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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期所选两篇小说都是关于变形的故事。变形是现代派小说特有的艺术手法，这种手法通过夸大、扭曲、整合堆砌等方式将事物的表象进行处理，改变其现实状貌，更深刻突出其内在本质，达到更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和审美感染力。
变形记
卡夫卡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仰卧着，那坚硬得像铁甲一般的背贴着床，他稍稍一抬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被子在肚子尖上几乎待不住了，眼看就要完全滑落下来。比起偌大的身驱来，他那许多只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
“我出了什么事啦？”他想。这可不是梦。他的房间，一间略嫌小了些、地地道道的人住的房间，静卧在四堵熟悉的墙壁之间。在摊放衣料样品的桌子上方——萨姆沙是个旅行推销员——挂着那幅画，这是他最近从一本画报上剪下来并装在了一只漂亮的镀金镜框里的。画上画的是一位戴毛皮帽子、围毛皮围巾的贵妇人，她挺直身子坐着，把一只套没了她整个前臂的厚重皮手筒递给看画的人。
格里高尔的眼睛接着又朝窗口望去，那阴暗的天气——人们听得见雨点敲打在窗格子铁皮上的声音——使他的心情也变得忧郁。“还是再睡一会儿，把这一切晦气事统统忘掉吧。”他想，但是这件事却完全办不到，平时他习惯侧向右边睡，可是在目前这种状况下竟无法使自己摆出这个姿势来。不管他怎样使劲扑向右边，总是又摆回到仰卧姿势。他试了大约一百次，闭上眼睛，好不必看见那些拼命挣扎的腿，后来他在腰部感觉到一种从未感受过的隐痛，这时他才不得不罢休。
“啊，天哪，”他想，“我挑上了一个多么累人的差事！长年累月到处奔波。在外面跑买卖比坐办公室做生意辛苦多了。再加上还有经常出门的那种烦恼，担心各次火车的倒换，不定时的、劣质的饮食，而萍水相逢的人也总是些泛泛之交，不可能有深厚的交情，永远不会变成知己朋友。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他觉得肚子上有点儿痒痒，便仰卧着慢慢向床头挪过去，好让自己头抬起来更容易些;看清了发痒的地方，那儿布满着白色小斑点，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想用一条腿去搔一搔，可是立刻又把腿缩了回来，因为这一碰引起他浑身一阵寒战。
他又滑下来回复到原来的姿势。“这么早起床，”他想，“简直把人弄得痴痴呆呆的了。人必须要有足够的睡眠。别的推销员生活得像后宫里的贵妇。譬如每逢我上午回旅店领取已到达的订货单时，这帮老爷才在吃早饭。我若是对老板来这一手，我立刻就会被解雇。不过话说回来，谁知道被解雇对我来说是否就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呢。我若不是为了我父母亲的缘故而克制自己的話，早就辞职不干了，我就会走到老板面前，把我的意见一股脑儿全告诉他，他非从斜面桌子上掉下来不可！他坐在那张斜面桌上，居高临下地同职员说话，而由于他重听人家就不得不走到他跟前来，这也真可以说是一种奇特的工作方式了。嗯，希望还没有完全破灭;只要等我积攒好了钱，还清了父母欠他的债——也许还要五六年吧，我就一定把这件事办了。不过眼下我必须起床，因为火车五点钟开。”
他看了看那边柜子上滴滴答答响着的闹钟。天哪！他想。六点半，时针正在悠悠然向前移动，甚至过了六点半了，就快六点三刻了。闹钟难道没有响过吗？从床上可以看到闹钟明明是拨到四点钟的;它一定已经闹过了。是闹过了，可是这可能吗，睡得那么安稳竟没听见这使家具受到震动的响声？嗯，安稳，他睡得可并不安稳，但是也许睡得更沉。可是现在他该怎么办？下一班车七点钟开，要搭这一班车他就得拼命赶，可是货样还没有包装好，他自己则觉得精神甚是不佳。而且即使他赶上这班车，他也是免不了要受老板的一顿训斥，因为公司听差曾等候他上那班五点钟开的火车并早已就他的误车作过汇报了。他是老板的一条走狗，没有骨气和理智。那么请病假如何呢？这可是极其难堪、极其可疑的，因为他工作五年了还从来没有病过。老板一定会带着医疗保险组织的医生来，会责怪父母养了这么一个懒儿子并凭借着那位医生断然驳回一切抗辩。在这位医生看来他压根就是个完全健康，却好吃懒做的人。再说，在今天这种情况下医生的话就那么完全没有道理吗？格里高尔觉得自己身体很健康，甚至有一种特别强烈的饥饿感。
他飞快地考虑着这一切，还是未能下定决心离开这张床——闹钟恰好打响六点三刻，这时有人小心翼翼敲打他床头的房门。“格里高尔，”有人喊——是母亲在喊，“现在六点三刻。你不想出门？”好和蔼的声音！格里高尔听到自己的回答声时大吃一惊，这分明是他从前的声音，但这个声音却掺和着一种从下面发出来的、无法压制下去的痛苦的叽喳声，这叽喳声简直是只在最初一瞬间让那句话保持清晰可听，随后便彻底毁坏那句话的余音，以致人们竟不知道，是否听真切了。格里高尔本想回答得详细些并把一切解释清楚，可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他只得简单地说：“是，是，谢谢母亲，我这就起床。”隔着木头门外面大概觉察不出格里高尔声音中的变化，因为一听到这句话母亲便放下心来，踢踢踏踏地走了。但是这场简短的谈话却使其余的家里人都注意到格里高尔现在还令人失望地在家里，而这时，父亲则已经敲响了侧边的一扇门，敲得很轻，不过用的却是拳头。“格里高尔！格里高尔！”他喊，“你怎么啦？”过了一小会儿他又用更低沉的声音催促道：“格里高尔！格里高尔！”而在另一扇侧门旁边妹妹却轻声责怪道：“格里高尔？你不舒服吗？你需要什么东西吗？”格里高尔向两边回答说：“我马上就好了。”并努力以小心翼翼的发音以及在各个词儿之间加上长长的休止来使他的声音失去一切异乎寻常的色彩。父亲也走回去吃他的早饭了，妹妹却悄声说：“格里高尔，开开门，我求你了。”可是他却根本不想去开门，而是暗自庆幸自己由于经常旅行而养成的这种小心翼翼的习惯，即便在家里他晚上也是要锁上门睡觉的。
首先他想静悄悄地、不受打扰地起床，穿衣，最要紧的是吃早饭，然后才考虑下一步的行动，因为他分明觉察到，躺在床上他是不会考虑出什么名堂来的。他记得在床上曾经感受过某种也许是由于睡姿不好而造成轻微的疼痛，及至起床时才知道这种疼痛纯属子虚乌有，现在他急于想知道，他今天的幻觉将会怎样渐渐消逝。声音的变化无非是一种重感冒、一种推销员职业病的前兆而已，对此他没有丝毫的怀疑。 要掀掉被子很容易，他只需把身子稍稍一抬，它自己就掉下来了。可是下一个动作就难了，特别是因为他的身子宽得出奇。他本来用胳膊和手就可以坐起来，可是他没有胳膊和手，却只有这众多的小腿，它们一刻不停地向四面八方挥动，而且他竟然无法控制住它们。他想屈起其中的一条腿，这条腿总是先伸得笔直;他终于如愿以偿把这条腿屈起来了，这时所有其余的小腿便像散了架，痛苦不堪地乱颤乱动。“可别无所事事地待在床上。”格里高尔暗自思忖。
（选自《变形记：中短篇小说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
赏析
弗朗茨·卡夫卡（1883-1924），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德语小说家，现代派文学的鼻祖，表现主义文学的先驱。《变形记》是其最经典的短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甲虫。变形之后，他虽然还拥有人的意识和情感，但甲虫的外部形态最终让他物化，成为异类。他曾努力和家人沟通交流，试图获得理解和帮助，却最终被亲人唾弃，被世界抛弃，绝望地走入死亡之地。
卡夫卡小说世界里的人都背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人与人之间充满陌生感。现代生活如同一座城堡，人在其中是孤独的、冷漠的。在强权压迫和冷漠关系之中，失去了人的本质，异化为非人。这篇小说的开头可谓经典中的经典，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并不是比喻或者象征，或者说人披上了某种观念或者精神的外壳，而是人就是虫，虫形的人。虽然故事魔幻而荒诞，但卡夫卡就是通过这种变形手法写出更真实的世界的本质。
父亲的最后一次逃走
布鲁诺·舒尔茨
我的父亲只要他的那些脚踩在地上，就动作麻利、灵活，但是只要背一着地，也不免具有一切甲壳虫都有的特点，变得几乎动弹不得了。看到他拼命地摇动他那些腿，无可奈何地以他自己为中枢旋转，真叫人悲哀和可怜。我们几乎没法强迫自己看他的显眼的、几乎伤风败俗的身体结构完全显露在他的赤露的、有节的肚子下面。在这样的时刻，查尔斯叔叔总是忍不住去踩父亲。我们拿着一件东西去救他;他用螯紧紧地夹住那东西，很快地恢复正常的姿态;然后，他用加倍的速度像闪电似的、锯齿形地跑起来，好像要忘却他不体面地摔了一跤这个回忆似的。
我必须强迫自己真实地报道这件无法置信的事情;甚至现在，我都不愿回想它。直到今天，我还无法理解我们怎么会成为蓄意杀害他的罪人的。一定是一种奇怪的天数驱使我们干出这事来;因为命运并不回避意识和意志，而是把它们吞没在它的结构中，这样我们就能好像在被催眠的昏迷状态中似的承认和接受在正常的环境中会使我们充满恐怖的事情。
我渾身打着哆嗦，绝望地一次次问我的母亲：“你怎么能干出这事儿来？要是干这事儿的是根雅的话，那倒也罢了——可是你自己？”母亲哭了，绞着双手，找不到一句回答的话。难道她当时认为父亲会过得好些？难道她当时看到这个举动是对绝望的处境的唯一的解决的办法，要不，难道她是由于难以想象的粗心大意和轻率才干出这件事情来？命运一旦决意把它的无法理解的怪念头强加在我们的身上，就千方百计地施出花招。一时的糊涂、一瞬间的疏忽或者鲁莽，就足以使人在作出决定的时候因为左右为难，而做出这种事情来。事后，我们可以动脑筋无休止地考虑这个举动，解释我们的动机，试图发现我们的真正的意图，但是这个举动却无可挽回了。
父亲被放在盆子里端上来的时候，我们清醒过来了，完全知道出了什么事情。他躺着，煮熟以后，显得又大又肿，变成淡灰色，而且像胶冻似的。我们默不作声地坐着，惊讶得目瞪口呆。只有查尔斯叔叔举起叉子，向盆子伸去，但是他马上犹犹豫豫地把叉子放下，斜着眼看我们。母亲吩咐把盆子端到起居室去。后来，盆子上盖着一块紫天鹅绒，摆在桌子上一本全家人的相片本和一个音乐烟卷盒旁。我们大伙儿都避开它，它就那么摆着。
但是，我父亲的尘世的流浪还没有结束;接下来的那部分——故事的延长超过了允许的范围——对我们来说，是最痛苦的。既然有一切理由应该认命，应该承认他已经玩儿完，既然命运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地要彻头彻尾地毁掉他，他干吗不这么干呢？起居室里几个礼拜平静无事以后，不知怎么回事，他居然恢复元气了，在慢腾腾地活过来了。有天清晨，我们发现盆子空了。一条腿横在盆子边上，在一些凝结的西红柿沙司和肉冻中，这显出他逃走的痕迹。尽管他被煮过，而且一路上有腿脱落，他靠着剩下的精力，拖着他自己到某个地方去，去开始一种没有家的流浪生活;从此以后，我们没有再见到他。
（选自《鳄鱼街》，新星出版社2010版）
赏析
布鲁诺·舒尔茨（1892-1942），波兰籍犹太作家，被誉为与卡夫卡比肩的天才作家。舒尔茨比卡夫卡小九岁，性格、命运都和卡夫卡相似，他接过卡夫卡的魔法棒，写出了一系列的变形小说，其中最精彩的是《鸟》《蟑螂》和《爸爸的最后一次逃走》。在这三个有着连续性的故事里，父亲各种变异，从鸟类王国的国王到蟑螂再到这只最终被煮熟的螃蟹，一次又一次地变形、离开、消失，但却一次又一次地回来。舒尔茨是残忍的，父亲的每一次回来都是为了离开，每一次复活都是为了更加奇特而残忍地死去。其中，最触目惊心的莫过于本篇小说。被煮熟的成为螃蟹的父亲，在最后一次逃离之前，还在餐桌上留下了一条腿。这条腿，留给读者，留给世界，与其说是残缺世界的隐喻，不如说是再次警告父亲，暗示读者：父亲还会爬回来，但是，回来也是为了再次死去。
这个不断变形的死去的父亲，我觉得是舒尔茨用变形大法阐释“弑父情结”，表达自己对于专制对于强权的反抗。舒尔茨一次又一次地判父亲死刑，就是为了更决绝地和象征强权的父辈割裂和分离，延续和完成卡夫卡小说中多次书写的反抗主题。
本期感言
变形的艺术手法常常让小说富有魔幻色彩，但更有利于表现人物的深层内心，深刻揭示存在的荒诞性，同时也给到读者独特的审美享受。这两篇变形小说比较有意思，前者是儿子变成甲虫，后者是父亲变成螃蟹，在揭示人的异化的同时，都隐藏着两位备受父亲压制的作家对于父子关系的思考，以及与之对应的对于权力的压迫和反抗主题的阐释。
变形记
卡夫卡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仰卧着，那坚硬得像铁甲一般的背贴着床，他稍稍一抬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被子在肚子尖上几乎待不住了，眼看就要完全滑落下来。比起偌大的身驱来，他那许多只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
“我出了什么事啦？”他想。这可不是梦。他的房间，一间略嫌小了些、地地道道的人住的房间，静卧在四堵熟悉的墙壁之间。在摊放衣料样品的桌子上方——萨姆沙是个旅行推销员——挂着那幅画，这是他最近从一本画报上剪下来并装在了一只漂亮的镀金镜框里的。画上画的是一位戴毛皮帽子、围毛皮围巾的贵妇人，她挺直身子坐着，把一只套没了她整个前臂的厚重皮手筒递给看画的人。
格里高尔的眼睛接着又朝窗口望去，那阴暗的天气——人们听得见雨点敲打在窗格子铁皮上的声音——使他的心情也变得忧郁。“还是再睡一会儿，把这一切晦气事统统忘掉吧。”他想，但是这件事却完全办不到，平时他习惯侧向右边睡，可是在目前这种状况下竟无法使自己摆出这个姿势来。不管他怎样使劲扑向右边，总是又摆回到仰卧姿势。他试了大约一百次，闭上眼睛，好不必看见那些拼命挣扎的腿，后来他在腰部感觉到一种从未感受过的隐痛，这时他才不得不罢休。
“啊，天哪，”他想，“我挑上了一个多么累人的差事！长年累月到处奔波。在外面跑买卖比坐办公室做生意辛苦多了。再加上还有经常出门的那种烦恼，担心各次火车的倒换，不定时的、劣质的饮食，而萍水相逢的人也总是些泛泛之交，不可能有深厚的交情，永远不会变成知己朋友。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他觉得肚子上有点儿痒痒，便仰卧着慢慢向床头挪过去，好让自己头抬起来更容易些;看清了发痒的地方，那儿布满着白色小斑点，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想用一条腿去搔一搔，可是立刻又把腿缩了回来，因为这一碰引起他浑身一阵寒战。
他又滑下来回复到原来的姿势。“这么早起床，”他想，“简直把人弄得痴痴呆呆的了。人必须要有足够的睡眠。别的推销员生活得像后宫里的贵妇。譬如每逢我上午回旅店领取已到达的订货单时，这帮老爷才在吃早饭。我若是对老板来这一手，我立刻就会被解雇。不过话说回来，谁知道被解雇对我来说是否就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呢。我若不是为了我父母亲的缘故而克制自己的話，早就辞职不干了，我就会走到老板面前，把我的意见一股脑儿全告诉他，他非从斜面桌子上掉下来不可！他坐在那张斜面桌上，居高临下地同职员说话，而由于他重听人家就不得不走到他跟前来，这也真可以说是一种奇特的工作方式了。嗯，希望还没有完全破灭;只要等我积攒好了钱，还清了父母欠他的债——也许还要五六年吧，我就一定把这件事办了。不过眼下我必须起床，因为火车五点钟开。”
他看了看那边柜子上滴滴答答响着的闹钟。天哪！他想。六点半，时针正在悠悠然向前移动，甚至过了六点半了，就快六点三刻了。闹钟难道没有响过吗？从床上可以看到闹钟明明是拨到四点钟的;它一定已经闹过了。是闹过了，可是这可能吗，睡得那么安稳竟没听见这使家具受到震动的响声？嗯，安稳，他睡得可并不安稳，但是也许睡得更沉。可是现在他该怎么办？下一班车七点钟开，要搭这一班车他就得拼命赶，可是货样还没有包装好，他自己则觉得精神甚是不佳。而且即使他赶上这班车，他也是免不了要受老板的一顿训斥，因为公司听差曾等候他上那班五点钟开的火车并早已就他的误车作过汇报了。他是老板的一条走狗，没有骨气和理智。那么请病假如何呢？这可是极其难堪、极其可疑的，因为他工作五年了还从来没有病过。老板一定会带着医疗保险组织的医生来，会责怪父母养了这么一个懒儿子并凭借着那位医生断然驳回一切抗辩。在这位医生看来他压根就是个完全健康，却好吃懒做的人。再说，在今天这种情况下医生的话就那么完全没有道理吗？格里高尔觉得自己身体很健康，甚至有一种特别强烈的饥饿感。
他飞快地考虑着这一切，还是未能下定决心离开这张床——闹钟恰好打响六点三刻，这时有人小心翼翼敲打他床头的房门。“格里高尔，”有人喊——是母亲在喊，“现在六点三刻。你不想出门？”好和蔼的声音！格里高尔听到自己的回答声时大吃一惊，这分明是他从前的声音，但这个声音却掺和着一种从下面发出来的、无法压制下去的痛苦的叽喳声，这叽喳声简直是只在最初一瞬间让那句话保持清晰可听，随后便彻底毁坏那句话的余音，以致人们竟不知道，是否听真切了。格里高尔本想回答得详细些并把一切解释清楚，可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他只得简单地说：“是，是，谢谢母亲，我这就起床。”隔着木头门外面大概觉察不出格里高尔声音中的变化，因为一听到这句话母亲便放下心来，踢踢踏踏地走了。但是这场简短的谈话却使其余的家里人都注意到格里高尔现在还令人失望地在家里，而这时，父亲则已经敲响了侧边的一扇门，敲得很轻，不过用的却是拳头。“格里高尔！格里高尔！”他喊，“你怎么啦？”过了一小会儿他又用更低沉的声音催促道：“格里高尔！格里高尔！”而在另一扇侧门旁边妹妹却轻声责怪道：“格里高尔？你不舒服吗？你需要什么东西吗？”格里高尔向两边回答说：“我马上就好了。”并努力以小心翼翼的发音以及在各个词儿之间加上长长的休止来使他的声音失去一切异乎寻常的色彩。父亲也走回去吃他的早饭了，妹妹却悄声说：“格里高尔，开开门，我求你了。”可是他却根本不想去开门，而是暗自庆幸自己由于经常旅行而养成的这种小心翼翼的习惯，即便在家里他晚上也是要锁上门睡觉的。
首先他想静悄悄地、不受打扰地起床，穿衣，最要紧的是吃早饭，然后才考虑下一步的行动，因为他分明觉察到，躺在床上他是不会考虑出什么名堂来的。他记得在床上曾经感受过某种也许是由于睡姿不好而造成轻微的疼痛，及至起床时才知道这种疼痛纯属子虚乌有，现在他急于想知道，他今天的幻觉将会怎样渐渐消逝。声音的变化无非是一种重感冒、一种推销员职业病的前兆而已，对此他没有丝毫的怀疑。 要掀掉被子很容易，他只需把身子稍稍一抬，它自己就掉下来了。可是下一个动作就难了，特别是因为他的身子宽得出奇。他本来用胳膊和手就可以坐起来，可是他没有胳膊和手，却只有这众多的小腿，它们一刻不停地向四面八方挥动，而且他竟然无法控制住它们。他想屈起其中的一条腿，这条腿总是先伸得笔直;他终于如愿以偿把这条腿屈起来了，这时所有其余的小腿便像散了架，痛苦不堪地乱颤乱动。“可别无所事事地待在床上。”格里高尔暗自思忖。
（选自《变形记：中短篇小说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
赏析
弗朗茨·卡夫卡（1883-1924），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德语小说家，现代派文学的鼻祖，表现主义文学的先驱。《变形记》是其最经典的短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甲虫。变形之后，他虽然还拥有人的意识和情感，但甲虫的外部形态最终让他物化，成为异类。他曾努力和家人沟通交流，试图获得理解和帮助，却最终被亲人唾弃，被世界抛弃，绝望地走入死亡之地。
卡夫卡小说世界里的人都背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人与人之间充满陌生感。现代生活如同一座城堡，人在其中是孤独的、冷漠的。在强权压迫和冷漠关系之中，失去了人的本质，异化为非人。这篇小说的开头可谓经典中的经典，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并不是比喻或者象征，或者说人披上了某种观念或者精神的外壳，而是人就是虫，虫形的人。虽然故事魔幻而荒诞，但卡夫卡就是通过这种变形手法写出更真实的世界的本质。
父亲的最后一次逃走
布鲁诺·舒尔茨
我的父亲只要他的那些脚踩在地上，就动作麻利、灵活，但是只要背一着地，也不免具有一切甲壳虫都有的特点，变得几乎动弹不得了。看到他拼命地摇动他那些腿，无可奈何地以他自己为中枢旋转，真叫人悲哀和可怜。我们几乎没法强迫自己看他的显眼的、几乎伤风败俗的身体结构完全显露在他的赤露的、有节的肚子下面。在这样的时刻，查尔斯叔叔总是忍不住去踩父亲。我们拿着一件东西去救他;他用螯紧紧地夹住那东西，很快地恢复正常的姿态;然后，他用加倍的速度像闪电似的、锯齿形地跑起来，好像要忘却他不体面地摔了一跤这个回忆似的。
我必须强迫自己真实地报道这件无法置信的事情;甚至现在，我都不愿回想它。直到今天，我还无法理解我们怎么会成为蓄意杀害他的罪人的。一定是一种奇怪的天数驱使我们干出这事来;因为命运并不回避意识和意志，而是把它们吞没在它的结构中，这样我们就能好像在被催眠的昏迷状态中似的承认和接受在正常的环境中会使我们充满恐怖的事情。
我渾身打着哆嗦，绝望地一次次问我的母亲：“你怎么能干出这事儿来？要是干这事儿的是根雅的话，那倒也罢了——可是你自己？”母亲哭了，绞着双手，找不到一句回答的话。难道她当时认为父亲会过得好些？难道她当时看到这个举动是对绝望的处境的唯一的解决的办法，要不，难道她是由于难以想象的粗心大意和轻率才干出这件事情来？命运一旦决意把它的无法理解的怪念头强加在我们的身上，就千方百计地施出花招。一时的糊涂、一瞬间的疏忽或者鲁莽，就足以使人在作出决定的时候因为左右为难，而做出这种事情来。事后，我们可以动脑筋无休止地考虑这个举动，解释我们的动机，试图发现我们的真正的意图，但是这个举动却无可挽回了。
父亲被放在盆子里端上来的时候，我们清醒过来了，完全知道出了什么事情。他躺着，煮熟以后，显得又大又肿，变成淡灰色，而且像胶冻似的。我们默不作声地坐着，惊讶得目瞪口呆。只有查尔斯叔叔举起叉子，向盆子伸去，但是他马上犹犹豫豫地把叉子放下，斜着眼看我们。母亲吩咐把盆子端到起居室去。后来，盆子上盖着一块紫天鹅绒，摆在桌子上一本全家人的相片本和一个音乐烟卷盒旁。我们大伙儿都避开它，它就那么摆着。
但是，我父亲的尘世的流浪还没有结束;接下来的那部分——故事的延长超过了允许的范围——对我们来说，是最痛苦的。既然有一切理由应该认命，应该承认他已经玩儿完，既然命运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地要彻头彻尾地毁掉他，他干吗不这么干呢？起居室里几个礼拜平静无事以后，不知怎么回事，他居然恢复元气了，在慢腾腾地活过来了。有天清晨，我们发现盆子空了。一条腿横在盆子边上，在一些凝结的西红柿沙司和肉冻中，这显出他逃走的痕迹。尽管他被煮过，而且一路上有腿脱落，他靠着剩下的精力，拖着他自己到某个地方去，去开始一种没有家的流浪生活;从此以后，我们没有再见到他。
（选自《鳄鱼街》，新星出版社2010版）
赏析
布鲁诺·舒尔茨（1892-1942），波兰籍犹太作家，被誉为与卡夫卡比肩的天才作家。舒尔茨比卡夫卡小九岁，性格、命运都和卡夫卡相似，他接过卡夫卡的魔法棒，写出了一系列的变形小说，其中最精彩的是《鸟》《蟑螂》和《爸爸的最后一次逃走》。在这三个有着连续性的故事里，父亲各种变异，从鸟类王国的国王到蟑螂再到这只最终被煮熟的螃蟹，一次又一次地变形、离开、消失，但却一次又一次地回来。舒尔茨是残忍的，父亲的每一次回来都是为了离开，每一次复活都是为了更加奇特而残忍地死去。其中，最触目惊心的莫过于本篇小说。被煮熟的成为螃蟹的父亲，在最后一次逃离之前，还在餐桌上留下了一条腿。这条腿，留给读者，留给世界，与其说是残缺世界的隐喻，不如说是再次警告父亲，暗示读者：父亲还会爬回来，但是，回来也是为了再次死去。
这个不断变形的死去的父亲，我觉得是舒尔茨用变形大法阐释“弑父情结”，表达自己对于专制对于强权的反抗。舒尔茨一次又一次地判父亲死刑，就是为了更决绝地和象征强权的父辈割裂和分离，延续和完成卡夫卡小说中多次书写的反抗主题。
本期感言
变形的艺术手法常常让小说富有魔幻色彩，但更有利于表现人物的深层内心，深刻揭示存在的荒诞性，同时也给到读者独特的审美享受。这两篇变形小说比较有意思，前者是儿子变成甲虫，后者是父亲变成螃蟹，在揭示人的异化的同时，都隐藏着两位备受父亲压制的作家对于父子关系的思考，以及与之对应的对于权力的压迫和反抗主题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