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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岁时就听妈妈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陈洪斌对经济学的思考可能早于大部分首席经济学家，他认为，首席经济学家最重要的是探索经济世界的本质规律，对于职业本身而言，首席经济学家的旅程只是一个开始，而对于更广阔的宏观研究而言，探索是永无止境的。
孔子有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三十岁，似乎是一个分界点，很多人到了三十岁已经在某个领域小有所成，也有人在三十岁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方向。
陈洪斌似乎就是从三十岁开始思考自己真正擅长的领域是什么，“我几乎没有什么是第一位的，下象棋可能下得好，但也不是最好的，跑步也不是最快的，打球也不是打的最好的，唱歌也不是第一位的，那我干什么是第一位的呢？”
陈洪斌对经济学的思考可能早于大部分首席经济学家。80年代初期，陈洪斌五六岁时，在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的妈妈给陈洪斌讲的不是故事书，而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他十几岁时，就已经开始琢磨“通货膨胀为何会对经济生活产生严重影响”的经济学问题。
后来，陈洪斌发现自己的确有一个特长，那就是做研究，特别是做宏观分析方面的研究。
“到了30岁以后，我发现我有个才能，任何的宏观逻辑，我都能判断它是对是错、往下是怎么延展的，因为自己本身是学宏观经济出身，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都一直围绕着经济学，有一定的积累。”
作为国海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陈洪斌身上还有诸多标签，他是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中国资产管理人论坛理事、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金融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耶鲁大学访问学者、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新华社特约观察员。
本期首席人生，记者专访国海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陈洪斌，他说，首席经济学家最重要的是探索经济世界的本质规律，对于职业本身而言，首席经济学家的旅程只是一个开始，而对于更广阔的宏观研究而言，探索是永无止境的。
“预判准确率很重要”
首席的日常工作，要花费大量时间做研究，一部分时间做路演、演讲，同时在公司还要承担一定的职能。在陈洪斌眼中，首席经济学家是各家机构的分析师，由于长期从事研究工作，首席经济学家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想问题更偏向长期和战略角度，同时，对问题背后的逻辑挖掘的更加深入，经验也更加丰富。
从陈洪斌的履历中可以清楚看出，他的职业生涯一直围绕着宏观经济研究，兜兜转转，他也一直与宏观经济“交手作战”。2004年以来，陈洪斌先后就职于中国人寿、龙江银行、宏信证券、国海证券等金融机构。曾任宏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门负责人、龙江银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兼董事会战略发展部负责人。
作为一个首席经济学家，要有自己完整、系统的理论基础，同时要对整个宏观经济规律有自己的把握，并且去探究背后左右它的种种因素，甚至突发的因素，“比如说911，次贷危机发生以后，会对整个系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要有自己的判断，这些判断不可能都对，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要能夠给具体操作人员一个方向，或者说一个企业、金融机构董事会听了以后，知道未来的整个经营活动应该怎么去定位”，这就要求首席的整个逻辑要更有战略高度。
陈洪斌谈起，他在美国时发现，宏观交易是很流行的，对冲基金的宏观对冲策略应用很广泛，但国内的机构做宏观交易策略的较少。
因此，在他看来，首席的价值还体现在对整个大类资产配置的指导上，包括负债结构，一进一出两端的判断都是基于宏观经济形势。陈洪斌举例，“2018年，经济下行、外部环境恶化，所以组合里一张股票都没有，都是长债，而2020年，经济在上升初期，组合里全是股票，一张长债都没有，在一个上升的经济环境里，拿债券就会赔的很惨。”
除了在大方向上做出指导、有高瞻远瞩的视野，预测率也是陈洪斌非常看重的能力。
金融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很显然，需要对整个形势作出预判，而预判的准确率就显得格外重要。从事宏观经济研究和金融市场投资工作17年，陈洪斌具有丰富的投资管理经验，从业期间主要负责金融市场投资业务和资管业务，擅长宏观对冲、大类资产轮动策略，近年来，陈洪斌和团队对整个经济的预判和周期的拟合度也非常高，曾多次成功预测市场宏观拐点。
理论联系实际，也是陈洪斌特别看重的。他非常注重将经济学理论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来思考问题，他说，在国内研究经济问题，第一个研究对象一定是美国，第二个一定是欧洲经济体，比如说德国、英国，第三才是亚洲的一些经济体，例如日本，最后才是研究新兴市场和一些其他经济体。但是在陈洪斌看来，理论研究采用这样的体系没有问题，但是做市场交易，是不够充分的，“如果一个学者或者一个首席，他在我面前说的东西全部都是西方的理论，而没有把这个理论真正用到中国的实践当中去，那么他讲的所有的有关资产配置和真正动头寸的事情我基本就忽略掉了。”
陈洪斌还向记者解释，无论是首席经济学家还是做首席分析师，最忌讳的是被头寸影响了思维，“这是一个通病，就是你买了这支股票，你总认为它是一定会涨的。”
做研究需要天赋
陈洪斌表示，交易偏向于天赋，市场上最牛的投资经理和大咖，说话语速极快，思维头脑天意禀赋，一看就知道不是“正常人”，阅读新材料的反应也要比别人快零点几秒，总能抢占先机，总能不停地赢得胜利。
陈洪斌认为，研究工作不仅需要天赋，还需要大量的阅读，他也坦言自己手下的研究员是不容易的，因为要对全球过去两三百年的宏观经济、地缘政治两个部分的历史都特别熟悉。
既要研究宏观经济又要研究地缘政治，陈洪斌的团队与别的团队风格有点不一样，这似乎要从如何理解“金融的赚钱方式”中找寻答案。
“回顾过去两三百年的金融史，只有当金融跟政治结合的时候，才是金融的黄金时期。而当金融这个怪兽自己独立出现的时候，就跟外面小贷公司一样，是不赚钱的。”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陈洪斌要求手下的研究员不仅仅要了解全球过去两三百年的宏观经济历史，而且，地缘政治历史也要稔熟于心。例如，他会考虑民主党上台之后，一系列的政策背后，如何改变阿尔法变量，然后再去做相应的策略。
对于自己的工作，陈洪斌是热爱的。他从不觉得做到首席已经达到了职业天花板。他喜欢这份工作，是因为自己的研究角度跟别人不一样，更准确的说他研究的是政治经济学。“我每天想到的是，我了解的太少、知道的还不够多、对问题的挖掘还是不够深，我每天对研究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挖的不够深，还是没有看明白，你只看到了表象。”
在陈洪斌的心中，首席经济学家的旅程只是一个开始，对于更广阔的宏观世界，仍有无尽的探索;同时，首席经济学家除了是分析师外，还应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负有一定的责任。作为首席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就是讲出真实的东西，探索本质的规律，而不是虚假的，当危机出现的时候，首席经济学家应对全市场进行预警，对市场负责、对社会负责;除了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还要更丰富自己，为企业去创造更多的价值。
聊到研究之外，陈洪斌说，因为首席平时的工作强度特别大，如果不运动的话根本无法坚持，“所以对我来讲只有两件事，研究和运动，无氧、打球、健身都是逼着自己必须要做的。”
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每年岁末年初，陈洪斌都会到三亚陪父母过年，三亚的亲切感和舒适、陪着父母在海滩上散步，是一年当中最开心的事。
最后，陈洪斌推荐了《欧元危机》，一本讲货币体系、金融体系和政治体系之间关联性的书，而这本书的主题也恰好契合了他的研究领域——政治经济学。“讲的东西是平时接触不到的背后的东西，我们做交易平时就喜欢看背后的，不喜欢看台前的。”
孔子有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三十岁，似乎是一个分界点，很多人到了三十岁已经在某个领域小有所成，也有人在三十岁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方向。
陈洪斌似乎就是从三十岁开始思考自己真正擅长的领域是什么，“我几乎没有什么是第一位的，下象棋可能下得好，但也不是最好的，跑步也不是最快的，打球也不是打的最好的，唱歌也不是第一位的，那我干什么是第一位的呢？”
陈洪斌对经济学的思考可能早于大部分首席经济学家。80年代初期，陈洪斌五六岁时，在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的妈妈给陈洪斌讲的不是故事书，而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他十几岁时，就已经开始琢磨“通货膨胀为何会对经济生活产生严重影响”的经济学问题。
后来，陈洪斌发现自己的确有一个特长，那就是做研究，特别是做宏观分析方面的研究。
“到了30岁以后，我发现我有个才能，任何的宏观逻辑，我都能判断它是对是错、往下是怎么延展的，因为自己本身是学宏观经济出身，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都一直围绕着经济学，有一定的积累。”
作为国海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陈洪斌身上还有诸多标签，他是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中国资产管理人论坛理事、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金融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耶鲁大学访问学者、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新华社特约观察员。
本期首席人生，记者专访国海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陈洪斌，他说，首席经济学家最重要的是探索经济世界的本质规律，对于职业本身而言，首席经济学家的旅程只是一个开始，而对于更广阔的宏观研究而言，探索是永无止境的。
“预判准确率很重要”
首席的日常工作，要花费大量时间做研究，一部分时间做路演、演讲，同时在公司还要承担一定的职能。在陈洪斌眼中，首席经济学家是各家机构的分析师，由于长期从事研究工作，首席经济学家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想问题更偏向长期和战略角度，同时，对问题背后的逻辑挖掘的更加深入，经验也更加丰富。
从陈洪斌的履历中可以清楚看出，他的职业生涯一直围绕着宏观经济研究，兜兜转转，他也一直与宏观经济“交手作战”。2004年以来，陈洪斌先后就职于中国人寿、龙江银行、宏信证券、国海证券等金融机构。曾任宏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门负责人、龙江银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兼董事会战略发展部负责人。
作为一个首席经济学家，要有自己完整、系统的理论基础，同时要对整个宏观经济规律有自己的把握，并且去探究背后左右它的种种因素，甚至突发的因素，“比如说911，次贷危机发生以后，会对整个系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要有自己的判断，这些判断不可能都对，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要能夠给具体操作人员一个方向，或者说一个企业、金融机构董事会听了以后，知道未来的整个经营活动应该怎么去定位”，这就要求首席的整个逻辑要更有战略高度。
陈洪斌谈起，他在美国时发现，宏观交易是很流行的，对冲基金的宏观对冲策略应用很广泛，但国内的机构做宏观交易策略的较少。
因此，在他看来，首席的价值还体现在对整个大类资产配置的指导上，包括负债结构，一进一出两端的判断都是基于宏观经济形势。陈洪斌举例，“2018年，经济下行、外部环境恶化，所以组合里一张股票都没有，都是长债，而2020年，经济在上升初期，组合里全是股票，一张长债都没有，在一个上升的经济环境里，拿债券就会赔的很惨。”
除了在大方向上做出指导、有高瞻远瞩的视野，预测率也是陈洪斌非常看重的能力。
金融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很显然，需要对整个形势作出预判，而预判的准确率就显得格外重要。从事宏观经济研究和金融市场投资工作17年，陈洪斌具有丰富的投资管理经验，从业期间主要负责金融市场投资业务和资管业务，擅长宏观对冲、大类资产轮动策略，近年来，陈洪斌和团队对整个经济的预判和周期的拟合度也非常高，曾多次成功预测市场宏观拐点。
理论联系实际，也是陈洪斌特别看重的。他非常注重将经济学理论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来思考问题，他说，在国内研究经济问题，第一个研究对象一定是美国，第二个一定是欧洲经济体，比如说德国、英国，第三才是亚洲的一些经济体，例如日本，最后才是研究新兴市场和一些其他经济体。但是在陈洪斌看来，理论研究采用这样的体系没有问题，但是做市场交易，是不够充分的，“如果一个学者或者一个首席，他在我面前说的东西全部都是西方的理论，而没有把这个理论真正用到中国的实践当中去，那么他讲的所有的有关资产配置和真正动头寸的事情我基本就忽略掉了。”
陈洪斌还向记者解释，无论是首席经济学家还是做首席分析师，最忌讳的是被头寸影响了思维，“这是一个通病，就是你买了这支股票，你总认为它是一定会涨的。”
做研究需要天赋
陈洪斌表示，交易偏向于天赋，市场上最牛的投资经理和大咖，说话语速极快，思维头脑天意禀赋，一看就知道不是“正常人”，阅读新材料的反应也要比别人快零点几秒，总能抢占先机，总能不停地赢得胜利。
陈洪斌认为，研究工作不仅需要天赋，还需要大量的阅读，他也坦言自己手下的研究员是不容易的，因为要对全球过去两三百年的宏观经济、地缘政治两个部分的历史都特别熟悉。
既要研究宏观经济又要研究地缘政治，陈洪斌的团队与别的团队风格有点不一样，这似乎要从如何理解“金融的赚钱方式”中找寻答案。
“回顾过去两三百年的金融史，只有当金融跟政治结合的时候，才是金融的黄金时期。而当金融这个怪兽自己独立出现的时候，就跟外面小贷公司一样，是不赚钱的。”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陈洪斌要求手下的研究员不仅仅要了解全球过去两三百年的宏观经济历史，而且，地缘政治历史也要稔熟于心。例如，他会考虑民主党上台之后，一系列的政策背后，如何改变阿尔法变量，然后再去做相应的策略。
对于自己的工作，陈洪斌是热爱的。他从不觉得做到首席已经达到了职业天花板。他喜欢这份工作，是因为自己的研究角度跟别人不一样，更准确的说他研究的是政治经济学。“我每天想到的是，我了解的太少、知道的还不够多、对问题的挖掘还是不够深，我每天对研究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挖的不够深，还是没有看明白，你只看到了表象。”
在陈洪斌的心中，首席经济学家的旅程只是一个开始，对于更广阔的宏观世界，仍有无尽的探索;同时，首席经济学家除了是分析师外，还应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负有一定的责任。作为首席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就是讲出真实的东西，探索本质的规律，而不是虚假的，当危机出现的时候，首席经济学家应对全市场进行预警，对市场负责、对社会负责;除了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还要更丰富自己，为企业去创造更多的价值。
聊到研究之外，陈洪斌说，因为首席平时的工作强度特别大，如果不运动的话根本无法坚持，“所以对我来讲只有两件事，研究和运动，无氧、打球、健身都是逼着自己必须要做的。”
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每年岁末年初，陈洪斌都会到三亚陪父母过年，三亚的亲切感和舒适、陪着父母在海滩上散步，是一年当中最开心的事。
最后，陈洪斌推荐了《欧元危机》，一本讲货币体系、金融体系和政治体系之间关联性的书，而这本书的主题也恰好契合了他的研究领域——政治经济学。“讲的东西是平时接触不到的背后的东西，我们做交易平时就喜欢看背后的，不喜欢看台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