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字：大学 ＩＴ产业 高等教育
　　内地顶级大学校领导的这个暑假算是给搅和了。
　　先是香港高校在内地争夺高考尖子生源，害得顶级大学费尽力气，好不容易才在争夺人才的拉锯战中挽回了一些面子——一些原本选择香港高校的尖子学生回心转意了。不料，顶级大学所在地的文理科状元却双双预订了香港科技大学，这着实让校方郁闷了一阵儿。
　　还没等心情舒坦起来，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又开始针对某所顶级大学发难，质疑其海外招聘的特聘教授是否名副其实，害得这所学校紧急回击。
　　丘先生也底气十足，因为美国的大学硬性规定教授每年至少全职工作９个月，而国内的特聘教授也要求全职工作９个月。一个人不可能既在美国做全职教授又在中国做特聘教授，因为１年不可能有１８个月，这是一道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算术题。于是乎，又有人开始郁闷了。
　　这应该是自香港学者郎咸平、丁学良质疑内地经济学家之后，学术与教育领域遭遇到的媒体关注度颇高的挑战，而公众也在注视着这些大学如何捍卫自己的荣誉。
　　按理说，经过数年产业化，已视同产业的教育行业与ＩＴ产业分属不同的领域，应该并行不悖，或者说毫不相干。无奈，从人才供求的角度看，两者关系密切——一个是智力的输出方，一个是智力的输入方。同时，人们也注意到美国一些名牌大学与高技术园的伴生现象。事实上，这些大学在很大程度上对园区起到了催生作用，比如说斯坦福大学与硅谷、麻省理工学院与１２８号公路、亚利桑那大学与光谷、犹他大学与犹他州的软件产业等。因此，ＩＴ媒体也应偶尔关照一下ＩＴ产业的上家。
　　高校的表现与公众期望之间的冲突或者说差距，即使是在高等教育高度发达的美国也是普遍存在，只不过诉求不同而已，至少在美国大学不会自己办企业。为了应对这种冲突，曾担任斯坦福大学校长和美国《科学》杂志主编的唐纳德·肯尼迪写下《学术责任》一书。他认为美国的大学太过于强调学术自由而忽视了与之共存的学术责任。
　　肯尼迪在书中将学术责任独立成章地分为：培养责任、教学责任、指导责任、服务责任、研究发现的责任。培养责任指的是培养优秀的师资队伍，其间接对象是学生；教学和指导的直接对象就是学生；服务指的是服务社会的责任。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作为美国顶级的研究型大学的校长，竟将研究发现的责任放到末位，却把培养学生放到五大责任中的第一位。
　　肯尼迪在前言中谈写作初衷时写道：“我试图从学术责任的高度影响未来的大学老师，它包括把学生放在第一位，重新恢复大学使命和忠诚的价值观。”
　　在“教师是培养学生的先决条件”这一点上，古往今来是一致的。古有韩愈《师说》名句：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近代则有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留下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因此，身为教师的丘先生对特聘教授的质疑更是用心良苦。
　　说到大楼与大师，对梅校长这句名言最好的注释应该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若以高楼大厦甚至校园面积来衡量，不要说与国内的顶级大学相比，即使是与一流大学相比，伯克利也很是寒酸——除了钟楼和一座１０层左右的普通建筑外，伯克利分校所有建筑都没有超出６层，校园内各色建筑拥挤不堪，堂堂的法学院甚至蜗居在一座两层的民居式建筑中。但是，伯克利分校的教师队伍中先后有１９位拿到了诺贝尔奖。
　　高等教育应该以培养学生为第一荣耀。以支撑计算机科学的基石——数学来看，面对浩浩荡荡的中小学生奥数热，我们的“群众基础”不能说不好，我国自从１９８５年派队参加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以来，成绩斐然。加之纯理论的数学研究并不像很多理工学科那样严重依赖于实验环境。然而，整体而言，我们在国际数学界并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
　　既然多种社会并不丰富的资源在向顶级大学倾斜，既然顶级大学把目标定在世界一流大学，那么，公众可能就会拿世界一流大学的荣誉观来进行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