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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南州“回炉再造”的治官之道才刚刚起步，能走多远，看有什么样的制度，这种制度又有什么力量。
从新华社到《人民日报》，再到央视，几大央媒接连“轰炸”以后，央视前著名主持人张政执掌下的贵州省黔西南州，突然声名大作。
原因是：黔西南正力推干部“召回”制度—将工作中出现“庸、懒、散、慢、浮”等不合格的官员，“回炉淬火”、“加钢锻造”！
截至目前，全州已召回干部1668名，其中132人被转岗或免职，67人待岗，27人被辞退或解聘，其余的培训考察合格后，回到原岗位工作。
震慑效果的确很明显：机关单位里，很多“官老爷”动起来了，他们曾长期敷衍了事，作风拖拉，甚至“吃拿卡要”。
动起来的，还有官场里的“妇女”们：原本要求早上8点半上班，但她们通常9点多、10点钟才到办公室，呆一个小时后，就出去逛街、购物、买菜了……“我老婆以前也是这么干的，晚来早走，”4月24日下午，在安龙县政协副主席杨盛意的办公室里，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向《南风窗》记者道出实情，“老婆早上起床后，先送孩子去上学，然后去市场买菜，9点多到办公室，11点钟后就回去做饭了。”
杨盛意的老婆，是在县老年大学上班。自从县里搞“双星”评选并以此作为干部召回的依据后，他老婆不敢了。因为身为领导干部的老公，也帮不了她了。
“这个考评啊，掌握在她单位的同事、分管领导，以及单位的班子领导那儿。”杨盛意说，单位同事打分占30%，分管领导打分占40%，党政班子打分占30%。
杨盛意同时兼任安龙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因为他的位置特殊，他老婆也不想让他难堪，所以“收敛”很多，“否则我抓这个工作，你被召回，我多没面子呀，所以她也很注意了，不敢迟到或早退了”。
不过，动真碰硬的改革，总伴随着争议：干部召回制度的测评，结果会不会变成老好人当道？医院等技术部门，需不需要也来这一套？下指标的召回式，会不会导致为召回而召回，使考评流于形式……
这还得从兴仁官场的那次“地震”说起。
兴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谭云临很早就注意到这些争议。他说，“争议的焦点主要是，通过民主测评决定召回，以及下指标召回的方式，是不是科学、合理？”
黔西南州当下正全力推广的干部召回制度，发端于其管辖下的兴仁县。谭云临此前是兴仁县委常委、组织部长，作为干部召回制度的主要设计者和推行者，谭云临在面对各界争议时，一直没有表达对下指标、测评等做法的回应。
4月23日上午，谭云临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说：“我也不认为下指标、末位召回是最好的方式，但一开始要推行这项制度，必须得撕出一个口子来，我们就是要用这种方式，倒逼各个单位建章立制，为召回提供依据。”
干部召回制度，2014年8月在兴仁县推行。提及制度设计和推行的背景，谭云临说，现在发展的任务更重，生态要求更高，如何将发展和生态结合起来，需要智慧、创新和超常规的动作来推动。
现实是，很多干部已经不敢闯、不敢担当了，出现为官不为的现象，特别是反腐大力推行后，很多干部以“遵守纪律”的名义不干事，普遍出现怠政、惰政、躲政。
担任组织部长时，县里常有单位的“一把手”找到谭云临反映：希望把×××调走，他作风不正、办事拖拉，人品不行……
“干部是组织派出去的，既然不合格，那就借鉴商品的模式，把他们召回来。”兴仁县委决定：对不合格的干部回炉再造，进行大修、小修、维修，在修理、保养后，再输送出去。
围绕着“庸、懒、散、慢、浮、腐”六个字，兴仁县针对全县的公职人员，提出了12种应该被召回的情形，并于2014年8月11日出台了《兴仁县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管理办法（试行）》。
这份试行办法中，规定被召回的情形包括“在单位或领导班子中闹不团结，各自为政、拉帮结派、搞内耗，单位干部职工或群众认可度不高、反映比较大的”、“不服从组织安排和工作安排，推诿扯皮，政令不畅，造成不良影响的”、“连续旷工超过7天或一年内累计旷工超过15天”，等等。
甚至有些规定还比较虚，不好量化，但因为下指标召回，所以很有威力。时任黔西南州委组织部副部长的梁喜明，目前是黔西南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他告诉《南风窗》记者，兴仁县第一批就召回了148名干部，引发全州干部的震动。甚至有评论说，兴仁官场发生“地震”。
2014年9月25日，黔西南州委组织部发文号召辖下的各地组织部门比照兴仁县做法，创造性开展“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管理工作”。当时，梁喜明也琢磨：既然县里能搞，州直单位可不可以也搞搞？
这样，2014年10月20日，作为试点，州人社局也在100多名干部中，召回了26名，并视情况扣发他们4万多元的绩效工资。
一场更大范围内的官场博弈，由此拉开大幕。
如何确定谁该被召回？召回后，如何处理？是召回中关键的一环。一开始，兴仁县的做法是：在单位内部进行民主投票，主要就“德、能、勤、绩、廉”等方面的表现打分，分低的被召回。
兴仁县还规定，35个人以下的单位，测评中的最末一名召回。70人以上的单位，末三位召回。35至70人的单位，末两位召回。
此外，在国土、经贸等有审批权的部门，还引入服务对象的无记名评价。如果参与测评的服务对象中，有30%以上反映被测评的工作人员存在“吃拿卡要”，或50%以上的服务对象认为被测评人员在办事过程中，存在“态度生硬、冷漠、推脱”等行为的，必须召回。
这样，一些人少的单位，也要报召回名额。“有的单位只有几个人，有的领导也不知道要召谁，召了就没人干活，所以领导只好自己召回自己了。”兴仁县城南街道办党工委委员、人武部部长杨景成告诉《南风窗》记者，这有些不科学。此外，通过投票决定谁被召回，也出现一些干部不好好搞工作，整天就和同事“吃喝玩乐”搞关系。 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事实上，制度一推行，谭云临就发现了这些问题。因为，此前尽管有一些单位的“一把手”到组织部要求将他们单位里×××调走，可组织部真把表格发下去，让各单位测评后将需要召回的名单上报时，很多“一把手”又犹豫了，改口说“他们干得都还不错，没有需要召回的”。
为什么会这样？谭云临分析：一是这个领导想做老好人，怕得罪人。二是，他真的召不出干部，原因在于之前很多单位的建章立制，只是挂在墙壁上、停留在嘴巴上、躺在文件里，没有真正用起来。
“我知道，他们在等，在等我们出文件。”谭云临说，但我们就是要倒逼他们把建章立制的工作做起来。
这样，下指标后，各单位就必须召回，而为了减少召回的矛盾或不科学、不合理，各单位就需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去量化考核，因为召回干部是有依据的，得说服人。
“以前搞党建，强调‘抓书记、书记抓’，”谭云临说，“但一直没有找到好的切入口和抓手，我知道下指标是不科学的，但可以帮助很多单位建章立制，把量化考核的工作真正做起来。”
因为单位如果召回的不是应该召回的，矛盾会集中到单位党委（党组）那儿，党委（党组）就是要动起来，去解决这些问题。这样，党委（党组）书记才能真正肩负起管理干部的主体责任。
单位建章立制、量化考核后，谁被召回，就不是决定于一个人的人缘了，量化考核更看重的是干部实际完成的情况和表现。此外，是否迟到、早退等也纳入考勤，考核的指标也在逐步完善。
杨景成告诉记者，城南街道已召回两个人，效果还是明显的，做工作也顺畅好多：以前，单位存在的问题是，一些快退休的干部，叫他做事，他拖拉不办。这样，某环节受阻，影响整体进展。
召回之所以发挥了作用，主要是因为这些被召回的干部，会给人一种“他不行”的感觉，干部害怕丢脸，没面子。
按当初的设计，被召回的干部是要上报刊、电视台和互联网亮相的。实际推行中，很多单位没有这么干。但这不影响被召回干部的“知名度”，因为县城小地方，单位内部公开以后，很快传到外面。一个人被召回了，他的朋友圈、社交圈以及他的邻居，会在无形中给对方一些压力。甚至，一些在官员口中“素质不怎么高”的人，也会“把话说得很难听”：这公务员是不合格产品。
被召回后，首先是教育培训，其次是跟踪考察，最后才是组织处理。
教育培训在当地党校进行，为期一周的军训和教育（费用自己出）。学习内容涉及党的纪律处分条例，看警示片，学习孔繁森、焦裕禄等先进典型。此外，参加考试，试题由纪委、组织部和党校来出，还要写心得体会。
根据学习成绩，像“招拍挂”一样，让被召回的干部上台竞聘演说—主要是让被召回人员谈认识，谈接下来如何开展工作和表决心等，最后由下面的乡镇负责人无记名投票—“看有无单位用这名干部，没有就待岗两个月”，谭云临说，待岗只发基本工资。
跟踪考察是针对那些懒散情况稍重的被召回干部，让他们转岗到重点工程办等负责征地、拆迁，这些部门或机构的特点是：困难大、矛盾多、工作累，通过传帮带祛除他们的懒散作风。
被召回干部的转岗，兴仁县依据这样的规则进行：从县直单位任职的，转岗到乡镇任职;从条件较好的乡镇，转岗到条件比较差的乡镇;从比较近县城的乡镇，转到偏远乡镇;从一个偏远乡镇转到另一个偏远乡镇。
组织处理，则是更严重的等级，手段主要是结合现在的干部管理条例，对相关干部进行降职、降级、免职、解聘等。
从黔西南州已召回的1668名干部来看，有1206名通过集中教育培训后，回到原工作岗位，占召回干部的72.3%;调整转岗或免职的132名，占8%;待岗67人，占4%;辞退或解聘27人，占1.6%……
制度推行期间，一些领导干部担心得罪人，受不了这样的压力，所以自己申请改任非领导职务，这个群体有33人，占2%。
黔西南州被召回干部中，有59人是处级干部，其中被召回的就包括县纪委书记、组织部长等官员。
在黔西南州多日走访中，绝大部分人对干部召回制度叫好，这包括身处其中的官员。
兴仁县的杨景成说，“现在干部不敢不干，领导安排工作，他们也不敢推三阻四了，干部干工作的热情激发出来了”。
安龙县一位不愿具名的副镇长告诉《南风窗》记者，如果领导安排的工作下属不做，那领导只好安排给其他人做。这样，不干事的人不仅得罪了领导，而且也得罪了代替他干活的同事，在投票的测评中，这个人得分就会很低，所以就容易会被召回。
当然，在操作中，也不是所有人都欢迎。杨景成说，那些贪玩的，因此受到束缚，肯定反对了。
邓纯华不贪玩，但她就向《南风窗》记者直接表达了反对意见。邓纯华是安龙县人民医院的妇产科主任。今年一季度的考核中，她和铁余鸿等14名医护人员，登上了医院设置在大门口的惰政曝光台（俗称黄榜），而在黄榜上头的，是勤政先锋榜（俗称红榜），上面是他们的9名同事。
“我是无理由、无条件把自己报上去的，”邓纯华告诉《南风窗》记者，“其实，我在单位的年度考核中，是优秀的。”
今年3月底，邓纯华出差北京时，接到医院电话说，“妇产科满30个人，所以必须报两个名单上去，一个是上红榜，一个是上黄榜”。
上红榜好说，大家投票选即可，但上黄榜则是谁都不愿意，而且还要张榜公布、贴相片出丑。那时，妇产科内部因此出现情绪上的抵触了，护士长也搞不定谁该上黄榜，所以打电话征求邓纯华的意见。
“4月1日前，必须报上去。那时，我想了两个晚上，没睡好！”邓纯华直言，“我们是医院，大家都很忙，不像政府部门的人闲着—以前，你在大街看看，上班时间出去逛街、买衣服、买菜的，大都是政府的人，我们医生哪有时间？我一个月都不能去菜市场的，物价涨跌都不知道！” 邓纯华说，客观讲，如果要选，妇产科也不是选不出上黄榜的人，但基本上都干好了，非得“拧出来”，感觉在“找茬”。
所以，安龙县人民医院的一些科室，干脆就是抓阄。“上面有的写‘黄’字，有写‘红’字的，谁抓到就是谁了。”邓纯华说，考评的目的是促进工作，现在变成了阻碍工作了。
按照安龙县的相关规定，一年内两次上“黄榜”的干部，就要上报作为召回的管理对象了。邓纯华说，“坦白讲，我可以选我上黄榜一次，但第二次我不可能再主动选我上黄榜嘛”。
这样的结果，很可能变成大家轮流上黄榜，以免某个人在一年内两次上黄榜而被召回，“可这样的考核还有什么意义？”邓纯华说。
邓纯华认为，干部召回制度适合党政机关等单位的人，对这些群体会有促进作用，但不适合对医院等技术部门考核，建议尊重医护人员的专业性。与此类似反映的，还有教师，他们认为工作已经是超强度了，而且超时加班，不像公务员那样坐班轻闲好考核。
对此，梁喜明告诉《南风窗》记者，“你不要听他们的片面之词”。梁喜明说，这些年，我们医院、学校总体上是好的，但医院院长、学校校长出的问题还少吗？医护人员、教师等，违反医风医德、师风师德的还少吗？
“不可能其他部门需要考核，医院学校就不需要，我们强调的是全覆盖！”梁喜明说，医院、学校敢说自己百分百过关？
对召回干部的管理，现在，黔西南州只出一些原则性的、方向性的东西，以此留给各地创新、探索的空间。早前，曾有专家建议黔西南州把方案细化，“但如果真的做得很细，工作根本推不下去”，梁喜明说，所以还是鼓励各单位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自己去探索适合自身的量化考核标准。
梁喜明告诉记者，目前，州里在操作时，没有提倡下指标或末位召回了，因为末位这个东西讲不清，但你违反了召回的情形就要召回。州里的规定是：你（这家单位）可以零报告（意指单位里没有人需要被召回），但我要加强对你的监督，加强执法，加强暗访，以此保证政策的威慑力处于高压态势！
官员、普通公务员们是“为人民服务”的。但如果他们就不为人民服务了呢？就是偷奸耍滑吃拿卡要甚至腐败了呢？能管他们的，还是“组织”，“人民”也只能期待“组织”好好管管他们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黔西南州“回炉再造”的治官之道，是一种有责任担当的探索。
不过，4月24日上午，安龙县委宣传部。在一页具有13名工作人员中的签到册上，记者注意到，有4人没签到，而在“下班时间”一栏上，有3个人签的是12：00，但这时才11点多。
一切才刚刚起步，能走多远，看有什么样的制度，这种制度又有什么力量。
从新华社到《人民日报》，再到央视，几大央媒接连“轰炸”以后，央视前著名主持人张政执掌下的贵州省黔西南州，突然声名大作。
原因是：黔西南正力推干部“召回”制度—将工作中出现“庸、懒、散、慢、浮”等不合格的官员，“回炉淬火”、“加钢锻造”！
截至目前，全州已召回干部1668名，其中132人被转岗或免职，67人待岗，27人被辞退或解聘，其余的培训考察合格后，回到原岗位工作。
震慑效果的确很明显：机关单位里，很多“官老爷”动起来了，他们曾长期敷衍了事，作风拖拉，甚至“吃拿卡要”。
动起来的，还有官场里的“妇女”们：原本要求早上8点半上班，但她们通常9点多、10点钟才到办公室，呆一个小时后，就出去逛街、购物、买菜了……“我老婆以前也是这么干的，晚来早走，”4月24日下午，在安龙县政协副主席杨盛意的办公室里，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向《南风窗》记者道出实情，“老婆早上起床后，先送孩子去上学，然后去市场买菜，9点多到办公室，11点钟后就回去做饭了。”
杨盛意的老婆，是在县老年大学上班。自从县里搞“双星”评选并以此作为干部召回的依据后，他老婆不敢了。因为身为领导干部的老公，也帮不了她了。
“这个考评啊，掌握在她单位的同事、分管领导，以及单位的班子领导那儿。”杨盛意说，单位同事打分占30%，分管领导打分占40%，党政班子打分占30%。
杨盛意同时兼任安龙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因为他的位置特殊，他老婆也不想让他难堪，所以“收敛”很多，“否则我抓这个工作，你被召回，我多没面子呀，所以她也很注意了，不敢迟到或早退了”。
不过，动真碰硬的改革，总伴随着争议：干部召回制度的测评，结果会不会变成老好人当道？医院等技术部门，需不需要也来这一套？下指标的召回式，会不会导致为召回而召回，使考评流于形式……
这还得从兴仁官场的那次“地震”说起。
兴仁“地震”
兴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谭云临很早就注意到这些争议。他说，“争议的焦点主要是，通过民主测评决定召回，以及下指标召回的方式，是不是科学、合理？”
黔西南州当下正全力推广的干部召回制度，发端于其管辖下的兴仁县。谭云临此前是兴仁县委常委、组织部长，作为干部召回制度的主要设计者和推行者，谭云临在面对各界争议时，一直没有表达对下指标、测评等做法的回应。
4月23日上午，谭云临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说：“我也不认为下指标、末位召回是最好的方式，但一开始要推行这项制度，必须得撕出一个口子来，我们就是要用这种方式，倒逼各个单位建章立制，为召回提供依据。”
干部召回制度，2014年8月在兴仁县推行。提及制度设计和推行的背景，谭云临说，现在发展的任务更重，生态要求更高，如何将发展和生态结合起来，需要智慧、创新和超常规的动作来推动。
现实是，很多干部已经不敢闯、不敢担当了，出现为官不为的现象，特别是反腐大力推行后，很多干部以“遵守纪律”的名义不干事，普遍出现怠政、惰政、躲政。
担任组织部长时，县里常有单位的“一把手”找到谭云临反映：希望把×××调走，他作风不正、办事拖拉，人品不行……
“干部是组织派出去的，既然不合格，那就借鉴商品的模式，把他们召回来。”兴仁县委决定：对不合格的干部回炉再造，进行大修、小修、维修，在修理、保养后，再输送出去。
围绕着“庸、懒、散、慢、浮、腐”六个字，兴仁县针对全县的公职人员，提出了12种应该被召回的情形，并于2014年8月11日出台了《兴仁县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管理办法（试行）》。
这份试行办法中，规定被召回的情形包括“在单位或领导班子中闹不团结，各自为政、拉帮结派、搞内耗，单位干部职工或群众认可度不高、反映比较大的”、“不服从组织安排和工作安排，推诿扯皮，政令不畅，造成不良影响的”、“连续旷工超过7天或一年内累计旷工超过15天”，等等。
甚至有些规定还比较虚，不好量化，但因为下指标召回，所以很有威力。时任黔西南州委组织部副部长的梁喜明，目前是黔西南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他告诉《南风窗》记者，兴仁县第一批就召回了148名干部，引发全州干部的震动。甚至有评论说，兴仁官场发生“地震”。
2014年9月25日，黔西南州委组织部发文号召辖下的各地组织部门比照兴仁县做法，创造性开展“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管理工作”。当时，梁喜明也琢磨：既然县里能搞，州直单位可不可以也搞搞？
这样，2014年10月20日，作为试点，州人社局也在100多名干部中，召回了26名，并视情况扣发他们4万多元的绩效工资。
一场更大范围内的官场博弈，由此拉开大幕。
官场“博弈”
如何确定谁该被召回？召回后，如何处理？是召回中关键的一环。一开始，兴仁县的做法是：在单位内部进行民主投票，主要就“德、能、勤、绩、廉”等方面的表现打分，分低的被召回。
兴仁县还规定，35个人以下的单位，测评中的最末一名召回。70人以上的单位，末三位召回。35至70人的单位，末两位召回。
此外，在国土、经贸等有审批权的部门，还引入服务对象的无记名评价。如果参与测评的服务对象中，有30%以上反映被测评的工作人员存在“吃拿卡要”，或50%以上的服务对象认为被测评人员在办事过程中，存在“态度生硬、冷漠、推脱”等行为的，必须召回。
这样，一些人少的单位，也要报召回名额。“有的单位只有几个人，有的领导也不知道要召谁，召了就没人干活，所以领导只好自己召回自己了。”兴仁县城南街道办党工委委员、人武部部长杨景成告诉《南风窗》记者，这有些不科学。此外，通过投票决定谁被召回，也出现一些干部不好好搞工作，整天就和同事“吃喝玩乐”搞关系。 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事实上，制度一推行，谭云临就发现了这些问题。因为，此前尽管有一些单位的“一把手”到组织部要求将他们单位里×××调走，可组织部真把表格发下去，让各单位测评后将需要召回的名单上报时，很多“一把手”又犹豫了，改口说“他们干得都还不错，没有需要召回的”。
为什么会这样？谭云临分析：一是这个领导想做老好人，怕得罪人。二是，他真的召不出干部，原因在于之前很多单位的建章立制，只是挂在墙壁上、停留在嘴巴上、躺在文件里，没有真正用起来。
“我知道，他们在等，在等我们出文件。”谭云临说，但我们就是要倒逼他们把建章立制的工作做起来。
这样，下指标后，各单位就必须召回，而为了减少召回的矛盾或不科学、不合理，各单位就需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去量化考核，因为召回干部是有依据的，得说服人。
“以前搞党建，强调‘抓书记、书记抓’，”谭云临说，“但一直没有找到好的切入口和抓手，我知道下指标是不科学的，但可以帮助很多单位建章立制，把量化考核的工作真正做起来。”
因为单位如果召回的不是应该召回的，矛盾会集中到单位党委（党组）那儿，党委（党组）就是要动起来，去解决这些问题。这样，党委（党组）书记才能真正肩负起管理干部的主体责任。
单位建章立制、量化考核后，谁被召回，就不是决定于一个人的人缘了，量化考核更看重的是干部实际完成的情况和表现。此外，是否迟到、早退等也纳入考勤，考核的指标也在逐步完善。
杨景成告诉记者，城南街道已召回两个人，效果还是明显的，做工作也顺畅好多：以前，单位存在的问题是，一些快退休的干部，叫他做事，他拖拉不办。这样，某环节受阻，影响整体进展。
召回之所以发挥了作用，主要是因为这些被召回的干部，会给人一种“他不行”的感觉，干部害怕丢脸，没面子。
按当初的设计，被召回的干部是要上报刊、电视台和互联网亮相的。实际推行中，很多单位没有这么干。但这不影响被召回干部的“知名度”，因为县城小地方，单位内部公开以后，很快传到外面。一个人被召回了，他的朋友圈、社交圈以及他的邻居，会在无形中给对方一些压力。甚至，一些在官员口中“素质不怎么高”的人，也会“把话说得很难听”：这公务员是不合格产品。
被召回后，首先是教育培训，其次是跟踪考察，最后才是组织处理。
教育培训在当地党校进行，为期一周的军训和教育（费用自己出）。学习内容涉及党的纪律处分条例，看警示片，学习孔繁森、焦裕禄等先进典型。此外，参加考试，试题由纪委、组织部和党校来出，还要写心得体会。
根据学习成绩，像“招拍挂”一样，让被召回的干部上台竞聘演说—主要是让被召回人员谈认识，谈接下来如何开展工作和表决心等，最后由下面的乡镇负责人无记名投票—“看有无单位用这名干部，没有就待岗两个月”，谭云临说，待岗只发基本工资。
跟踪考察是针对那些懒散情况稍重的被召回干部，让他们转岗到重点工程办等负责征地、拆迁，这些部门或机构的特点是：困难大、矛盾多、工作累，通过传帮带祛除他们的懒散作风。
被召回干部的转岗，兴仁县依据这样的规则进行：从县直单位任职的，转岗到乡镇任职;从条件较好的乡镇，转岗到条件比较差的乡镇;从比较近县城的乡镇，转到偏远乡镇;从一个偏远乡镇转到另一个偏远乡镇。
组织处理，则是更严重的等级，手段主要是结合现在的干部管理条例，对相关干部进行降职、降级、免职、解聘等。
从黔西南州已召回的1668名干部来看，有1206名通过集中教育培训后，回到原工作岗位，占召回干部的72.3%;调整转岗或免职的132名，占8%;待岗67人，占4%;辞退或解聘27人，占1.6%……
制度推行期间，一些领导干部担心得罪人，受不了这样的压力，所以自己申请改任非领导职务，这个群体有33人，占2%。
点火与泼冷水
黔西南州被召回干部中，有59人是处级干部，其中被召回的就包括县纪委书记、组织部长等官员。
在黔西南州多日走访中，绝大部分人对干部召回制度叫好，这包括身处其中的官员。
兴仁县的杨景成说，“现在干部不敢不干，领导安排工作，他们也不敢推三阻四了，干部干工作的热情激发出来了”。
安龙县一位不愿具名的副镇长告诉《南风窗》记者，如果领导安排的工作下属不做，那领导只好安排给其他人做。这样，不干事的人不仅得罪了领导，而且也得罪了代替他干活的同事，在投票的测评中，这个人得分就会很低，所以就容易会被召回。
当然，在操作中，也不是所有人都欢迎。杨景成说，那些贪玩的，因此受到束缚，肯定反对了。
邓纯华不贪玩，但她就向《南风窗》记者直接表达了反对意见。邓纯华是安龙县人民医院的妇产科主任。今年一季度的考核中，她和铁余鸿等14名医护人员，登上了医院设置在大门口的惰政曝光台（俗称黄榜），而在黄榜上头的，是勤政先锋榜（俗称红榜），上面是他们的9名同事。
“我是无理由、无条件把自己报上去的，”邓纯华告诉《南风窗》记者，“其实，我在单位的年度考核中，是优秀的。”
今年3月底，邓纯华出差北京时，接到医院电话说，“妇产科满30个人，所以必须报两个名单上去，一个是上红榜，一个是上黄榜”。
上红榜好说，大家投票选即可，但上黄榜则是谁都不愿意，而且还要张榜公布、贴相片出丑。那时，妇产科内部因此出现情绪上的抵触了，护士长也搞不定谁该上黄榜，所以打电话征求邓纯华的意见。
“4月1日前，必须报上去。那时，我想了两个晚上，没睡好！”邓纯华直言，“我们是医院，大家都很忙，不像政府部门的人闲着—以前，你在大街看看，上班时间出去逛街、买衣服、买菜的，大都是政府的人，我们医生哪有时间？我一个月都不能去菜市场的，物价涨跌都不知道！” 邓纯华说，客观讲，如果要选，妇产科也不是选不出上黄榜的人，但基本上都干好了，非得“拧出来”，感觉在“找茬”。
所以，安龙县人民医院的一些科室，干脆就是抓阄。“上面有的写‘黄’字，有写‘红’字的，谁抓到就是谁了。”邓纯华说，考评的目的是促进工作，现在变成了阻碍工作了。
按照安龙县的相关规定，一年内两次上“黄榜”的干部，就要上报作为召回的管理对象了。邓纯华说，“坦白讲，我可以选我上黄榜一次，但第二次我不可能再主动选我上黄榜嘛”。
这样的结果，很可能变成大家轮流上黄榜，以免某个人在一年内两次上黄榜而被召回，“可这样的考核还有什么意义？”邓纯华说。
邓纯华认为，干部召回制度适合党政机关等单位的人，对这些群体会有促进作用，但不适合对医院等技术部门考核，建议尊重医护人员的专业性。与此类似反映的，还有教师，他们认为工作已经是超强度了，而且超时加班，不像公务员那样坐班轻闲好考核。
对此，梁喜明告诉《南风窗》记者，“你不要听他们的片面之词”。梁喜明说，这些年，我们医院、学校总体上是好的，但医院院长、学校校长出的问题还少吗？医护人员、教师等，违反医风医德、师风师德的还少吗？
“不可能其他部门需要考核，医院学校就不需要，我们强调的是全覆盖！”梁喜明说，医院、学校敢说自己百分百过关？
对召回干部的管理，现在，黔西南州只出一些原则性的、方向性的东西，以此留给各地创新、探索的空间。早前，曾有专家建议黔西南州把方案细化，“但如果真的做得很细，工作根本推不下去”，梁喜明说，所以还是鼓励各单位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自己去探索适合自身的量化考核标准。
梁喜明告诉记者，目前，州里在操作时，没有提倡下指标或末位召回了，因为末位这个东西讲不清，但你违反了召回的情形就要召回。州里的规定是：你（这家单位）可以零报告（意指单位里没有人需要被召回），但我要加强对你的监督，加强执法，加强暗访，以此保证政策的威慑力处于高压态势！
官员、普通公务员们是“为人民服务”的。但如果他们就不为人民服务了呢？就是偷奸耍滑吃拿卡要甚至腐败了呢？能管他们的，还是“组织”，“人民”也只能期待“组织”好好管管他们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黔西南州“回炉再造”的治官之道，是一种有责任担当的探索。
不过，4月24日上午，安龙县委宣传部。在一页具有13名工作人员中的签到册上，记者注意到，有4人没签到，而在“下班时间”一栏上，有3个人签的是12：00，但这时才11点多。
一切才刚刚起步，能走多远，看有什么样的制度，这种制度又有什么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