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中国古代编辑家群体在长期的编辑实践中形成的一系列思想是遗教后世的宝贵的精神财富，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为国——经世致用;治学——实事求是;修身——勤精不倦。这些思想对新时代编辑实践和素养提升具有重大指导意义，要求当代编辑应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力量，坚守高尚的职业道德，努力作学者型编辑。
关键词：古代编辑家;思想典范;学者型编辑
中图分类号：G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1）06-0057-04
中国古代的珍贵典籍得以完整、宏富地流传至今，为我所用，离不开以孔子、司马迁、班固、朱熹等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编辑家群体的辛勤付出，他们在典籍的生产、整理、流传方面可谓功德无量，不可磨灭！他们通过选择、审鉴、分类、编序等编辑活动将零碎、分散的文献和资料编辑成书，使其长期储存、广泛流传，弘扬了民族的优良传统，使中华文明放射着璀璨的光芒。那些历经百代、举世瞩目的文献典籍无不闪烁着中国编辑家们思想的光辉，他们用生命实践谱写了中国千年学术史，在中国编辑学史上竖起了一座伟大的丰碑。
一、中国古代编辑家思想
中国古代编辑家群体的编辑实践多是集修书、校书、编纂于一身，在对材料的汇集、选择、整理、辨伪、校对等过程中，形成了关于编辑实践的系统性理论思想，这些思想延续后世，指导着一代又一代编辑者们继往开来，为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做出不朽的贡献。
（一）为国——经世致用
历史上很多著名的编辑家都怀有经世致用的理想抱负，认为学问必须有益于世，他们在编辑实践中以这一原则作为编纂书籍的根本宗旨和选择标准。
1.文以载道
中国古代编辑家们主张编辑工作要为治国济民的政治目标服务，这也是典籍传世的价值所在。例如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以“仁义”为本，要求统治者施行“仁治”，“以道得民”[1]要求全社会遵守“五伦”，深得民心，被人们接受和拥护。作为编辑鼻祖的孔子编书有明确的思想，即通过对教材的选编、文字的加工，传播自己的政见和理想，重视知识的实用价值和书籍的社会效益。如在对“六艺”的整理编纂方面，他感于周代世道衰微的社会现状，“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为了在“礼崩乐坏”的社会恢复周礼，孔子怀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信念，编修礼乐，博人以文，约人以礼;他评选《诗经》的一条重要原则是“取其可施仁义者”。在编辑实践中，孔子还主张“攻乎异端，斯害也已”，重视文以载道、文以化人，这些都为后世编辑家的编辑活动提供了借鉴和启示[2]。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为编纂《史记》的指导思想，旨在通过展现历史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关照现实，指导后世。班固推崇儒学，将之奉为编纂过程中的圭臬，他编纂史学著作也是以历史为手段来论证儒学的合理性，宣扬儒家思想。北宋袁枢摘编《资治通鉴》中的重要史实辑成的《通鉴纪事本末》，也是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宣言自己的政治见解，原始而察终，被宋孝宗评价为“治道尽在是矣”。
2.编书以资治
中国古代编辑家们都怀有治国安邦、心系天下的高尚情操，对于国家盛衰、百姓疾苦有着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这使他们的编辑活动具有强烈的动机——资治，即凭借手中的笔，为社会提供一剂经国治世的良药。为了使统治者能从史籍中洞悉古今制度得失，感悟治理天下之理，更好地管理百姓，维护政权，杜佑把历代社会经济发展等重要史实材料有意识地重新纂辑，溯寻典章制度的因革变迁，融汇贯通，编成史学巨著《通典》，以期为唐王朝写下一幅臻于理想的政治蓝图。他在《通典》卷一序云：“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3]《旧唐书·杜佑传》载杜佑的话：“略观历代众贤论著，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臣既庸浅，宁详损益……至于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布在方册，也粗研寻。”[4]通过对史书的编纂，总结历代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杜佑期望以此为统治者提供镜鉴，这也是他在史书编纂领域进行的更大程度的发挥和更深层次的拓展。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原则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简言之就是将“资治”“取鉴”作为编纂此书的宗旨。朱熹也主张“编书以资治”，他努力编辑立说，为统治者提供理论依据和治事经验及教训[5]。朱熹在所编的《八朝名臣言行录》中自序道：“所载国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补于世教。”朱熹编纂的《资治通鉴纲目》被后人评价为“扶天伦，遏人欲，修百世之规度，为万世之准绳”。朱熹的门人李方子说：“为人君而通此书，足以明德威之柄，烛治乱之原;为人臣而通此书，足以守经事之正，达变事之权。盖穷理致用之总会，而万世史笔之准绳规矩也。”[6]中国古代编辑家们正是基于“文以载道”“编书以资治”的高尚追求，胸怀“经世致用”的伟大抱负，在编辑的道路上全身心地投入，为后世编辑群体树立了不朽的典范。
（二）治学——实事求是
1.充分尊重原作
科学求实的编辑态度是编者必备的基本素养，对材料的加工应充分尊重原作，忌强加于人。孔子主张“述而不作”[2]，“述”是“阐述”，“作”是指“凭空造作”，意谓只是阐述原作的文辞，不随便添加己见，“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2]正是孔子编辑时充分尊重原作的体现。北齐颜之推认为编校要谨慎从事，切不可以意妄改，徒增讹误。他在《颜氏家训·勉学》中说：“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7]连博览群书的颜之推对于编辑工作都慎之又慎，何况才疏学浅之辈，这也成为编辑史上告诫后世不可“信口雌黄”的佳话。
2.重视材料的真实性
考辨古籍真伪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孟子曾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孔子主张“无征不信”，他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2]由于杞、宋兩国的历史资料和知礼的人才不足的缘故，孔子也无法验证夏商两代的礼制，可见他注重考证，如果没有客观证据，即使在主观上再自信也不妄言。司马迁继承了古代史家“实录”的编辑传统，特别重视选材的精审，力求对材料进行严谨、客观的考核与选编，做到言之有据。他编著《史记》时为了求得资料的可靠性，他曾经“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对大量古文献作了系统的梳理和考辨。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一生成果卓著，在编辑书籍方面非常严谨，凡存疑之处必广集众本，去伪存真。他注重材料的真实完整性，补完足，删重复，订编次，校理群书，井然有序。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宋初图书散佚、错乱的情况非常严重，曾巩为文献典籍的整理、流传做出了重要贡献。 3.破除虚妄邪说
古代中国的科技水平比较落后，对于自然现象，人们难以用科学的方法解释，封建统治者又善于用迷信思想施行愚民统治，所以，虚妄、迷信思想大行其道，文献典籍的编纂也深受影响。孔子主张“不语怪、力、乱、神”[2]即对他没见过的超自然现象，以及他无从探究、无法理解的怪诞事物绝不涉及，并删削芜杂，去掉怪诞，排斥虚妄。
唐代的史书编辑大家刘知己强调修史要实录直书，采撰要考核征实。他反对将小说等不实内容写入史书，采用多种方法考证材料，验之以事实，核之以道理，校之以信史，注重考察文献的成书背景、撰写宗旨，他在撰写《史通》一书的编辑实践时形成的良好的编辑作风和科学的编辑方法，对后世的编辑工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树立了良好的典范，尤其影响了同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杜佑。杜佑在编辑《通典》的过程中，不迷信，不盲从，强调以人事为本的编辑理念，避免记载以往古籍中关于天人感应之类的内容，并通过事实与分析的方法，对一些虚妄迷信观念进行否定和批判。杜佑也视史书中杂论迷信内容为大忌，必须加以摒弃。正是这种严谨的编辑态度，造就了《通典》这部影响深远的史学巨著，流芳百世。此外，杜佑这一编辑理念还反映在其对当时社会错误思潮的批判上，如当时朝廷中有人针对“国祚”问题大发议论，认为朝代的长短由天注定，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极力鼓吹谶纬之学。杜佑极力排斥这种虚妄荒诞的迷信观点：“观李、马陈谏，乃称冥数素定，不在法度得失，不关政理臧否，故曰终莫究详，斯之谓矣。但立制可久，施教得宜，君尊臣卑，干强枝弱，致人庶富，享代长远，为理之道，其在兹乎？”[8]杜佑指出朝代的长短取决于尊卑有序的君臣关系、完备适宜的典章制度、人民生活的安定富足、社会经济的发展，认为人的主观努力是国家安定、长远的决定条件，统治者必须积极作为，将施有政，不可偏信“天时”“杳冥”等天命论迷信观点。正是这种客观的态度，使《通典》成为历代统治者学习如何从政、为政的教科书，被清乾隆皇帝誉为“经国之良规”。
郑樵是北宋著名的史学家、目录学家和编辑家，在编辑实践中，他以会通的编辑观点和批判精神，编纂了长达200卷的大型纪传体通史——《通志》，对编辑理论和方法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创新，对当时和后世的编辑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郑樵不满于时人只讲义理词章之学，认为那种用“空言”著书、“虚言”作笺注的治学方法会使读者“因疑而求，因疑而迷，因迷而妄”。针对有宋以来的妖妄之说，郑樵在《通志》中专门作《灾祥略》予以否定：“臣旧作《春秋传》，专以明王道，削去三家褒贬之说，所以杜其妄。今作《灾祥略》，专以记实迹，削去五行之说，所以绝其妖……臣窃观汉儒之说，以乱世无如春秋之深，灾异无如春秋之众者，是不考其实也……呜呼！天地之间，灾祥万种，人间祸福，冥不可知。奈何以一虫之妖，一气之戾，而一一质之以为祸福之应，其愚甚矣！”[9]郑樵以充分的史料力辨“天人感应”说之虚妄，恐世人受邪说影响落入迷信虚妄之窠臼。
（三）修身——勤精不倦
无数历史经验都可证明，那些纷繁芜杂的材料因饱学之士的妙笔编辑而生花，在这背后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广闻多识是成就优秀编辑家的必备素质。只有广博的学识才可具有对材料真伪的判断力，对内容、结构的组织力，对聚讼纷纭的观点的辨识力，赋予成书传世价值的创造力。
刘知几针对书籍编纂者提出了“才、学、识”三方面的要求，“才”是指编者的文字驾驭能力，“学”指编者的学识修养，“识”指编者对于资料的鉴别能力和对于人、事、物的判定力。他认为，作为一名称职的编辑家，这三方面能力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并且用生动形象的比喻论证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梗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4]刘知己不但始终以这三个方面严格要求自己，这一理念也被后世编者们踵继。如袁枢编著《通鉴纪事本末》，非轻易而成，如章学诚所言：“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是不能编成此书的。
郑樵治学务求广博，立志遍读古圣贤之书，通百家之学，他认为书籍编纂者，应该是会通百家的通才，要广闻多识，“深于博雅”[9]。博者，即多见天下之书，博闻强识。郑樵本身也是一位博聞多识、学富五车的通才，他一生勤精不倦，著述宏富，达84种之多，涉及文字、音韵、名物、典制、天文、地理等方面，这也使他成了一位在考据、辨伪、目录、文字、音韵等方面集大成的编辑家。中国古代编辑家们对书籍海纳百川的态度及在读书过程中表现出的孜孜不倦、刻苦钻研、勤于思考的治学精神流传千载。
二、中国古代编辑家思想的当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10]。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形势、新要求下，如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出新的辉煌是摆在当前出版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编辑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肩负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反映人民意愿，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神圣使命和职责。中国古代编辑家的思想和实践是遗教后世的宝贵的精神遗产，对做好编辑工作，提升编辑素养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编辑要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力量
编辑是文化传播的“守门人”，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宏图大业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编辑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践行者，要重视“文以载道”，当今社会，应该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为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作出更大贡献。要坚持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把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作为出版行业的职责和使命，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
关键词：古代编辑家;思想典范;学者型编辑
中图分类号：G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1）06-0057-04
中国古代的珍贵典籍得以完整、宏富地流传至今，为我所用，离不开以孔子、司马迁、班固、朱熹等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编辑家群体的辛勤付出，他们在典籍的生产、整理、流传方面可谓功德无量，不可磨灭！他们通过选择、审鉴、分类、编序等编辑活动将零碎、分散的文献和资料编辑成书，使其长期储存、广泛流传，弘扬了民族的优良传统，使中华文明放射着璀璨的光芒。那些历经百代、举世瞩目的文献典籍无不闪烁着中国编辑家们思想的光辉，他们用生命实践谱写了中国千年学术史，在中国编辑学史上竖起了一座伟大的丰碑。
一、中国古代编辑家思想
中国古代编辑家群体的编辑实践多是集修书、校书、编纂于一身，在对材料的汇集、选择、整理、辨伪、校对等过程中，形成了关于编辑实践的系统性理论思想，这些思想延续后世，指导着一代又一代编辑者们继往开来，为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做出不朽的贡献。
（一）为国——经世致用
历史上很多著名的编辑家都怀有经世致用的理想抱负，认为学问必须有益于世，他们在编辑实践中以这一原则作为编纂书籍的根本宗旨和选择标准。
1.文以载道
中国古代编辑家们主张编辑工作要为治国济民的政治目标服务，这也是典籍传世的价值所在。例如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以“仁义”为本，要求统治者施行“仁治”，“以道得民”[1]要求全社会遵守“五伦”，深得民心，被人们接受和拥护。作为编辑鼻祖的孔子编书有明确的思想，即通过对教材的选编、文字的加工，传播自己的政见和理想，重视知识的实用价值和书籍的社会效益。如在对“六艺”的整理编纂方面，他感于周代世道衰微的社会现状，“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为了在“礼崩乐坏”的社会恢复周礼，孔子怀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信念，编修礼乐，博人以文，约人以礼;他评选《诗经》的一条重要原则是“取其可施仁义者”。在编辑实践中，孔子还主张“攻乎异端，斯害也已”，重视文以载道、文以化人，这些都为后世编辑家的编辑活动提供了借鉴和启示[2]。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为编纂《史记》的指导思想，旨在通过展现历史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关照现实，指导后世。班固推崇儒学，将之奉为编纂过程中的圭臬，他编纂史学著作也是以历史为手段来论证儒学的合理性，宣扬儒家思想。北宋袁枢摘编《资治通鉴》中的重要史实辑成的《通鉴纪事本末》，也是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宣言自己的政治见解，原始而察终，被宋孝宗评价为“治道尽在是矣”。
2.编书以资治
中国古代编辑家们都怀有治国安邦、心系天下的高尚情操，对于国家盛衰、百姓疾苦有着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这使他们的编辑活动具有强烈的动机——资治，即凭借手中的笔，为社会提供一剂经国治世的良药。为了使统治者能从史籍中洞悉古今制度得失，感悟治理天下之理，更好地管理百姓，维护政权，杜佑把历代社会经济发展等重要史实材料有意识地重新纂辑，溯寻典章制度的因革变迁，融汇贯通，编成史学巨著《通典》，以期为唐王朝写下一幅臻于理想的政治蓝图。他在《通典》卷一序云：“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3]《旧唐书·杜佑传》载杜佑的话：“略观历代众贤论著，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臣既庸浅，宁详损益……至于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布在方册，也粗研寻。”[4]通过对史书的编纂，总结历代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杜佑期望以此为统治者提供镜鉴，这也是他在史书编纂领域进行的更大程度的发挥和更深层次的拓展。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原则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简言之就是将“资治”“取鉴”作为编纂此书的宗旨。朱熹也主张“编书以资治”，他努力编辑立说，为统治者提供理论依据和治事经验及教训[5]。朱熹在所编的《八朝名臣言行录》中自序道：“所载国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补于世教。”朱熹编纂的《资治通鉴纲目》被后人评价为“扶天伦，遏人欲，修百世之规度，为万世之准绳”。朱熹的门人李方子说：“为人君而通此书，足以明德威之柄，烛治乱之原;为人臣而通此书，足以守经事之正，达变事之权。盖穷理致用之总会，而万世史笔之准绳规矩也。”[6]中国古代编辑家们正是基于“文以载道”“编书以资治”的高尚追求，胸怀“经世致用”的伟大抱负，在编辑的道路上全身心地投入，为后世编辑群体树立了不朽的典范。
（二）治学——实事求是
1.充分尊重原作
科学求实的编辑态度是编者必备的基本素养，对材料的加工应充分尊重原作，忌强加于人。孔子主张“述而不作”[2]，“述”是“阐述”，“作”是指“凭空造作”，意谓只是阐述原作的文辞，不随便添加己见，“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2]正是孔子编辑时充分尊重原作的体现。北齐颜之推认为编校要谨慎从事，切不可以意妄改，徒增讹误。他在《颜氏家训·勉学》中说：“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7]连博览群书的颜之推对于编辑工作都慎之又慎，何况才疏学浅之辈，这也成为编辑史上告诫后世不可“信口雌黄”的佳话。
2.重视材料的真实性
考辨古籍真伪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孟子曾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孔子主张“无征不信”，他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2]由于杞、宋兩国的历史资料和知礼的人才不足的缘故，孔子也无法验证夏商两代的礼制，可见他注重考证，如果没有客观证据，即使在主观上再自信也不妄言。司马迁继承了古代史家“实录”的编辑传统，特别重视选材的精审，力求对材料进行严谨、客观的考核与选编，做到言之有据。他编著《史记》时为了求得资料的可靠性，他曾经“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对大量古文献作了系统的梳理和考辨。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一生成果卓著，在编辑书籍方面非常严谨，凡存疑之处必广集众本，去伪存真。他注重材料的真实完整性，补完足，删重复，订编次，校理群书，井然有序。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宋初图书散佚、错乱的情况非常严重，曾巩为文献典籍的整理、流传做出了重要贡献。 3.破除虚妄邪说
古代中国的科技水平比较落后，对于自然现象，人们难以用科学的方法解释，封建统治者又善于用迷信思想施行愚民统治，所以，虚妄、迷信思想大行其道，文献典籍的编纂也深受影响。孔子主张“不语怪、力、乱、神”[2]即对他没见过的超自然现象，以及他无从探究、无法理解的怪诞事物绝不涉及，并删削芜杂，去掉怪诞，排斥虚妄。
唐代的史书编辑大家刘知己强调修史要实录直书，采撰要考核征实。他反对将小说等不实内容写入史书，采用多种方法考证材料，验之以事实，核之以道理，校之以信史，注重考察文献的成书背景、撰写宗旨，他在撰写《史通》一书的编辑实践时形成的良好的编辑作风和科学的编辑方法，对后世的编辑工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树立了良好的典范，尤其影响了同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杜佑。杜佑在编辑《通典》的过程中，不迷信，不盲从，强调以人事为本的编辑理念，避免记载以往古籍中关于天人感应之类的内容，并通过事实与分析的方法，对一些虚妄迷信观念进行否定和批判。杜佑也视史书中杂论迷信内容为大忌，必须加以摒弃。正是这种严谨的编辑态度，造就了《通典》这部影响深远的史学巨著，流芳百世。此外，杜佑这一编辑理念还反映在其对当时社会错误思潮的批判上，如当时朝廷中有人针对“国祚”问题大发议论，认为朝代的长短由天注定，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极力鼓吹谶纬之学。杜佑极力排斥这种虚妄荒诞的迷信观点：“观李、马陈谏，乃称冥数素定，不在法度得失，不关政理臧否，故曰终莫究详，斯之谓矣。但立制可久，施教得宜，君尊臣卑，干强枝弱，致人庶富，享代长远，为理之道，其在兹乎？”[8]杜佑指出朝代的长短取决于尊卑有序的君臣关系、完备适宜的典章制度、人民生活的安定富足、社会经济的发展，认为人的主观努力是国家安定、长远的决定条件，统治者必须积极作为，将施有政，不可偏信“天时”“杳冥”等天命论迷信观点。正是这种客观的态度，使《通典》成为历代统治者学习如何从政、为政的教科书，被清乾隆皇帝誉为“经国之良规”。
郑樵是北宋著名的史学家、目录学家和编辑家，在编辑实践中，他以会通的编辑观点和批判精神，编纂了长达200卷的大型纪传体通史——《通志》，对编辑理论和方法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创新，对当时和后世的编辑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郑樵不满于时人只讲义理词章之学，认为那种用“空言”著书、“虚言”作笺注的治学方法会使读者“因疑而求，因疑而迷，因迷而妄”。针对有宋以来的妖妄之说，郑樵在《通志》中专门作《灾祥略》予以否定：“臣旧作《春秋传》，专以明王道，削去三家褒贬之说，所以杜其妄。今作《灾祥略》，专以记实迹，削去五行之说，所以绝其妖……臣窃观汉儒之说，以乱世无如春秋之深，灾异无如春秋之众者，是不考其实也……呜呼！天地之间，灾祥万种，人间祸福，冥不可知。奈何以一虫之妖，一气之戾，而一一质之以为祸福之应，其愚甚矣！”[9]郑樵以充分的史料力辨“天人感应”说之虚妄，恐世人受邪说影响落入迷信虚妄之窠臼。
（三）修身——勤精不倦
无数历史经验都可证明，那些纷繁芜杂的材料因饱学之士的妙笔编辑而生花，在这背后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广闻多识是成就优秀编辑家的必备素质。只有广博的学识才可具有对材料真伪的判断力，对内容、结构的组织力，对聚讼纷纭的观点的辨识力，赋予成书传世价值的创造力。
刘知几针对书籍编纂者提出了“才、学、识”三方面的要求，“才”是指编者的文字驾驭能力，“学”指编者的学识修养，“识”指编者对于资料的鉴别能力和对于人、事、物的判定力。他认为，作为一名称职的编辑家，这三方面能力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并且用生动形象的比喻论证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梗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4]刘知己不但始终以这三个方面严格要求自己，这一理念也被后世编者们踵继。如袁枢编著《通鉴纪事本末》，非轻易而成，如章学诚所言：“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是不能编成此书的。
郑樵治学务求广博，立志遍读古圣贤之书，通百家之学，他认为书籍编纂者，应该是会通百家的通才，要广闻多识，“深于博雅”[9]。博者，即多见天下之书，博闻强识。郑樵本身也是一位博聞多识、学富五车的通才，他一生勤精不倦，著述宏富，达84种之多，涉及文字、音韵、名物、典制、天文、地理等方面，这也使他成了一位在考据、辨伪、目录、文字、音韵等方面集大成的编辑家。中国古代编辑家们对书籍海纳百川的态度及在读书过程中表现出的孜孜不倦、刻苦钻研、勤于思考的治学精神流传千载。
二、中国古代编辑家思想的当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10]。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形势、新要求下，如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出新的辉煌是摆在当前出版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编辑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肩负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反映人民意愿，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神圣使命和职责。中国古代编辑家的思想和实践是遗教后世的宝贵的精神遗产，对做好编辑工作，提升编辑素养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编辑要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力量
编辑是文化传播的“守门人”，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宏图大业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编辑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践行者，要重视“文以载道”，当今社会，应该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为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作出更大贡献。要坚持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把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作为出版行业的职责和使命，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