温州小额贷款公司，大股东都是当地的大型企业，“最先是抱着抢占战略高地，为未来进入金额业试水的心态，但村镇银行的路现在看来还走不通，所以，企业就只能让小额贷款公司消极地维持现状，不肯轻易退出，也不会有多少积极性。”
温州地下钱庄“突围”
相比之下，温州的民间借贷却将迎来—个新的高潮。
“2009年，温州民间资本对外投资不利，又大量回流，预计2010年，温州民间借贷资金总量将达到800亿元，地下钱庄的长期借款月息只有1.2分到2.5分，短期借款月息则是3分到10分之间。”
目前，温州“地下资本”、“私人钱庄”占了民营企业资金来源的30％～40％。
“但民间借贷终究还是想合法化，不久前，一批民间金融业者组团去湖北考察，在那里，有指标但是没钱。”周德文说。
“温州的民营资本总量大概在6000亿元左右，中小企业也有30多万家，最起码能够容纳1000家小额贷款公司。”周德文说，按照他的预计，2010年国家新增贷款量会减少很多，民间资本进入信贷领域将会受到更多的政策鼓励，“民间资金开始在温州以外寻找新的机会，对他们来说，小额贷款公司仍是成为‘银行家’的唯一跳板。”
但走出温州是否就能找到新的机遇，业者心里没有底。
“我们担心的是，温州层层加码的情况在其他地方重演，因为温州地下钱庄的名声太响，难保当地政府没有担心，毕竟是谁审批谁负责。”温州一位私下做着地下钱庄的典当公司老板徐伟说。
中国最早的两家小额贷款公司都在2009年遇到了麻烦。
“2009年下半年，我们先是找了本地的小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想拆借资金，被一句‘上面没政策’给拒绝了。后来去找大银行，人家压根看不起我们这点业务，说要给就给1亿、2亿，我们还不敢要。”山西省平遥县晋源泰小额贷款公司业务经理侯正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因为缺乏后续资金，晋源泰的营业利润自2008以来，已经连续2年下滑。
进入2010年，“自2005年一直采用的营业模式，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侯正强说，“如今我们能做的就是勉强维持着，等新政策带来转机。”
同处平遥县的日升隆小额贷款公司，在国内银行体系屡屡碰壁之后，把希望寄托在了国外银行和基金的身上。“2009年开始，他们派了好几拨人来考察，现已开始正式注资谈判，这是目前我们唯一有希望引进的低成本资金，”日升隆副总经理陈文庆告诉本刊记者。
但问题是没有政策规定。“政府主管部门、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我们全都打报告了，但他们也不知道能不能批，只好也向上面请示，什么时候有结果谁都不知道。”
在民间金融业发达的温州，曾经风光无限的小额贷款公司，也同样遭遇了转型村镇银行受阻、再融资受限、监管混乱、身分不清的问题。
“开始是指标少，申请的人太多，政府还要开常委会来决定指标究竟给谁，可到如今，温州的指标还没有用完，大批的民间金融业者，却跑到湖北去寻找机会。”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中国第一家”走上下坡路
晋源泰和日升隆成立于2005年，是中国人民银行推行的全国最早的小额信贷公司试点，即由私人出资，用自有资金发放贷款。当时的贷款主要针对当地农户。
2005年12月，晋源泰以2000万元的资本金挂牌。到2008年4月30日，净利润已超过360万元。
2008年上半年，“当地银监会的负责人间我愿不愿意改成村镇银行，我就写了一个申请，但实际我是不愿意的，因为变成村镇银行，我就只剩10％的股份，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就不是我的了。”晋源泰董事长韩士恭此前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申请交上去之后杳无音信，反而让他感到庆幸。
按照银监会的《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唯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最大银行业金融机构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20％，单个自然人股东及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单一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单一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及其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
虽然韩士恭保住了控制权，但晋源泰却也在此时走上了下坡路。最重要的原因是只贷不存，导致后续资金不足。
一方面，“2008年，银行贷款利率下调了4次，我们也跟着调了4次，因为竞争太多了，我们的贷款利率本来就达不到银行标准的4倍”；另一方面，因为看不到转型为村镇银行的希望，股东不愿再投钱。“晋源泰就只能靠着2000多万的资金，维持着有钱则贷，贷完就歇的日子，利润一直在下滑，”侯正强说。
“2009年我们的利润率不到9％。”陈文庆说，同样的情况在日升隆也出现了。但侯正强告诉本刊记者，小额贷款公司目前最大的危机，还在于“灵活”的运作模式暴露出了巨大的硬伤。
“灵活”模式难敌成本压力
“灵活”的运作模式，一直是外界公认的小额贷款公司最大的优点。
晋源泰的灵活之处在于，很多时候，申请贷款的农户没有任何抵押物，晋源泰的信贷员就通过自己在农村的亲戚、朋友来了解申请者的信誉和经济状况。“如果大家都说某人人品好，信用好，两个小时就可以让他把贷款领走。”贷款发放之后，信贷员还要对贷款者的生意提供帮助，甚至帮忙联系客户。
公务员担保也是晋源泰首创，即由当地公务员以自己的工资进行担保。“可到后来，申请贷款的人越来越多，公务员就那么几个，慢慢的，公务员也不愿意担保了，村委会担保、亲戚担保，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没有抵押，缺少擔保，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在了信贷员身上。结果就是，“一个信贷员对应着几百甚至上千个客户，每户只贷了几万甚至几千块，而每家情况都不一样，管理起来非常头疼。”侯正强说，直到此时，他才真正明白为什么遍布全国的银行体系，会留下这样一个空白。
“我们现在的客户，就是银行看不上，信用社不想搞的，资质不好的，才分流到我们这里。以前规模小还不觉得，现在才发现成本不能承受。”
按照经济学家茅于轼早前的说法，小额贷款公司只贷不存，没有低成本的资金来源，行业很难实现盈利。因为小额贷款的额度小、风险大，占用人力多，最后就成了高成本。
陈文庆说，日升隆发明了信贷员风险共担机制，让信贷员交保证金，出现坏账就跟公司分担风险。但这也在放大信贷员的权力，“管理越来越依赖人而不是制度，跟银行的模式越离越远，规模越大，风险越高，银行也看到了，所以再电没有人找我们谈转型村镇银行的事了。”
当年就是因为效率过于分散、成本高企和管理困难，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才退出了农村市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目前农村的信用体系依然没有建立，个人、项目信用质量难以掌握的问题仍未解决，晋源泰和日升隆的尝试实际是失败了，这就是大银行冷淡对待小额贷款公司的真正原因。
温州“破冰”
与晋源泰和日升隆相比，在温州开办的小额贷款公司，因为以中小企业为主要贷款对象，所以管理成本和风险都小得多。
浙江开始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是在2008年5月，开闸之初，“乐清市有一个名额，申报的企业却有30多家，据说最后市里还要开常委会来决定，这是前所未有的”，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本刊记者。
“申报的人太多了，反而让政府紧张，因为国家的政策是谁审批谁负责，政府担心风险，只能层层加码，一级一级地把门槛抬高”，结果是，当年7月出台的《温州市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操作规程(暂行)》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主发起人应该是工商信用管理AAA级企业，而且是管理规范、信用优良、实力雄厚的当地民营骨干企业。
注册资金也从国家规定的500万元提高到5000万元。温州市又在此基础上，从5000万元提高到1亿元，有的县市区甚至提高到2亿元额度。
“原本最具激情的担保、典当为主的民间金融人士全部被排除在外。再加上初期开业的小额贷款公司经营并不顺利，所 以，按照原来的计划，温州16家试点的小额贷款公司，在2008年10月底前就应该全部开业，可直到2009年2月，正式开业的只有8家。有些企业干脆就退出了申请。”周德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于是，温州放松了政策。
2009年8月，温州市政府办公室下发《关于促进温州小额贷款公司稳健发展的实施意见》，将增资扩股条件从一年放宽至半年，单次增资最高额度可达资本金的1倍。
除税费返还补助、财政补助激励政策、建立风险补偿机制等政策扶持外，为降低小额贷款公司的融资成本，《意见》还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可从不超过两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低于资产净额50％的资金，利率原则上以同期“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为基准加点确定。小额贷款公司还可以采取为银行机构包收包放组合贷款，并承担贷款全部风险的形式，与银行机构联合发放组合贷款，以扩大融资数量。
年度考核评价达标、内控制度健全、不良贷款比例当年低于1％的优秀小额贷款公司，还允许开展票据贴现、资产转让等新业务试点。
这再次激起了民间金融业“阳光化”的激情，尽管此时很多民间金融业者连开办小额贷款公司的资格都没有。
破冰政策的尴尬
但在周德文看来，直到今天，“破冰”却依然局限在政策层面。
所谓放开经营范围，其实并未得到正规金融机构的支持，“票据贴现，委托贷款这样的业务，都是高垄断性的，但小额贷款公司连金融机构都算不上，只是特殊的工商企业，谁会带你玩?”周德文说，“至于财税支持，也不是地方政府能决定的，牵涉到财税体系整体的改革，地方政府实际上权力有限。一家小额贷款公司想获得税费返还和财政补助，要经过层层审批，据我所知，到现在没有一家公司通过审批。”
这些其实都只是在小额贷款公司享受不到金融机构同等待遇情况下的权宜之计，没有改变小额贷款公司的性质。“没有治本，也没有治标，”徐宁(化名)是温州一家小额贷款公司总经理，在2009年信心满满地接受了多家媒体采访后，如今已经不愿再公开谈论这个行业。
温州当地媒体曾公布了一家小额贷款公司的内部财务报告，显示：1亿元的注册资本金，按照全年90％的使用率计算，放款利率18％。，全年的利息收入为1944万元。扣去25％的所得税，5.56％营业税及附加，以及90万元的坏账准备金，税后利润为1294万元。只要股东分红为1分，那连公司的营业费用、人员工资都无从开支。
按照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利率最高不能超过国家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实际操作的月息大概是2.6分到2.8分左右。
“说是找银行拆借资金，能保证微利，事实上，我们根本没资格进入银行，同业拆借市场，银行只愿意贷款给你，拿贷款的钱放贷，就只是给银行打工。”徐宁说，小额贷款公司一直被银行体系所排斥。例如，按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应定期向信贷征信系统提供借款人、贷款金额、贷款担保和贷款偿还等业務信息，但却不能从征信系统中获取其贷款客户的信用信息。
目前已经开业的温州小额贷款公司，大股东都是当地的大型企业，“最先是抱着抢占战略高地，为未来进入金额业试水的心态，但村镇银行的路现在看来还走不通，所以，企业就只能让小额贷款公司消极地维持现状，不肯轻易退出，也不会有多少积极性。”
温州地下钱庄“突围”
相比之下，温州的民间借贷却将迎来—个新的高潮。
“2009年，温州民间资本对外投资不利，又大量回流，预计2010年，温州民间借贷资金总量将达到800亿元，地下钱庄的长期借款月息只有1.2分到2.5分，短期借款月息则是3分到10分之间。”
目前，温州“地下资本”、“私人钱庄”占了民营企业资金来源的30％～40％。
“但民间借贷终究还是想合法化，不久前，一批民间金融业者组团去湖北考察，在那里，有指标但是没钱。”周德文说。
“温州的民营资本总量大概在6000亿元左右，中小企业也有30多万家，最起码能够容纳1000家小额贷款公司。”周德文说，按照他的预计，2010年国家新增贷款量会减少很多，民间资本进入信贷领域将会受到更多的政策鼓励，“民间资金开始在温州以外寻找新的机会，对他们来说，小额贷款公司仍是成为‘银行家’的唯一跳板。”
但走出温州是否就能找到新的机遇，业者心里没有底。
“我们担心的是，温州层层加码的情况在其他地方重演，因为温州地下钱庄的名声太响，难保当地政府没有担心，毕竟是谁审批谁负责。”温州一位私下做着地下钱庄的典当公司老板徐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