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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位于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的船帮会馆，是丹凤龙驹古寨十二会馆之首。船帮会馆主要以“明王”作为精神信仰，希望通过“明王”这位神灵来保佑船帮繁荣昌盛、经久不衰。对于人们所崇拜的这位神灵究竟是谁，目前还存在争论，本文笔者将通过相关分析，进而对“明王”的身份进行确定。
关键词：船帮会馆 “明王” 身份
船帮会馆又名平浪宫、明王宫，位于丹凤县城西南部丹江漂流始发地。史料记载，船帮会馆建于清嘉庆二十年（1815）。船帮会馆作为龙驹古寨十二会馆之首，是目前古寨会馆群中保存最完善的会馆，船帮会馆中蕴含着浓厚的神灵崇拜思想以及深远的文化内涵，其中在船帮会馆明王殿中的“明王”便是船工们所崇拜的神灵。关于“明王”的身份众说纷纭，其中争论最多的是南宋皇帝赵昺，其次就是辅佐大禹治水的伯益，还有元末起义领袖韩山童。这三个说法都有各自的理由，特别是前两个，至今还存有争议，但是从大量资料考证的结果来看，笔者认为明王殿里供奉的“明王”就是上古时期与禹一同治理水患的伯益。目前关于“明王”身份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
一、赵昺之说
《丹凤县志》中记载：“经初考‘明王’即南宋末代皇帝赵昺，宋咸淳十年（1274）忽必烈进犯中原，贾似道率步军十三万、战舰两千、不战溃逃。文天祥、张世杰力主决战。然终因孤军无援败北。丞相陆秀夫等不甘受亡国之辱，遂负九岁帝赵昺跳海而死。元朝开国后，为笼络人心，谥赵昺为‘平水明王’。”①赵昺跳海身亡这是历史所记的事实，但是他被封为“明王”这一说法在《宋史》和《元史》中并未记载。县志中记载，明王是赵昺是因牌楼对联中的上联“后元夷受封德照千古”。在上联中“后元夷受封”这五个字和赵昺有所联系，1278年，赵昺被封为卫王。再者，有资料显示：“河南荆紫关的平浪宫门联是‘造就七岁神童子，威镇九州平浪宫’恰与丹凤船帮会馆（平浪宫）所祀之神相符。”②“明王即赵昺”的这个说法就是受了这两方面的影响。仅从这两点来看，明王与赵昺确有联系，但是对于明王是谁这个问题不能单独提出来，它需要与船帮会馆整个联系起来。首先，船帮会馆是一个主要从事航运的商业性帮会组织，他们信仰的对象必定是和“水”有关的，赵昺仅与水有所联系，但船帮会馆是商业性的帮会，凡事祈求平安顺利，而赵昺属于溺亡，并不吉利，通常不可作为供奉对象；其次，会馆南大门上的对联“后元夷受封德昭千古，继夏禹称王福庇九江”说明，赵昺继位年纪尚小，没有功绩；最后，石牌楼上的“清风明月”“高山流水”八个字也与赵昺身份不符，所以称“明王”为赵昺尚不可信。
二、韩山童之说
《丹凤县志》中待考的“明王即韩山童”，此说法更不可信。韩山童是元末起义军领袖，曾经自称是“明王出世”，元末1351年发动起义，但未成功，后被捕牺牲。与韩山童一同起义的刘福通带着韩山童的儿子去了安徽亳州，并立其子为“小明王”，由于政权变动，韩林儿被朱元璋控制，最终将其沉于江中。虽说都是“明王”，但是这个说法里的“明王”非船帮所供奉的“明王”。只是同赵昺一样死于江中，与船帮的意愿相背离。
三、伯益之说
前两者均不是，那“明王”该是谁呢？笔者认为是“伯益”。首先就伯益个人而言，《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益是颛顼帝苗裔孙女修的孙子，尧时期开始益就已经被任用，到了舜时期任用伯益主持“虞政”③，在舜命禹治水之时，禹与伯益一起去治水，并且伯益在治水的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舜将王位禅让给禹，禹死后又将其位禅让给伯益，不过伯益将王位让给禹之子启，选择了避居于箕山之阳，这就是伯益的一生，从中可以看出伯益为人正直且有一定的贡献，能够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
其次，从船帮会馆的建筑来看。在船帮会馆的石砌牌楼上有这样一副对联：横批“安澜普庆”，上联“后元夷受封德昭千古”，下联“继夏禹称王福庇九江”。这副对联与伯益有所联系，先从下联“继夏禹称王”谈起。《史记·夏本纪》中这样记载：“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受益。”④禹将王位传于伯益，虽说三年丧毕之后，伯益将王位让给了启，但是继夏禹称王后面写的是“福庇九江”，启在治水方面并没有突出的贡献，而伯益一生最大功绩是和禹、后稷一同指挥治水，并为人民所信服，就其功绩而言，赵昺尚不能及，所以说伯益福庇九江较为贴切。而上联中“后元夷受封德昭千古”，又有何依据？古时候，称中原以外的民族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元夷者东夷族首领也。“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⑤对联里的元夷指的就是舜，前文中提到在舜摄政之际命益主虞政。伯益不仅把山川管理得很好，而且在治水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因此说他“德昭千古”。结合上下联再来看横批“安澜普庆”，即河流平静、普天同庆，这都归结于伯益与大禹共同治水。
再次，从船帮会馆里的花戏楼来看，船帮会馆里的花戏楼上刻有许多精美的木雕，这些木雕内容有“山川河流、车马船舶、鸟兽鱼虫、大舜耕田、夏禹治水、农夫挥锄、村姑喂猪、桃园结义、群臣聚会等画面，是一巨幅雕刻精细的太平盛世图景，展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百姓安居乐业的美好局面。”⑥从这些图景中可以折射出伯益的影子，他希望天下的百姓安居乐业，禅让王位于启，自己避居到箕山之上。花戏楼的斗拱中央有“秦镜楼”三字竖匾，前文中也提到“秦镜楼”这三个字出自汉刘欣《西京杂记·咸阳宫异物》：“秦始皇有方镜，照人灼见心胆，凡宫女有邪心者，以镜子照之，莫不胆悸心动。”⑦秦镜放在这里寓意是说以史为鉴，告诫人们，历史是一面千古不朽的镜子。此处与伯益的联系较大，在伯益与大禹治水成功后，舜赐给禹一块黑色玉圭，禹在接受奖赏时向舜提到伯益在治水过程中也有很大功劳，舜便赐給伯益一件白色玉旒，并将姚姓女嫁给他，祝嗣将大出，给伯益赐姓嬴氏。秦始皇就是明王伯益的后裔，舜曾祝愿伯益的后代兴旺发达，嬴政成为千古一帝，算是应了舜“大出”一词。船帮会馆在建立之初就有了这样的设计思路，明王殿与花戏楼南北对峙，一个“明王”，一个“秦镜”，寓意深刻，并对这两个嬴氏一褒一贬，说明违背民愿争来的天下坐不长，“天下为公”才是顺应民意的。并且在明王塑像的两边有后人书写的对联“平水土，掌畬田，庶稻谷，驯鸟兽，巍巍功业著先世”“分尧忧，当舜任，躬禹行，辟启贤，荡荡德风昭后昆”，这副对联既概括了伯益的丰功伟绩，也说明了后世对“明王就是伯益”的肯定。 最后，从船帮会馆建立的时代背景来看，船帮会馆是在清嘉庆年间建立起来的，这时候清朝衰败的景象逐渐显露出来：土地高度集中，贪污贿赂盛行，政治腐败，加之天灾接踵，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战争连年，民众无法正常生产生活，以至于发展到后来的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这个时期建立会馆，船工们想要一位明主来救世，由于修建的是船帮会馆，那供奉的神灵必将是和水有关系的。这时候伯益就成了船工们心中的明主，所以在建造会馆时就将伯益称为“明王”。
四、结语
综上所述，关于赵昺、韩山童之說，只抓住了要点之一，却没有将其综合起来考虑，说法有失偏颇，不够准确，而伯益之说，能够将历史、建筑及时代背景串联起来，所以笔者认为伯益即“明王”。
“明王”作为船帮会馆的精神载体，是船工的榜样与标杆，寄托着船工对生活的美好愿景，同时也承载着船工的信仰与希望，所以对其身份的认定具有重要的意义，“明王”身份的确定能够让人们以真正的“明王”为榜样，更加坚定地面对生活，迎接人生的挑战。
注释：
①丹凤县志编纂委员会：《丹凤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577页。
②商洛地区地方志编纂小组办公室：《商洛名胜》，1987年版，第212页。
③“虞政”指上古时期主管山川河流的官名。
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商洛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著：《商洛文史》，第六辑，第119页。
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商洛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著：《商洛文史》，第六辑，第118页。
⑥丹凤县志编纂委员会：《丹凤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76页。
⑦商洛地区地方志编纂领导小组办公室：《商洛名胜》，
1987年版，第211页。
参考文献：
[1]丹凤县志编纂委员会.丹凤县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2]史先锋.商於古道之丹凤[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3]陈道久.明王宫与明王新解[J].商洛师范专科学院学报，2003（09）.
（作者简介：侯改玲，女，西安美术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艺术管理与教育）（责任编辑 刘月娇）
关键词：船帮会馆 “明王” 身份
船帮会馆又名平浪宫、明王宫，位于丹凤县城西南部丹江漂流始发地。史料记载，船帮会馆建于清嘉庆二十年（1815）。船帮会馆作为龙驹古寨十二会馆之首，是目前古寨会馆群中保存最完善的会馆，船帮会馆中蕴含着浓厚的神灵崇拜思想以及深远的文化内涵，其中在船帮会馆明王殿中的“明王”便是船工们所崇拜的神灵。关于“明王”的身份众说纷纭，其中争论最多的是南宋皇帝赵昺，其次就是辅佐大禹治水的伯益，还有元末起义领袖韩山童。这三个说法都有各自的理由，特别是前两个，至今还存有争议，但是从大量资料考证的结果来看，笔者认为明王殿里供奉的“明王”就是上古时期与禹一同治理水患的伯益。目前关于“明王”身份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
一、赵昺之说
《丹凤县志》中记载：“经初考‘明王’即南宋末代皇帝赵昺，宋咸淳十年（1274）忽必烈进犯中原，贾似道率步军十三万、战舰两千、不战溃逃。文天祥、张世杰力主决战。然终因孤军无援败北。丞相陆秀夫等不甘受亡国之辱，遂负九岁帝赵昺跳海而死。元朝开国后，为笼络人心，谥赵昺为‘平水明王’。”①赵昺跳海身亡这是历史所记的事实，但是他被封为“明王”这一说法在《宋史》和《元史》中并未记载。县志中记载，明王是赵昺是因牌楼对联中的上联“后元夷受封德照千古”。在上联中“后元夷受封”这五个字和赵昺有所联系，1278年，赵昺被封为卫王。再者，有资料显示：“河南荆紫关的平浪宫门联是‘造就七岁神童子，威镇九州平浪宫’恰与丹凤船帮会馆（平浪宫）所祀之神相符。”②“明王即赵昺”的这个说法就是受了这两方面的影响。仅从这两点来看，明王与赵昺确有联系，但是对于明王是谁这个问题不能单独提出来，它需要与船帮会馆整个联系起来。首先，船帮会馆是一个主要从事航运的商业性帮会组织，他们信仰的对象必定是和“水”有关的，赵昺仅与水有所联系，但船帮会馆是商业性的帮会，凡事祈求平安顺利，而赵昺属于溺亡，并不吉利，通常不可作为供奉对象；其次，会馆南大门上的对联“后元夷受封德昭千古，继夏禹称王福庇九江”说明，赵昺继位年纪尚小，没有功绩；最后，石牌楼上的“清风明月”“高山流水”八个字也与赵昺身份不符，所以称“明王”为赵昺尚不可信。
二、韩山童之说
《丹凤县志》中待考的“明王即韩山童”，此说法更不可信。韩山童是元末起义军领袖，曾经自称是“明王出世”，元末1351年发动起义，但未成功，后被捕牺牲。与韩山童一同起义的刘福通带着韩山童的儿子去了安徽亳州，并立其子为“小明王”，由于政权变动，韩林儿被朱元璋控制，最终将其沉于江中。虽说都是“明王”，但是这个说法里的“明王”非船帮所供奉的“明王”。只是同赵昺一样死于江中，与船帮的意愿相背离。
三、伯益之说
前两者均不是，那“明王”该是谁呢？笔者认为是“伯益”。首先就伯益个人而言，《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益是颛顼帝苗裔孙女修的孙子，尧时期开始益就已经被任用，到了舜时期任用伯益主持“虞政”③，在舜命禹治水之时，禹与伯益一起去治水，并且伯益在治水的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舜将王位禅让给禹，禹死后又将其位禅让给伯益，不过伯益将王位让给禹之子启，选择了避居于箕山之阳，这就是伯益的一生，从中可以看出伯益为人正直且有一定的贡献，能够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
其次，从船帮会馆的建筑来看。在船帮会馆的石砌牌楼上有这样一副对联：横批“安澜普庆”，上联“后元夷受封德昭千古”，下联“继夏禹称王福庇九江”。这副对联与伯益有所联系，先从下联“继夏禹称王”谈起。《史记·夏本纪》中这样记载：“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受益。”④禹将王位传于伯益，虽说三年丧毕之后，伯益将王位让给了启，但是继夏禹称王后面写的是“福庇九江”，启在治水方面并没有突出的贡献，而伯益一生最大功绩是和禹、后稷一同指挥治水，并为人民所信服，就其功绩而言，赵昺尚不能及，所以说伯益福庇九江较为贴切。而上联中“后元夷受封德昭千古”，又有何依据？古时候，称中原以外的民族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元夷者东夷族首领也。“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⑤对联里的元夷指的就是舜，前文中提到在舜摄政之际命益主虞政。伯益不仅把山川管理得很好，而且在治水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因此说他“德昭千古”。结合上下联再来看横批“安澜普庆”，即河流平静、普天同庆，这都归结于伯益与大禹共同治水。
再次，从船帮会馆里的花戏楼来看，船帮会馆里的花戏楼上刻有许多精美的木雕，这些木雕内容有“山川河流、车马船舶、鸟兽鱼虫、大舜耕田、夏禹治水、农夫挥锄、村姑喂猪、桃园结义、群臣聚会等画面，是一巨幅雕刻精细的太平盛世图景，展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百姓安居乐业的美好局面。”⑥从这些图景中可以折射出伯益的影子，他希望天下的百姓安居乐业，禅让王位于启，自己避居到箕山之上。花戏楼的斗拱中央有“秦镜楼”三字竖匾，前文中也提到“秦镜楼”这三个字出自汉刘欣《西京杂记·咸阳宫异物》：“秦始皇有方镜，照人灼见心胆，凡宫女有邪心者，以镜子照之，莫不胆悸心动。”⑦秦镜放在这里寓意是说以史为鉴，告诫人们，历史是一面千古不朽的镜子。此处与伯益的联系较大，在伯益与大禹治水成功后，舜赐给禹一块黑色玉圭，禹在接受奖赏时向舜提到伯益在治水过程中也有很大功劳，舜便赐給伯益一件白色玉旒，并将姚姓女嫁给他，祝嗣将大出，给伯益赐姓嬴氏。秦始皇就是明王伯益的后裔，舜曾祝愿伯益的后代兴旺发达，嬴政成为千古一帝，算是应了舜“大出”一词。船帮会馆在建立之初就有了这样的设计思路，明王殿与花戏楼南北对峙，一个“明王”，一个“秦镜”，寓意深刻，并对这两个嬴氏一褒一贬，说明违背民愿争来的天下坐不长，“天下为公”才是顺应民意的。并且在明王塑像的两边有后人书写的对联“平水土，掌畬田，庶稻谷，驯鸟兽，巍巍功业著先世”“分尧忧，当舜任，躬禹行，辟启贤，荡荡德风昭后昆”，这副对联既概括了伯益的丰功伟绩，也说明了后世对“明王就是伯益”的肯定。 最后，从船帮会馆建立的时代背景来看，船帮会馆是在清嘉庆年间建立起来的，这时候清朝衰败的景象逐渐显露出来：土地高度集中，贪污贿赂盛行，政治腐败，加之天灾接踵，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战争连年，民众无法正常生产生活，以至于发展到后来的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这个时期建立会馆，船工们想要一位明主来救世，由于修建的是船帮会馆，那供奉的神灵必将是和水有关系的。这时候伯益就成了船工们心中的明主，所以在建造会馆时就将伯益称为“明王”。
四、结语
综上所述，关于赵昺、韩山童之說，只抓住了要点之一，却没有将其综合起来考虑，说法有失偏颇，不够准确，而伯益之说，能够将历史、建筑及时代背景串联起来，所以笔者认为伯益即“明王”。
“明王”作为船帮会馆的精神载体，是船工的榜样与标杆，寄托着船工对生活的美好愿景，同时也承载着船工的信仰与希望，所以对其身份的认定具有重要的意义，“明王”身份的确定能够让人们以真正的“明王”为榜样，更加坚定地面对生活，迎接人生的挑战。
注释：
①丹凤县志编纂委员会：《丹凤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577页。
②商洛地区地方志编纂小组办公室：《商洛名胜》，1987年版，第212页。
③“虞政”指上古时期主管山川河流的官名。
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商洛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著：《商洛文史》，第六辑，第119页。
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商洛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著：《商洛文史》，第六辑，第118页。
⑥丹凤县志编纂委员会：《丹凤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76页。
⑦商洛地区地方志编纂领导小组办公室：《商洛名胜》，
1987年版，第211页。
参考文献：
[1]丹凤县志编纂委员会.丹凤县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2]史先锋.商於古道之丹凤[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3]陈道久.明王宫与明王新解[J].商洛师范专科学院学报，2003（09）.
（作者简介：侯改玲，女，西安美术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艺术管理与教育）（责任编辑 刘月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