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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立研究机构的本身特点来看，其主要任务是承担重要的基础性、公益性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不一定只有国立研究机构的才能提供，国外的经验表明只要有足够的投入，民营研究机构也可以做，而且效率显然高于国立研究机构。对于我国目前科技资源的拥有量而言，国立研究机构仍然是太多了。2002年公益型研究机构（不含中科院），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国立研究机构中占的比例大体为26％，而国家重点实验室则是附属在一些大型研究机构中，不能单独计算。这样大体算下来，大约有1/2的国立研究机构既不从事基础研究，又不从事公益研究。国立研究机构科研效率低的问题在哪个国家都存在，但是在国外却有其早已成型的解决方式，这对我国相关研究机构而言，应该是值得借鉴的经验。
社会公益研究是相对于竞争性研究而言的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关的研究活动。它具有公共性（公共性指研究目的不是为某些特定人群或利益集团服务，而是为公共利益服务，提供社会所需要的公共物品)、非营利性和社会共享性等特点。基础研究具有公益研究的特征，而应用开发研究中既有公益研究，也有非公益研究。
社会公益研究的领域主要包括与人民生命、财产密切相关的公共研究领域(如公共安全、防灾减灾)，与人民健康密切相关的公共研究领域(公共卫生与健康保障)，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公共研究领域(资源、环境、农业等)。但在上述领域中，以形成竞争性产品或技术为目标的研究工作不属于社会公益研究。
社会公益研究多涉及市场失灵领域，其研究成果具有典型的公共物品特征，因此，各国政府普遍比较重视社会公益研究，其经费投入也居于主导地位。本文主要从5个方面分析比较各国社会公益研究的特性。
投人主体
由于社会公益研究具有公共物品属性，而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提供社会所需的公共物品，所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都是社会公益研究最主要的资助者。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作用而言，在大多数国家，如美国、韩国、印度等国，社会公益研究的投入主要来自中央政府。但也有一些国家，如德国，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在社会公益研究中的作用几乎一样重要。
就投入主体特征而言，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社会公益研究投入主体比较单一，基本都是政府投入。相对而言，在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社会公益研究投入呈现出以政府为主体、多元化投入的特征。但总的来看，私人基金会等其他组织的R&D投入占各国R&D经费总量比重较低，政府仍然是发达国家社会公益研究最主要的投入力量。
经费投入
尽管我们很难准确地估计国外政府在社会公益研究方面的投入，但依据相关资料数据进行粗略分析后可以认为，各国对社会公益研究普遍比较重视。当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发展理念不同，各国政府对社会公益研究的重视程度有所差异。
以世界上科技经济最发达的美国为例，联邦政府的R&D经费绝大部分投向了公益性部门。以2004年为例，美国几个主要的公益性部门(国防部、健康与人类服务部、能源部、国土安全部、农业部、环境保护局)的R&D经费预算合计占R&D经费总预算的91.2％。如果不包括国防部，其他几个民用公益性部门的R&D经费预算合计仍占R&D经费总预算的39.9％。
对于信奉公平理念的欧盟发达国家来说，公共支出主要是为民众福祉服务，为可持续发展服务，因此欧盟成立以来的6个科技发展框架计划都把社会公益研究作为重要内容，并启动了欧盟环境计划等大型科研计划。以欧盟的第6个框架计划为例，7个优先主题领域为生命科学、关于健康的基因组学和生物技术；信息社会技术；纳米技术和纳米科学、以知识为基础的多功能材料、以及新的生产工艺和设施；航空和航天；食品质量和安全；可持续发展、全球变化和生态系统；知识社会的公民和管理。其中，生命科学、食品质量和安全、可持续发展、全球变化和生态系统等多个主题都属于社会公益研究领域。
相对而言，经历过“赶超阶段”和处于“赶超阶段”的国家，往往在社会公益研究方面的投入力度低于传统发达国家。以日本为例，在“科技立国”战略的指导下，其发展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依靠科技提高产业竞争力，因此，长期以来更注重对产业共性技术的投入，而在社会公益研究领域的投入相对较少。据初步分析，日本在民用公益研究领域的资金投入占总R&D经费支出的比例约为23.3％，但不同的组织类型对公益性研究的资金投入有很大差异。在非营利机构和公共组织，五个公益性研究领域(包括生命科学、环境、能源、空间开发、海洋)的资金投入占总R&D经费支出的比例约为58.8％，而在产业部门，这一比例只有16.6％。由于政府资金主要投向非盈利机构和公共组织，这说明政府在公益性研究领域的投入占有较大的比例。
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摆脱贫困，加快经济增长，民众多处于改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要阶段，对社会公益的诉求远不及对经济增长的诉求，因此，政府更加重视加快经济增长，改善民生，科技投入相对较低。在发展中国家，科技投入占GDP的比例在1％左右，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一般在2％以上。而在有限的科技投入中，发展中国家政府可能更偏好于向有市场前景的技术领域投资，当然其中也包括一些公益技术领域。以印度为例，通过推行“绿色革命”，大力提倡科技兴农，有效地促进了公益研究和研究成果的转化，进而在促进农业发展方面取得了诸多成就。
重点投入领域和方向
由于国防涉及国家安全，是政府必须提供的公共物品，所以，国防技术是各国政府重点支持的公益研究领域。以经合组织国家政府为例，多年来国防R&D投入占GDP的比重一直在30％以上，最高曾达到44．4％。可见，国防R&D是政府资助的重中之重。但具体到每个国家，由于各国战略取向多有不同，对国防R&D的投入也有较大差别。
美国作为全球惟一一个超级大国，为了保持军事优势和霸主地位，多年来，国防R&D经费一直占美国政府R&D总经费的40％以上，且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和政府的战略取向的变迁有所波动。如冷战期间，美国国防R&D经费一度高达65％以上，冷战结束后，美国国防R&D经费也逐步下降，但是在“9.1l”事件后，美国国防R&D经费再度攀升，2004年国防R&D经费预算达到51．3％。法国和英国作为传统欧洲强国，一直重视各自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因此，对国防R&D也极为重视。以1999年为例，法国的国防R&D经费占财政R&D经费的23％，英国的国防R&D经费占35％。相对而言，日本、德国等科技强国，由于是二战战败国，而且多与美国结盟，其国防R&D经费占财政R&D经费的比例一直低于10％。以印度、巴基斯坦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非常重视国防科研。以印度为例，独立以来，出于大国情结，加之处于复杂而动荡的地区环境，国防R&D是其社会公益研究的重中之重。可以说，印度为建立自主的国防体系进行了极大的投入，其国防R&D经费占财政R&D经费的比例一直在30％以上。不过，尽管印度国防科技进步成绩斐然，但这种科技政策的实施还是显示出国防科技进步与民用科技进步的不同步性和脱节性。
就民用社会公益投入领域而言，发达国家主要集中在医疗卫生、生命科学、环境等领域。以经合组织国家为例，近年来，医疗保健和环境的投入占政府R&D经费的比例一直在20％以上，反映了发达国家相对丰裕的经济实力和以民众福祉为取向的R&D投入战略。具体来说，发达国家民用R&D经费的投入重点往往与各国国情密切相关。以美国为例，从1995年至2001年，为响应分子生物学的重大进步和对老龄化美国人口卫生健康的日益关注，医疗卫生R&D经费占民用R&D经费增长总额的75％，2004年R&D预算亦高达23％，仅次于国防R&D预算，远远高于其他民用R&D预算，是美国政府最主要的民用社会公益投入领域。英、法、德等主要欧盟国家普遍重视环境研究，日本则一直比较关注能源问题，以1999年为例，能源R&D经费占其财政R&D总经费的1l％。
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虽然也在民用社会公益领域有所投入，但是，比起其在国防科技领域的R&D投入而言，显得非常不足。以印度为例，印度在民用公益研究方面投入的重点领域是农业、防灾减灾、生命科学等，但相对于国防科技而言，印度在涉及民生的社会公众领域投入较少，这可能也是印度环境、健康、贫富差距等问题比较严重的原因之一。这种不平衡的投入方式既是由发展中国家可供支配的资源有限所造成的，也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取向和政府的现实选择关系密切。
公益研究机构
在发达国家，社会公益研究机构的组织类型主要是政府研究机构、大学和非盈利研究机构，而在发展中国家，社会公益研究机构的组织类型则主要是政府研究机构和大学。尽管在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一些非盈利机构，但它们在社会公益研究中的作用有限。
美国政府研究机构的主要形式是联邦实验室，以政府直接管理的联邦实验室居多，也有一些委托大学、企业和非盈利研究机构代管的联邦实验室。非盈利研究机构在美国的社会公益研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德国，大学和政府研究机构是财政科技预算最主要的执行机构。其中，隶属于马普研究会等四大研究会的政府研究机构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实力强大，在德国社会公益研究中作用较为突出。英国的政府研究机构原来较多，但经过私有化取向的机构改革后，相当一部分应用型研究机构成为私营公司，还有一些基础型研究机构成为非盈利机构或公司，按领域分别隶属于不同的研究理事会，如著名的罗林研究所就属于生物技术和生物学研究理事会，只有少数研究机构保留在政府机构中，成为政府的下属执行机构。其中，隶属于不同研究理事会的研究机构对英国社会公益科技发展的作用比较突出。长期以来，法国政府非常支持政府科研机构的发展，约有3／4的科技预算都投向了政府研究机构。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法国政府研究机构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在社会公益研究领域实力也较为雄厚。
在日本，政府研究机构(主要指国立科研机构)和特殊法人研究机构是社会公益研究的中坚力量；韩国的国立试验研究机构和政府资助研究机构是公益研究的重要主体，它们大多数分别由基础技术研究会、产业技术研究会、公益技术研究会、社会经济研究会和人文社会研究会等五个研究会管理。中央政府研究机构在印度科研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具有强大实力，是印度公益性研究的实施主体。印度的非盈利组织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非盈利组织，它很少从事公益性研究。
在各国的科研系统中，对于企业研究机构、大学研究机构和非盈利研究机构来说，具体研究方向一般可自行选择，资金来源渠道较为多样，政府往往通过科技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和转移支付政策进行引导、规范和管理。相对而言，政府科研机构和半官方研究机构与社会公益研究的关系最为密切，其机构运营费和科研经费都依赖于财政支持，因此，我们进一步对主要科技强国的政府研究机构管理模式进行分析。
一般来看，主要科技强国依据本国的国情，对政府研究机构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模式。以国家实验室为例，作为政府研究机构和半官方研究机构的代表性组织，这些国家目前存在着四种管理机制：(1)政府所有、政府管理的实验室(GOGO) ；(2)政府所有、委托管理的实验室(GOCO) ；(3)合同当事人所有并管理的实验室(COCO) ；(4)政府租赁、政府管理的实验室。不同类型实验室的管理方法和研究取向有很大的不同。在美国，以基础研究为主的国家实验室一般采用GOGO模式；以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为主的实验室多采取GOCO模式，如能源部所属的国家实验室都由大学或私有组织代管；而联邦资助的R&D中心(FFRDC)，多采用GOCO模式或COCO模式。在英国，由于财政和管理问题，国家实验室大多实施了体制改革。由于私有化改革进行的比较彻底，国家实验室中极少采用GOGO模式。只有一小部分国家实验室采用了GOCO模式，如原子武器实验室、国家物理实验室等；大多数国家实验室采取的是COCO模式，如国家化学实验室、建筑研究实验室、交通研究实验室、工程研究实验室和国家资源实验室等。不过，这些实验室的性质或为私人研究机构，或为非营利机构。在法国，国家实验室基本上都采用的是GOGO模式，具体管理方式为合同管理，即政府与国家实验室每四年签订一次研究合同，并在合同中约定国家实验室的研究方向、研究目标和相应的资金保障。
成果共享
共享是实现社会公益研究成果价值的必然要求，因此，大多数国家在对社会公益研究成果进行保护的同时，强调依法实现公益研究成果的共享。
美国是世界上知识产权法规最健全的国家，非常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但对政府投资形成的社会公益研究成果则更重视建立共享机制。《联邦技术转移法》规定，对于政府支持的研究项目，政府保留拥有和使用该技术成果的权利，而这种权利结构的规定对于社会公益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有着积极意义。
英国政府对社会公益研究成果的归属多采用“谁出资，谁受益”原则，即原则上，知识产权归属出资方，但是，为了便于成果推广应用，往往采取比较灵活的方式。例如，生物技术与生物科学研究理事会对其全额或部分资助的研究项目所产生的知识产权，理事会不要求其所有权，但对其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则有两种处理办法：(1)授权项目承担单位全权管理；(2)项目个别商定，即要求项目参与各方共同商定有关知识产权的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等问题。
德国政府为促进创新，对于财政资金支持的R&D成果原则上由执行者负责使用。但是，对于社会公益研究成果，如果出于特殊公共利益需要(例如为了公众健康需要)，则规定政府和政府许可的其他机构可使用此项研究成果。这种规定拓展了社会公益研究成果的使用者范围，有利于社会公益成果造福公众。
韩国政府一直很重视科技成果的实现，从1993年开始，很多政府资助的科技成果，包括许多社会公益研究成果，都不再为政府所有，可以进行无偿转让。而为了使社会公益研究成果能够实现公益目标，韩国政府也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措施，拓宽成果共享范围。
印度虽然有一套相对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但其知识产权法规比较多地考虑到本国的利益，利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国内产业，体现了防御性的制度倾向。在这套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下，印度政府也利用其计划机制和协调机制，促使社会公益研究成果的广泛应用。
社会公益研究是相对于竞争性研究而言的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关的研究活动。它具有公共性（公共性指研究目的不是为某些特定人群或利益集团服务，而是为公共利益服务，提供社会所需要的公共物品)、非营利性和社会共享性等特点。基础研究具有公益研究的特征，而应用开发研究中既有公益研究，也有非公益研究。
社会公益研究的领域主要包括与人民生命、财产密切相关的公共研究领域(如公共安全、防灾减灾)，与人民健康密切相关的公共研究领域(公共卫生与健康保障)，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公共研究领域(资源、环境、农业等)。但在上述领域中，以形成竞争性产品或技术为目标的研究工作不属于社会公益研究。
社会公益研究多涉及市场失灵领域，其研究成果具有典型的公共物品特征，因此，各国政府普遍比较重视社会公益研究，其经费投入也居于主导地位。本文主要从5个方面分析比较各国社会公益研究的特性。
投人主体
由于社会公益研究具有公共物品属性，而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提供社会所需的公共物品，所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都是社会公益研究最主要的资助者。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作用而言，在大多数国家，如美国、韩国、印度等国，社会公益研究的投入主要来自中央政府。但也有一些国家，如德国，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在社会公益研究中的作用几乎一样重要。
就投入主体特征而言，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社会公益研究投入主体比较单一，基本都是政府投入。相对而言，在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社会公益研究投入呈现出以政府为主体、多元化投入的特征。但总的来看，私人基金会等其他组织的R&D投入占各国R&D经费总量比重较低，政府仍然是发达国家社会公益研究最主要的投入力量。
经费投入
尽管我们很难准确地估计国外政府在社会公益研究方面的投入，但依据相关资料数据进行粗略分析后可以认为，各国对社会公益研究普遍比较重视。当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发展理念不同，各国政府对社会公益研究的重视程度有所差异。
以世界上科技经济最发达的美国为例，联邦政府的R&D经费绝大部分投向了公益性部门。以2004年为例，美国几个主要的公益性部门(国防部、健康与人类服务部、能源部、国土安全部、农业部、环境保护局)的R&D经费预算合计占R&D经费总预算的91.2％。如果不包括国防部，其他几个民用公益性部门的R&D经费预算合计仍占R&D经费总预算的39.9％。
对于信奉公平理念的欧盟发达国家来说，公共支出主要是为民众福祉服务，为可持续发展服务，因此欧盟成立以来的6个科技发展框架计划都把社会公益研究作为重要内容，并启动了欧盟环境计划等大型科研计划。以欧盟的第6个框架计划为例，7个优先主题领域为生命科学、关于健康的基因组学和生物技术；信息社会技术；纳米技术和纳米科学、以知识为基础的多功能材料、以及新的生产工艺和设施；航空和航天；食品质量和安全；可持续发展、全球变化和生态系统；知识社会的公民和管理。其中，生命科学、食品质量和安全、可持续发展、全球变化和生态系统等多个主题都属于社会公益研究领域。
相对而言，经历过“赶超阶段”和处于“赶超阶段”的国家，往往在社会公益研究方面的投入力度低于传统发达国家。以日本为例，在“科技立国”战略的指导下，其发展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依靠科技提高产业竞争力，因此，长期以来更注重对产业共性技术的投入，而在社会公益研究领域的投入相对较少。据初步分析，日本在民用公益研究领域的资金投入占总R&D经费支出的比例约为23.3％，但不同的组织类型对公益性研究的资金投入有很大差异。在非营利机构和公共组织，五个公益性研究领域(包括生命科学、环境、能源、空间开发、海洋)的资金投入占总R&D经费支出的比例约为58.8％，而在产业部门，这一比例只有16.6％。由于政府资金主要投向非盈利机构和公共组织，这说明政府在公益性研究领域的投入占有较大的比例。
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摆脱贫困，加快经济增长，民众多处于改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要阶段，对社会公益的诉求远不及对经济增长的诉求，因此，政府更加重视加快经济增长，改善民生，科技投入相对较低。在发展中国家，科技投入占GDP的比例在1％左右，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一般在2％以上。而在有限的科技投入中，发展中国家政府可能更偏好于向有市场前景的技术领域投资，当然其中也包括一些公益技术领域。以印度为例，通过推行“绿色革命”，大力提倡科技兴农，有效地促进了公益研究和研究成果的转化，进而在促进农业发展方面取得了诸多成就。
重点投入领域和方向
由于国防涉及国家安全，是政府必须提供的公共物品，所以，国防技术是各国政府重点支持的公益研究领域。以经合组织国家政府为例，多年来国防R&D投入占GDP的比重一直在30％以上，最高曾达到44．4％。可见，国防R&D是政府资助的重中之重。但具体到每个国家，由于各国战略取向多有不同，对国防R&D的投入也有较大差别。
美国作为全球惟一一个超级大国，为了保持军事优势和霸主地位，多年来，国防R&D经费一直占美国政府R&D总经费的40％以上，且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和政府的战略取向的变迁有所波动。如冷战期间，美国国防R&D经费一度高达65％以上，冷战结束后，美国国防R&D经费也逐步下降，但是在“9.1l”事件后，美国国防R&D经费再度攀升，2004年国防R&D经费预算达到51．3％。法国和英国作为传统欧洲强国，一直重视各自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因此，对国防R&D也极为重视。以1999年为例，法国的国防R&D经费占财政R&D经费的23％，英国的国防R&D经费占35％。相对而言，日本、德国等科技强国，由于是二战战败国，而且多与美国结盟，其国防R&D经费占财政R&D经费的比例一直低于10％。以印度、巴基斯坦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非常重视国防科研。以印度为例，独立以来，出于大国情结，加之处于复杂而动荡的地区环境，国防R&D是其社会公益研究的重中之重。可以说，印度为建立自主的国防体系进行了极大的投入，其国防R&D经费占财政R&D经费的比例一直在30％以上。不过，尽管印度国防科技进步成绩斐然，但这种科技政策的实施还是显示出国防科技进步与民用科技进步的不同步性和脱节性。
就民用社会公益投入领域而言，发达国家主要集中在医疗卫生、生命科学、环境等领域。以经合组织国家为例，近年来，医疗保健和环境的投入占政府R&D经费的比例一直在20％以上，反映了发达国家相对丰裕的经济实力和以民众福祉为取向的R&D投入战略。具体来说，发达国家民用R&D经费的投入重点往往与各国国情密切相关。以美国为例，从1995年至2001年，为响应分子生物学的重大进步和对老龄化美国人口卫生健康的日益关注，医疗卫生R&D经费占民用R&D经费增长总额的75％，2004年R&D预算亦高达23％，仅次于国防R&D预算，远远高于其他民用R&D预算，是美国政府最主要的民用社会公益投入领域。英、法、德等主要欧盟国家普遍重视环境研究，日本则一直比较关注能源问题，以1999年为例，能源R&D经费占其财政R&D总经费的1l％。
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虽然也在民用社会公益领域有所投入，但是，比起其在国防科技领域的R&D投入而言，显得非常不足。以印度为例，印度在民用公益研究方面投入的重点领域是农业、防灾减灾、生命科学等，但相对于国防科技而言，印度在涉及民生的社会公众领域投入较少，这可能也是印度环境、健康、贫富差距等问题比较严重的原因之一。这种不平衡的投入方式既是由发展中国家可供支配的资源有限所造成的，也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取向和政府的现实选择关系密切。
公益研究机构
在发达国家，社会公益研究机构的组织类型主要是政府研究机构、大学和非盈利研究机构，而在发展中国家，社会公益研究机构的组织类型则主要是政府研究机构和大学。尽管在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一些非盈利机构，但它们在社会公益研究中的作用有限。
美国政府研究机构的主要形式是联邦实验室，以政府直接管理的联邦实验室居多，也有一些委托大学、企业和非盈利研究机构代管的联邦实验室。非盈利研究机构在美国的社会公益研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德国，大学和政府研究机构是财政科技预算最主要的执行机构。其中，隶属于马普研究会等四大研究会的政府研究机构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实力强大，在德国社会公益研究中作用较为突出。英国的政府研究机构原来较多，但经过私有化取向的机构改革后，相当一部分应用型研究机构成为私营公司，还有一些基础型研究机构成为非盈利机构或公司，按领域分别隶属于不同的研究理事会，如著名的罗林研究所就属于生物技术和生物学研究理事会，只有少数研究机构保留在政府机构中，成为政府的下属执行机构。其中，隶属于不同研究理事会的研究机构对英国社会公益科技发展的作用比较突出。长期以来，法国政府非常支持政府科研机构的发展，约有3／4的科技预算都投向了政府研究机构。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法国政府研究机构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在社会公益研究领域实力也较为雄厚。
在日本，政府研究机构(主要指国立科研机构)和特殊法人研究机构是社会公益研究的中坚力量；韩国的国立试验研究机构和政府资助研究机构是公益研究的重要主体，它们大多数分别由基础技术研究会、产业技术研究会、公益技术研究会、社会经济研究会和人文社会研究会等五个研究会管理。中央政府研究机构在印度科研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具有强大实力，是印度公益性研究的实施主体。印度的非盈利组织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非盈利组织，它很少从事公益性研究。
在各国的科研系统中，对于企业研究机构、大学研究机构和非盈利研究机构来说，具体研究方向一般可自行选择，资金来源渠道较为多样，政府往往通过科技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和转移支付政策进行引导、规范和管理。相对而言，政府科研机构和半官方研究机构与社会公益研究的关系最为密切，其机构运营费和科研经费都依赖于财政支持，因此，我们进一步对主要科技强国的政府研究机构管理模式进行分析。
一般来看，主要科技强国依据本国的国情，对政府研究机构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模式。以国家实验室为例，作为政府研究机构和半官方研究机构的代表性组织，这些国家目前存在着四种管理机制：(1)政府所有、政府管理的实验室(GOGO) ；(2)政府所有、委托管理的实验室(GOCO) ；(3)合同当事人所有并管理的实验室(COCO) ；(4)政府租赁、政府管理的实验室。不同类型实验室的管理方法和研究取向有很大的不同。在美国，以基础研究为主的国家实验室一般采用GOGO模式；以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为主的实验室多采取GOCO模式，如能源部所属的国家实验室都由大学或私有组织代管；而联邦资助的R&D中心(FFRDC)，多采用GOCO模式或COCO模式。在英国，由于财政和管理问题，国家实验室大多实施了体制改革。由于私有化改革进行的比较彻底，国家实验室中极少采用GOGO模式。只有一小部分国家实验室采用了GOCO模式，如原子武器实验室、国家物理实验室等；大多数国家实验室采取的是COCO模式，如国家化学实验室、建筑研究实验室、交通研究实验室、工程研究实验室和国家资源实验室等。不过，这些实验室的性质或为私人研究机构，或为非营利机构。在法国，国家实验室基本上都采用的是GOGO模式，具体管理方式为合同管理，即政府与国家实验室每四年签订一次研究合同，并在合同中约定国家实验室的研究方向、研究目标和相应的资金保障。
成果共享
共享是实现社会公益研究成果价值的必然要求，因此，大多数国家在对社会公益研究成果进行保护的同时，强调依法实现公益研究成果的共享。
美国是世界上知识产权法规最健全的国家，非常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但对政府投资形成的社会公益研究成果则更重视建立共享机制。《联邦技术转移法》规定，对于政府支持的研究项目，政府保留拥有和使用该技术成果的权利，而这种权利结构的规定对于社会公益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有着积极意义。
英国政府对社会公益研究成果的归属多采用“谁出资，谁受益”原则，即原则上，知识产权归属出资方，但是，为了便于成果推广应用，往往采取比较灵活的方式。例如，生物技术与生物科学研究理事会对其全额或部分资助的研究项目所产生的知识产权，理事会不要求其所有权，但对其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则有两种处理办法：(1)授权项目承担单位全权管理；(2)项目个别商定，即要求项目参与各方共同商定有关知识产权的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等问题。
德国政府为促进创新，对于财政资金支持的R&D成果原则上由执行者负责使用。但是，对于社会公益研究成果，如果出于特殊公共利益需要(例如为了公众健康需要)，则规定政府和政府许可的其他机构可使用此项研究成果。这种规定拓展了社会公益研究成果的使用者范围，有利于社会公益成果造福公众。
韩国政府一直很重视科技成果的实现，从1993年开始，很多政府资助的科技成果，包括许多社会公益研究成果，都不再为政府所有，可以进行无偿转让。而为了使社会公益研究成果能够实现公益目标，韩国政府也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措施，拓宽成果共享范围。
印度虽然有一套相对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但其知识产权法规比较多地考虑到本国的利益，利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国内产业，体现了防御性的制度倾向。在这套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下，印度政府也利用其计划机制和协调机制，促使社会公益研究成果的广泛应用。