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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是为解开一篇歌词署名之谜所作的考证，却由冯友兰联想到了罗荣渠，由此引发对于“失落自我”的思考，但话头还是从西南联大校歌说起。
《书屋》2005年第11期所载毛翰《漫话中国大学校歌》一文，提到了脍炙人口的西南联大校歌，歌词调为《满江红》，全文如下：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逐仇寇复神京，还燕碣。〔1〕
联大校歌作词者署名应更正
上面这首歌的歌词作者，毛翰认定为联大中文系教授罗庸。此说由来已久，当年联大在昆明时即已流行于校内。笔者的同胞大哥罗荣渠是当年联大史学系的学生，1946年联大复员时，暑假他回到成都家中小住，还常唱这首歌。那时他对我说的歌词作者就是罗庸。但是，近日笔者阅读《三松堂全集》第一卷时发现，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的附记中郑重申明：西南联大校歌歌词的作者不是罗庸而是他自己。究竟谁是真正的作者，这是应当认真辨明的问题。
联大校歌歌词作者为罗庸，有联大、北大、清华的某些校史记载为根据。在为纪念北大建校一百周年编写的《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一书中，关于联大校歌有如下记载：
（1938年）10月6日第89次常委会决定成立编制校歌校训委员会，聘请冯友兰、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闻一多为委员，冯友兰为主席。
（1939年）7月11日第112次常委会决议：（一）通过校歌校训委员会所拟本大学校歌（罗庸作词，张清常作曲）。……〔2〕
这部纪事的前言说：“西南联大部分，参考了并部分采用了《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中的西南联合大学大事记，参考了《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中的部分资料。”〔3〕由此可见，联大校歌由罗庸作词一说似非一般的道听途说，本无可非议。
出人意外的是，1980年4月，清华校友举行西南联大校庆纪念会时，大家合唱校歌后，对此歌歌词作者为谁发生了争议。有人去问冯友兰，冯说是他作的。
冯在1981年写的《三松堂自序》的附记中对此进一步作了说明：
按说现在我是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因为1938年联大制定校歌校训的时候，设了一个委员会主持其事。我是五个委员之一，并且是主席。现在其他四人，闻一多、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都不在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并且还没有失去记忆力。〔4〕
冯友兰站出来澄清这个问题自然非同小可，但他作为争议涉及的当事人，自己为自己作证不免令人生疑，仍然必须另有旁证才能翻案。他果然找到了旁证，那就是朱自清的长子朱乔森收藏的朱自清日记。朱自清是当时编制校歌的委员会成员之一，他的日记是原始记载，可信度远胜于后来所修的校史。其中关于联大校歌的记载有如下三条：“1938年10月30日下午大学校歌委员会开会，我们接受罗庸先生的词，但不是曲。”“1939年6月14日下午开校歌委员会，听校歌演唱会，接受冯的歌和马的谱，但谱嫌单调，因此决定马、杨、沈负责修正。”“1939年6月30日大学校歌委员会下午开会，接受张清常先生的乐谱。三人喜欢张的歌词，大多数人接受其乐谱胜过其歌词，他们同意接受冯的歌词。”〔5〕这三条日记具体记录了编制校歌曾经有过选择变化的曲折过程，就其内容而言，也比干巴巴的校史纪事更可信。
歌词为冯友兰作，还可以冯1946年所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所附碑铭为旁证。与联大校歌歌词对照，碑铭的立意遣词均极为近似，风格相同，显然出于同一手笔。现抄录如下，以供参考：
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
更长征，经峣嵲。望中原，遍洒血。
抵绝徼，继讲说。诗书丧，犹有舌。
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
见仇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
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
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弟兄列，
为一体，如胶结， 同艰难，共欢悦；
联合竟，使命彻， 神京复，还燕碣。
以此石，象坚节， 纪嘉庆，告来哲。
对此冯友兰自谓：“碑文最后的铭词大部分用校歌的词句，可谓一稿二用。”〔6〕
冯友兰在清华及联大素以文笔古雅著称。冯的弟子、留美著名史学家何炳棣称冯当年在校内因“国学根底雄厚，文言表达能力特强，初则勇于起草，继则众望所归，经常被推执笔”〔7〕。以冯的声望及地位，若联大校歌歌词非其所撰，很难设想他会无聊到如此程度，竟在晚年冒认别人的作品为自己手笔。
看来，联大、北大、清华校史的某些著作关于此事的记载是得修订一下了。
张冠李戴事出有因
联大校歌歌词作者署名长期被张冠李戴并非偶然。究其原因，若为一时疏忽的失误，应不难及早更正，为何此歌在联大人皆以为罗庸作词，且在校内沿唱六七年之久，竟无人提出质疑？所有知情人包括冯友兰与罗庸均对此缄口沉默，岂不怪哉？
朱自清日记证明，1938年10月30日下午，校歌委员会已接受罗庸的歌词。既已开会决定，即非同儿戏，这个委员会自身不能出尔反尔随后又加以否定。罗庸本人也是委员之一，作为委员会主席的冯友兰更不会不顾罗庸的情面而冒与其争名的大不韪另拟一稿取而代之。由此可知，否定罗庸歌词者必为更高一级的权威人士，即由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人组成的联大常委会；另拟歌词的决定亦必出于常委会。
联大的常委会和师资队伍都是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人员组成的，其中尤以清华、北大人员居多，各项工作的推动都有赖于三校人员，特别是有赖于清华、北大两校人员的团结合作。校歌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即纯出自清华、北大。1946年建立联大纪念碑，署名为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也照顾了清华、北大两校。罗庸属北大班底，编写校歌时是联大中文系教授。冯友兰属清华班底，当时是联大文学院长。而为校歌谱曲的张清常1937年毕业于清华研究院中文系，也属清华班底。仅从避免有单方面唱独角戏之嫌考虑，歌词也由清华的人署名已经不妥，何况罗庸为校歌拟好歌词的消息已先入为主在校内传开，常委会以冯作取而代之，对罗庸的名声及罗、冯间的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更不能不有所顾及。因此，常委会在安排变更歌词的过程中必然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在作出最后决议并对外公布时，宣称歌词为校歌校训委员会拟定，而不说明谁是歌词歌曲的作者，应属情理中事。
1998年北大出版的《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本中，记载联大校歌歌词全文时，就只说明此歌为联大校歌校训委员会编制，不提歌词歌曲作者的姓名，似仍保留了当年公布时的原样。又据《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记载，1939年7月7日（按：即常委会通过冯拟歌词前四天），《云南日报》为纪念“七七”两周年刊登了“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8〕。但冯友兰在1981年说明自己是歌词作者时并未以此为证，由此推知此报刊登歌词亦以校歌校训委员会集体署名，没有标明具体的作者姓名。若当时已署明冯友兰作词，则此后校内就不可能有罗庸作词之说流传了。
至于此后何时何人最先在校舍内传播此歌由罗庸作词并记入联大校史大事记已不可考。一种较大的可能是经联大常委会中的某人私下授意；另一种较小的可能是此人不明内情，只知五人校歌委员会采用罗庸稿，仅凭臆测即认定常委会通过的就是此稿，不料歪打正着，常委会遂将错就错，予以默认。
事过境迁，此事本应由罗庸出面澄清。但罗在联大复员后未回北大，而是随联大师范学院改组为昆明师范学院留在昆明，担任该院国文系教授兼主任，并于1950年病故。冯友兰则一直对此保持沉默，胸怀宽阔，长期不予计较，直到四十一年后才在被动问及时说明自己才是歌词的作者。他对此事张冠李戴的经过内情仍不愿多谈，只是说：“我认为关于联大校歌作者的问题已经解决，话也就不必再多说了。”〔9〕如此低调处理此事，正好反证了他其实原本洞悉内情，甚至本来就是他自己主动让出署名权的。
联想到罗荣渠的署名问题
冯友兰所作歌词署名“失落自我”与“回归自我”（此二词借用蔡仲德语）〔10〕的经过已如上述，由此笔者联想起了胞兄罗荣渠写的文章也有近似的情况。罗荣渠生前也是北大教授，但比冯友兰至少晚一辈，曾在北大历史系创建并主持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为我国现代化史学研究的先驱。今年是他逝世的十周年。北大前任副校长、历史系教授郝斌最近写了一篇缅怀他的文章，谈到罗荣渠1978年写的一篇署名“郝斌”文章发表的往事。当年北大在八宝山公墓为“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原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翦伯赞举行平反昭雪的追悼会，郝斌时任历史系党总支书记，要代表本系在会上发言。他回忆说：
开会的日子要到了，老罗对翦老平反的事很关切，他问我，在会上要说什么，我答还没准备。他说，我给你拟个稿子吧。这类讲话稿，必有的内容是受害人被加的诬蔑不实之词一一推翻。老罗的稿子在这方面一无遗漏。除此之外，他还从史学史的角度提出评价。翦老是学术界的一位权威人士，与从事其他职业的受害者有其不同。学术上有了正确的评价，才算得平反彻底。老罗想得很周到。我拿老罗的稿子照念无误，后来全文发在北大校刊，落在我的名下。罗荣渠文集的编辑者如果有知，把它收入罗文之中，才是正理。〔11〕
此事罗荣渠生前从未对旁人提起，根本没有考虑到署名“回归自我”的问题。他去世后我们搜集他的遗稿为他编辑文集，并不知道他写过这样一篇文稿，若非郝斌提起，只能任其湮没了。
还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第十九辑所载《夜郎序首邑考》（曾获贵州省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一文，本应有罗荣渠署名，他却执意推让。此事缘起于笔者在贵州遵义研究古夜郎地理位置问题，他得知我缺乏文献资料，为了给我以帮助，在百忙中去北大图书馆翻检有关典籍图册期刊，不厌其烦地搜集零星分散的资料进行抄录，对比较集中的资料加以复印，足有五六万字之多，个别有重要关系的专著则代为借出，还用描图纸描绘了几幅古代西南夷地理位置的示意图寄给我，并以他的看法告我。此文虽由我执笔写成，实为他与我通力合作的产物。我主张同署两人的名字，他坚决不同意，只好由他埋名隐身了。这是罗荣渠作品“失落自我”的又一例。
罗荣渠和冯友兰的作品署名“失落自我”者较多以集体名义发表。冯友兰早年在西南联大常被推以众教授的名义撰写重要文书，其中以1940年代教务会议执笔写的《就教育部课程设置诸问题呈常委会函》最值得注意。此函主旨在于力争学术自由。文称：
敬悉部中（指教育部）对于各大学应设课程以及考核学生成绩方法均有详细规定，其各课程亦须呈部核示。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唯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如牛津、剑桥即在同一大学之中，其各学院之内容亦大不相同，彼岂不能令其整齐划一，知其不可亦不必也。〔12〕
冯友兰被推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也强调了同样的精神。文称：
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13〕
为避免行文冗长，此文也不便多摘。上引呈常委会函无个人署名，此文则有冯友兰署名。无论是否有其署名，都不仅显示了他笔下的功底，而且显示了他当时反对思想钳制，坚持发扬民主，维护学术尊严的主张。
与冯类似，罗荣渠笔下的功底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北大历史系也是大家公认的。北大历史系教授、北大图书馆原馆长林被甸说：“在一般人的心中，罗先生文思敏捷，写起文章来落笔万言，不费什么劲。”〔14〕因此，罗荣渠常被系里指派以集体名义或化名写文章。那时他只是一个外界不大知名的讲师，又正处于十年浩劫中，写这类文章与冯友兰在联大写文章可以自由发挥不同，被划定了框框。他常因自己的思想不能自由发挥而愤懑，写了文章也不对外宣扬，外界知者不多。但出自他笔下的文章毕竟不同凡响，其中的三篇近年竟有人冒名觊觎，在此有必要予以澄清。
真相是这样的：1972年3月，北大历史系根据上级指示，抽出罗荣渠和另外几个人组成一个写作组为《红旗》杂志撰写专论《读一点世界史》，由他执笔起草，经集体讨论修改定稿送审后化名“史军”发表于当年《红旗》第四期，《人民日报》则以整版篇幅全文转载。此后4月、5月，上面指示北大历史系继续撰写《再谈读一点世界史》、《三谈读一点世界史》，仍由原班人马集体讨论、罗荣渠执笔起草修改成文，又相继以“史军”化名在《红旗》当年第五、六期发表。这三篇文章写作过程中，罗荣渠曾两次给笔者来信告以起草和讨论时他的尴尬情况，言及与写作组内的某些人常有争执，这些“左派”人士惯于揣摩风向，曲意迎合极左思潮，在讨论中强词夺理，他孤掌难鸣，不得不被迫修改，致使文章质量逐篇下降，为此深表遗憾。虽然文章由罗荣渠执笔完稿，但他一直让其保留集体的署名，在他生前身后所出的文集中均未收入。出人意外的是，当年参加“史军”写作组一位“左”派召集人“文革”后出国出书，竟宣称当年以“史军”化名发表的三篇文章是他执笔写成的。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名实篇》说：“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此话看来至今仍未过时，正好用以衡量这位昔日“左派”人士的作为。
对署名问题之外的思考
“文革”中，罗荣渠在观点上不愿曲学阿世，在政治上被“四人帮”的代理人视为异己。他迫于外来压力而接受写作任务，因坚持独立思考以致发生争执的事不止上述两三次。“左派”头目既要利用他的文笔，又不得不对他严加控制，在控制不住时则强行压制直至加以排斥。1972年6月，罗荣渠在写了上述三篇化名“史军”谈读一点世界史的专论后，还曾奉命再写一篇读一点民族解放运动史的论文。他执笔起草前，写作班子内的讨论意见分歧愈来愈大，实在难以弥合。他的合理建议完全不被采纳，后来按“左派”头目意图写出的稿子却揣摩风向有误，连《红旗》编辑部也看不上，结果没有发表。1973年，《红旗》编辑部又出了一个题目约北大历史系大批判组写稿。罗荣渠不是这个组的成员，但仍奉命参与其事。在起草稿前的讨论中，他又独持己见，且坚不退让。会后他起草的稿子被拒绝接受，他又不肯修改，大批判组只得另写一稿送《红旗》发表。
还有一次，因限制罗荣渠参加对外学术交流活动，外宾提的问题我方竟另外无人能作出圆满回答。1974年及1975年，拉丁美洲特里尼达总理威廉斯两度访华。威氏是一个学者，他准备写一本有关美洲中国移民的书，此行顺便为写书做一些调查研究。根据威氏要求，外交部两次要北大历史系编写这方面的资料供其参考。罗荣渠是教拉美史的教师，奉派参与资料的编写，并以北大历史系的名义单独写了《十九世纪拉丁美洲华工概况》一文。1975年2月，威氏在北京约提供资料的学者开座谈会，北大历史系却不准罗荣渠去参加。据说威氏在会上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发明了指南针，到明代航海术已很发达，却没有发现美洲，也没有搞殖民征服。到会中方人士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威氏很不满意，他建议以后中方再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研讨会，广泛邀请各国学者参加，他还要来同大家辩论。这个问题罗荣渠本可作出圆满回答，但他当时不被允许参加讨论。拨乱反正以后，罗荣渠得以独立自主地进行学术研究，他的才华才得到了应有的尊重。1991年10月，他当选为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理事长，在大连主持召开了哥伦布远航美洲和东西两半球文明汇合学术讨论会，以《为什么不会有中国哥伦布？》为题发表了长篇学术论文，终于全面公开地回答了当年威廉斯提出的问题，应对了威氏对中国学术界提出的挑战。此文后来由《历史研究》1992年第一期发表，斐声学界，被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慎之誉为“一篇比较中西文化的大手笔”〔15〕。
罗荣渠是1956年调入北大的，而冯友兰前此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即由清华转到北大。比起冯来，罗是晚辈后学，且不在同一学术领域。罗以在我国开拓拉丁美洲史的研究特别是现代史学理论的研究闻名，但他的才华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才开始受到重视，到九十年代中期即过早去世。罗在联大历史系求学时，冯是文学院院长，前后大半个世纪中一直是哲学界蜚声中外的风云人物。因此，迄今未见有人把他们二人相提并论过。笔者因联大校歌歌词署名问题引发联想，才由冯友兰想到罗荣渠，又由署名问题引发对于作者的思想及学术活动是否受到外来压力的思考，发现他们二人的学术思想1976年以前在北大都曾遭遇过强大的外来压力，各自的反应也有很大差异，在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精英中很有代表性，值得加以注意。下面特对比简述他们在外来压力下学术思想丧失独立自主的经过及前后有关情况，以供参考。本文副标题所谓的漫谈“失落自我”，即指此而言。
“失落自我”本是冯友兰的女婿蔡仲德为划分冯一生中的三个时代而使用的一个词语。冯友兰的一生被划分为：“实现自我”时代（1918~1948）、“失落自我”时代（1949~1976）与“回归自我”时代（1977~1990）〔16〕。其中“实现自我”时代以他早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为标志。他的哲学著作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即已大放光彩，四十年代更是如日中天。进入五十年代，特别是从他到北大至“文革”结束，则一直处于“失落自我”的时代，但有一个在外力高压下由“半失落”到“全失落”的渐进过程。若借用蔡仲德划分的时段来看罗荣渠，他在1949年只是一个应届毕业的大学生，学术上的建树还有待起步，思想上还说不上“实现自我”，因而迄至此时之前只能算是逐渐“形成自我”的时代。他参加工作后尚未实现自我就不断受到压抑。1956年调到北大，直到“文革”结束前，他都处于不完全的“失落自我”时代。因他对抗外来压力的韧性极为坚强，发展趋势与冯友兰相左，一直在“半失落”之中不断挣扎，终于从“半失落”中挣扎出来。此后才是他的“实现自我”时代，而冯友兰在同一时段却处于“回归自我”时代。
冯友兰的“失落自我”与“回归自我”
冯友兰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在学术上“实现自我”一帆风顺，并曾受到“国师”的礼遇。此后，随着政权的更替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改变，他的地位一落千丈。为了适应形势的演变，他“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17〕。不料“最高指示”却告诫他：“……不必急于求成，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18〕1952年，他由清华调入北大，由一级教授降为四级教授。遭此打击，他在思想改造中不惜否定自己的过去以自赎，被认为有比较显著的表现，才得以过关，1954年底又重新评为一级教授。他遇事“顺着说”，但有时仍故态复萌，说的不合拍，又挨过批。哲学系一直不准他开哲学史通史课，到1959年才让他作为“反面教员”登上讲台。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环境相对宽松，他在学术上彻底改弦更张，完全按照苏联模式写出了《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卷，原有的独立思考已根本动摇。
“文革”开始后，他已年逾七十，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反共老手”，关进牛棚，在批斗折腾中苦熬。1968年，传出了“最高指示”：“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如果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19〕冯从此被放出牛棚，感戴不已，于是屡以诗文主动上呈表示忠诚。
1973年发动“批孔”后，冯被指令担任“梁效”（清华、北大两校批判组）顾问。接着，《光明日报》发表了冯友兰署名的《对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复古和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篇文章。此后两年，他在报刊上发表的署名“批孔”文章，火力愈来愈猛。1975年又写了七万字的小册子《论孔丘》，由人民出版社大量印发，对孔子全盘否定，很受运动发动者的青睐。冯感到自己的红极一时“是一种幸福”，他在《三松堂自序》中说：“同是一个批林批孔，在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好像是一种灾难，后来我觉得确是一种幸福。”“从尊孔到批孔，从觉得好像是灾难，到觉得确实是幸福，是一种思想改造上的转变。”〔20〕当时发表的“批孔”文章和小册子不可胜数，但大多以某某批判组、理论组或例如“梁效”之类的化名署名，仅“四人帮”在上海的写作班子就使用过上百个化名，而以个人真名发表者大多为现身说法、反戈一击的头面人物所著。冯友兰以首屈一指的“尊孔派”摇身一变，公开以紧跟的“批孔派”亮相，说明他的“失落自我”已达到顶峰。此时他的作品署名虽未“失落自我”，但其思想已完全“失落自我”。由此可见，是否“失落自我”的标志在于是否能坚持本人自己的独立思考，而不在于署名的表象。
“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冯友兰因受“梁效”案株连再度挨批，加上是年他的夫人逝世，内心的思想斗争与感情的悲伤痛苦，促使他豁然猛醒。这从他为亡妻所撰挽联的下联中可以看出，下联是：“从此无牵挂，断名缰，破利锁，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21〕他后来回忆此联说：“在那个时候，我开始认识到名、利之所以为束缚，‘我自飞’之所以为自由。”〔22〕这正是他“回归自我”心态的表白。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写完了一百五十多万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和二十五万字的《三松堂自序》，破伪立诚，新意迭出。《新编》最后一册的《自序》说：在写本册（即《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最后一章的时候，我“真感觉到‘海阔天空我自飞’的自由了”〔23〕。尽管有人对他“批孔”时完全“失落自我”还不谅解，但对他晚年在学术上重新绽放的自由思想无不刮目相看。
罗荣渠在半“失落自我”中挣扎
罗荣渠毕业于旧北大。从最初在中苏友协总会工作到1956年调入北大历史系，他因家庭出身不好，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总是诚惶诚恐地接受思想改造，坦白交待自己的问题以争取帮助，却累累被人当作把柄进行批判。特别是到北大后，有人对他主动“交心”谈出的思想活动加以歪曲引申，上纲上线进行批判。他一面虚心检讨，一面反复辩白，但愈辩批得愈凶，逼得他走投无路，不得不在检讨中忍辱作践，实际是口服心不服。
他初调入北大时只是一般的教员，1960年才评为讲师。从1957年到1959年，他曾被分派给本科生上世界现代史课。在教学中，他主张历史科学的党性和科学性是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历史教学，必须在尊重学术研究的科学性的前提下进行，不能因为强调党性而忽视科学性。但是，当时正在大张旗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史学领域也同样存在宁左勿右甚至极“左”的倾向。这种倾向对世界现代史教学的威胁尤为严重，他经常感到自己的主张难以坚持，深以为苦。1959年秋，北大为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开展教学大检查，他的课是历史系检查的重点，被捕风捉影地歪曲事实进行批判，把他尊重史实的讲授说成是“客观主义”，把他突破教条主义框框采用新资料讲课说成是“宣扬修正主义”，把他为进行学术探讨提出的争鸣意见说成是“立场问题”，并说他“把帝国主义纸老虎讲成了活老虎”。1960年初，历史系结合批判修正主义观点组织关于历史科学的党性与科学性的大辩论，他在讨论会上发言，本想通过辩论阐明自己的正确观点，谁知尚未分说明白就被中途打断，又遭到强词夺理的批判。在众口交詈的强大压力下，他被迫承认：历史科学的准则是主观如实地反映客观，但历史作为历史工作者研究的对象来说，最高准则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主观反过来统帅客观。当时他在笔记中写道：“科学的良心、对自己所持真理之正确性的责任感和现实间的尖锐矛盾在内心引起了很大交战。我开始怀疑自己。”〔24〕就在这样半“失落自我”的情况下，他虽受到所处条件的多种限制，但仍然力争坚持独立思考地进行学术探讨。1961年起，政治环境一度相对宽松，历史系分派他新开一门拉丁美洲史课。这是国内各大学都没有开过的新课。他在无所依据的情况下精心备课，一反传统进行区域史教学孤立封闭地就一个地区讲一个地区的做法，放开眼界，把视野扩大到中国与拉美乃至美洲的历史文化联系以及美国与拉美的历史关系等方面，不仅课堂讲授很受学生欢迎，而且结合教学开展学术研究。1962年，他对朱谦之提出的南朝高僧慧深发现美洲的观点进行反驳，发表了论文《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一个青年讲师敢于与资深的前辈教授在学术上争鸣，这在北大也不多见，一时传为佳话。
但他从半“失落自我”中复苏过来开始“实现自我”的好景不长。“文革”一爆发，他就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后来，他抱着老实接受教育改造的态度参加学习，不卷入任何派性斗争，力图看清大方向。但北大派性斗争激烈，他感到左右为难。1967年，北大两派间的斗争愈演愈烈。以聂元梓为首的校革委会倒行逆施，拉一派，打一派，残酷迫害不同观点的群众。他的是非善恶分明的良知动摇了他原本坚持的中立态度，使他从半“失落自我”的状态中清醒过来，由拥护校革委会转而支持被迫害的群众。因他的笔下功夫出众，被与他持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推举草拟批判校革委会的大字报。他起初写的几篇措辞比较温和，其后又写了《聂元梓面面观》、《揭穿聂元梓神话》等大字报，公开点名，尖锐地命中了肆虐者的要害。他遂成为对方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遭到对方穷追不舍的揪斗，被打入“牛棚”。工宣队进校后，仍继续对他施压，强使他承认“翻案复辟”等多种罪名，使其又面临“失落自我”的威胁。直到1969年工宣队换成了军宣队，他的处境才略有好转，被分派参加一些开门办学活动，还被历史系抽去执笔写一些上面分派下来的文章。他受到威胁的“自我”这时又处于复苏状态。前面提到的他写这类文章因不肯迎合上意而被迫修改或被全面否定的事例，正是此时他不甘“失落自我”的证明。目睹当时北大的教学质量急剧下降的情况，他忧心如焚，对所谓“教育革命”、“学习朝农”、“半工半读”、“开门办学”等不以为然，虽不敢公开反对，但有时按捺不住，仍不免有所流露。1973年，随着“批孔”运动的到来，北大大肆“反右倾回潮”，校革委会在历史系的代理人伺机再次对他下手，把他作为重点进行批斗，放肆诬以各种捏造的罪名，无限上纲，其势头异常凶猛狠毒，为历来挨整时所未有。他悲愤交集，思想极为抵触，宁死也不低头认罪。北大原副校长、历史系教授郝斌回忆说：“一九七三年来，‘两校’（即‘梁效’）大批判组成立，以老罗的笔力而论，他未必不是上乘人选，但‘两校’根本没让他沾边儿。这就绝非偶然了。可是另有厄运等待着老罗。……‘反右倾回潮’，在北大也是一场几乎等同一九六六年的政治风暴……那个时候老罗几乎被逼走上不归路。‘文革’初期他挺过一关，已属不易，元气还没有恢复，又是一拳重击，再挺过来，那就不是常人的一般毅力所能承受得了的。”〔25〕
事过之后，罗荣渠给笔者写信说：“当头一棒虽然一下子被打懵了，但自己也清醒了许多。”“人贵有自知之明，要做到这一点确实甚属不易。”〔26〕
“批孔”运动转为大抓“儒法斗争”后，北大文科各系都奉令大搞法家著作的注释和法家人物资料的编写工作。罗荣渠作为世界史教师，本来分派给他的任务是翻译《世界史编年手册》，这时他公开表示，对在翻译工作中如何配合“儒法斗争”的宣传感到莫名其妙，上面拿他无可奈何。对“批投降派宋江”，他清醒地看出这绝不是单纯地“评《水浒》”，对此，一直保持沉默，冷静地等待形势的发展变化。在1975年填写的一首《沁园春》里，他写道：
年华似水流消，把荣辱得失尽洗淘。
去名缰利锁，勤磨铁砚；
安贫乐道，笔走风骚。
过则为灾，物盈必蚀，
任凭它风打雨飘。
登高处，看天翻地覆，唱《念奴娇》。〔27〕
罗荣渠的“实现自我”
罗荣渠在1949年之前没有一个已经“实现自我”的时代，参加工作后就一直在半“失落自我”的状态中挣扎。他虽力图“实现自我”而被迫中断。这个时代结束后，他也不同于冯友兰，没有一个“回归自我”的时代。他所有的只是一个重新“实现自我”的时代。这个时代开始于1976年“四人帮”垮台之时。
当时，北大仍沿袭过去的做法，授命罗荣渠以“北大理论组”的名义执笔撰写题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梁效》的批判文章，经集体讨论修改，由《红旗》杂志于当年第十二期发表。此文在讨论定稿中，有的内容被迫修改，损害了原稿本意，但基本要点总算保留下来。1977年11月，历史系又派他参加学校的理论班子写文章，进一步批判“梁效”，从总体上对其罪行进行清算。但当时“两个凡是”统治一切，政治形势仍扑朔迷离，他花大量时间写好的稿子送给《红旗》编辑部，原定下一年第一期刊登，接着又突然决定不用，而且拒绝说明原因。后来，上面授意他修改原稿，他不得不又花半个多月功夫重写，删去了有碍发表的内容，改得面目全非，内容乏味，成了一篇勉强凑合的官样文章，才得以在1978年《红旗》第二期发表。
“两个凡是”的统治结束后，罗荣渠“实现自我”独立自主进行的学术研究才得以上马。他写出了《有关开创世界史研究新局面的几个问题》和《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等论文。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集中全力开拓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提出了以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中轴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写出了《现代化新论》和《续论》等专著，在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史学比较研究中作出了前人未有的建树。若不是因过度劳累于1996年4月4日突发心肌梗塞而过早辞世，他在学术上的潜力还会有更大的发挥。
以罗荣渠与冯友兰比较，“文革”结束前罗荣渠在北大治学的半“失落自我”是心有不甘、挣扎不已的。他曾借用王船山自撰墓志铭中的“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这两句来形容自己前半生的被迫无奈之态。1993年，在一首与老同学唱合的《七律》诗里，他道出了“拨乱反正”后的心声：
归燕何嫌枫林晚，秋虫仍悸雪后霜。〔28〕
这两句诗透露出他“实现自我”以后虽不以为时已晚为恨，但对极“左”运动仍心有余悸。其后，他在致笔者的信中又借用了下列诗句表白自己的态度：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这说明，他为坚持“实现自我”，已决心把祸福置之度外了。
反观同一时期的冯友兰可知，冯在“批孔”时是甘心无怨、完全服帖的。早在1965年中科院学部委员会议闭幕时，冯友兰因受领袖接见得与合影，即喜极而赋：
不向尊前悲老大，愿随日月科余光。
1972年在接受“梁效”顾问头衔前，又口占道：
为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阴。〔29〕
这与冯友兰早年在西南联大著文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桎梏的行为，可谓判若云泥。他在完全“失落自我”后又突然彻悟，猛然掉头“回归自我”。这也许是由于冯友兰“失落自我”前在学术思想上早已成熟，因而“回归自我”无需渐进的过程。而罗荣渠却是刚刚准备“实现自我”时就遭到外力压制，一直在半“失落自我”中挣扎，所以他的“实现自我”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关于冯友兰在“文革”中的“失落自我”问题，评说者众议纷纭，对他难表谅解者仍有人在。他的女儿宗璞说：“二十世纪的学者中，受到见诸文字的批判最多的便是冯先生。”〔30〕
有关冯友兰的各种评说难以尽述，此处只能从略。至于罗荣渠逝世以后，论者对他在“文革”中的半“失落自我”大都深表同情与谅解，很难再见到对他的批评。北大健在的高龄教授、前辈著名学者季羡林曾与他同被关在牛棚，则对他的坚强不屈表示赞扬。１９９７年，季老以“风扬劲草，雪斗寒松”八个字为他的书法集题词，认为这不啻是他的写照。倒是罗荣渠对自己仍不感到满足，在去世的前一年作过如下自省：
每个人都应认真反思自己走过的路。就我而言，一生深受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三大思潮的熬煎，长久处在左右为难之中。我曾努力与过去告别，均不甚成功。回首往事，有如大梦，但仍未彻悟。……但是，我们曾为之追求的幻想与希望之火，是永远也不会熄灭的。我深信我们的子孙将继续为之求索。〔31〕
他还说：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但真正的巨变应该说才刚刚开始。〔32〕
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看待世界的不断演变，他感到认识是永无止境的。这也许就是他自称“仍未彻悟”之所指。
注释：
〔1〕《书屋》所载歌词内，“需人杰”误为“须人杰”，“便一成三户”误为“便一城三户”，现据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5页校正。
〔2〕〔3〕王学珍等四人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258、1页。
〔4〕〔5〕〔6〕〔9〕〔29〕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2、303、300～302、304、139～159页。
〔7〕〔12〕〔13〕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192、194～195页。
〔8〕曹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页。
〔10〕〔16〕夏中义：《九谒先哲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257、212页。
〔11〕〔15〕郝斌：《“牛棚”内外忆老罗》，载台湾《传记文学》2006年1月号。
〔14〕〔15〕〔31〕〔32〕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罗荣渠与现代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4、268～269、240页。
〔17〕〔18〕〔19〕〔20〕程伟礼：《信念的征程·冯友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4、237、245～246、112页。
〔21〕宗璞、蔡仲德：《解读冯友兰·亲人回忆录》，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页。
〔22〕〔23〕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0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5、56页。
〔24〕〔26〕〔27〕〔28〕罗荣泉：《求索斋实录——罗荣渠年谱》，2002年打印稿未刊本，第53、78、82、129页。
〔30〕单纯编：《三松堂主》，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211页。
《书屋》2005年第11期所载毛翰《漫话中国大学校歌》一文，提到了脍炙人口的西南联大校歌，歌词调为《满江红》，全文如下：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逐仇寇复神京，还燕碣。〔1〕
联大校歌作词者署名应更正
上面这首歌的歌词作者，毛翰认定为联大中文系教授罗庸。此说由来已久，当年联大在昆明时即已流行于校内。笔者的同胞大哥罗荣渠是当年联大史学系的学生，1946年联大复员时，暑假他回到成都家中小住，还常唱这首歌。那时他对我说的歌词作者就是罗庸。但是，近日笔者阅读《三松堂全集》第一卷时发现，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的附记中郑重申明：西南联大校歌歌词的作者不是罗庸而是他自己。究竟谁是真正的作者，这是应当认真辨明的问题。
联大校歌歌词作者为罗庸，有联大、北大、清华的某些校史记载为根据。在为纪念北大建校一百周年编写的《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一书中，关于联大校歌有如下记载：
（1938年）10月6日第89次常委会决定成立编制校歌校训委员会，聘请冯友兰、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闻一多为委员，冯友兰为主席。
（1939年）7月11日第112次常委会决议：（一）通过校歌校训委员会所拟本大学校歌（罗庸作词，张清常作曲）。……〔2〕
这部纪事的前言说：“西南联大部分，参考了并部分采用了《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中的西南联合大学大事记，参考了《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中的部分资料。”〔3〕由此可见，联大校歌由罗庸作词一说似非一般的道听途说，本无可非议。
出人意外的是，1980年4月，清华校友举行西南联大校庆纪念会时，大家合唱校歌后，对此歌歌词作者为谁发生了争议。有人去问冯友兰，冯说是他作的。
冯在1981年写的《三松堂自序》的附记中对此进一步作了说明：
按说现在我是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因为1938年联大制定校歌校训的时候，设了一个委员会主持其事。我是五个委员之一，并且是主席。现在其他四人，闻一多、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都不在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并且还没有失去记忆力。〔4〕
冯友兰站出来澄清这个问题自然非同小可，但他作为争议涉及的当事人，自己为自己作证不免令人生疑，仍然必须另有旁证才能翻案。他果然找到了旁证，那就是朱自清的长子朱乔森收藏的朱自清日记。朱自清是当时编制校歌的委员会成员之一，他的日记是原始记载，可信度远胜于后来所修的校史。其中关于联大校歌的记载有如下三条：“1938年10月30日下午大学校歌委员会开会，我们接受罗庸先生的词，但不是曲。”“1939年6月14日下午开校歌委员会，听校歌演唱会，接受冯的歌和马的谱，但谱嫌单调，因此决定马、杨、沈负责修正。”“1939年6月30日大学校歌委员会下午开会，接受张清常先生的乐谱。三人喜欢张的歌词，大多数人接受其乐谱胜过其歌词，他们同意接受冯的歌词。”〔5〕这三条日记具体记录了编制校歌曾经有过选择变化的曲折过程，就其内容而言，也比干巴巴的校史纪事更可信。
歌词为冯友兰作，还可以冯1946年所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所附碑铭为旁证。与联大校歌歌词对照，碑铭的立意遣词均极为近似，风格相同，显然出于同一手笔。现抄录如下，以供参考：
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
更长征，经峣嵲。望中原，遍洒血。
抵绝徼，继讲说。诗书丧，犹有舌。
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
见仇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
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
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弟兄列，
为一体，如胶结， 同艰难，共欢悦；
联合竟，使命彻， 神京复，还燕碣。
以此石，象坚节， 纪嘉庆，告来哲。
对此冯友兰自谓：“碑文最后的铭词大部分用校歌的词句，可谓一稿二用。”〔6〕
冯友兰在清华及联大素以文笔古雅著称。冯的弟子、留美著名史学家何炳棣称冯当年在校内因“国学根底雄厚，文言表达能力特强，初则勇于起草，继则众望所归，经常被推执笔”〔7〕。以冯的声望及地位，若联大校歌歌词非其所撰，很难设想他会无聊到如此程度，竟在晚年冒认别人的作品为自己手笔。
看来，联大、北大、清华校史的某些著作关于此事的记载是得修订一下了。
张冠李戴事出有因
联大校歌歌词作者署名长期被张冠李戴并非偶然。究其原因，若为一时疏忽的失误，应不难及早更正，为何此歌在联大人皆以为罗庸作词，且在校内沿唱六七年之久，竟无人提出质疑？所有知情人包括冯友兰与罗庸均对此缄口沉默，岂不怪哉？
朱自清日记证明，1938年10月30日下午，校歌委员会已接受罗庸的歌词。既已开会决定，即非同儿戏，这个委员会自身不能出尔反尔随后又加以否定。罗庸本人也是委员之一，作为委员会主席的冯友兰更不会不顾罗庸的情面而冒与其争名的大不韪另拟一稿取而代之。由此可知，否定罗庸歌词者必为更高一级的权威人士，即由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人组成的联大常委会；另拟歌词的决定亦必出于常委会。
联大的常委会和师资队伍都是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人员组成的，其中尤以清华、北大人员居多，各项工作的推动都有赖于三校人员，特别是有赖于清华、北大两校人员的团结合作。校歌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即纯出自清华、北大。1946年建立联大纪念碑，署名为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也照顾了清华、北大两校。罗庸属北大班底，编写校歌时是联大中文系教授。冯友兰属清华班底，当时是联大文学院长。而为校歌谱曲的张清常1937年毕业于清华研究院中文系，也属清华班底。仅从避免有单方面唱独角戏之嫌考虑，歌词也由清华的人署名已经不妥，何况罗庸为校歌拟好歌词的消息已先入为主在校内传开，常委会以冯作取而代之，对罗庸的名声及罗、冯间的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更不能不有所顾及。因此，常委会在安排变更歌词的过程中必然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在作出最后决议并对外公布时，宣称歌词为校歌校训委员会拟定，而不说明谁是歌词歌曲的作者，应属情理中事。
1998年北大出版的《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本中，记载联大校歌歌词全文时，就只说明此歌为联大校歌校训委员会编制，不提歌词歌曲作者的姓名，似仍保留了当年公布时的原样。又据《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记载，1939年7月7日（按：即常委会通过冯拟歌词前四天），《云南日报》为纪念“七七”两周年刊登了“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8〕。但冯友兰在1981年说明自己是歌词作者时并未以此为证，由此推知此报刊登歌词亦以校歌校训委员会集体署名，没有标明具体的作者姓名。若当时已署明冯友兰作词，则此后校内就不可能有罗庸作词之说流传了。
至于此后何时何人最先在校舍内传播此歌由罗庸作词并记入联大校史大事记已不可考。一种较大的可能是经联大常委会中的某人私下授意；另一种较小的可能是此人不明内情，只知五人校歌委员会采用罗庸稿，仅凭臆测即认定常委会通过的就是此稿，不料歪打正着，常委会遂将错就错，予以默认。
事过境迁，此事本应由罗庸出面澄清。但罗在联大复员后未回北大，而是随联大师范学院改组为昆明师范学院留在昆明，担任该院国文系教授兼主任，并于1950年病故。冯友兰则一直对此保持沉默，胸怀宽阔，长期不予计较，直到四十一年后才在被动问及时说明自己才是歌词的作者。他对此事张冠李戴的经过内情仍不愿多谈，只是说：“我认为关于联大校歌作者的问题已经解决，话也就不必再多说了。”〔9〕如此低调处理此事，正好反证了他其实原本洞悉内情，甚至本来就是他自己主动让出署名权的。
联想到罗荣渠的署名问题
冯友兰所作歌词署名“失落自我”与“回归自我”（此二词借用蔡仲德语）〔10〕的经过已如上述，由此笔者联想起了胞兄罗荣渠写的文章也有近似的情况。罗荣渠生前也是北大教授，但比冯友兰至少晚一辈，曾在北大历史系创建并主持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为我国现代化史学研究的先驱。今年是他逝世的十周年。北大前任副校长、历史系教授郝斌最近写了一篇缅怀他的文章，谈到罗荣渠1978年写的一篇署名“郝斌”文章发表的往事。当年北大在八宝山公墓为“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原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翦伯赞举行平反昭雪的追悼会，郝斌时任历史系党总支书记，要代表本系在会上发言。他回忆说：
开会的日子要到了，老罗对翦老平反的事很关切，他问我，在会上要说什么，我答还没准备。他说，我给你拟个稿子吧。这类讲话稿，必有的内容是受害人被加的诬蔑不实之词一一推翻。老罗的稿子在这方面一无遗漏。除此之外，他还从史学史的角度提出评价。翦老是学术界的一位权威人士，与从事其他职业的受害者有其不同。学术上有了正确的评价，才算得平反彻底。老罗想得很周到。我拿老罗的稿子照念无误，后来全文发在北大校刊，落在我的名下。罗荣渠文集的编辑者如果有知，把它收入罗文之中，才是正理。〔11〕
此事罗荣渠生前从未对旁人提起，根本没有考虑到署名“回归自我”的问题。他去世后我们搜集他的遗稿为他编辑文集，并不知道他写过这样一篇文稿，若非郝斌提起，只能任其湮没了。
还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第十九辑所载《夜郎序首邑考》（曾获贵州省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一文，本应有罗荣渠署名，他却执意推让。此事缘起于笔者在贵州遵义研究古夜郎地理位置问题，他得知我缺乏文献资料，为了给我以帮助，在百忙中去北大图书馆翻检有关典籍图册期刊，不厌其烦地搜集零星分散的资料进行抄录，对比较集中的资料加以复印，足有五六万字之多，个别有重要关系的专著则代为借出，还用描图纸描绘了几幅古代西南夷地理位置的示意图寄给我，并以他的看法告我。此文虽由我执笔写成，实为他与我通力合作的产物。我主张同署两人的名字，他坚决不同意，只好由他埋名隐身了。这是罗荣渠作品“失落自我”的又一例。
罗荣渠和冯友兰的作品署名“失落自我”者较多以集体名义发表。冯友兰早年在西南联大常被推以众教授的名义撰写重要文书，其中以1940年代教务会议执笔写的《就教育部课程设置诸问题呈常委会函》最值得注意。此函主旨在于力争学术自由。文称：
敬悉部中（指教育部）对于各大学应设课程以及考核学生成绩方法均有详细规定，其各课程亦须呈部核示。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唯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如牛津、剑桥即在同一大学之中，其各学院之内容亦大不相同，彼岂不能令其整齐划一，知其不可亦不必也。〔12〕
冯友兰被推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也强调了同样的精神。文称：
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13〕
为避免行文冗长，此文也不便多摘。上引呈常委会函无个人署名，此文则有冯友兰署名。无论是否有其署名，都不仅显示了他笔下的功底，而且显示了他当时反对思想钳制，坚持发扬民主，维护学术尊严的主张。
与冯类似，罗荣渠笔下的功底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北大历史系也是大家公认的。北大历史系教授、北大图书馆原馆长林被甸说：“在一般人的心中，罗先生文思敏捷，写起文章来落笔万言，不费什么劲。”〔14〕因此，罗荣渠常被系里指派以集体名义或化名写文章。那时他只是一个外界不大知名的讲师，又正处于十年浩劫中，写这类文章与冯友兰在联大写文章可以自由发挥不同，被划定了框框。他常因自己的思想不能自由发挥而愤懑，写了文章也不对外宣扬，外界知者不多。但出自他笔下的文章毕竟不同凡响，其中的三篇近年竟有人冒名觊觎，在此有必要予以澄清。
真相是这样的：1972年3月，北大历史系根据上级指示，抽出罗荣渠和另外几个人组成一个写作组为《红旗》杂志撰写专论《读一点世界史》，由他执笔起草，经集体讨论修改定稿送审后化名“史军”发表于当年《红旗》第四期，《人民日报》则以整版篇幅全文转载。此后4月、5月，上面指示北大历史系继续撰写《再谈读一点世界史》、《三谈读一点世界史》，仍由原班人马集体讨论、罗荣渠执笔起草修改成文，又相继以“史军”化名在《红旗》当年第五、六期发表。这三篇文章写作过程中，罗荣渠曾两次给笔者来信告以起草和讨论时他的尴尬情况，言及与写作组内的某些人常有争执，这些“左派”人士惯于揣摩风向，曲意迎合极左思潮，在讨论中强词夺理，他孤掌难鸣，不得不被迫修改，致使文章质量逐篇下降，为此深表遗憾。虽然文章由罗荣渠执笔完稿，但他一直让其保留集体的署名，在他生前身后所出的文集中均未收入。出人意外的是，当年参加“史军”写作组一位“左”派召集人“文革”后出国出书，竟宣称当年以“史军”化名发表的三篇文章是他执笔写成的。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名实篇》说：“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此话看来至今仍未过时，正好用以衡量这位昔日“左派”人士的作为。
对署名问题之外的思考
“文革”中，罗荣渠在观点上不愿曲学阿世，在政治上被“四人帮”的代理人视为异己。他迫于外来压力而接受写作任务，因坚持独立思考以致发生争执的事不止上述两三次。“左派”头目既要利用他的文笔，又不得不对他严加控制，在控制不住时则强行压制直至加以排斥。1972年6月，罗荣渠在写了上述三篇化名“史军”谈读一点世界史的专论后，还曾奉命再写一篇读一点民族解放运动史的论文。他执笔起草前，写作班子内的讨论意见分歧愈来愈大，实在难以弥合。他的合理建议完全不被采纳，后来按“左派”头目意图写出的稿子却揣摩风向有误，连《红旗》编辑部也看不上，结果没有发表。1973年，《红旗》编辑部又出了一个题目约北大历史系大批判组写稿。罗荣渠不是这个组的成员，但仍奉命参与其事。在起草稿前的讨论中，他又独持己见，且坚不退让。会后他起草的稿子被拒绝接受，他又不肯修改，大批判组只得另写一稿送《红旗》发表。
还有一次，因限制罗荣渠参加对外学术交流活动，外宾提的问题我方竟另外无人能作出圆满回答。1974年及1975年，拉丁美洲特里尼达总理威廉斯两度访华。威氏是一个学者，他准备写一本有关美洲中国移民的书，此行顺便为写书做一些调查研究。根据威氏要求，外交部两次要北大历史系编写这方面的资料供其参考。罗荣渠是教拉美史的教师，奉派参与资料的编写，并以北大历史系的名义单独写了《十九世纪拉丁美洲华工概况》一文。1975年2月，威氏在北京约提供资料的学者开座谈会，北大历史系却不准罗荣渠去参加。据说威氏在会上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发明了指南针，到明代航海术已很发达，却没有发现美洲，也没有搞殖民征服。到会中方人士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威氏很不满意，他建议以后中方再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研讨会，广泛邀请各国学者参加，他还要来同大家辩论。这个问题罗荣渠本可作出圆满回答，但他当时不被允许参加讨论。拨乱反正以后，罗荣渠得以独立自主地进行学术研究，他的才华才得到了应有的尊重。1991年10月，他当选为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理事长，在大连主持召开了哥伦布远航美洲和东西两半球文明汇合学术讨论会，以《为什么不会有中国哥伦布？》为题发表了长篇学术论文，终于全面公开地回答了当年威廉斯提出的问题，应对了威氏对中国学术界提出的挑战。此文后来由《历史研究》1992年第一期发表，斐声学界，被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慎之誉为“一篇比较中西文化的大手笔”〔15〕。
罗荣渠是1956年调入北大的，而冯友兰前此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即由清华转到北大。比起冯来，罗是晚辈后学，且不在同一学术领域。罗以在我国开拓拉丁美洲史的研究特别是现代史学理论的研究闻名，但他的才华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才开始受到重视，到九十年代中期即过早去世。罗在联大历史系求学时，冯是文学院院长，前后大半个世纪中一直是哲学界蜚声中外的风云人物。因此，迄今未见有人把他们二人相提并论过。笔者因联大校歌歌词署名问题引发联想，才由冯友兰想到罗荣渠，又由署名问题引发对于作者的思想及学术活动是否受到外来压力的思考，发现他们二人的学术思想1976年以前在北大都曾遭遇过强大的外来压力，各自的反应也有很大差异，在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精英中很有代表性，值得加以注意。下面特对比简述他们在外来压力下学术思想丧失独立自主的经过及前后有关情况，以供参考。本文副标题所谓的漫谈“失落自我”，即指此而言。
“失落自我”本是冯友兰的女婿蔡仲德为划分冯一生中的三个时代而使用的一个词语。冯友兰的一生被划分为：“实现自我”时代（1918~1948）、“失落自我”时代（1949~1976）与“回归自我”时代（1977~1990）〔16〕。其中“实现自我”时代以他早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为标志。他的哲学著作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即已大放光彩，四十年代更是如日中天。进入五十年代，特别是从他到北大至“文革”结束，则一直处于“失落自我”的时代，但有一个在外力高压下由“半失落”到“全失落”的渐进过程。若借用蔡仲德划分的时段来看罗荣渠，他在1949年只是一个应届毕业的大学生，学术上的建树还有待起步，思想上还说不上“实现自我”，因而迄至此时之前只能算是逐渐“形成自我”的时代。他参加工作后尚未实现自我就不断受到压抑。1956年调到北大，直到“文革”结束前，他都处于不完全的“失落自我”时代。因他对抗外来压力的韧性极为坚强，发展趋势与冯友兰相左，一直在“半失落”之中不断挣扎，终于从“半失落”中挣扎出来。此后才是他的“实现自我”时代，而冯友兰在同一时段却处于“回归自我”时代。
冯友兰的“失落自我”与“回归自我”
冯友兰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在学术上“实现自我”一帆风顺，并曾受到“国师”的礼遇。此后，随着政权的更替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改变，他的地位一落千丈。为了适应形势的演变，他“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17〕。不料“最高指示”却告诫他：“……不必急于求成，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18〕1952年，他由清华调入北大，由一级教授降为四级教授。遭此打击，他在思想改造中不惜否定自己的过去以自赎，被认为有比较显著的表现，才得以过关，1954年底又重新评为一级教授。他遇事“顺着说”，但有时仍故态复萌，说的不合拍，又挨过批。哲学系一直不准他开哲学史通史课，到1959年才让他作为“反面教员”登上讲台。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环境相对宽松，他在学术上彻底改弦更张，完全按照苏联模式写出了《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卷，原有的独立思考已根本动摇。
“文革”开始后，他已年逾七十，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反共老手”，关进牛棚，在批斗折腾中苦熬。1968年，传出了“最高指示”：“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如果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19〕冯从此被放出牛棚，感戴不已，于是屡以诗文主动上呈表示忠诚。
1973年发动“批孔”后，冯被指令担任“梁效”（清华、北大两校批判组）顾问。接着，《光明日报》发表了冯友兰署名的《对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复古和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篇文章。此后两年，他在报刊上发表的署名“批孔”文章，火力愈来愈猛。1975年又写了七万字的小册子《论孔丘》，由人民出版社大量印发，对孔子全盘否定，很受运动发动者的青睐。冯感到自己的红极一时“是一种幸福”，他在《三松堂自序》中说：“同是一个批林批孔，在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好像是一种灾难，后来我觉得确是一种幸福。”“从尊孔到批孔，从觉得好像是灾难，到觉得确实是幸福，是一种思想改造上的转变。”〔20〕当时发表的“批孔”文章和小册子不可胜数，但大多以某某批判组、理论组或例如“梁效”之类的化名署名，仅“四人帮”在上海的写作班子就使用过上百个化名，而以个人真名发表者大多为现身说法、反戈一击的头面人物所著。冯友兰以首屈一指的“尊孔派”摇身一变，公开以紧跟的“批孔派”亮相，说明他的“失落自我”已达到顶峰。此时他的作品署名虽未“失落自我”，但其思想已完全“失落自我”。由此可见，是否“失落自我”的标志在于是否能坚持本人自己的独立思考，而不在于署名的表象。
“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冯友兰因受“梁效”案株连再度挨批，加上是年他的夫人逝世，内心的思想斗争与感情的悲伤痛苦，促使他豁然猛醒。这从他为亡妻所撰挽联的下联中可以看出，下联是：“从此无牵挂，断名缰，破利锁，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21〕他后来回忆此联说：“在那个时候，我开始认识到名、利之所以为束缚，‘我自飞’之所以为自由。”〔22〕这正是他“回归自我”心态的表白。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写完了一百五十多万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和二十五万字的《三松堂自序》，破伪立诚，新意迭出。《新编》最后一册的《自序》说：在写本册（即《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最后一章的时候，我“真感觉到‘海阔天空我自飞’的自由了”〔23〕。尽管有人对他“批孔”时完全“失落自我”还不谅解，但对他晚年在学术上重新绽放的自由思想无不刮目相看。
罗荣渠在半“失落自我”中挣扎
罗荣渠毕业于旧北大。从最初在中苏友协总会工作到1956年调入北大历史系，他因家庭出身不好，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总是诚惶诚恐地接受思想改造，坦白交待自己的问题以争取帮助，却累累被人当作把柄进行批判。特别是到北大后，有人对他主动“交心”谈出的思想活动加以歪曲引申，上纲上线进行批判。他一面虚心检讨，一面反复辩白，但愈辩批得愈凶，逼得他走投无路，不得不在检讨中忍辱作践，实际是口服心不服。
他初调入北大时只是一般的教员，1960年才评为讲师。从1957年到1959年，他曾被分派给本科生上世界现代史课。在教学中，他主张历史科学的党性和科学性是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历史教学，必须在尊重学术研究的科学性的前提下进行，不能因为强调党性而忽视科学性。但是，当时正在大张旗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史学领域也同样存在宁左勿右甚至极“左”的倾向。这种倾向对世界现代史教学的威胁尤为严重，他经常感到自己的主张难以坚持，深以为苦。1959年秋，北大为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开展教学大检查，他的课是历史系检查的重点，被捕风捉影地歪曲事实进行批判，把他尊重史实的讲授说成是“客观主义”，把他突破教条主义框框采用新资料讲课说成是“宣扬修正主义”，把他为进行学术探讨提出的争鸣意见说成是“立场问题”，并说他“把帝国主义纸老虎讲成了活老虎”。1960年初，历史系结合批判修正主义观点组织关于历史科学的党性与科学性的大辩论，他在讨论会上发言，本想通过辩论阐明自己的正确观点，谁知尚未分说明白就被中途打断，又遭到强词夺理的批判。在众口交詈的强大压力下，他被迫承认：历史科学的准则是主观如实地反映客观，但历史作为历史工作者研究的对象来说，最高准则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主观反过来统帅客观。当时他在笔记中写道：“科学的良心、对自己所持真理之正确性的责任感和现实间的尖锐矛盾在内心引起了很大交战。我开始怀疑自己。”〔24〕就在这样半“失落自我”的情况下，他虽受到所处条件的多种限制，但仍然力争坚持独立思考地进行学术探讨。1961年起，政治环境一度相对宽松，历史系分派他新开一门拉丁美洲史课。这是国内各大学都没有开过的新课。他在无所依据的情况下精心备课，一反传统进行区域史教学孤立封闭地就一个地区讲一个地区的做法，放开眼界，把视野扩大到中国与拉美乃至美洲的历史文化联系以及美国与拉美的历史关系等方面，不仅课堂讲授很受学生欢迎，而且结合教学开展学术研究。1962年，他对朱谦之提出的南朝高僧慧深发现美洲的观点进行反驳，发表了论文《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一个青年讲师敢于与资深的前辈教授在学术上争鸣，这在北大也不多见，一时传为佳话。
但他从半“失落自我”中复苏过来开始“实现自我”的好景不长。“文革”一爆发，他就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后来，他抱着老实接受教育改造的态度参加学习，不卷入任何派性斗争，力图看清大方向。但北大派性斗争激烈，他感到左右为难。1967年，北大两派间的斗争愈演愈烈。以聂元梓为首的校革委会倒行逆施，拉一派，打一派，残酷迫害不同观点的群众。他的是非善恶分明的良知动摇了他原本坚持的中立态度，使他从半“失落自我”的状态中清醒过来，由拥护校革委会转而支持被迫害的群众。因他的笔下功夫出众，被与他持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推举草拟批判校革委会的大字报。他起初写的几篇措辞比较温和，其后又写了《聂元梓面面观》、《揭穿聂元梓神话》等大字报，公开点名，尖锐地命中了肆虐者的要害。他遂成为对方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遭到对方穷追不舍的揪斗，被打入“牛棚”。工宣队进校后，仍继续对他施压，强使他承认“翻案复辟”等多种罪名，使其又面临“失落自我”的威胁。直到1969年工宣队换成了军宣队，他的处境才略有好转，被分派参加一些开门办学活动，还被历史系抽去执笔写一些上面分派下来的文章。他受到威胁的“自我”这时又处于复苏状态。前面提到的他写这类文章因不肯迎合上意而被迫修改或被全面否定的事例，正是此时他不甘“失落自我”的证明。目睹当时北大的教学质量急剧下降的情况，他忧心如焚，对所谓“教育革命”、“学习朝农”、“半工半读”、“开门办学”等不以为然，虽不敢公开反对，但有时按捺不住，仍不免有所流露。1973年，随着“批孔”运动的到来，北大大肆“反右倾回潮”，校革委会在历史系的代理人伺机再次对他下手，把他作为重点进行批斗，放肆诬以各种捏造的罪名，无限上纲，其势头异常凶猛狠毒，为历来挨整时所未有。他悲愤交集，思想极为抵触，宁死也不低头认罪。北大原副校长、历史系教授郝斌回忆说：“一九七三年来，‘两校’（即‘梁效’）大批判组成立，以老罗的笔力而论，他未必不是上乘人选，但‘两校’根本没让他沾边儿。这就绝非偶然了。可是另有厄运等待着老罗。……‘反右倾回潮’，在北大也是一场几乎等同一九六六年的政治风暴……那个时候老罗几乎被逼走上不归路。‘文革’初期他挺过一关，已属不易，元气还没有恢复，又是一拳重击，再挺过来，那就不是常人的一般毅力所能承受得了的。”〔25〕
事过之后，罗荣渠给笔者写信说：“当头一棒虽然一下子被打懵了，但自己也清醒了许多。”“人贵有自知之明，要做到这一点确实甚属不易。”〔26〕
“批孔”运动转为大抓“儒法斗争”后，北大文科各系都奉令大搞法家著作的注释和法家人物资料的编写工作。罗荣渠作为世界史教师，本来分派给他的任务是翻译《世界史编年手册》，这时他公开表示，对在翻译工作中如何配合“儒法斗争”的宣传感到莫名其妙，上面拿他无可奈何。对“批投降派宋江”，他清醒地看出这绝不是单纯地“评《水浒》”，对此，一直保持沉默，冷静地等待形势的发展变化。在1975年填写的一首《沁园春》里，他写道：
年华似水流消，把荣辱得失尽洗淘。
去名缰利锁，勤磨铁砚；
安贫乐道，笔走风骚。
过则为灾，物盈必蚀，
任凭它风打雨飘。
登高处，看天翻地覆，唱《念奴娇》。〔27〕
罗荣渠的“实现自我”
罗荣渠在1949年之前没有一个已经“实现自我”的时代，参加工作后就一直在半“失落自我”的状态中挣扎。他虽力图“实现自我”而被迫中断。这个时代结束后，他也不同于冯友兰，没有一个“回归自我”的时代。他所有的只是一个重新“实现自我”的时代。这个时代开始于1976年“四人帮”垮台之时。
当时，北大仍沿袭过去的做法，授命罗荣渠以“北大理论组”的名义执笔撰写题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梁效》的批判文章，经集体讨论修改，由《红旗》杂志于当年第十二期发表。此文在讨论定稿中，有的内容被迫修改，损害了原稿本意，但基本要点总算保留下来。1977年11月，历史系又派他参加学校的理论班子写文章，进一步批判“梁效”，从总体上对其罪行进行清算。但当时“两个凡是”统治一切，政治形势仍扑朔迷离，他花大量时间写好的稿子送给《红旗》编辑部，原定下一年第一期刊登，接着又突然决定不用，而且拒绝说明原因。后来，上面授意他修改原稿，他不得不又花半个多月功夫重写，删去了有碍发表的内容，改得面目全非，内容乏味，成了一篇勉强凑合的官样文章，才得以在1978年《红旗》第二期发表。
“两个凡是”的统治结束后，罗荣渠“实现自我”独立自主进行的学术研究才得以上马。他写出了《有关开创世界史研究新局面的几个问题》和《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等论文。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集中全力开拓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提出了以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中轴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写出了《现代化新论》和《续论》等专著，在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史学比较研究中作出了前人未有的建树。若不是因过度劳累于1996年4月4日突发心肌梗塞而过早辞世，他在学术上的潜力还会有更大的发挥。
以罗荣渠与冯友兰比较，“文革”结束前罗荣渠在北大治学的半“失落自我”是心有不甘、挣扎不已的。他曾借用王船山自撰墓志铭中的“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这两句来形容自己前半生的被迫无奈之态。1993年，在一首与老同学唱合的《七律》诗里，他道出了“拨乱反正”后的心声：
归燕何嫌枫林晚，秋虫仍悸雪后霜。〔28〕
这两句诗透露出他“实现自我”以后虽不以为时已晚为恨，但对极“左”运动仍心有余悸。其后，他在致笔者的信中又借用了下列诗句表白自己的态度：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这说明，他为坚持“实现自我”，已决心把祸福置之度外了。
反观同一时期的冯友兰可知，冯在“批孔”时是甘心无怨、完全服帖的。早在1965年中科院学部委员会议闭幕时，冯友兰因受领袖接见得与合影，即喜极而赋：
不向尊前悲老大，愿随日月科余光。
1972年在接受“梁效”顾问头衔前，又口占道：
为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阴。〔29〕
这与冯友兰早年在西南联大著文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桎梏的行为，可谓判若云泥。他在完全“失落自我”后又突然彻悟，猛然掉头“回归自我”。这也许是由于冯友兰“失落自我”前在学术思想上早已成熟，因而“回归自我”无需渐进的过程。而罗荣渠却是刚刚准备“实现自我”时就遭到外力压制，一直在半“失落自我”中挣扎，所以他的“实现自我”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关于冯友兰在“文革”中的“失落自我”问题，评说者众议纷纭，对他难表谅解者仍有人在。他的女儿宗璞说：“二十世纪的学者中，受到见诸文字的批判最多的便是冯先生。”〔30〕
有关冯友兰的各种评说难以尽述，此处只能从略。至于罗荣渠逝世以后，论者对他在“文革”中的半“失落自我”大都深表同情与谅解，很难再见到对他的批评。北大健在的高龄教授、前辈著名学者季羡林曾与他同被关在牛棚，则对他的坚强不屈表示赞扬。１９９７年，季老以“风扬劲草，雪斗寒松”八个字为他的书法集题词，认为这不啻是他的写照。倒是罗荣渠对自己仍不感到满足，在去世的前一年作过如下自省：
每个人都应认真反思自己走过的路。就我而言，一生深受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三大思潮的熬煎，长久处在左右为难之中。我曾努力与过去告别，均不甚成功。回首往事，有如大梦，但仍未彻悟。……但是，我们曾为之追求的幻想与希望之火，是永远也不会熄灭的。我深信我们的子孙将继续为之求索。〔31〕
他还说：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但真正的巨变应该说才刚刚开始。〔32〕
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看待世界的不断演变，他感到认识是永无止境的。这也许就是他自称“仍未彻悟”之所指。
注释：
〔1〕《书屋》所载歌词内，“需人杰”误为“须人杰”，“便一成三户”误为“便一城三户”，现据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5页校正。
〔2〕〔3〕王学珍等四人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258、1页。
〔4〕〔5〕〔6〕〔9〕〔29〕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2、303、300～302、304、139～159页。
〔7〕〔12〕〔13〕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192、194～195页。
〔8〕曹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页。
〔10〕〔16〕夏中义：《九谒先哲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257、212页。
〔11〕〔15〕郝斌：《“牛棚”内外忆老罗》，载台湾《传记文学》2006年1月号。
〔14〕〔15〕〔31〕〔32〕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罗荣渠与现代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4、268～269、240页。
〔17〕〔18〕〔19〕〔20〕程伟礼：《信念的征程·冯友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4、237、245～246、112页。
〔21〕宗璞、蔡仲德：《解读冯友兰·亲人回忆录》，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页。
〔22〕〔23〕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0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5、56页。
〔24〕〔26〕〔27〕〔28〕罗荣泉：《求索斋实录——罗荣渠年谱》，2002年打印稿未刊本，第53、78、82、129页。
〔30〕单纯编：《三松堂主》，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