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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以上世纪40年代的“沪上淑媛”王琦瑶为灵魂人物展开描写，记述她坎坷跨越40年斑驳光影的人生经历。本文将通过分析王琦瑶的幸与不幸、悲剧的预示以及人物形象的价值意义，理解王琦瑶这一代表上海的典型人物形象背后所蕴含的悲剧性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长恨歌；王琦瑶；悲剧；女性形象；价值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1-0-03
20世纪90年代，以女性为话题的文学作品在文坛陆续亮相，创作者们以敏感的女性视角和对生活的别样体会进行文学上的思考，刻画社会现状以及这一状态下女性的生存方式。王安忆是这些作家中的一员，她于1996年发表个人长篇小说《长恨歌》，并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王琦瑶是《长恨歌》的女主人公，作品将她的一生历程与上海这座大都市四十年的演化变迁交织在一起，其形象的复杂性、悲剧性以及蕴含的社会意义极富代表性，成为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文学人物形象群中重要的人物形象之一。
王琦瑶是时代与城市的产物，她同时也代表了生活在上海的一类女性群体，解读王琦瑶的过程，就是不断接近上海的过往，接近上世纪社会百态的过程。
一、王琦瑶的幸与不幸
1. 天生丽质难自弃——美丽的代价
王琦瑶是在上海最普通的弄堂里成长起来的，与许许多多“弄堂的女儿”一样，早上提着花书包去学校，下午同小姐妹结伴去看电影或拍小照；父母从事着平凡的工作，母亲不时在女儿面前数落抱怨父亲；房间的地板下有老鼠出没，也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猫臊臭。这是弄堂里的女孩儿日日经历的生活常态，最不起眼，但最亲切与安定。王琦瑶是群体中的一员，但她又是稍微有些不一样的。因为她是美的。因为美，她得到了试镜的机会，照片被放在相馆的橱窗里，被选作杂志的封里；因为美，身边的女孩儿都渴望与她成为朋友，一次次殷勤相邀；因为美，她在“上海小姐”的竞选中获得第三名，站在了同龄女子可望不可即的光芒之中。王琦瑶不是弄堂里平庸的蚁众，这是她的幸运。
可是作者以“三小姐”定位了王琦瑶的美，“她的艳和风情都是轻描淡写的……她是真正代表大多数的，这大多数虽是默默无闻，却是这风流城市的艳情的最基本元素”，[1]以“沪上淑媛”解释了这份美背后的意义，“是平常心里的一点虚荣，安分守己中的一点风头主义，它像一桩善举似的，给每个人都送去了一点幻想”。[2]
小说中蒋丽莉母亲的评价是一针见血的，“这样出身的女孩子，不见世面还好，见过世面的就只有走这条路了”。在好友吴佩珍和蒋丽莉的分别引导下，王琦瑶陆续见识了名利繁华场的生活；在导演、程先生、蒋丽莉母亲等人的推波助澜下，她有了试镜的机会，上杂志的机会以及作为上海“三小姐”家喻户晓的机会。普通的家境令王琦瑶对物质有一定的向往，含而不露的聪敏让她恰到好处地运用了自己的美，一次次机会的降临令她不知不觉地生出了一些渴望。
王琦瑶决心对这份美负责，于是她将自己交付于李主任，在十九岁的年纪住进爱丽丝公寓做了一只被豢养起来的金丝雀。年纪轻轻的王琦瑶没有继续学习，没有认真工作，用青春和美貌作筹码，以最轻松的方式踏进了她向往的上流社会。正如王琦瑶的外婆所说，“王琦瑶没开好头的缘故全在一点，就是长得忒好了。这也是长得好的坏处。长得好其实是骗人的，又骗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美丽赋予王琦瑶捷径的同时，也将她卷入了无力抗拒的诱惑之中。这“没开好的头”令介于良娼之间、妻妾之间的头衔无形中伴随了王琦瑶的一生。[3]从邬桥回到上海后，王琦瑶的美又轻易地吸引了严家师母的注意，继而引出她与康明逊、萨沙等人纠葛的感情；因这份美并没有随着岁月而消磨，连女儿薇薇也对她隐含了几分嫉妒，母女之间的隔离使她后半生孤寂无依。[4]这都是美丽带给王琦瑶的不幸。
从少女时代的楚楚动人到中年时代风韵犹存；从女友的殷勤相待到女儿的嫉妒；从李主任的宠爱、程先生的不离不弃到与康明逊和老克腊的恋情， 王琦瑶的美征服了性别与时间。如果王琦瑶再不起眼一些，也许会安于平淡的生活，度过幸福安稳的一生。可正是因为这份旁人所没有的美丽，让她萌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企图利用天生丽质获得锦衣玉食的生活。王琦瑶用美貌和身体换来了李主任的一盒金条，可最后也正是因为那一盒金条横遭厄运，碧落黄泉，這是她坚持为自己的美负责所付出的惨痛代价。美丽是王琦瑶的幸运，更是不幸。
2. 聪明反被聪明误——精明的陷阱
王琦瑶自少女时代起便是精明的，她深谙人情世故，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周旋地恰到好处。吴佩珍邀她去片场时，她心里是乐意的，却推托有事。因为王琦瑶深知自己的美丽免不了有作态的架势，只有这番假意的推托才不会让吴佩珍难堪，反而令其感激自己给她面子。[5]当自己的照片被杂志刊出，并冠以“沪上淑媛”的名号时，她仍是不骄不躁，同往日无异，其城府之深是平常女生望尘莫及的。面对家境富有的蒋丽莉，王琦瑶始终不卑不亢，并没有因寄住蒋家而改变自己一贯的态度。参加“上海小姐”的初赛时，更是应付般的不认真对待，因为“只有将这不认真做得彻底，才可保住自己的不受伤”。[6]面对一件件极具吸引力的事情，王琦瑶凭借着超越自己年龄的精明，熟稔地掌握了该如何保持矜持的态度。
经历了人生的起落，王琦瑶住进平安里，此时的她愈发懂得步步为营的处世方式。请康明逊与严师母吃饭，做的菜是老实本分又清爽可口的，不能显得盖过别人又要没有怠慢的意思；平日里不刻意卖弄衣着打扮，不以新奇示人，既要漂亮但也不能隆重得压制旁人，在不动声色中取胜。王琦瑶的精明是自小在弄堂的生活里潜移默化形成的，也是在上海这座城市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磨砺出来的。具备这样一种生存的智慧与上进的手段，是王琦瑶在动荡变迁的社会里足以安身立命的幸运。
可惜的是，王琦瑶将这份精明也用到了本应最自然最纯洁的爱情上。成为上海“三小姐”后，王琦瑶立刻投身于尚有家室的李主任的怀抱，尽管她知道程先生才能够给她真正的爱与呵护，但面对着李主任所拥有的金钱与地位，她的选择是毫不犹豫的；当发现自己怀上了康明逊的孩子，却清醒地知道两个人没有结果时，王琦瑶没有丝毫纠缠，果断地将萨沙锁定为那只代罪羔羊；在与老克腊的交往中，两人不过是在精神上各取所需，老克腊的怀旧之心让王琦瑶仿佛做回了曾经那个光芒四射的自己。 在爱情上，王琦瑶的态度是精明的，也可以说是功利的。她一次次地选择了物质，选择了实惠，选择了稳定可靠的保障，却从未选择过爱情本身。李主任遇难，王琦瑶从爱丽丝公寓这处温柔乡堕入现实；萨沙孤身去往俄罗斯，一场算计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老克腊也要离开时，王琦瑤本能地试图用金条乞求老克腊留在自己身边，这时候的王琦瑶已经将爱情视为真正的利益交换了，但最终也未能如愿。
作为上海精神的缩影，王琦瑶聪明果敢、坚韧顽强。诚如王安忆所说，“与上海的男人比，上海的女人是硬的，不是在攻，而是在守……上海的女性心里很有股子硬劲的，否则你就对付不了这城市的人和事”，王琦瑶是拥有这股子硬劲的。同时，她的精明使她清楚自己为了得到什么必须付出什么。不管命运将她逼到哪一步，她总是为自己留着条后路。[7]可是王琦瑶太过于精明了。她权衡利弊，始终用最理性的方式选择爱情。
如果王琦瑶再愚笨一些，在爱情与利益之间试着选择一次爱情，或许不会落得死于非命的下场。功利之心使她视爱情如草芥，认为唯有改变命运才是最重要的。她妄图在神圣的感情中加入利益的成分，那么注定了结局是无奈的。精明是王琦瑶的幸运，更是不幸。
二、悲剧的预示
在《长恨歌》第一章中，作者用一个完整的小节对城市里的鸽子进行了大篇幅的描绘。鸽子们盘旋在城市的上空，穿梭于千家万户的窗口，以旁观者的视角观察着这座城市的喜与悲、福与祸、真诚与虚伪。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们像是生活在瓶子里，而鸽子就在瓶子外的一个制高点上俯瞰着他们，好像一切都了然于胸。而这份来自于全知视角的了然于胸便是带着一丝悲剧气息的。如书中所说“它们飞来飞去。其实是带有一些绝望的，那收进眼睑的形形色色，都免不了染上了悲观的色彩”。
鸽子第一次出现在读者视野中时，王琦瑶还是待字闺中的女学生。四十年过去，历经世事沧桑的她被长脚活活扼死在一个深夜，鸽子又来了，也只有鸽子看见了。鸽子这一特殊角色的设置，既是在说明这城市里没有谁比它们看得更加清晰和真切，同时也是利用前后呼应的巧妙布局，证实了作品开篇鸽子所透露出的悲剧讯息，“当天空有鸽群惊起而飞，盘旋不起的时候，就是罪罚祸福发生的时候”，[8]王琦瑶的悲剧似乎是注定的。
关于王琦瑶的故事展开不久，就讲到她和女友吴佩珍去片场看别人拍戏。年纪轻轻的小姑娘第一次见到阴森的布景，竟觉得“像是旧景重现，却想不起是何时何地的旧景”；[9]等她反应过来这是在拍死人的戏，竟也不觉得可怕，“反而是起腻的熟”。[10]而吴佩珍只是不耐烦地拉着她去别处看，可见在场的或许只有王琦瑶产生了奇怪的感受。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王琦瑶眼里的景象是一盏摇曳不止的电灯，熟悉的情景令她猛然想起了四十年前片场的布景，同样的三面墙房间，同样的躺在大床上的女人，同样的一盏悬在头顶上的电灯，在三面墙上投下水波般的光影，“她这才明白，这床上的女人就是她自己，死于他杀”。[11]
结尾与开头的呼应仿佛揭开了一个个悬念，为什么作者安排两个小姑娘看到那样可怖的场景，为什么王琦瑶的一生不管如何努力都逃不过命运的洪流。原来悲剧是早早注定了的，片场的拍摄已经预演了她的结局，而她深陷宿命的神秘无法做出改变，也看不透这让人不知所措的玄机。
李主任遇难后，王琦瑶回到外婆居住的邬桥小镇散心。书中写道“外婆看着眼前的王琦瑶，好像能看见四十年以后。她想这孩子的头没有开好，开头错了，再拗过来，就难了”，“外婆心里为王琦瑶设想的前途千条万条，最终一条是去当尼姑，强把一颗心按到底，至少活个平安无事”。王琦瑶在那时充其量只是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可外婆却考虑了许多。她担忧王琦瑶的未来会一条道走到黑，甚至害怕王琦瑶不能平安无事地活着，而这些担心在往后的日子里回想起来，也并不是多余的。
与阿二月夜谈诗，本是平静惬意的时光，这学生气的少年信口说了几句古诗，在日后却感到了隐隐的不安。阿二说“‘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可不是一幅画？‘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又是一幅画；‘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还不是一幅画？‘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幅画又如何？”诗里的王昭君远离家乡，去国千里；琵琶女年老色衰后被商人抛弃；杨贵妃则是玉殒香消，落得自缢的结局。无心之语竟透露了种种不幸的人生轨迹，阿二想到了“预兆”这个词，似乎看见了缭绕在王琦瑶身上的不幸的气息。[12]
邬桥是平静的小地方，这里的人们善良快乐，对王琦瑶来说邬桥也是一个能让她暂时远离浮华生活的避难所。而作者仍然有意在此处设置涌动的暗流，暗示王琦瑶终究不属于这里，她也终究逃不过如杨贵妃一般“红颜薄命”的厄运。
三、王琦瑶形象的价值与意义
1. 王琦瑶与怀旧的时代
20世纪90年代，中国正努力向国际接轨，与世界全球化相融合。上海作为经济、文化革新的标杆性城市，其日新月异的发展形势令扎根于这座城市的人们开始躁动不安。他们对未来的怀疑与好奇逐渐转化为对过去的回忆和怀念，一股怀旧热潮在上海的新环境里弥漫开来。《长恨歌》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创作出来的，而主人公王琦瑶就是一个从内到外都渗透着上海旧情怀的女人。在张永红和老克腊这些年轻人的眼里，王琦瑶代表着一九四六年旧上海的繁盛场景，他们在这位“上海小姐”的身上看到了三四十年前的光影与浮华。她是箱底的旧衣服，是旧时代的符号。王琦瑶这一人物成为了怀旧热潮中的人们所关注的对象，她的气质、性格以及这一生都是用以铭记旧上海的一份华丽献礼。
但王安忆明确否认了自己的作品是在为怀旧热推波助澜：“《长恨歌》很应时地为怀旧提供了资料，但它其实是个现实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软弱的布尔乔亚覆灭在无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之中。”作者用一个女人的跌宕命运去呈现一个城市在时代变迁中的图像，而她身边的人也仿佛有着相同的宿命。李主任罹难于飞机事故，程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蒋丽莉得肺病离世。他们都是旧人，是真正经历过旧上海繁华的人，而今都已消逝在时代的洪流之中。曾经的浮光掠影已经消散，对过去的缅怀也该告一段落。[13]王琦瑶及其身边人的悲剧有力地表达了作者对盲目怀旧热潮的批判态度，每一场惨淡的死亡都是作者在痛斥那个年代笼罩的灾难，同时也是对一个时代的反思。内战烽火无声弥漫的时候，王琦瑶在竞选上海小姐的热潮中翻腾，继而又住进爱丽丝公寓，与紧张的局势隔离开来；1961年，女儿薇薇出生，萦绕着大饥荒的颓败气息，此时的王琦瑶远离了曾经的荣耀与辉煌，在简陋的里弄过着平淡的日子；王琦瑶的生命走到尽头之时，已是即将转换世纪的新时代。作者将王琦瑶一生的遭际与时代的风云变幻穿插结合，令她每一次的人生重大转折都与社会的变革紧密相连。 2. 王琦瑶与日常的上海
《长恨歌》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上海的日常生活形态。弄堂里的老虎天窗，挂着隔夜衣衫的晒台，留声机里放着周璇的《四季歌》，鸽子穿梭盘旋于屋顶上，这些都是上海人最熟悉的场景，是上海不可磨灭的独特的城市印记。作者耐心地描绘与铺垫着，为的是王琦瑶的款款出场，因为她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无论是在光芒四射的舞台上竞选上海小姐，还是在爱丽丝公寓做一只金丝雀，抑或是住在平安里简陋的房子里，王琦瑶内心的精致与浪漫从未改变。她始终是那个对穿衣打扮有着较高的品位，在繁华落幕后的寂寥生活里仍然保持着得体与优雅的上海三小姐。她在散发着木头霉烂气味的平安里打麻将，喝下午茶，围炉夜话，她在上海80年代年轻人的舞会上展示了什么才是不褪色的华丽。这是上海的罗曼蒂克气质。
《长恨歌》通过描摹王琦瑶这个典型的上海女人的一生，去呈现上海这座城市的日常图像与变迁光景，从而展示其独特的精神与文化。正如作者所说：“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事实上是一个城市的故事……我是在直接写城市的故事，但这个女人是城市的影子。”王琦瑶与上海是息息相关的，她是这座城市的代言人。
上海追求繁华与时尚，王琦瑶亦如是。即使作为旧时代的影子栖身于新环境中，聪敏如她，也知道该如何在时尚潮流中始终不落于人后，展现着自己的独特。上海是精明果敢与自立坚强的代表，王琦瑶亦如是。她精于人情世故，学生时代便已熟稔地把控人际关系；她从容平静，以柔克刚，在曲折岁月中靠着一股不肯低头认输的韧劲一次次熬过惊涛骇浪。上海是功利的、虚荣的，王琦瑶亦如是。她对待爱情首先考虑的是利益，对待政治采取的是冷漠与回避，这是市民习气浓厚的弄堂所帶给她的特质，是浮华喧嚣的上海所烙印在她身上的标记。作者以自己对上海的理解和感受，赋予王琦瑶这一人物形象更深层的意蕴，使王琦瑶的性格气质令人难以忘怀。作者不是通过王琦瑶来写上海这座城市，而是王琦瑶就是上海，上海即王琦瑶。
3. “王琦瑶们”
王琦瑶是具有典型性的。她有过上海普通女人所未曾拥有的辉煌岁月，一生坎坷曲折，历经世事沧桑变换。但王琦瑶归根结底也是属于上海的女性，因此又是具有普遍性的。她不是一个个体，而代表了生活在上海的一类女子。“上海的弄堂里，每个门洞里，都有王琦瑶在读书，在绣花，在同小姊妹窃窃私语，在和父母怄气掉泪”，[14]“王琦瑶们”在相同的弄堂环境下长大，也都目睹了上海的繁华，她们天生丽质，不甘平庸，希望将自己的美的价值发挥到极致。
王安忆将作品命名为《长恨歌》，让人自然地联想到白居易笔下的杨玉环。“王琦瑶们”何尝不是因“天生丽质难自弃”而幻想着“一朝选在君王侧”。可惜杨玉环的结局是悲惨的，以年轻美貌为筹码追求物质享乐的“王琦瑶们”也注定经历长恨的一生。
王安忆通过鸽子的眼睛来俯瞰上海，描绘了一个具有典型上海气质的女人风华绝代又满怀沧桑的一生，通过这一缩影去解读女性的悲剧，解读时代与城市的变迁。直到今天，王琦瑶仍是很多人眼中上海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那颗旧上海的心，感受到那段旧上海的梦，听到了那曲动人凄婉的长恨歌。
参考文献：
[1][2][6][8][9][10][11][14]王安忆. 长恨歌[M].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61；37；49；17；26；27；351；21.
[3]吕洁. 错位的悲剧——王琦瑶人物形象分析[J]. 文学界（理论版），2011，（08）：25-26.
[4]黄若然. 《长恨歌》中王琦瑶的人物形象分析[N].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2）：78-81.
[5][7]苏丹. 从《长恨歌》中的王琦瑶看上海人的特色[N]. 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3）：103-105.
[12]王玉屏. 王安忆《长恨歌》中王琦瑶悲剧的深层审美意蕴[N].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2）：59-62.
[13]李晓凤. 空余海上繁华梦——论王安忆《长恨歌》的悲剧意蕴[J]. 安徽文学（下半月），2012，（01）：33-34.
关键词：长恨歌；王琦瑶；悲剧；女性形象；价值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1-0-03
20世纪90年代，以女性为话题的文学作品在文坛陆续亮相，创作者们以敏感的女性视角和对生活的别样体会进行文学上的思考，刻画社会现状以及这一状态下女性的生存方式。王安忆是这些作家中的一员，她于1996年发表个人长篇小说《长恨歌》，并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王琦瑶是《长恨歌》的女主人公，作品将她的一生历程与上海这座大都市四十年的演化变迁交织在一起，其形象的复杂性、悲剧性以及蕴含的社会意义极富代表性，成为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文学人物形象群中重要的人物形象之一。
王琦瑶是时代与城市的产物，她同时也代表了生活在上海的一类女性群体，解读王琦瑶的过程，就是不断接近上海的过往，接近上世纪社会百态的过程。
一、王琦瑶的幸与不幸
1. 天生丽质难自弃——美丽的代价
王琦瑶是在上海最普通的弄堂里成长起来的，与许许多多“弄堂的女儿”一样，早上提着花书包去学校，下午同小姐妹结伴去看电影或拍小照；父母从事着平凡的工作，母亲不时在女儿面前数落抱怨父亲；房间的地板下有老鼠出没，也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猫臊臭。这是弄堂里的女孩儿日日经历的生活常态，最不起眼，但最亲切与安定。王琦瑶是群体中的一员，但她又是稍微有些不一样的。因为她是美的。因为美，她得到了试镜的机会，照片被放在相馆的橱窗里，被选作杂志的封里；因为美，身边的女孩儿都渴望与她成为朋友，一次次殷勤相邀；因为美，她在“上海小姐”的竞选中获得第三名，站在了同龄女子可望不可即的光芒之中。王琦瑶不是弄堂里平庸的蚁众，这是她的幸运。
可是作者以“三小姐”定位了王琦瑶的美，“她的艳和风情都是轻描淡写的……她是真正代表大多数的，这大多数虽是默默无闻，却是这风流城市的艳情的最基本元素”，[1]以“沪上淑媛”解释了这份美背后的意义，“是平常心里的一点虚荣，安分守己中的一点风头主义，它像一桩善举似的，给每个人都送去了一点幻想”。[2]
小说中蒋丽莉母亲的评价是一针见血的，“这样出身的女孩子，不见世面还好，见过世面的就只有走这条路了”。在好友吴佩珍和蒋丽莉的分别引导下，王琦瑶陆续见识了名利繁华场的生活；在导演、程先生、蒋丽莉母亲等人的推波助澜下，她有了试镜的机会，上杂志的机会以及作为上海“三小姐”家喻户晓的机会。普通的家境令王琦瑶对物质有一定的向往，含而不露的聪敏让她恰到好处地运用了自己的美，一次次机会的降临令她不知不觉地生出了一些渴望。
王琦瑶决心对这份美负责，于是她将自己交付于李主任，在十九岁的年纪住进爱丽丝公寓做了一只被豢养起来的金丝雀。年纪轻轻的王琦瑶没有继续学习，没有认真工作，用青春和美貌作筹码，以最轻松的方式踏进了她向往的上流社会。正如王琦瑶的外婆所说，“王琦瑶没开好头的缘故全在一点，就是长得忒好了。这也是长得好的坏处。长得好其实是骗人的，又骗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美丽赋予王琦瑶捷径的同时，也将她卷入了无力抗拒的诱惑之中。这“没开好的头”令介于良娼之间、妻妾之间的头衔无形中伴随了王琦瑶的一生。[3]从邬桥回到上海后，王琦瑶的美又轻易地吸引了严家师母的注意，继而引出她与康明逊、萨沙等人纠葛的感情；因这份美并没有随着岁月而消磨，连女儿薇薇也对她隐含了几分嫉妒，母女之间的隔离使她后半生孤寂无依。[4]这都是美丽带给王琦瑶的不幸。
从少女时代的楚楚动人到中年时代风韵犹存；从女友的殷勤相待到女儿的嫉妒；从李主任的宠爱、程先生的不离不弃到与康明逊和老克腊的恋情， 王琦瑶的美征服了性别与时间。如果王琦瑶再不起眼一些，也许会安于平淡的生活，度过幸福安稳的一生。可正是因为这份旁人所没有的美丽，让她萌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企图利用天生丽质获得锦衣玉食的生活。王琦瑶用美貌和身体换来了李主任的一盒金条，可最后也正是因为那一盒金条横遭厄运，碧落黄泉，這是她坚持为自己的美负责所付出的惨痛代价。美丽是王琦瑶的幸运，更是不幸。
2. 聪明反被聪明误——精明的陷阱
王琦瑶自少女时代起便是精明的，她深谙人情世故，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周旋地恰到好处。吴佩珍邀她去片场时，她心里是乐意的，却推托有事。因为王琦瑶深知自己的美丽免不了有作态的架势，只有这番假意的推托才不会让吴佩珍难堪，反而令其感激自己给她面子。[5]当自己的照片被杂志刊出，并冠以“沪上淑媛”的名号时，她仍是不骄不躁，同往日无异，其城府之深是平常女生望尘莫及的。面对家境富有的蒋丽莉，王琦瑶始终不卑不亢，并没有因寄住蒋家而改变自己一贯的态度。参加“上海小姐”的初赛时，更是应付般的不认真对待，因为“只有将这不认真做得彻底，才可保住自己的不受伤”。[6]面对一件件极具吸引力的事情，王琦瑶凭借着超越自己年龄的精明，熟稔地掌握了该如何保持矜持的态度。
经历了人生的起落，王琦瑶住进平安里，此时的她愈发懂得步步为营的处世方式。请康明逊与严师母吃饭，做的菜是老实本分又清爽可口的，不能显得盖过别人又要没有怠慢的意思；平日里不刻意卖弄衣着打扮，不以新奇示人，既要漂亮但也不能隆重得压制旁人，在不动声色中取胜。王琦瑶的精明是自小在弄堂的生活里潜移默化形成的，也是在上海这座城市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磨砺出来的。具备这样一种生存的智慧与上进的手段，是王琦瑶在动荡变迁的社会里足以安身立命的幸运。
可惜的是，王琦瑶将这份精明也用到了本应最自然最纯洁的爱情上。成为上海“三小姐”后，王琦瑶立刻投身于尚有家室的李主任的怀抱，尽管她知道程先生才能够给她真正的爱与呵护，但面对着李主任所拥有的金钱与地位，她的选择是毫不犹豫的；当发现自己怀上了康明逊的孩子，却清醒地知道两个人没有结果时，王琦瑶没有丝毫纠缠，果断地将萨沙锁定为那只代罪羔羊；在与老克腊的交往中，两人不过是在精神上各取所需，老克腊的怀旧之心让王琦瑶仿佛做回了曾经那个光芒四射的自己。 在爱情上，王琦瑶的态度是精明的，也可以说是功利的。她一次次地选择了物质，选择了实惠，选择了稳定可靠的保障，却从未选择过爱情本身。李主任遇难，王琦瑶从爱丽丝公寓这处温柔乡堕入现实；萨沙孤身去往俄罗斯，一场算计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老克腊也要离开时，王琦瑤本能地试图用金条乞求老克腊留在自己身边，这时候的王琦瑶已经将爱情视为真正的利益交换了，但最终也未能如愿。
作为上海精神的缩影，王琦瑶聪明果敢、坚韧顽强。诚如王安忆所说，“与上海的男人比，上海的女人是硬的，不是在攻，而是在守……上海的女性心里很有股子硬劲的，否则你就对付不了这城市的人和事”，王琦瑶是拥有这股子硬劲的。同时，她的精明使她清楚自己为了得到什么必须付出什么。不管命运将她逼到哪一步，她总是为自己留着条后路。[7]可是王琦瑶太过于精明了。她权衡利弊，始终用最理性的方式选择爱情。
如果王琦瑶再愚笨一些，在爱情与利益之间试着选择一次爱情，或许不会落得死于非命的下场。功利之心使她视爱情如草芥，认为唯有改变命运才是最重要的。她妄图在神圣的感情中加入利益的成分，那么注定了结局是无奈的。精明是王琦瑶的幸运，更是不幸。
二、悲剧的预示
在《长恨歌》第一章中，作者用一个完整的小节对城市里的鸽子进行了大篇幅的描绘。鸽子们盘旋在城市的上空，穿梭于千家万户的窗口，以旁观者的视角观察着这座城市的喜与悲、福与祸、真诚与虚伪。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们像是生活在瓶子里，而鸽子就在瓶子外的一个制高点上俯瞰着他们，好像一切都了然于胸。而这份来自于全知视角的了然于胸便是带着一丝悲剧气息的。如书中所说“它们飞来飞去。其实是带有一些绝望的，那收进眼睑的形形色色，都免不了染上了悲观的色彩”。
鸽子第一次出现在读者视野中时，王琦瑶还是待字闺中的女学生。四十年过去，历经世事沧桑的她被长脚活活扼死在一个深夜，鸽子又来了，也只有鸽子看见了。鸽子这一特殊角色的设置，既是在说明这城市里没有谁比它们看得更加清晰和真切，同时也是利用前后呼应的巧妙布局，证实了作品开篇鸽子所透露出的悲剧讯息，“当天空有鸽群惊起而飞，盘旋不起的时候，就是罪罚祸福发生的时候”，[8]王琦瑶的悲剧似乎是注定的。
关于王琦瑶的故事展开不久，就讲到她和女友吴佩珍去片场看别人拍戏。年纪轻轻的小姑娘第一次见到阴森的布景，竟觉得“像是旧景重现，却想不起是何时何地的旧景”；[9]等她反应过来这是在拍死人的戏，竟也不觉得可怕，“反而是起腻的熟”。[10]而吴佩珍只是不耐烦地拉着她去别处看，可见在场的或许只有王琦瑶产生了奇怪的感受。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王琦瑶眼里的景象是一盏摇曳不止的电灯，熟悉的情景令她猛然想起了四十年前片场的布景，同样的三面墙房间，同样的躺在大床上的女人，同样的一盏悬在头顶上的电灯，在三面墙上投下水波般的光影，“她这才明白，这床上的女人就是她自己，死于他杀”。[11]
结尾与开头的呼应仿佛揭开了一个个悬念，为什么作者安排两个小姑娘看到那样可怖的场景，为什么王琦瑶的一生不管如何努力都逃不过命运的洪流。原来悲剧是早早注定了的，片场的拍摄已经预演了她的结局，而她深陷宿命的神秘无法做出改变，也看不透这让人不知所措的玄机。
李主任遇难后，王琦瑶回到外婆居住的邬桥小镇散心。书中写道“外婆看着眼前的王琦瑶，好像能看见四十年以后。她想这孩子的头没有开好，开头错了，再拗过来，就难了”，“外婆心里为王琦瑶设想的前途千条万条，最终一条是去当尼姑，强把一颗心按到底，至少活个平安无事”。王琦瑶在那时充其量只是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可外婆却考虑了许多。她担忧王琦瑶的未来会一条道走到黑，甚至害怕王琦瑶不能平安无事地活着，而这些担心在往后的日子里回想起来，也并不是多余的。
与阿二月夜谈诗，本是平静惬意的时光，这学生气的少年信口说了几句古诗，在日后却感到了隐隐的不安。阿二说“‘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可不是一幅画？‘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又是一幅画；‘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还不是一幅画？‘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幅画又如何？”诗里的王昭君远离家乡，去国千里；琵琶女年老色衰后被商人抛弃；杨贵妃则是玉殒香消，落得自缢的结局。无心之语竟透露了种种不幸的人生轨迹，阿二想到了“预兆”这个词，似乎看见了缭绕在王琦瑶身上的不幸的气息。[12]
邬桥是平静的小地方，这里的人们善良快乐，对王琦瑶来说邬桥也是一个能让她暂时远离浮华生活的避难所。而作者仍然有意在此处设置涌动的暗流，暗示王琦瑶终究不属于这里，她也终究逃不过如杨贵妃一般“红颜薄命”的厄运。
三、王琦瑶形象的价值与意义
1. 王琦瑶与怀旧的时代
20世纪90年代，中国正努力向国际接轨，与世界全球化相融合。上海作为经济、文化革新的标杆性城市，其日新月异的发展形势令扎根于这座城市的人们开始躁动不安。他们对未来的怀疑与好奇逐渐转化为对过去的回忆和怀念，一股怀旧热潮在上海的新环境里弥漫开来。《长恨歌》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创作出来的，而主人公王琦瑶就是一个从内到外都渗透着上海旧情怀的女人。在张永红和老克腊这些年轻人的眼里，王琦瑶代表着一九四六年旧上海的繁盛场景，他们在这位“上海小姐”的身上看到了三四十年前的光影与浮华。她是箱底的旧衣服，是旧时代的符号。王琦瑶这一人物成为了怀旧热潮中的人们所关注的对象，她的气质、性格以及这一生都是用以铭记旧上海的一份华丽献礼。
但王安忆明确否认了自己的作品是在为怀旧热推波助澜：“《长恨歌》很应时地为怀旧提供了资料，但它其实是个现实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软弱的布尔乔亚覆灭在无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之中。”作者用一个女人的跌宕命运去呈现一个城市在时代变迁中的图像，而她身边的人也仿佛有着相同的宿命。李主任罹难于飞机事故，程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蒋丽莉得肺病离世。他们都是旧人，是真正经历过旧上海繁华的人，而今都已消逝在时代的洪流之中。曾经的浮光掠影已经消散，对过去的缅怀也该告一段落。[13]王琦瑶及其身边人的悲剧有力地表达了作者对盲目怀旧热潮的批判态度，每一场惨淡的死亡都是作者在痛斥那个年代笼罩的灾难，同时也是对一个时代的反思。内战烽火无声弥漫的时候，王琦瑶在竞选上海小姐的热潮中翻腾，继而又住进爱丽丝公寓，与紧张的局势隔离开来；1961年，女儿薇薇出生，萦绕着大饥荒的颓败气息，此时的王琦瑶远离了曾经的荣耀与辉煌，在简陋的里弄过着平淡的日子；王琦瑶的生命走到尽头之时，已是即将转换世纪的新时代。作者将王琦瑶一生的遭际与时代的风云变幻穿插结合，令她每一次的人生重大转折都与社会的变革紧密相连。 2. 王琦瑶与日常的上海
《长恨歌》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上海的日常生活形态。弄堂里的老虎天窗，挂着隔夜衣衫的晒台，留声机里放着周璇的《四季歌》，鸽子穿梭盘旋于屋顶上，这些都是上海人最熟悉的场景，是上海不可磨灭的独特的城市印记。作者耐心地描绘与铺垫着，为的是王琦瑶的款款出场，因为她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无论是在光芒四射的舞台上竞选上海小姐，还是在爱丽丝公寓做一只金丝雀，抑或是住在平安里简陋的房子里，王琦瑶内心的精致与浪漫从未改变。她始终是那个对穿衣打扮有着较高的品位，在繁华落幕后的寂寥生活里仍然保持着得体与优雅的上海三小姐。她在散发着木头霉烂气味的平安里打麻将，喝下午茶，围炉夜话，她在上海80年代年轻人的舞会上展示了什么才是不褪色的华丽。这是上海的罗曼蒂克气质。
《长恨歌》通过描摹王琦瑶这个典型的上海女人的一生，去呈现上海这座城市的日常图像与变迁光景，从而展示其独特的精神与文化。正如作者所说：“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事实上是一个城市的故事……我是在直接写城市的故事，但这个女人是城市的影子。”王琦瑶与上海是息息相关的，她是这座城市的代言人。
上海追求繁华与时尚，王琦瑶亦如是。即使作为旧时代的影子栖身于新环境中，聪敏如她，也知道该如何在时尚潮流中始终不落于人后，展现着自己的独特。上海是精明果敢与自立坚强的代表，王琦瑶亦如是。她精于人情世故，学生时代便已熟稔地把控人际关系；她从容平静，以柔克刚，在曲折岁月中靠着一股不肯低头认输的韧劲一次次熬过惊涛骇浪。上海是功利的、虚荣的，王琦瑶亦如是。她对待爱情首先考虑的是利益，对待政治采取的是冷漠与回避，这是市民习气浓厚的弄堂所帶给她的特质，是浮华喧嚣的上海所烙印在她身上的标记。作者以自己对上海的理解和感受，赋予王琦瑶这一人物形象更深层的意蕴，使王琦瑶的性格气质令人难以忘怀。作者不是通过王琦瑶来写上海这座城市，而是王琦瑶就是上海，上海即王琦瑶。
3. “王琦瑶们”
王琦瑶是具有典型性的。她有过上海普通女人所未曾拥有的辉煌岁月，一生坎坷曲折，历经世事沧桑变换。但王琦瑶归根结底也是属于上海的女性，因此又是具有普遍性的。她不是一个个体，而代表了生活在上海的一类女子。“上海的弄堂里，每个门洞里，都有王琦瑶在读书，在绣花，在同小姊妹窃窃私语，在和父母怄气掉泪”，[14]“王琦瑶们”在相同的弄堂环境下长大，也都目睹了上海的繁华，她们天生丽质，不甘平庸，希望将自己的美的价值发挥到极致。
王安忆将作品命名为《长恨歌》，让人自然地联想到白居易笔下的杨玉环。“王琦瑶们”何尝不是因“天生丽质难自弃”而幻想着“一朝选在君王侧”。可惜杨玉环的结局是悲惨的，以年轻美貌为筹码追求物质享乐的“王琦瑶们”也注定经历长恨的一生。
王安忆通过鸽子的眼睛来俯瞰上海，描绘了一个具有典型上海气质的女人风华绝代又满怀沧桑的一生，通过这一缩影去解读女性的悲剧，解读时代与城市的变迁。直到今天，王琦瑶仍是很多人眼中上海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那颗旧上海的心，感受到那段旧上海的梦，听到了那曲动人凄婉的长恨歌。
参考文献：
[1][2][6][8][9][10][11][14]王安忆. 长恨歌[M].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61；37；49；17；26；27；351；21.
[3]吕洁. 错位的悲剧——王琦瑶人物形象分析[J]. 文学界（理论版），2011，（08）：25-26.
[4]黄若然. 《长恨歌》中王琦瑶的人物形象分析[N].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2）：78-81.
[5][7]苏丹. 从《长恨歌》中的王琦瑶看上海人的特色[N]. 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3）：103-105.
[12]王玉屏. 王安忆《长恨歌》中王琦瑶悲剧的深层审美意蕴[N].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2）：59-62.
[13]李晓凤. 空余海上繁华梦——论王安忆《长恨歌》的悲剧意蕴[J]. 安徽文学（下半月），2012，（01）：3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