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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中国相声界论资排辈的话,马三立生前无疑是当时同行中辈分最大的。侯宝林该叫他师叔,马季该喊他师爷,至于姜昆、冯巩等辈,都该尊他为师祖了——当然新社会不讲究这个,我们一般只称他“马老师”、“马先生”或“马老”等等。
马先生是相声前辈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他念过私立高中,在今天恐怕相当于大专了。因而他的相声别具一格,按行话说就是“文哏”用得特别多,也就是说很有现代意义上的幽默色彩,有些包袱简直不知道他是怎么想出来的。
“……我写,我写小说!我上比巴金,下比柳青,超过托尔斯泰,不让巴尔扎克,外国有马雅可夫斯基,中国有马三立!高尔基写《母亲》,我写《二姨》!短篇,中篇,长篇,稿费,源源不断,邮局汇款:‘马三立,拿戳儿!马三立,拿戳儿!’有了钱,怎么办?我先买一棉帽子戴戴……”
这段描写真是了不起的意识流!一个人由写小说想到挣稿费并不新鲜,难得的是他居然仿佛听到邮递员喊他领稿费的声音!尤其马先生在表演时把那句“马三立,拿戳儿!马三立,拿戳儿”喊得此起彼伏,让观众乐不可支;最后这位未来伟大作家的理想不过是用稿费买一顶棉帽子戴,这种强烈的反差简直令人绝倒!
马先生平时说话也极其幽默,甚至你根本弄不清他是有意还是无意。有一次相声界在大连开会,他老人家在主席台上作了精彩发言:
“……我就说一条儿,咱们到了海边儿可不准背着领导下海游泳,回头有个大事小情的可没人捞你去。咱们得让领导放心吧,让领导高兴,领导不高兴就是我们犯错误……”
事后我和姜昆越琢磨越觉得可乐:“领导不高興就是我们犯错误?”那他们当领导的可太省心啦!仔细一想,这不也是中国某些现象的真实写照吗?后来有一阵和领导接触时,我们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儿,弄得领导哭笑不得:“部台领导对这段相声提出的修改意见你们同意不同意呀?”“同意同意。”“是不是有点儿勉强,有点儿不高兴?”“没有没有,我们是怕您不高兴,您不高兴就是我们犯错误!”
(摘自《笑忘书》)
马先生是相声前辈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他念过私立高中,在今天恐怕相当于大专了。因而他的相声别具一格,按行话说就是“文哏”用得特别多,也就是说很有现代意义上的幽默色彩,有些包袱简直不知道他是怎么想出来的。
“……我写,我写小说!我上比巴金,下比柳青,超过托尔斯泰,不让巴尔扎克,外国有马雅可夫斯基,中国有马三立!高尔基写《母亲》,我写《二姨》!短篇,中篇,长篇,稿费,源源不断,邮局汇款:‘马三立,拿戳儿!马三立,拿戳儿!’有了钱,怎么办?我先买一棉帽子戴戴……”
这段描写真是了不起的意识流!一个人由写小说想到挣稿费并不新鲜,难得的是他居然仿佛听到邮递员喊他领稿费的声音!尤其马先生在表演时把那句“马三立,拿戳儿!马三立,拿戳儿”喊得此起彼伏,让观众乐不可支;最后这位未来伟大作家的理想不过是用稿费买一顶棉帽子戴,这种强烈的反差简直令人绝倒!
马先生平时说话也极其幽默,甚至你根本弄不清他是有意还是无意。有一次相声界在大连开会,他老人家在主席台上作了精彩发言:
“……我就说一条儿,咱们到了海边儿可不准背着领导下海游泳,回头有个大事小情的可没人捞你去。咱们得让领导放心吧,让领导高兴,领导不高兴就是我们犯错误……”
事后我和姜昆越琢磨越觉得可乐:“领导不高興就是我们犯错误?”那他们当领导的可太省心啦!仔细一想,这不也是中国某些现象的真实写照吗?后来有一阵和领导接触时,我们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儿,弄得领导哭笑不得:“部台领导对这段相声提出的修改意见你们同意不同意呀?”“同意同意。”“是不是有点儿勉强,有点儿不高兴?”“没有没有,我们是怕您不高兴,您不高兴就是我们犯错误!”
(摘自《笑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