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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钱穆先生曾在《国史大纲》中有言：“爱国家民族则由乎知识。”“既已对其民族以往文化，懵无所知，而空呼爱国。此其为爱，仅当于一种商业之爱，如农人爱其牛。彼仅知彼之身家性命有赖于是，彼岂复于其国家有逾此遗忘之深爱乎？”若如钱穆先生上文所言，则爱国便出于对国家历史深知而产生的对文化的热爱。然则在《国史大纲》完稿的抗战时期，无论是目不识丁的士兵，还是旅居海外的华侨，他们的爱国热情，不可谓不高，他们的爱国行为，不可谓不叹。然而，对于华侨及大兵，他们中大部分人的文化知识有限，亦或是身家财产业已不在中国。那么，他们的爱国之情又源于何处呢？要谈“爱国”，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我们所爱的国，是指执政的政权？是中华民族？还是中华文化？
【关键词】文化；认同感；归属感
在我看来，我们所爱的“国”应当是广义的民族的文化，即中华文化。这种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的总和。它作为一种抽象的概念，需要依托于一个载体的行为才能具体表现出来。而这个载体，就是民族。
诚然，由于人口的流动，各民族文化之间会有一定的交融，比如在东亚文化圈的三个主要民族----中华民族，大和民族，朝鲜民族。这三个民族由于历史原因，或多或少受到了传统中华文化的影响。然而由于其地理环境及历史发展轨迹的不同，因此在共同的文化基础上，这三个民族各自发展出独具本民族特点的文化。而这种为本国所独有的文化，正是它们在现代国际社会中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本文所论述到的民族文化，就是这些或许与其它民族文化有共同文化基础，却又在这基础上发展出本民族特色的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
因此，我们对于政权的捍卫热爱，是发自于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对于一个政权，如果它能够让中华民族繁荣昌盛，御侮于外，德治于内，对中华民族有利。那么，由于中华民族是我们所爱的中华文化的载体，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支持使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政权，因为如果没有载体，文化就无从谈起。
那么，对于我们所说的爱国，也就是民族文化的真正热爱，一如钱穆先生所阐述的由于对文化的“认同感”所产生的对文化的热爱，进而体现在爱国情怀中。二则以笔者之见更能表现爱国情怀的，是对文化的“归属感”产生的对于文化的热爱。
“由于对文化的”认同感”所产生的对文化热爱”，也就是钱穆先生所言的“爱国家民族则由乎知识 ”。这种“知识”就是对于文化的认知，而这种认知带来了对民族文化的认同。那么，这种认知从何而来呢？钱穆先生也给出了答案，“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 ，即若欲爱国，须先学习历史。历史是民族成长的过程，也是文化形成及发展的过程，文化的内涵又通过民族的历史得以具体体现。通过研习一个民族的历史，就可以清晰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的价值核心及其具体内容，从而在将自己的价值、文化取向与这种文化比对时产生一种契合与认同，随着认同的不断加深，进而产生热爱之情。
由于对历史进行了深刻探究理解，因此我们会对这个文化有一个较为客观，较为全面的认识。这种认识是理性的、具体的，而由其所导致的热爱亦是如此。这种热爱是对于民族文化中契合自己价值观的具体的一部分的热爱。我知我爱这个民族的什么，我对所爱的对象很明确。且由于这种热爱是深基于本人价值观之中的，那么在真正认识所热爱文化的前提下，或许只有本人价值观的改变才能导致这种热爱的消失。因此这种“爱国”一般比较持久，不易被改变。
然而，除了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国家中的国民，我们一生中会接触到许许多多的民族，许许多多的文化。随着信息交流速度的爆炸性增长，我们对一个新民族的历史、文化的认知速度会相对加快。那么，不乏有人会对两个甚至多个民族的文化都产生认同，进而产生热爱之情。因此，在当两个认同的文化、民族发生冲突时，仅仅单纯抱有这种“爱国”情感的人，会对其中任何一个文化的支持立场表现得摇摆不确定。而且当热爱的民族、文化危亡之际，虽会大力营救，但由于所热爱的文化不是唯一的，也许对于某文化所热爱的一部分也存在于其他文化之中。因此所热爱的文化一般具有可替代性。因此在拥有“文化备胎”的情况下，这些人的救亡行为会相对缺乏破釜沉舟般的热情。
不仅如此，由于对所爱民族文化有一个深刻理性的认识，因此，我们会发现这个民族的文化中有一些不符合我们价值观，在我们眼中是“缺点”的部分。所以当我们找到一个更契合我们价值观的，“缺点”更少或处于可包容范围内的文化时，我们对于原来所爱文化的热情会逐渐衰退，情感距离会渐渐疏远。
作为一个生长在民族群体内较长时间的个体，在生活生产过程中，文化会以习俗、观念等形式，或潜移默化，或有意引导地影响我们。比如，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会受到血缘文化的影响，因此对拥有同血缘的其他人自发产生一种特殊的情感吸引，视其为同类。因此，在这些文化的影响、塑造下，我们的行为成为这些文化的现实体现，也就是说，我们成为了这种文化以及其所代表的价值的载体的一部分。
那么由相同或极为相似的文化、价值观念影响、塑造下成长起来的人们，人与人相互之间会形成一种文化认同、价值认同。在这种认同，以及如血缘文化等众多文化的影响下，这群人会形成一种文化情感连接，进而最终组成一个特定群体。而这个群体的大规模形态，就是一个民族。由于这群人本身就是所在民族的文化的部分载体，其个人文化价值来源于其民族文化，因此自然就会对整个民族文化，产生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归属感，即认为自己个人就是整个民族文化的部分载体。这种归属感是由文化影响而产生的个人文化价值与民族文化价值的高度契合，是一种主观的行为，并不需要对文化进行深刻理解继而产生客观性的认同。即我认为我是这个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判别标准由我受到影响的这个文化与我爱的文化（通常是同一个）决定，我不一定要对这个文化多么了解，我爱它是因为我是其中一份子，我有一种文化义务将自己与这个文化捆绑在一起。因此当作为文化载体的集合-----民族受到了威胁时，实质上就是自己的文化及价值认同的安全受到威胁时，他们就会产生维护这个民族及其文化的行为。这就是基于“对文化的”归属感”产生的对文化的热爱”的爱国。
由于“归属感”的影响，对于民族、文化的冲击就是对于个人价值判断、文化观念的冲击。那么对于这种冲击的反抗必然是极为激烈的，不像第一种“爱国”，第二种“爱国”具有对个人文化观价值观的保卫，因此积极性与热情更高。因此，在文化处于危机时，这些人能够挺身而出，不惜一切代价去拯救民族与国家。就像许多抗战时的爱国同胞，无论知识水平如何，其爱国热情不可谓不高，爱国行为不可谓不积极。
然而，由于文化本身是抽象的，只能通过其载体的行为表达出来。因此，文化的解读也可以是多样的。因此，在信息相对封闭的环境下，文化极有可能被故意曲解，或者是人为制造出一种本民族文化遭受巨大困境的假象，以驱使人们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极端民族主义表现在对生存空间的武力扩张，或是一个大的民族下的分支民族的分裂等等。而且，这种热情只有在面对文化价值真正威胁时才会显现出来，又由于缺乏对文化的深刻了解，因此在文化及民族处于低潮期时，单单抱有这种爱国之情的人容易对文化及民族发展前景丧失希望。
由于人的思维十分复杂，往往这两种爱国的情感会同时存在，其中也不乏夹杂着对自身世俗利益的考虑。因此，对于任何一个人的行为出于什么样的爱国之情，是不易精准解读的。
而且这两种爱国之情有优势，也有劣势，因此对于任何一种爱国之情，不应偏激，也不应压制。应在两种爱国情感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将它们的优劣之处进行互补，以充分发挥这两种爱国情感的长处。
参考文献
[1]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第2版），2005.
[2]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第3版），2005.
[3]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第2版），2005.
[4]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務印书馆（第3版），2005.
作者单位
江苏省徐州一中 江苏省徐州市 221000
【关键词】文化；认同感；归属感
在我看来，我们所爱的“国”应当是广义的民族的文化，即中华文化。这种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的总和。它作为一种抽象的概念，需要依托于一个载体的行为才能具体表现出来。而这个载体，就是民族。
诚然，由于人口的流动，各民族文化之间会有一定的交融，比如在东亚文化圈的三个主要民族----中华民族，大和民族，朝鲜民族。这三个民族由于历史原因，或多或少受到了传统中华文化的影响。然而由于其地理环境及历史发展轨迹的不同，因此在共同的文化基础上，这三个民族各自发展出独具本民族特点的文化。而这种为本国所独有的文化，正是它们在现代国际社会中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本文所论述到的民族文化，就是这些或许与其它民族文化有共同文化基础，却又在这基础上发展出本民族特色的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
因此，我们对于政权的捍卫热爱，是发自于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对于一个政权，如果它能够让中华民族繁荣昌盛，御侮于外，德治于内，对中华民族有利。那么，由于中华民族是我们所爱的中华文化的载体，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支持使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政权，因为如果没有载体，文化就无从谈起。
那么，对于我们所说的爱国，也就是民族文化的真正热爱，一如钱穆先生所阐述的由于对文化的“认同感”所产生的对文化的热爱，进而体现在爱国情怀中。二则以笔者之见更能表现爱国情怀的，是对文化的“归属感”产生的对于文化的热爱。
“由于对文化的”认同感”所产生的对文化热爱”，也就是钱穆先生所言的“爱国家民族则由乎知识 ”。这种“知识”就是对于文化的认知，而这种认知带来了对民族文化的认同。那么，这种认知从何而来呢？钱穆先生也给出了答案，“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 ，即若欲爱国，须先学习历史。历史是民族成长的过程，也是文化形成及发展的过程，文化的内涵又通过民族的历史得以具体体现。通过研习一个民族的历史，就可以清晰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的价值核心及其具体内容，从而在将自己的价值、文化取向与这种文化比对时产生一种契合与认同，随着认同的不断加深，进而产生热爱之情。
由于对历史进行了深刻探究理解，因此我们会对这个文化有一个较为客观，较为全面的认识。这种认识是理性的、具体的，而由其所导致的热爱亦是如此。这种热爱是对于民族文化中契合自己价值观的具体的一部分的热爱。我知我爱这个民族的什么，我对所爱的对象很明确。且由于这种热爱是深基于本人价值观之中的，那么在真正认识所热爱文化的前提下，或许只有本人价值观的改变才能导致这种热爱的消失。因此这种“爱国”一般比较持久，不易被改变。
然而，除了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国家中的国民，我们一生中会接触到许许多多的民族，许许多多的文化。随着信息交流速度的爆炸性增长，我们对一个新民族的历史、文化的认知速度会相对加快。那么，不乏有人会对两个甚至多个民族的文化都产生认同，进而产生热爱之情。因此，在当两个认同的文化、民族发生冲突时，仅仅单纯抱有这种“爱国”情感的人，会对其中任何一个文化的支持立场表现得摇摆不确定。而且当热爱的民族、文化危亡之际，虽会大力营救，但由于所热爱的文化不是唯一的，也许对于某文化所热爱的一部分也存在于其他文化之中。因此所热爱的文化一般具有可替代性。因此在拥有“文化备胎”的情况下，这些人的救亡行为会相对缺乏破釜沉舟般的热情。
不仅如此，由于对所爱民族文化有一个深刻理性的认识，因此，我们会发现这个民族的文化中有一些不符合我们价值观，在我们眼中是“缺点”的部分。所以当我们找到一个更契合我们价值观的，“缺点”更少或处于可包容范围内的文化时，我们对于原来所爱文化的热情会逐渐衰退，情感距离会渐渐疏远。
作为一个生长在民族群体内较长时间的个体，在生活生产过程中，文化会以习俗、观念等形式，或潜移默化，或有意引导地影响我们。比如，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会受到血缘文化的影响，因此对拥有同血缘的其他人自发产生一种特殊的情感吸引，视其为同类。因此，在这些文化的影响、塑造下，我们的行为成为这些文化的现实体现，也就是说，我们成为了这种文化以及其所代表的价值的载体的一部分。
那么由相同或极为相似的文化、价值观念影响、塑造下成长起来的人们，人与人相互之间会形成一种文化认同、价值认同。在这种认同，以及如血缘文化等众多文化的影响下，这群人会形成一种文化情感连接，进而最终组成一个特定群体。而这个群体的大规模形态，就是一个民族。由于这群人本身就是所在民族的文化的部分载体，其个人文化价值来源于其民族文化，因此自然就会对整个民族文化，产生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归属感，即认为自己个人就是整个民族文化的部分载体。这种归属感是由文化影响而产生的个人文化价值与民族文化价值的高度契合，是一种主观的行为，并不需要对文化进行深刻理解继而产生客观性的认同。即我认为我是这个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判别标准由我受到影响的这个文化与我爱的文化（通常是同一个）决定，我不一定要对这个文化多么了解，我爱它是因为我是其中一份子，我有一种文化义务将自己与这个文化捆绑在一起。因此当作为文化载体的集合-----民族受到了威胁时，实质上就是自己的文化及价值认同的安全受到威胁时，他们就会产生维护这个民族及其文化的行为。这就是基于“对文化的”归属感”产生的对文化的热爱”的爱国。
由于“归属感”的影响，对于民族、文化的冲击就是对于个人价值判断、文化观念的冲击。那么对于这种冲击的反抗必然是极为激烈的，不像第一种“爱国”，第二种“爱国”具有对个人文化观价值观的保卫，因此积极性与热情更高。因此，在文化处于危机时，这些人能够挺身而出，不惜一切代价去拯救民族与国家。就像许多抗战时的爱国同胞，无论知识水平如何，其爱国热情不可谓不高，爱国行为不可谓不积极。
然而，由于文化本身是抽象的，只能通过其载体的行为表达出来。因此，文化的解读也可以是多样的。因此，在信息相对封闭的环境下，文化极有可能被故意曲解，或者是人为制造出一种本民族文化遭受巨大困境的假象，以驱使人们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极端民族主义表现在对生存空间的武力扩张，或是一个大的民族下的分支民族的分裂等等。而且，这种热情只有在面对文化价值真正威胁时才会显现出来，又由于缺乏对文化的深刻了解，因此在文化及民族处于低潮期时，单单抱有这种爱国之情的人容易对文化及民族发展前景丧失希望。
由于人的思维十分复杂，往往这两种爱国的情感会同时存在，其中也不乏夹杂着对自身世俗利益的考虑。因此，对于任何一个人的行为出于什么样的爱国之情，是不易精准解读的。
而且这两种爱国之情有优势，也有劣势，因此对于任何一种爱国之情，不应偏激，也不应压制。应在两种爱国情感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将它们的优劣之处进行互补，以充分发挥这两种爱国情感的长处。
参考文献
[1]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第2版），2005.
[2]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第3版），2005.
[3]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第2版），2005.
[4]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務印书馆（第3版），2005.
作者单位
江苏省徐州一中 江苏省徐州市 22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