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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经济因素等综合国力来客观比较，印度很难在中短期内赶上中国，“龙象之争”的说法被夸大了。
此次中印边境对峙期间，有关“印度赶超甚至超越中国”的言论甚嚣尘上，最受国际社会关注的莫过于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CID）6月28日发表的一份发展预测报告，预言到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极将从中国转移至印度。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宗义对《新民周刊》表示，哈佛的这一报告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
事实上，从经济因素等综合国力来客观比较，印度很难在中短期内赶上中国，“龙象之争”的说法被夸大了。
注水的GDP？
上图：2016年“废钞令”改革的负面效应持续发酵。
在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这篇名为《新的2025全球经济预测，预言中国的进一步放缓和印度的持续增长》的报告中，预计到2025年，印度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将达到7.72%，中国GDP增速则放缓至4.41%。
从印度公布的数据来看，印度近三年GDP增速的确已超过中国。根据印度政府5月3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度（2016年4月-2017年3月）实际GDP增长率为7.1%。但包括刘宗义在内的很多国内外学者都指出，印度的GDP有水分，这和莫迪政府2015年调整了GDP统计方式有关。
2008年，联合国修正了1993年的GDP核算标准，并督促各成员国使用。和旧标准相比，新的GDP核算范围将研发、专利和版权支出都视为投资，因此这类支出首次被计入GDP。如果采用新的标准，绝大多数国家GDP都会被抬高。
纳伦德拉·莫迪2014年5月就职总理后，于2015年初宣布调整GDP统计方式——新的GDP计算方法以市场价格计算的GDP作为主要指标，取代之前以生产要素成本计算的GDP;基准年也从2004-2005年切换至2011-2012年。为了提高本国GDP，印度政府可谓煞费苦心。例如，新的GDP统计方式把老百姓的金银首饰都算成了“储蓄”而不是“消费”，还加入了山羊绵羊排泄率等指标来统计有机肥的产量。
统计方式的改变使得GDP增长数字焕然一新：2014财年印度GDP增长数字从原来的4.7%上调至6.9%。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直截了当地说，印度GDP数字被夸大了，数据和政绩挂钩难以保证结果的精确性。就连当时的印度央行行长拉古拉姆·拉詹也公开表达了疑惑。英国《金融时报》刊文质疑称，当前印度制造业的经济增速只有1%，与印度接近8%的GDP增速目标相去甚远。
根据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以美元统计的2016年全球主要国家GDP排名，美中日分列前三位。在各种场合发表要“超越中国”言论的印度（2.2635万亿美元）排名第七位，总量仅约为中国（11.1991万亿美元）的1/5。
即便按照当下的GDP增速，印度的GDP总量也会被中国远远甩在后面。赶上中国这一邻居的梦想，似乎只是印度的一厢情愿罢了。
莫迪的野心
刘宗义指出，莫迪政府比较注重吸引外资，这也间接提振了印度经济。“印度这两年经济有所起色，还和国际市场油价波动有关。每年印度进口大量石油，占到的贸易比重很高，这两年国际油价下降，无疑对印度有利。”
但莫迪政府近两年推行的种种改革，对于印度经济的积极影响就十分有限了。
8月2日，印度央行宣布降息，将利率降至近7年来的最低点。分析认为，在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收紧的大背景下，印度央行逆势操作反映出印度经济遇到了不小的困难。2016年“废钞令”改革的负面效应持续发酵，今年7月份商品和服务税改革则对印度制造业造成巨大冲击，7月份印度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仅为47.9，是2009年2月份以来的最低值。这些因素叠加使得印度经济处于十分脆弱的局面，经不起半点风吹草动。
2016年11月，宣称要“打击黑钱”的莫迪政府宣布禁止使用两款大面额纸钞：500卢比与1000卢比。这两种大面额纸币一度占印度社会货币流通总额的86%。因此，当时，这一史无前例的禁令一出，导致印度社会出现严重的现金短缺现象。
据不完全统计，印度流通的现金减少了近一半，这对生产制造和私人消费造成了巨大冲击。印度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均出现下滑，建筑业甚至出现-3.7%的萎缩。2017年一季度，印度GDP增长率仅为6.1%，可以说有“废钞令”影响的因素。
上图：印度失业人口往往受教育程度很低。
在刘宗义看来，莫迪采取“废钞令”更多是出于政治目的。“首先是选举的需要，切断反对党的资金。因为印度民间有大量现金，包括政治献金也未必通过金融机构流通。”2017年3月，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党在北方邦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可见莫迪的政治手腕。另一方面，莫迪的“废钞令”让印度央行达到了集聚资金的目的，因为“废鈔令”迫使印度民众把余钱都存入银行，这样印度央行可以积聚大量资金用于基建和投资。
至于莫迪政府的另一項改革——2017年7月启动的印度独立以来最大的税制改革，导致印度国内供给链和分销链出现紊乱，使得印度的商业在短期之内极度恶化。
老调重弹
其实，“印度赶超中国”的论调并不新鲜。2003年，同样来自哈佛大学的华裔学者黄亚生和印度裔学者韩太云在美国《外交政策》7月号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成为中印“龙象之争”的始作俑者。在这篇题为《印度能赶超中国吗？》的文章中，这两位来自美国顶尖商学院的学者预言，印度在未来可能超越中国，因为中国经济依靠善变而不可靠的外国投资和技术驱动，而印度主要靠国内储蓄和创业精神驱动。 14年来，相同言论不绝于耳。甚至有一种说法认为，21世纪到后来不是中美之争而是中印之争——除了“人口红利”这一显性优势外，印度值得骄傲的还有政治制度和语言优势。
事实真是如此吗？
作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中国目前有人口13.7亿，而印度人口是13.4亿。根据联合国的标准，当一个国家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时，就可以判断这个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的这一群体高达9.5%，印度是5.6%。人口结构的年轻化意味着拥有更多劳动力，而老龄化则意味着需要更加充足的医疗卫生资源，同时还可能面临劳动力相对短缺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人口的老龄化比印度严重，但印度贫困与低收入群体占全国总人口的近八成。中等收入群体只占印度总人口比重3%，而这一数字在中国为18%。
而且，印度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年轻的人口结构使其每年需要至少1000万个就业机会，因此这种“无就业增长”就给印度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根据印度经济监测中心（CMIE）的一份报告显示，2017年1月，印度的就业人数约为4.084亿人，失业人数与寻找就业机会的人数总和约为2590万人。而截至7月，印度的就业人数已降至4.054亿人，寻找就业机会的人数也下降至1370万人。印度经济监测中心负责人马什尔·维亚斯坦言：“失业的是青年人，不找工作的也是这些青年人……这类没有工作而又不找工作的年轻人很容易从事非法活动。这会让印度的人口红利成为噩梦。”
刘宗义表示，印度失业者往往教育水平很低。“印度的精英教育很发达，但是基础教育落后。很多国外企业到了印度，找不到大量合适的技术工人。”有数据显示，印度的成人扫盲率只有63%，妇女甚至不到50%。
至于印度人沾沾自喜的语言优势，也可能是假象。
在2016年全球成人英语熟练度调查中，亚洲国家前四位为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印度人的英语属于“中等熟练水平”，指标得分超过本地区的韩国、日本和中国香港，更超过在欧洲较为落后的意大利、法国和俄罗斯。而10年前，印度在这一指标上曾落后于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国家宪法认可全国1652种方言中的24种为官方语言。维基百科显示，在印度，说英语的人群约1.25亿，占总人口比例12.18%，而只有0.02%的印度人将英语作为第一语言。即便受过高等教育的印度人，英语流利程度非常高，但不代表英语国家的人听得懂。至于普通民众的英语水平，就更不敢恭维了。
三座大山
由于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因此印度的法律制度有很深的英国痕迹。在刘宗义看来，印度的政治制度效率较低。而旧的税收制度、土地法和劳工法，是阻碍印度经济发展的“三座大山”。
一直以来，印度税种超过500个，且各邦州独立制定税率，商品跨越不同邦州需要缴纳邦税，落后的、糟糕透顶的税制抬高了经济运行成本，在世界银行“纳税便利度”调查中，印度在190个国家里排名第172位。旧税制还造成政府财政控制力过弱，印度税收占GDP比率仅有16.6%，处于全球最低之列，这导致政府行动能力下降，特别是在基础建设成为印度经济重大制约的今天，增加政府财源进而增加基建投资显得尤为重要。
莫迪政府7月1日推行的税改，将用统一的全国商品和服务税（GST）来取代繁琐且混乱的邦州地方税和联邦税。
与此同时，印度征地之难举世皆知。依据现行《土地法》，企业征地需获得80%受到影响的家庭同意。韩国浦项制铁（POSCO）曾计划在印度卡纳塔克邦投资53亿美元建设600万吨粗钢生产基地，终因土地问题撤消了投资计划。印度本土巨头安赛乐·米塔尔想在奥里沙邦投建1200万吨钢铁项目，从2006年起折腾了8年才完成第一阶段征地。
在莫迪政府积极推进下，2015年4月印度下院通过了《土地法》修改草案，规定印度工业走廊建设以及高速公路、铁路网建设等“公共用地”，政府可不经农户许可以市场价收购，同时补偿给农户每家一个工厂工作名额。同年9月，该修改草案却在巨大压力之下被宣布失效。迄今为止，莫迪政府都没有取得土地改革的实质性进展。
而印度的劳工法也让许多外企望而却步。据悉，印度劳工法非常严格，再加上当地工会组织发达，导致印度工人效率低下，极易导致工期拖延甚至经营停顿，这也制约了外企在印度雇佣大量劳动力。
种姓制度是死穴？
印度综合国力的发展，还受到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种姓制度的掣肘。
印度教认为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用嘴巴创造了婆羅门，祭司阶级;用两条胳膊创造了刹帝利，武士阶层;用两条腿創造了吠舍，商人阶级;用脚创造了首陀罗，主要职责是种地劳动，这是最低的种姓。在这四个种姓之外的就是贱民，主要从事清扫垃圾、粪便等污秽的工作。在这种制度下，高种姓不能和低种姓结婚，不能一起吃饭，高种姓的人甚至不能接受低种姓递过来的东西和准备的食物。
印度独立后就废除了种姓制度。为了保证低种姓人和贱民的基本权利，印度实施了“保留政策”，在选举、政府机构和国营企业招聘和招投标、大专院校招生等方面为贱民阶层保留了约27%的名额。今天，在印度很难一眼发现种姓的影子。但这只是一种表象。因为姓氏透露了种姓，然后大家便采取相应的待人接物的方法。
据悉，婆罗门在印度人口中只占2%-5%，却占据着联邦政府和司法部门超过70%的岗位，医生、工程师、律师等高收入的体面工作多数仍属于婆罗门。7月20日，来自“贱民”阶层的考文德当选印度第14任总统。但印度总统的职责主要是礼仪性的，不掌握实权。考文德和来自吠舍的总理莫迪同属印度人民党，当选有利于进一步巩固莫迪政府的地位。
在刘宗义看来，印度的政治基本上还是把持在高种姓的人手里。低种姓或穆斯林成员只是点缀罢了。
种姓制度的“回火”也在印度燃烧。
8月9日，至少50万印度人走上街头抗议。这是以“保护马拉地族”为诉求的一系列游行中人数最多的一次——2016年8月9日以来，印度多个城市爆发了57场游行，又被称为“马拉地风暴”。马拉地族是印度的少数民族之一，占印度总人口的7.6%，主要分布在马哈拉施特拉邦，该邦首府为印度的金融中心孟买。近年来，由于失业率攀升以及农场收入减少，印度各地农村关于保障就业和教育的诉求越来越强烈。因为要求增加对农民阶层（贱民）的配额，这些诉求也是对印度历来种姓制度的挑战。
如此饱受内忧困扰的印度象，究竟有多少实力和中国龙一争高下？
此次中印边境对峙期间，有关“印度赶超甚至超越中国”的言论甚嚣尘上，最受国际社会关注的莫过于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CID）6月28日发表的一份发展预测报告，预言到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极将从中国转移至印度。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宗义对《新民周刊》表示，哈佛的这一报告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
事实上，从经济因素等综合国力来客观比较，印度很难在中短期内赶上中国，“龙象之争”的说法被夸大了。
注水的GDP？
在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这篇名为《新的2025全球经济预测，预言中国的进一步放缓和印度的持续增长》的报告中，预计到2025年，印度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将达到7.72%，中国GDP增速则放缓至4.41%。
从印度公布的数据来看，印度近三年GDP增速的确已超过中国。根据印度政府5月3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度（2016年4月-2017年3月）实际GDP增长率为7.1%。但包括刘宗义在内的很多国内外学者都指出，印度的GDP有水分，这和莫迪政府2015年调整了GDP统计方式有关。
2008年，联合国修正了1993年的GDP核算标准，并督促各成员国使用。和旧标准相比，新的GDP核算范围将研发、专利和版权支出都视为投资，因此这类支出首次被计入GDP。如果采用新的标准，绝大多数国家GDP都会被抬高。
纳伦德拉·莫迪2014年5月就职总理后，于2015年初宣布调整GDP统计方式——新的GDP计算方法以市场价格计算的GDP作为主要指标，取代之前以生产要素成本计算的GDP;基准年也从2004-2005年切换至2011-2012年。为了提高本国GDP，印度政府可谓煞费苦心。例如，新的GDP统计方式把老百姓的金银首饰都算成了“储蓄”而不是“消费”，还加入了山羊绵羊排泄率等指标来统计有机肥的产量。
统计方式的改变使得GDP增长数字焕然一新：2014财年印度GDP增长数字从原来的4.7%上调至6.9%。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直截了当地说，印度GDP数字被夸大了，数据和政绩挂钩难以保证结果的精确性。就连当时的印度央行行长拉古拉姆·拉詹也公开表达了疑惑。英国《金融时报》刊文质疑称，当前印度制造业的经济增速只有1%，与印度接近8%的GDP增速目标相去甚远。
根据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以美元统计的2016年全球主要国家GDP排名，美中日分列前三位。在各种场合发表要“超越中国”言论的印度（2.2635万亿美元）排名第七位，总量仅约为中国（11.1991万亿美元）的1/5。
即便按照当下的GDP增速，印度的GDP总量也会被中国远远甩在后面。赶上中国这一邻居的梦想，似乎只是印度的一厢情愿罢了。
莫迪的野心
刘宗义指出，莫迪政府比较注重吸引外资，这也间接提振了印度经济。“印度这两年经济有所起色，还和国际市场油价波动有关。每年印度进口大量石油，占到的贸易比重很高，这两年国际油价下降，无疑对印度有利。”
但莫迪政府近两年推行的种种改革，对于印度经济的积极影响就十分有限了。
8月2日，印度央行宣布降息，将利率降至近7年来的最低点。分析认为，在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收紧的大背景下，印度央行逆势操作反映出印度经济遇到了不小的困难。2016年“废钞令”改革的负面效应持续发酵，今年7月份商品和服务税改革则对印度制造业造成巨大冲击，7月份印度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仅为47.9，是2009年2月份以来的最低值。这些因素叠加使得印度经济处于十分脆弱的局面，经不起半点风吹草动。
2016年11月，宣称要“打击黑钱”的莫迪政府宣布禁止使用两款大面额纸钞：500卢比与1000卢比。这两种大面额纸币一度占印度社会货币流通总额的86%。因此，当时，这一史无前例的禁令一出，导致印度社会出现严重的现金短缺现象。
据不完全统计，印度流通的现金减少了近一半，这对生产制造和私人消费造成了巨大冲击。印度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均出现下滑，建筑业甚至出现-3.7%的萎缩。2017年一季度，印度GDP增长率仅为6.1%，可以说有“废钞令”影响的因素。
在刘宗义看来，莫迪采取“废钞令”更多是出于政治目的。“首先是选举的需要，切断反对党的资金。因为印度民间有大量现金，包括政治献金也未必通过金融机构流通。”2017年3月，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党在北方邦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可见莫迪的政治手腕。另一方面，莫迪的“废钞令”让印度央行达到了集聚资金的目的，因为“废鈔令”迫使印度民众把余钱都存入银行，这样印度央行可以积聚大量资金用于基建和投资。
至于莫迪政府的另一項改革——2017年7月启动的印度独立以来最大的税制改革，导致印度国内供给链和分销链出现紊乱，使得印度的商业在短期之内极度恶化。
老调重弹
其实，“印度赶超中国”的论调并不新鲜。2003年，同样来自哈佛大学的华裔学者黄亚生和印度裔学者韩太云在美国《外交政策》7月号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成为中印“龙象之争”的始作俑者。在这篇题为《印度能赶超中国吗？》的文章中，这两位来自美国顶尖商学院的学者预言，印度在未来可能超越中国，因为中国经济依靠善变而不可靠的外国投资和技术驱动，而印度主要靠国内储蓄和创业精神驱动。 14年来，相同言论不绝于耳。甚至有一种说法认为，21世纪到后来不是中美之争而是中印之争——除了“人口红利”这一显性优势外，印度值得骄傲的还有政治制度和语言优势。
事实真是如此吗？
作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中国目前有人口13.7亿，而印度人口是13.4亿。根据联合国的标准，当一个国家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时，就可以判断这个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的这一群体高达9.5%，印度是5.6%。人口结构的年轻化意味着拥有更多劳动力，而老龄化则意味着需要更加充足的医疗卫生资源，同时还可能面临劳动力相对短缺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人口的老龄化比印度严重，但印度贫困与低收入群体占全国总人口的近八成。中等收入群体只占印度总人口比重3%，而这一数字在中国为18%。
而且，印度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年轻的人口结构使其每年需要至少1000万个就业机会，因此这种“无就业增长”就给印度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根据印度经济监测中心（CMIE）的一份报告显示，2017年1月，印度的就业人数约为4.084亿人，失业人数与寻找就业机会的人数总和约为2590万人。而截至7月，印度的就业人数已降至4.054亿人，寻找就业机会的人数也下降至1370万人。印度经济监测中心负责人马什尔·维亚斯坦言：“失业的是青年人，不找工作的也是这些青年人……这类没有工作而又不找工作的年轻人很容易从事非法活动。这会让印度的人口红利成为噩梦。”
刘宗义表示，印度失业者往往教育水平很低。“印度的精英教育很发达，但是基础教育落后。很多国外企业到了印度，找不到大量合适的技术工人。”有数据显示，印度的成人扫盲率只有63%，妇女甚至不到50%。
至于印度人沾沾自喜的语言优势，也可能是假象。
在2016年全球成人英语熟练度调查中，亚洲国家前四位为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印度人的英语属于“中等熟练水平”，指标得分超过本地区的韩国、日本和中国香港，更超过在欧洲较为落后的意大利、法国和俄罗斯。而10年前，印度在这一指标上曾落后于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国家宪法认可全国1652种方言中的24种为官方语言。维基百科显示，在印度，说英语的人群约1.25亿，占总人口比例12.18%，而只有0.02%的印度人将英语作为第一语言。即便受过高等教育的印度人，英语流利程度非常高，但不代表英语国家的人听得懂。至于普通民众的英语水平，就更不敢恭维了。
三座大山
由于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因此印度的法律制度有很深的英国痕迹。在刘宗义看来，印度的政治制度效率较低。而旧的税收制度、土地法和劳工法，是阻碍印度经济发展的“三座大山”。
一直以来，印度税种超过500个，且各邦州独立制定税率，商品跨越不同邦州需要缴纳邦税，落后的、糟糕透顶的税制抬高了经济运行成本，在世界银行“纳税便利度”调查中，印度在190个国家里排名第172位。旧税制还造成政府财政控制力过弱，印度税收占GDP比率仅有16.6%，处于全球最低之列，这导致政府行动能力下降，特别是在基础建设成为印度经济重大制约的今天，增加政府财源进而增加基建投资显得尤为重要。
莫迪政府7月1日推行的税改，将用统一的全国商品和服务税（GST）来取代繁琐且混乱的邦州地方税和联邦税。
与此同时，印度征地之难举世皆知。依据现行《土地法》，企业征地需获得80%受到影响的家庭同意。韩国浦项制铁（POSCO）曾计划在印度卡纳塔克邦投资53亿美元建设600万吨粗钢生产基地，终因土地问题撤消了投资计划。印度本土巨头安赛乐·米塔尔想在奥里沙邦投建1200万吨钢铁项目，从2006年起折腾了8年才完成第一阶段征地。
在莫迪政府积极推进下，2015年4月印度下院通过了《土地法》修改草案，规定印度工业走廊建设以及高速公路、铁路网建设等“公共用地”，政府可不经农户许可以市场价收购，同时补偿给农户每家一个工厂工作名额。同年9月，该修改草案却在巨大压力之下被宣布失效。迄今为止，莫迪政府都没有取得土地改革的实质性进展。
而印度的劳工法也让许多外企望而却步。据悉，印度劳工法非常严格，再加上当地工会组织发达，导致印度工人效率低下，极易导致工期拖延甚至经营停顿，这也制约了外企在印度雇佣大量劳动力。
种姓制度是死穴？
印度综合国力的发展，还受到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种姓制度的掣肘。
印度教认为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用嘴巴创造了婆羅门，祭司阶级;用两条胳膊创造了刹帝利，武士阶层;用两条腿創造了吠舍，商人阶级;用脚创造了首陀罗，主要职责是种地劳动，这是最低的种姓。在这四个种姓之外的就是贱民，主要从事清扫垃圾、粪便等污秽的工作。在这种制度下，高种姓不能和低种姓结婚，不能一起吃饭，高种姓的人甚至不能接受低种姓递过来的东西和准备的食物。
印度独立后就废除了种姓制度。为了保证低种姓人和贱民的基本权利，印度实施了“保留政策”，在选举、政府机构和国营企业招聘和招投标、大专院校招生等方面为贱民阶层保留了约27%的名额。今天，在印度很难一眼发现种姓的影子。但这只是一种表象。因为姓氏透露了种姓，然后大家便采取相应的待人接物的方法。
据悉，婆罗门在印度人口中只占2%-5%，却占据着联邦政府和司法部门超过70%的岗位，医生、工程师、律师等高收入的体面工作多数仍属于婆罗门。7月20日，来自“贱民”阶层的考文德当选印度第14任总统。但印度总统的职责主要是礼仪性的，不掌握实权。考文德和来自吠舍的总理莫迪同属印度人民党，当选有利于进一步巩固莫迪政府的地位。
在刘宗义看来，印度的政治基本上还是把持在高种姓的人手里。低种姓或穆斯林成员只是点缀罢了。
种姓制度的“回火”也在印度燃烧。
8月9日，至少50万印度人走上街头抗议。这是以“保护马拉地族”为诉求的一系列游行中人数最多的一次——2016年8月9日以来，印度多个城市爆发了57场游行，又被称为“马拉地风暴”。马拉地族是印度的少数民族之一，占印度总人口的7.6%，主要分布在马哈拉施特拉邦，该邦首府为印度的金融中心孟买。近年来，由于失业率攀升以及农场收入减少，印度各地农村关于保障就业和教育的诉求越来越强烈。因为要求增加对农民阶层（贱民）的配额，这些诉求也是对印度历来种姓制度的挑战。
如此饱受内忧困扰的印度象，究竟有多少实力和中国龙一争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