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开始后，大学停招了。我把在省重点高中三年读过的书捆扎好，连同初进学校时从家里带来的那床破被和那只旧板箱一肩挑了，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小镇柏家坪（属湖南宁远县）。
　　柏家坪古称舂陵。西汉元朔五年（前124），汉武帝封长沙王第十三子刘买为舂陵节侯，刘买废舂陵县为舂陵国，筑城于柏家坪，“舂陵”之名由此而来。此地位于零陵地区（现永州市）祁阳、新田、双牌几个县的交接处。因了地理位置的缘故，历史上，这地方可谓市井繁荣，商贾云集，赶集不分一四七、二五八或三六九，天天一个样。在小镇上落户的都是来自四面八方的生意人家，湖北、江西、广东、广西都有，十名九姓，南腔北调，或卖绸缎，或卖烟糖，或开米店酒店，或卖豆豉辣椒姜、纸钱蜡烛香。叫买叫卖，此落彼应。
　　然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镇却失去了往日光景，由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原本靠做生意或者挑盐卖糖维持生计的小镇人家，被硬性限制在人均不足四分田的范围里耍泥巴，一年到头，辛苦劳作，但是收获少得可怜。小镇没有河，种田靠“天河”水，庄稼年年歉收，一个劳动日价值不过一角钱，主粮杂粮加在一起也只够半年，多年过去，也没有谁家里能添砌一间泥砖瓦房。

“这一家人会散浆，可怜哦”

　　兄弟姐妹中，我是老大，可我刚出校门，什么都不懂，只能干点小农活，工分定得高的犁耙工夫一概不会，正式劳力每天10分，妇女每天7分，我每天6分，后来与妇女工同酬，再后来，担任了生产队里的会计，才拿上了满分。
　　我们家一方面减少了对我读书的负担，一方面增加了一个劳动力，母亲苍老的面庞刚刚少了些许愁苦，灾星却骤然间一个接一个地降落在这个本就摇摇欲坠的家庭里。1967年农历十月，久病的父亲终于抗不住病魔的折磨而溘然长逝，8个月后，母亲也离世。面对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我就如同傻子，听凭亲戚朋友自发捐出些小钱小米买口薄棺材装殓了父亲，又装殓了母亲。小镇上从此便有了“这一家人会散浆，可怜哦”的议论。后来不久，我那没过上一天好日子的姨母不得不带着四弟、七妹和八妹外嫁了，一个家就这样散了。19岁的我心里想的是父母养育之恩无以图报，眼前站着的还有3个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弟弟妹妹。
　　常言“长兄当父”，为了生计，我带着弟妹在泥泞中挣扎。我与16岁的三弟出集体工，13岁的妹妹做家务，8岁的六弟啥也不懂，天不管地不收地耍他的泥巴玩他的过家家。为了弄点油盐钱，为了能买回点五谷杂粮补充生产队缺欠太多的口粮，我与弟妹們分工合作编织过箩筐，也进山砍过棒棒柴（土话，杂木削掉枝丫）。
　　永远忘记不了进山砍柴的滋味。早晨3点起床4点出发，腰间别把砍柴刀，肩上扛根扦担，走8里田埂路、15里山路，到达冷水源，南冲垒或者野猪坳的原始次森林带，找准火力猛地将梓木或山茶林砍下后劈掉枝权，断成五六尺长，用梓木条或葛麻藤结结实实捆扎好后穿好扦担挑出山。那山里有三多：刺丛多、蛇多、马蜂多，稍不留神就吃亏上当。因此，砍柴是在一种提心吊胆的氛围中完成的。多少次，无意捅了马蜂窝，被蜇得浑身伤，痛痒难当，就撒泡尿洗伤口。
　　柴道上有一段路叫半边肩，路缠挂在半山腰，足有3里长，窄窄的像鱼肠子。山是石头山，山的陡度80度，是地道的悬崖峭壁，上半部直插云端，下半部直插峡谷中那永远驱散不了的紫雾里。挑一担百几十斤的棒棒柴，从这样的路上过，简直是在玩命！峭壁在右边，因此入路时只能是右肩挨担，而且是一挨到底。因为在这种地理环境，柴担是绝对没有办法换肩的。
　　路虽然只有3里，但是“半边肩”太险峻，路太窄，人只能在路上横行，亦步亦趋小心翼翼，走完3里路，足足需要一个半小时。实在受不了时，只能将担子轻轻落地，然后整个连人带担往后倒，让一人多高的柴担斜贴山石，人就斜贴柴担，人与柴都跟山体一致成了80度倾角。在这种特定环境中只能采用这种特别的姿势腾出肩来稍事休息。
　　这段路，久经锻炼的人只歇两次就可以挨过去，但我肩膀太嫩，腰力太弱，必须歇五六次。一担一担柴砍回家，一担一担地卖了换回油盐或粮食。卖柴时像做贼，生怕被割了“资本主义尾巴”。

跳“忠字舞”政治挂帅的岁月

　　日子是艰难，但是艰难的日子也并不是毫无生机和希望。我自小有两大爱好。从读小学开始就爱玩乐器，吵闹着要父亲找回竹笛、蛇皮、马尾，求人将蛇皮蒙在竹筒上制作成二胡后，先“狗公”“狗婆”地拉（指随性乱拉），后学拉《解放歌》《四季歌》。后来父亲又给我买了一根竹笛，红色的，刻有凤样，爱煞人。到读初中时，我二胡已经拉得像模像样了，笛子也能吹得优美悠扬。弄乐器一般是在晚上，白天呢，从山中砍柴回家，一般是下午4时左右，一碗无油少盐更没佐料的寡水汤伴着两个冷红薯落了肚后，便急急地奔赴供销社球场——爱好乐器的同时，我对球类运动也特别着迷，特别是篮球。
　　二胡、笛子和篮球在艰难的岁月中伴随着我，给我精气神，给我力量，给我灵性。当柏家坪村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时候，我就成了骨干。我常常跟创作经验丰富的亚屏兄一道，在最新指示公布后即进入紧张的创作状态。一台戏有十三四个节目，先确定表演形式，有对口词、对口剧、群口快板、三句半、口号舞、表演唱、渔鼓之类，后定内容，再分任务。亚屏兄手快，分写八九个节目；我手生，分写三四个节目。在亚屏兄那间简陋的创作室里，亚屏兄一包“丰收牌”香烟，我一杯老铺茶，两人挑灯夜战。节目写出来后就排练。宣传队员的素质很不错，一台节目两天搞定，然后就演出，先在本村演，再到各村巡回，公社指定给记工分，各生产队长不敢有意见。
　　这支宣传队后来很得领导重视，被零陵地区文化局选定为点，后又升为省文化厅里的点。我们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各项中心工作，也排练《智取威虎山》《红灯记》。1968年，宣传队排练的小话剧《两份决心书》被指定赴长沙参加全省业余文艺汇演。在跳“忠字舞”政治挂帅的岁月，一个村级宣传队能够赴省演出，作为主要演员之一的我得以登上了湖南剧院舞台，心里说不出有多自豪。
　　童年和少年时代不谙世事，真正意义上的故乡概念是在高中毕业回乡的3年里诠释的。18岁的我真正开始走向了生活，把一串串脚印，印在了故乡的田埂上，印在了老街的青石板上，印在了南冲垒和野猪坳的柴道上，也把一个个美妙的梦，留在了故乡小镇的舞台和球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