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偷渡者英语译为“WETBACK”。因此，世界各国均以英文“W”作为对偷渡者的特指符号。偷渡者的目的五花八门，且他们基本上都是由境内外偷渡集团操纵、组织着。而“蛇头”为了达到榨取更高利益的目的，总是在偷渡过程中对偷渡者加以种种迫害。
阿洁是一名刚从香港遣送回来的偷渡女，面对记者，她哭诉了那令人愕然的苦难经历——
我是在福建农村长大的，那里很穷，很落后。父母共生了我们姐妹两个人，我和姐姐从小相依为命，一起读书，一起帮助父母做家务。
父母的身体都不好，长年有病，又没钱医治，所以自从懂事起，我和姐姐便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
在13岁那年，家庭的不幸突然袭来，父母由于积劳成疾，先后在三个月内离开了人世。
没有办法，我和姐姐只好辍学回家务农，维持这苦难的生活。姐姐虽然只比我大两岁，但她不得不用稚嫩的双肩挑起沉重的生活担子，领我上山砍柴种田，回到家里洗衣做饭，养猪喂鸡……
尽管日子过得很清苦，但我和姐姐很亲近，我们互相关心，互相爱护，让这苦难的家充满了亲情和温暖。
时光流逝，我和姐姐一天天长大了，亭亭玉立，谁见了我们都夸长得漂亮。
在我们这个小村子，小伙子找对象很困难，因为这里穷，姑娘长大了都愿意往外地嫁，所以村子里的光棍特别多。
到了该出嫁的年龄，我和姐姐自然就成了村中小伙子们追求的热点人物。与其她年轻姑娘的思想不同，我和姐姐并不打算嫁到外村去，都想在村里找个好小伙结婚，这样在以后的生活里也便于互相照顾。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与考验，姐姐和阿涛相爱了。
阿涛人长得很一般，但给人的感觉很可靠，干起活来能吃苦，对姐姐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更主要的是阿涛家中兄弟三人，阿涛是老大，他的家人许诺只要姐姐同意与阿涛结婚，婚后阿涛可以住进我家。我和姐姐很高兴，这样我们姐妹仍可以在一起，相互之间也不必有太多的牵挂。
1992年6月，姐姐和阿涛结婚了，从此阿涛便住进了我家。
姐姐和阿涛婚后很恩爱。第二年3月，姐姐怀孕了，我们都高兴得不得了。我和阿涛主动挑起了繁重的家务活，不让姐姐再劳累。
夏季的一天，我和阿涛正在田里干活，天突然阴云密布，雷电交加，下起了瓢泼大雨。
我和阿涛躲进了一棵大树下，担心着家里的姐姐。
雨下得越来越大，而且一个接一个的霹雳闪电，让人惊恐不安。足足一个多小时过去了，雨渐渐小了，我和阿涛急忙往家里赶。
当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回家时，眼前的一幕让我们惊呆了：姐姐一动不动地倒在院中的泥水里，手里还拿着几件衣服……我和阿涛疯一般地扑过去，抱起姐姐放声大哭。
姐姐遇到了雷击，与她肚子里未出世的孩子一起永远地离开了人世。我和阿涛悲伤极了，我在炕上昏天黑地地哭了两天，什么东西也不吃，阿涛也躺在炕上大病一场。
自从姐姐去世后，原本幸福快乐的家一下子变得沉寂起来，没有了一点生气。我和阿涛每天都在默默地干着手中的农活，很少说话。其实我在心里一边思念着姐姐，一边可怜着阿涛。因为我心里清楚，像阿涛这种已经结过婚的男人在这个村子里是再也找不到女人的，所以他的后半生也注定将一个人过下去。
1994年春季的夜晚，劳累了一天的我早早地睡下了，阿涛也在隔壁的房间里睡下。在半夜里，我感到被窝里钻进一个人，重重地趴在了我的身上，我在惊恐中打开灯一看，让我吃惊的是原来竟是阿涛。我喊叫着，用手使劲地推阿涛，可我的力气怎么能抵挡住阿涛的疯狂，尽管我奋力反抗，但都无济于事，阿涛强暴了我。
我哭喊着想寻死，阿涛却拼命地拽住我，不停地给我磕头求饶。他还说，他很早就喜欢上我了，他劝我不要将此事张扬出去，以免影响不好。
我逐渐冷静下来，我真没有张扬此事，我知道这件事一旦传扬出去，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一辈子也别想在村里抬起头。
谁知我的宽容竟助长了阿涛的恶习，他又一次疯狂地将我强暴了。正当我不知如何处理这件事时，更大的麻烦来了，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天那，这可怎么办?而阿涛在这个时候竟向我提出结婚的要求。
在万般无奈与伤悲中，我只好答应了阿涛的请求，尽管我对他充满了憎恨。
我和阿涛的婚事像一个爆炸性的新闻，让小村人足足议论了很长一个段时间。我想不管怎么样，也比他们议论我被强暴怀孕要强一百倍。
1995年，伴随着我痛苦的泪水，我和阿涛的儿子小强出生了。阿涛高兴极了，而我的心里却满是悲伤。
谁知小强更是一个苦命的孩子，在5岁时突然患上了白血病。当从医生的手里接过诊断书时，我和阿涛顿时傻了眼。
治疗小强的病需要很多的钱，那绝对不是我们这个家庭所能承受得起的。怎么办呢?我和阿涛冥思苦想，四处举债，然而面对那巨额的医疗费，我们张罗来的一点钱只不过是杯水车薪 。
2000年7月6日，正当我们求借无门之时，阿松来到我家。阿松曾经追求过我，和阿涛也是好朋友，前几年阿松去了福州市打工，挣了很多钱，每次回到村里，人们都对他羡慕得要死。
令我们惊喜的是，阿松知道我们有困难时，竟从皮包中拿出1万元钱借给我们，并说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还。
为了帮助我们渡过难关，阿松劝我去福州打工，并许诺能帮我找一份挣大钱的工作，包吃包住每月能挣3000多元。我和阿涛惊喜万分。
那天晚上，我们留阿松在家里吃饭，以感谢他的一番好心。酒喝多了之后，阿松兴奋起来，他告诉我和阿涛，要想尽快挣够小强的医疗费，不如偷渡去香港，那里挣钱更多。
我从小就听说过偷渡的事，觉得很可怕。但阿松说他有认识人，不用交一分偷渡费就可以安全抵达香港。经过阿松一个晚上的不停开导，我终于下定偷渡的决心。阿涛对此不放心，但为了给孩子治病，他也不得不答应。
三天后，我收拾东西和阿松上路了。一路上阿松对我十分关怀体贴。到了福州后，阿松将我带到浴池洗了澡、理了发，又给我买了几件很露的衣服。初到城里，我感到发晕，一切都听从阿松的安排。
我和阿松在一家小旅馆里住了十多天。我有些焦急，阿松劝我安心等待，说他正在弄船，那些日子，总有几个男人来找阿松。他们的穿着打扮都很奇特，一看不像什么正经人。我开始担心起来，想偷听一下他们谈些什么事情，可他们每次谈话都将门关得严严的，声音也特别小，我什么都听不见。
7月15日傍晚，阿松告诉我做好准备，夜里出发。我的心一下子紧张起来，但一想，为了给孩子挣钱治病，一切也就豁出去了。
半夜时分，阿松带着我悄悄地来到海边，上了一条渔船。船上还有几个男人，为了掩人耳目，阿松他们弄来了一大堆死鱼，叫我和另外6个女孩躲藏在死鱼堆下的船舱里，不准我们出半点声音。
船悄悄地驶出，我们的灾难也就来临了。阿松叫我出来换换空气，我马上出来了，因为在死鱼堆下，我感到阵阵头晕。阿松将我叫到了驾驶室，我一进来，便有人把门锁上了。我一下子恐慌起来，阿松坐在我的面前，脸上露出了狰狞的淫笑。他告诉我，他是做偷渡生意的，叫我老实点，否则将我扔进大海里喂鱼吃。我感到事情不妙，刚要往门外跑，顿时屋内的另外两个男人扑过来，将我的衣服撕破……最后他们轮奸了我。那天晚上，其她6位女孩也被他们轮奸了。
我们7个苦命的姐妹在令人窒息的船舱里抱头痛哭，悔恨万分，但一切都没有用了。在这条偷渡船上，我们像无助的绵羊，任阿松这群恶人宰割。而我这时才知道，另外6个姐妹是每人给阿松他们交了8万元偷渡费才上船的。
更令我们气愤的是，阿松等人为省钱，竟很长时间不给我们吃饭，我们带上船的值钱的东西都被他们抢走了。
在我们的强烈抗议下，他们递过来几瓶水，那水里全是机油味，喝了令人呕吐不止。
我们在黑暗的船舱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到达香港时正是夜里。有几个香港人来接船。我们被带到了一个看守森严的房子里，他们弄来水让我们洗漱打扮，又端来饭菜让我们吃。
我们饿极了，狼吞虎咽般地大吃起来。
刚吃完饭，还没来得及躺在床上歇口气，突然门开了，闯进了十几个赤身裸体的男人，他们向凶恶的野兽一样扑向了我们……
从此，我们就在这所封闭的房子里开始了卖身的生活。
开始时，为了反抗，我们集体绝食，但他们强行往我们的身体注射营养药品。为了防止我们自杀，他们时时刻刻都派人监视。对于他们的命令我们稍有不从，便会招致一顿凶残的毒打。
渐渐地，我们麻木了，也习惯了这种生活。每天，我们像机器一般，任凭各种各样的男人折磨。
一次，有一个全身长满了脓疮的男人来花钱快活，一进屋便看上了我。我发现他身上的脓疮还在流黄脓，恶心极了，当场呕吐出来，喷了那个男人一脸。这下子可闯了大祸，那个人恼怒了，抽出裤子上的皮带，狠狠地抽打我，将我打得遍体鳞伤。若不是另外几个姐妹上前劝说，非打死我不可。
也许是我长得比另外几个姐妹漂亮一些，每天我接客的人数都比她们多，最多一天竟接了10个客人。我被折磨得像一堆烂泥一样，有时坐不起来，身上到处都是那些男人抓伤、咬伤的痕迹，疼痛难忍。而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想起父母，想起姐姐，还有小强。我也会时常想起阿涛，但一想到他，我的心中充满了憎恨，如果没有他，就不会生下小强，也不会逼我走上今天的绝路。
这种非人般的日子过了近五个多月。一天，巡逻的香港警察发现了这个卖淫窝点，一举抓获了阿松等人，我们才获救了。
终于重见天日了，我们高兴得泪流满面。
2000年12月，我们被遣送回到大陆。
回到大陆后，警方通知了阿涛。令人伤心的是，阿涛因我卖淫竟拒绝来看我，并捎来小强夭折的消息。
我无法表达此刻的感受，是悔?是恨?我说不清楚。
但我想用我的血泪经历告诉世人，千万别做偷渡梦。
编辑/王凯滨
阿洁是一名刚从香港遣送回来的偷渡女，面对记者，她哭诉了那令人愕然的苦难经历——
我是在福建农村长大的，那里很穷，很落后。父母共生了我们姐妹两个人，我和姐姐从小相依为命，一起读书，一起帮助父母做家务。
父母的身体都不好，长年有病，又没钱医治，所以自从懂事起，我和姐姐便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
在13岁那年，家庭的不幸突然袭来，父母由于积劳成疾，先后在三个月内离开了人世。
没有办法，我和姐姐只好辍学回家务农，维持这苦难的生活。姐姐虽然只比我大两岁，但她不得不用稚嫩的双肩挑起沉重的生活担子，领我上山砍柴种田，回到家里洗衣做饭，养猪喂鸡……
尽管日子过得很清苦，但我和姐姐很亲近，我们互相关心，互相爱护，让这苦难的家充满了亲情和温暖。
时光流逝，我和姐姐一天天长大了，亭亭玉立，谁见了我们都夸长得漂亮。
在我们这个小村子，小伙子找对象很困难，因为这里穷，姑娘长大了都愿意往外地嫁，所以村子里的光棍特别多。
到了该出嫁的年龄，我和姐姐自然就成了村中小伙子们追求的热点人物。与其她年轻姑娘的思想不同，我和姐姐并不打算嫁到外村去，都想在村里找个好小伙结婚，这样在以后的生活里也便于互相照顾。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与考验，姐姐和阿涛相爱了。
阿涛人长得很一般，但给人的感觉很可靠，干起活来能吃苦，对姐姐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更主要的是阿涛家中兄弟三人，阿涛是老大，他的家人许诺只要姐姐同意与阿涛结婚，婚后阿涛可以住进我家。我和姐姐很高兴，这样我们姐妹仍可以在一起，相互之间也不必有太多的牵挂。
1992年6月，姐姐和阿涛结婚了，从此阿涛便住进了我家。
姐姐和阿涛婚后很恩爱。第二年3月，姐姐怀孕了，我们都高兴得不得了。我和阿涛主动挑起了繁重的家务活，不让姐姐再劳累。
夏季的一天，我和阿涛正在田里干活，天突然阴云密布，雷电交加，下起了瓢泼大雨。
我和阿涛躲进了一棵大树下，担心着家里的姐姐。
雨下得越来越大，而且一个接一个的霹雳闪电，让人惊恐不安。足足一个多小时过去了，雨渐渐小了，我和阿涛急忙往家里赶。
当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回家时，眼前的一幕让我们惊呆了：姐姐一动不动地倒在院中的泥水里，手里还拿着几件衣服……我和阿涛疯一般地扑过去，抱起姐姐放声大哭。
姐姐遇到了雷击，与她肚子里未出世的孩子一起永远地离开了人世。我和阿涛悲伤极了，我在炕上昏天黑地地哭了两天，什么东西也不吃，阿涛也躺在炕上大病一场。
自从姐姐去世后，原本幸福快乐的家一下子变得沉寂起来，没有了一点生气。我和阿涛每天都在默默地干着手中的农活，很少说话。其实我在心里一边思念着姐姐，一边可怜着阿涛。因为我心里清楚，像阿涛这种已经结过婚的男人在这个村子里是再也找不到女人的，所以他的后半生也注定将一个人过下去。
1994年春季的夜晚，劳累了一天的我早早地睡下了，阿涛也在隔壁的房间里睡下。在半夜里，我感到被窝里钻进一个人，重重地趴在了我的身上，我在惊恐中打开灯一看，让我吃惊的是原来竟是阿涛。我喊叫着，用手使劲地推阿涛，可我的力气怎么能抵挡住阿涛的疯狂，尽管我奋力反抗，但都无济于事，阿涛强暴了我。
我哭喊着想寻死，阿涛却拼命地拽住我，不停地给我磕头求饶。他还说，他很早就喜欢上我了，他劝我不要将此事张扬出去，以免影响不好。
我逐渐冷静下来，我真没有张扬此事，我知道这件事一旦传扬出去，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一辈子也别想在村里抬起头。
谁知我的宽容竟助长了阿涛的恶习，他又一次疯狂地将我强暴了。正当我不知如何处理这件事时，更大的麻烦来了，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天那，这可怎么办?而阿涛在这个时候竟向我提出结婚的要求。
在万般无奈与伤悲中，我只好答应了阿涛的请求，尽管我对他充满了憎恨。
我和阿涛的婚事像一个爆炸性的新闻，让小村人足足议论了很长一个段时间。我想不管怎么样，也比他们议论我被强暴怀孕要强一百倍。
1995年，伴随着我痛苦的泪水，我和阿涛的儿子小强出生了。阿涛高兴极了，而我的心里却满是悲伤。
谁知小强更是一个苦命的孩子，在5岁时突然患上了白血病。当从医生的手里接过诊断书时，我和阿涛顿时傻了眼。
治疗小强的病需要很多的钱，那绝对不是我们这个家庭所能承受得起的。怎么办呢?我和阿涛冥思苦想，四处举债，然而面对那巨额的医疗费，我们张罗来的一点钱只不过是杯水车薪 。
2000年7月6日，正当我们求借无门之时，阿松来到我家。阿松曾经追求过我，和阿涛也是好朋友，前几年阿松去了福州市打工，挣了很多钱，每次回到村里，人们都对他羡慕得要死。
令我们惊喜的是，阿松知道我们有困难时，竟从皮包中拿出1万元钱借给我们，并说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还。
为了帮助我们渡过难关，阿松劝我去福州打工，并许诺能帮我找一份挣大钱的工作，包吃包住每月能挣3000多元。我和阿涛惊喜万分。
那天晚上，我们留阿松在家里吃饭，以感谢他的一番好心。酒喝多了之后，阿松兴奋起来，他告诉我和阿涛，要想尽快挣够小强的医疗费，不如偷渡去香港，那里挣钱更多。
我从小就听说过偷渡的事，觉得很可怕。但阿松说他有认识人，不用交一分偷渡费就可以安全抵达香港。经过阿松一个晚上的不停开导，我终于下定偷渡的决心。阿涛对此不放心，但为了给孩子治病，他也不得不答应。
三天后，我收拾东西和阿松上路了。一路上阿松对我十分关怀体贴。到了福州后，阿松将我带到浴池洗了澡、理了发，又给我买了几件很露的衣服。初到城里，我感到发晕，一切都听从阿松的安排。
我和阿松在一家小旅馆里住了十多天。我有些焦急，阿松劝我安心等待，说他正在弄船，那些日子，总有几个男人来找阿松。他们的穿着打扮都很奇特，一看不像什么正经人。我开始担心起来，想偷听一下他们谈些什么事情，可他们每次谈话都将门关得严严的，声音也特别小，我什么都听不见。
7月15日傍晚，阿松告诉我做好准备，夜里出发。我的心一下子紧张起来，但一想，为了给孩子挣钱治病，一切也就豁出去了。
半夜时分，阿松带着我悄悄地来到海边，上了一条渔船。船上还有几个男人，为了掩人耳目，阿松他们弄来了一大堆死鱼，叫我和另外6个女孩躲藏在死鱼堆下的船舱里，不准我们出半点声音。
船悄悄地驶出，我们的灾难也就来临了。阿松叫我出来换换空气，我马上出来了，因为在死鱼堆下，我感到阵阵头晕。阿松将我叫到了驾驶室，我一进来，便有人把门锁上了。我一下子恐慌起来，阿松坐在我的面前，脸上露出了狰狞的淫笑。他告诉我，他是做偷渡生意的，叫我老实点，否则将我扔进大海里喂鱼吃。我感到事情不妙，刚要往门外跑，顿时屋内的另外两个男人扑过来，将我的衣服撕破……最后他们轮奸了我。那天晚上，其她6位女孩也被他们轮奸了。
我们7个苦命的姐妹在令人窒息的船舱里抱头痛哭，悔恨万分，但一切都没有用了。在这条偷渡船上，我们像无助的绵羊，任阿松这群恶人宰割。而我这时才知道，另外6个姐妹是每人给阿松他们交了8万元偷渡费才上船的。
更令我们气愤的是，阿松等人为省钱，竟很长时间不给我们吃饭，我们带上船的值钱的东西都被他们抢走了。
在我们的强烈抗议下，他们递过来几瓶水，那水里全是机油味，喝了令人呕吐不止。
我们在黑暗的船舱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到达香港时正是夜里。有几个香港人来接船。我们被带到了一个看守森严的房子里，他们弄来水让我们洗漱打扮，又端来饭菜让我们吃。
我们饿极了，狼吞虎咽般地大吃起来。
刚吃完饭，还没来得及躺在床上歇口气，突然门开了，闯进了十几个赤身裸体的男人，他们向凶恶的野兽一样扑向了我们……
从此，我们就在这所封闭的房子里开始了卖身的生活。
开始时，为了反抗，我们集体绝食，但他们强行往我们的身体注射营养药品。为了防止我们自杀，他们时时刻刻都派人监视。对于他们的命令我们稍有不从，便会招致一顿凶残的毒打。
渐渐地，我们麻木了，也习惯了这种生活。每天，我们像机器一般，任凭各种各样的男人折磨。
一次，有一个全身长满了脓疮的男人来花钱快活，一进屋便看上了我。我发现他身上的脓疮还在流黄脓，恶心极了，当场呕吐出来，喷了那个男人一脸。这下子可闯了大祸，那个人恼怒了，抽出裤子上的皮带，狠狠地抽打我，将我打得遍体鳞伤。若不是另外几个姐妹上前劝说，非打死我不可。
也许是我长得比另外几个姐妹漂亮一些，每天我接客的人数都比她们多，最多一天竟接了10个客人。我被折磨得像一堆烂泥一样，有时坐不起来，身上到处都是那些男人抓伤、咬伤的痕迹，疼痛难忍。而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想起父母，想起姐姐，还有小强。我也会时常想起阿涛，但一想到他，我的心中充满了憎恨，如果没有他，就不会生下小强，也不会逼我走上今天的绝路。
这种非人般的日子过了近五个多月。一天，巡逻的香港警察发现了这个卖淫窝点，一举抓获了阿松等人，我们才获救了。
终于重见天日了，我们高兴得泪流满面。
2000年12月，我们被遣送回到大陆。
回到大陆后，警方通知了阿涛。令人伤心的是，阿涛因我卖淫竟拒绝来看我，并捎来小强夭折的消息。
我无法表达此刻的感受，是悔?是恨?我说不清楚。
但我想用我的血泪经历告诉世人，千万别做偷渡梦。
编辑/王凯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